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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化问题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异同及其未来走向却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曾经批判世界文化传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东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旅美学者杨孝明教授曾经较早向国内评介此书，并一直关注国内文化建设。欧阳康教授到美国访学时曾经邀请杨孝明教授就此开展对话，这里刊发此文，以引出对东西方文化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度探讨，以求在此基础上增强中华文化建设的自信和战略定力。
关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欧阳康：非常高兴能够一起探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您积极向国内学界介绍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并引出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些思考。能否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该书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杨孝明：“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出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
一书。《东方主义》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彻底颠覆了西方学者在所谓“东方研究”方面的立场和观念，同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契机。自从接触到这本书之后，“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便成为我看问题的出发点以及对事物和文学作品做出判断的依据，它使我在当前各种纷乱的思潮中捋出了头绪，并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找到了立足點。
欧阳康：请您把他的主要观点概括一下。
杨孝明：要了解“东方主义”是什么，首先要从“东方”的概念谈起。萨义德在全书首页对“东方”的概念做了解释：“东方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什么是“发明”？发明是指创造出原本没有或不存在的东西。例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怀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等等。但如埃及、印度和中国这些被西方人定位为“东方”的国家，其历史的久远超过任何欧洲国家，其存在早于欧洲近千年。但为什么欧洲人要“发明”这些“东方”国家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人要“发明”一个“东方”呢？对此，萨义德做了明确的解答——是为了建立一个“他者”的形象或一个“对立面”，以便更好地界定他们自己。我的学生曾提出，西方地理位置在诸如印度或中国的西方，他们当然视这些国家为“东方”国家。此话没错。但这是西方人的观点，不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在相当长的历史之中，中国人从不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东方，而是在世界的中心，因而我们自称为“中国”。当国人自豪地讲，“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时，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是在用西方人的观点来描述我们自己。这便是萨义德所讲的“东方”的观点。
在解释了什么是“东方”的概念以及为什么西方人“发明”这一概念后，萨义德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并非欧洲人对东方的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一个人为地创造出的实体。其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实践的结果;而文化霸权反过来给‘东方主义’注入力量，使之长久发展……‘东方主义’是欧洲人共享的一个概念，以此来显示‘我们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区别。而欧洲文化的主要成分在于显示其文化霸权……与非欧洲人群和文化相比，欧洲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6-7.
首先，“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的产物。“文化霸权”的概念是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Gramsci）提出的。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全世界无产者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工人阶级必须跨越地理和文化的隔阂，团结在同一理念下。但葛兰西发现，意大利本民族的工人阶级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推翻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如果让意大利的工人与其他民族的工人，如俄国或墨西哥的工人联合在一起，共同推翻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意大利的工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要远远高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特别是那些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中的人民，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要超过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因为他们屈从于一种“文化霸权”。“文化霸权”的概念最初仅适用于具有同等文化的人们。但“东方主义”是将整个欧洲（主要是西欧）文化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另一种“文化霸权”。美国历史学教授罗文（Loewen）在其《老师告诉我的谎言》（Lies My Teacher Told Me）一书中指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并没有欧洲的概念。人们仅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自称。是这些国家共同的殖民经历将他们撮合在一起。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美洲、非洲、亚洲及中东各国进行的疯狂掠夺中，建立起了一种共识：可以通过武力去践踏弱小的国家，其资源可以被掠夺，其人民可以被贩卖，其文化可以被消灭。而“东方主义”的观念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殖民掠夺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反过来，“东方主义”从理论和道义上为所有西方国家的殖民行径正名，从而衍生出一个“欧洲”的概念。依据萨义德的观点，“东方主义”最核心的观念就是通过对东方文化的描述来界定“我们”欧洲人与“他们”非欧洲人的区别。随着各西方列强在全世界殖民统治的不断扩大，便产生了所谓“埃及学”“中东学”“印度学”和“汉学”等一系列“东方主义”的学科。这是一个异常庞大的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文学艺术、语言学和人类学等。虽然各学科领域所涉及的内容大不相同，但其核心观点却是一致的：即西方文化，无论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和语言，都大大的优于东方文化;西方人种也优于东方人种。这就是“东方主义”的精髓，也是《东方主义》一书最基本的观点。了解了这一基本观点便为理解全书的其他部分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欧阳康：“东方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杨孝明：在书中，萨义德用了大量的实例说明西方的“东方主义”是如何运作的。首先，作者指出了“东方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学术界。任何教授，写作或研究东方的西方人都可以称为“东方主义者”。这些学者均沿袭了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殖民者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作家，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各个领域的作家。他们以东西方的根本区别为出发点，通过诗歌、小说、政论及其他各种形式为西方人描述东方和东方人。第三个部分是一些直接与东方打交道的权威机构，如殖民时期的殖民机构，西方各国派往东方各国的文化机构和常驻记者等。这些从事“东方主义”研究和活动的人是如何运用“东方主义”来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呢？最直接的表现来自对殖民地直接管辖的西方政客。
英国前首相巴尔弗（Balfour）于1904年在英国上议院发表的一个讲话中鲜明地解释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西方人自从进入历史范畴就拥有自制的能力，而东方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东方人却从来都没有自制力，他们的大脑缺乏理智和逻辑，无法进行理性思维。因此，东方应该由西方来管理和统治。实际上，这种理论是为当时在全世界蔓延的殖民主义寻求理论基础，而且它一直延续到现在。巴尔弗一个世纪前的讲话，一百年后又在我们耳边响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在2003年对伊拉克宣战前对美国人说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伊拉克人需要美国人来拯救，而全世界亦然，因此中国也不例外。西方人始终认为，他们比东方人更了解东方，比埃及人更了解埃及，比印度人更了解印度，比中国人要更了解中国人需要什么。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非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傲慢，其根源就是“东方主义”。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优越，人种优越、智力优越。既然我优越于你，那么我就理所应当来管理你，那么你的财富就应该属于我，我替你管，因为你不會管，而且我管得比你好。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说得更加直白：“对自由，他们（东方人）一无所知;而道德规范，他们没有一丝一毫。武力是他们的上帝。倘若一段时间见不到替天行道的征服者，他们就如同丢了长官的士兵，失去立法者的公民，没了爹的孩子。”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172.
欧阳康：也就是说，“东方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方人的“文化自信”，代表着他们的文化优越主义！甚至种族优越主义！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西方人如此自信呢？
杨孝明：在长达几百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西方人始终认为，东方人或任何非西方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劣等人种。东方人之所以是劣等人种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不具备思维能力，他们的大脑是一团糨糊。萨义德在书中引用了英国在埃及的前殖民总督克罗默（Evelyn Baring）的一段话，“东方人的大脑就像他们五花八门的街道一样，明显地缺乏对称。他的推理毫无章法可寻……而欧洲人则善于推理。一个欧洲人对事实的阐述绝不会模棱两可;虽然他并不一定学习过逻辑，但他是个天生的逻辑学家。”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38-39.
无论克罗默的观点出于何种目的，也无论他的观点有多么偏颇，这仅仅是他个人的观察。但这种个人的观察由“东方主义”的理论家加以整理和升华，便上升为理论，成为研究东方文化的基础与出发点。而这些理论反过来成为西方人与东方人打交道时的准则。面对那些头脑不清、思维混乱的东方人，西方人的优越感便不言而喻。这种有关东方人非理性的观念虽然起源于若干世纪之前，但仍然牢牢地盘踞在西方人的集体意识之中。它的影响遍及文化、学术、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要说明西方人如何具有“天生”的逻辑能力，需用东方人那种“五花八门街道”般的大脑来做反衬。要说明西方人的“理性”，需用东方人的“非理性”来衬托，这就是“东方主义”者描述东方的目的。西方的理性是相对东方的非理性而存在的。以此类推，西方之所以文明、强大、正义和仁义是因为东方野蛮、弱小、邪恶和残暴。这便是萨义德所讲的“东方主义”者为什么“发明”出一个“东方”的缘由——为了西方的自我界定，因为没有对比便无法界定。
杨孝明：“知识就是力量”。想必国人对培根的这句名言耳熟能详。但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捕获有关东方各国知识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积累。萨义德指出，“（有关东方）知识的增长，特别是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这种增长绝非是简单的递增，而是一个有选择的累积、调换、删除和重新组合，且经研究学者达成共识后形成统一意见的过程。”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176.
这又是怎样一个过程呢？在西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均采用自然科学界通行的所谓“实证”（empiricism）方法来搞科研。其基本方法是首先提出一个“假说”（hypothesis），之后去搜集原始资料，以求证假说的真伪。但这种求证的过程恰恰是萨义德所描述的“一个有选择的累积、调换、删除和重新组合”的过程。这种“伪科学”的论证方法便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在研究和描述东方文化时所惯用的手法。而且越是在某个领域有权威的专家，这种方法运用得越熟练。
西方的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政策对殖民地的人民实行统治;西方的“东方主义”学者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利用的武器是“知识”。知识层次越高、越是在某一方面具有所谓专业知识的学者，越是西方“文化霸权”最坚定的捍卫者。在西方各国，他们是东方文化的专家、权威。他们到东方国家去“采访”，不是为了了解当地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他们建立起来的“东方主义”思想体系。如果发现当地某些事物与他们的理念不符，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无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如何变化，这种起源于几个世纪前并经过上百年不断锤炼出的“东方主义”理念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便失去了对立面，失去对立面便动摇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基石。这便解释了长期以来萦绕在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去的华人华侨头脑中的一个困惑：西方国家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少。由于思乡，海外华人华侨都想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但在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人们不禁要问，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操一口流利中文，通晓中国文化的西方记者难道对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答案是，这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捍卫者。他们要将这种霸权维系下去，就要不断在这些变化的东方国家中寻找、挖掘新的“东方主义”的素材，从而建立起新的对立面。但眼见西方殖民者日益衰落，这些“东方主义”者也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使“东方主义”者感到恐惧的不是失去了昔日的殖民地，而是那个抽象的“东方”从他们的想象中逐渐消失;那个经过几个世纪，历经数代人建立起来的关于“东方”的思想体系正在逐渐瓦解。思想体系的瓦解就意味着对立面的消失。没有了对立面，西方人又该如何描述自己呢？所以他们感到痛苦与无奈，因为他们仍然活在那个可以随心所欲地贬低、诋毁其他非西方文化的记忆之中。 欧阳康：刚才我们讲到“东方主义”，那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这些年来，整个东西方的力量对比就是西强东弱，所以自觉的、不自觉的，无论是从东方还是从西方，都是一种西方强势、不自觉形成文化霸权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随着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扩展而发生一些变化呢？
杨孝明：西方人只认权力，英文里有一句话“Might is right”，强权即公理。你若是不强，西方人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儿。今日的中国如果还是像清朝那样积贫积弱，西方人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清朝末年，哪一个西方列强没有跑到中国来分一口羹？我们不要看西方人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干了什么，他们给中国留下了什么？看看他们过去一百年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印度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做了什么？毫无例外是要搜刮其资源来充实他们自己，最终都是为了经济目的，他们的军事手段最终也是为了经济目的。
欧阳康：在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主导着世界近代以来的发展，这也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基础。这里的问题似乎在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和多大程度上是具有合理性的？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看？
杨孝明：所谓的合理性，要看是对谁而言。对西方人而言，他们当然认为现代的世界格局是合理的;但对西方以外的国家和人民来说绝对是不合理的。在与东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西方人从最开始就持有一种俯就屈尊的、傲慢的、很强势的态度。而东方对西方始终是仰视，是被动接受。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从十八世纪末开始，西方的现代化带来了工业革命，给西方人带来了很多的益处。这个是偶然，所谓偶然就是说他们在搞工业革命时，绝对没有想过要为全人类带来什么福利。英国想的就是英国，法国想的就是法国。欧洲概念的出现是相对“美洲”而言的。之后他们又在欧洲以外划分了一个亚洲。这个概念以前都是没有的，完全就是西方人为了殖民的目的“武断”地划分的。
欧阳康：其实是地理大发现，他们才把这个五洲四海真正建立起一个整体的概念。
杨孝明：这其实就是一个掠夺全球财富的过程，因为他们的技术，他们的财富，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然后刺激了他们的工业革命。我现在对“发现”这个词很反感，所谓“发现美洲”完全是从白人的角度出发的。
欧阳康：所谓“发现”其实是对西方人而言的，原来这个地方就有人生存，而且人家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杨孝明：对印第安人来讲，欧洲人的到来就是一个灾难，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我的一个朋友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来区分东方人和西方人。他說，你看过《动物世界》中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区别吗？食肉动物一定要杀戮才能存活。而食草动物是不会主动攻击别人的。如果一头狮子遇见一个之前没有见过的动物，它会上去试一试。你若没有什么反应，它会一口把你吃掉。如果它碰到一头大象，大象会一脚把它踢回去。于是狮子再也不敢去惹大象。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形象。西方人就是这么一种食肉动物。如果你强大，他可以和你和平共处。假如中国现在与清朝时期的状况差不多，你看看西方人会把你怎么样？即使你有再好的文明，再好的制度，他都会把你吃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提示我们必须以这种视角去看西方人，才能解释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但一些国人，特别是我们的文化精英却始终觉得西方是文明的。他们从来不敢想，或者根本想不到西方人会这么残忍。我读过一本书叫《种子的欺骗》（Seeds Of Deception），这本书主要是说美国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制裁等手段，彻底摧毁了南美所有的农业，之后完全换成了他们的转基因产品。南美最大的农业国阿根廷，其农产品完全靠从美国进口。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最起码90%的大豆是进口的。不管是从国家关系来讲，还是从文化文明冲突来讲，这就是西方人一直在做的事情。
中国人的西方主义
欧阳康：当西方文化伴随着现代化而走向全世界并主导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时，相对而言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也形成了自己的“西方主义”。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会存在吧？
杨孝明：不仅存在，而且情况非常严重。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中国人的“西方主义”的讲座。“西方主义”这个词是我造出来的，指的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如何有效地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主要是在他们原有的殖民地上进行传播，因为在殖民地他们有话语权。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原殖民地各国纷纷独立了。比如说中国，没有一个外国的军人能够不经过中国政府允许就踏上中国的土地，没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布道，没有西方人在中国独立办学宣扬他们的教育理念，亦没有西方媒体控制中国的大众传播。然而在当今的中国，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不但在广阔的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且试图将传统的中华文化在各个领域边缘化。这一令人痛心的现象的始作俑者竟是我们的文化精英，是他们最先接触包括“东方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是他们将西方文化最先介绍给国人，又是他们将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自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原富》（也作《国富论》）译成中文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精英将西方文化的层层面面都搬进了中国。本来，将国外的文化介绍给中国大众是件好事，但精英们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我称之为“中国的西方主义”。虽然中国人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头脑还是被西方人统治着。而现在做这个工作的已经不再是西方人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精英。我认为这就是萨义德有关“东方主义”论述的价值所在。我们在全盘接受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贬低;也没有意识到对西方文化的拔高。就像罗大佑唱的《东方之珠》里面的一句歌词“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的黄色的脸”，其中，这个“黄色的脸”就是“东方主义”的产物，黄色是与西方白种人的肤色相对的，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黄种人，是西方人以他们的角度说中国人是黄种人，然后中国人就自己说自己是黄种人。对西方人来讲，肤色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体征，而且具有价值和道德的内涵。“白色”象征“纯洁”，而其他任何颜色，无论是黄色、黑色、红色等都是“不纯”色。因此，西方人会用“黄祸”一类词语来形容中国人。 欧阳康：中国的“西方主义”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所必然产生的现象，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压制。“达尔文主义”讲自然界的物竞天择，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一些人将这种理论引进了社会文化领域，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杨孝明：你跟西方人讲任何道理或讨论哲学、民族等问题，他都不会承认你;只有你强大了，他才会承认你，尤其是美国人。这就像在一个竞技场里，你只会尊重最强的敌手，因为他能够打败你，所以你特别重视他、尊重他，而对于那些不堪一击的人，你会不屑一顾。
欧阳康：那这种态度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杨孝明：我认为这是人的本性。但是中国的精英们不这样认为，他们也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总觉得那里有一个标准，就是西方人的标准。当今国内有一种有趣现象，即越是国内的名人精英，在国内他们可以纵横捭阖，无论遭到何种攻击，他们都是硬骨头、硬汉。但一旦到了西方人面前，他们就变得如同小学生般。美国当地的华人报纸登了一篇余秋雨访美观感。“美国实在是一个现代文明非常成熟的国度，正如康德所说：将理性贯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这个宏伟的大结构永远值得我们仰望──我不会从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我是从文明角度来看的。虽然是走马观花，我看见了一个无法超越、只能仰望的文明的构架──有好多毛病，这是肯定的，但是构架是非常了不起的！”余秋雨在国内可谓一代名笔，但到了国外短短几天就发表出这种言论。所以说越是国内的这种精英，一到西方人面前就是一个小学生。这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仰视”正是“东方主义”的胜利。
关于加强中国文化建设的建议
欧阳康：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也不是排除向西方的开放与学习，更不是要走向闭关自守，而是要增强中国文化建设的自信和战略定力。通过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讨论，能不能对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杨孝明：萨义德指出：“从最初与东方的交往中，西方人始终坚信一个点：东方人无法自我代表。只有经过‘东方主义’者的过滤和认可，东方的一切才具有价值。”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283.
我们能否自己代表自己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又将如何代表自己呢？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对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给出答案。但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回答且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否能够不以西方“东方主义”者的方式自我诋毁、自我蔑视或自我践踏呢？萨义德在其书中特别强调，“东方主义”者笔下的东方文化有幾个显著的特点，除了上面提到的邪恶、愚昧、野蛮之外，还有“怪异”“女人化”和“色欲狂”。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东方女性无一例外地将这些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但随着西方人的文化霸权日益衰落，这种以赤裸裸的“东方主义”的观念来描述东方文化的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甚至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均受到强烈的质疑与挑战。而此时，恰恰是东方人自己接过了“东方主义”的接力棒，按“东方主义”者的思路来描述自己的文化。例如在文化层次方面，无论是我们拿去参加西方人把持的各种电影节的影视作品，还是追逐“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著作，其向全世界展示的中国文化往往是“愚昧”“野蛮”“怪异”“女人化”和“色情狂”。这些作品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和赞誉，恰恰是“东方主义”胜利的体现。我们为何要帮助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做那些他们想做却又做不到的事情呢？
第二，我们是否可以不帮助西方人去延续他们的谎言？整个西方历史，特别是美国的历史，是一部征服、杀戮的血腥史。但在西方的历史书，特别是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这段历史被描绘成传播文明的历史。美国历史学教授罗文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并参考了无数历史文献后指出，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有涉及美国历史的重要事件都是谎言。特别是哥伦布，罗文参考了哥伦布本人的日记以及大量历史文献后指出，哥伦布给人类历史留下了两大遗产：跨文化与地区的贩卖奴隶和种族灭绝。而这样一个刽子手在国内一些给孩子们的启蒙课本中却被塑造成英雄。如在新华书店中摆放着各种有关“世界名人”的儿童书籍，每一本书中均有哥伦布的故事。其中，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好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名人》一书对哥伦布做了如下的描写：“哥伦布（约1451—1506），意大利著名航海家，探险家……从小热爱天文，地理，航海等方面的知识。他曾四次乘船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的一些国家，开辟了从大西洋到美洲的新航路”。这显然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事实上，对整个西方来讲，他的确是个英雄，他为西方“发现”了美洲的宝藏和新殖民地，“开辟”了贩卖非洲黑奴的“新航线”。但对非洲的黑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而言，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当今，连西方人在谈到哥伦布都开始遮遮掩掩时，我们有什么必要向我们的孩子们来延续西方人的谎言呢？
第三，我们是否能够不以“东方主义”的视角，来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化呢？萨义德在其书中提出“东方主义”者用“转换”方式将东方文化中的一切文化现象均纳入西方文化的范畴，因为他们相信，东方人无法自己代表自己。而我们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作家和媒体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化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转换”方法。西方人将中国的苏州称为“东方的威尼斯”，但我们自己何曾不是如此？例如我们将北京的王府井称为中国的“牛津大街”，将云南原生态的民族舞蹈称为“东方的百老汇”，等等。似乎如果不靠上西方文化中的重要符号，我们的老街、舞蹈和新闻就没有价值。2011年央视在直播“天宫一号”升空时，其背景音乐用的竟然是“美丽的阿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于是美国的观众看到的是中国太空飞船升入太空，耳边听到的则是“美国啊，美国，上帝授予你恩泽”（America！America！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英国广播公司（BBC）对此作了报道：“一项旨在展现中国科技力量的献礼活动出了差错。中国国家电视台在转播中国第一次太空实验室升空时，用了一段动漫录像。而录像所选用的音乐却是‘美丽的阿美利加’。这首歌被美国人视为第二国歌”。难道我们必须依靠被称为“美国第二国歌”的西方文化符号来宣扬中国太空科技的飞速发展吗？难道我们没有一曲代表我们自己的乐曲吗？ 第四，我们是否可以不用西方人所谓的“实证”方法进行我们的科研与教学呢？我们是否可以问一声：“这种实证方法难道是科研与教学的唯一方法吗？”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被要求撰写毕业论文。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无一不是在遵循“实证求实”的方法，依照某种理论提出“假说”，搜集资料与数据并以此来求证假说的真实性。特别是对于文科的学生来说，他们用的是一种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采用同一种萨义德所描述的“有选择的”“置换”“删除”的方法来证实自己假说的真实性。以这种求证的方式所得出的结论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自己的假说是真实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科研的理论基础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人的理论。笔者曾有机会阅读过一些有关“商业英语”的硕士生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学生所引用的理论几乎全部出自几个西方人的著作。不但学生如此，国内有关商务英语的学术论文也基本是基于这几本书中的观点。因此，在商务英语领域中，这几个在西方学术界几乎毫无名气的人在中国却成为了权威。他们的权威完全是我们中国人帮助建立的。一部“东方主义”者的作品，在若干世纪中，经过无数人的“反复引用”便建立起其权威的地位。这也是“东方主义”作家和其作品能够取得文化霸权的根本原因。问题是，这些前赴后继的“东方主义”者引用他们前辈观点的动机是为了建立新的西方文化霸权，而我们的学生和学者帮助这些“东方主义”者建立权威的动机又是什么？
第五，我们是否可以不遵照西方人对事物的界定，对学科的分类来获取知识呢？自古以来，中国没有如西方般将学科分类的传统。例如学中文的学生可以读《史记》《论语》《道德经》或《诗经》。这对西方人来讲可以说是不伦不类。在他们看来，《史记》是历史，《论语》是政论，《道德经》是哲学，而《诗经》是文学。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却可以產生如诸葛亮、周瑜这样的“大家”。他们既通天文，晓地理，又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们既懂军事，又通音律。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还能出现诸葛亮、周瑜式的“大家”，因为人们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人人都只想做“专家”。而且越是专家，其知识层面越窄，因为他们看不到其知识层面以外的“盲点”。究其原因，是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人的归类方法，并完全将各种分类学科引入我们的高等学府。萨义德在其书中指出，西方人对各种知识的分类具有很大的“武断”（arbitrary）的成分。他还特别以语言学为例指出，“东方主义”的很多奠基人都是搞对比语言学的，其中最有名的可以算是英国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此人的职业本是律师，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他突然对古印度语——梵文产生了兴趣，并发现梵文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断定古印度语与欧洲语言同出一支。后人根据他的结论提出了所谓“印欧语系”，并以此对世界的各种语言进行分类，之后以“印欧语系”为中心，又将世界的各种书写文字分为“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但无论是“印欧语系”还是“表音文字”都不是对语言的简单的描述，而是附以价值观的。西方语言学著作和教科书中，与“表音文字”相对的“表意文字”，如中文，均被表述为“原始”（primitive）文字。西方人以“东方主义”的态度来描述东方语言是基于文化霸权的需要。但我们自己一些人却对这种文化霸权采取完全认同的态度。如“五四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便与之呼应，称汉语是“不科学”的语言，极力提倡将我们沿用了几千年的中国汉字“罗马字”化。谢天谢地，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们终于保住了中华文化中最本质的文化符号——汉字。我们是否可以问一问，以“印欧语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现代语言学体系是科学的吗？这种对不同语言的划分是否如萨义德所讲的是“随意”或“武断”的呢？世界上的语言是否可以用其他方式划分呢？当无数的学生、学者潜心研究当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时，我们是否可以质疑一下：琼斯当年很随意地提出的“印欧语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学科是科学的学问吗？我们是否可以对其他学科提出同样的问题呢？我们解读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出的观点，就是要引起思考，以便对以上的问题给出我们的答案。
（作者欧阳康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杨孝明为美国新泽西海洋学院终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
关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欧阳康：非常高兴能够一起探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您积极向国内学界介绍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并引出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些思考。能否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该书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杨孝明：“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出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
一书。《东方主义》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彻底颠覆了西方学者在所谓“东方研究”方面的立场和观念，同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契机。自从接触到这本书之后，“东方主义”这一概念便成为我看问题的出发点以及对事物和文学作品做出判断的依据，它使我在当前各种纷乱的思潮中捋出了头绪，并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找到了立足點。
欧阳康：请您把他的主要观点概括一下。
杨孝明：要了解“东方主义”是什么，首先要从“东方”的概念谈起。萨义德在全书首页对“东方”的概念做了解释：“东方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什么是“发明”？发明是指创造出原本没有或不存在的东西。例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怀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等等。但如埃及、印度和中国这些被西方人定位为“东方”的国家，其历史的久远超过任何欧洲国家，其存在早于欧洲近千年。但为什么欧洲人要“发明”这些“东方”国家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人要“发明”一个“东方”呢？对此，萨义德做了明确的解答——是为了建立一个“他者”的形象或一个“对立面”，以便更好地界定他们自己。我的学生曾提出，西方地理位置在诸如印度或中国的西方，他们当然视这些国家为“东方”国家。此话没错。但这是西方人的观点，不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在相当长的历史之中，中国人从不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东方，而是在世界的中心，因而我们自称为“中国”。当国人自豪地讲，“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时，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是在用西方人的观点来描述我们自己。这便是萨义德所讲的“东方”的观点。
在解释了什么是“东方”的概念以及为什么西方人“发明”这一概念后，萨义德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并非欧洲人对东方的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一个人为地创造出的实体。其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实践的结果;而文化霸权反过来给‘东方主义’注入力量，使之长久发展……‘东方主义’是欧洲人共享的一个概念，以此来显示‘我们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区别。而欧洲文化的主要成分在于显示其文化霸权……与非欧洲人群和文化相比，欧洲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6-7.
首先，“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的产物。“文化霸权”的概念是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Gramsci）提出的。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全世界无产者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工人阶级必须跨越地理和文化的隔阂，团结在同一理念下。但葛兰西发现，意大利本民族的工人阶级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推翻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如果让意大利的工人与其他民族的工人，如俄国或墨西哥的工人联合在一起，共同推翻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意大利的工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要远远高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特别是那些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中的人民，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要超过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因为他们屈从于一种“文化霸权”。“文化霸权”的概念最初仅适用于具有同等文化的人们。但“东方主义”是将整个欧洲（主要是西欧）文化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另一种“文化霸权”。美国历史学教授罗文（Loewen）在其《老师告诉我的谎言》（Lies My Teacher Told Me）一书中指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并没有欧洲的概念。人们仅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自称。是这些国家共同的殖民经历将他们撮合在一起。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美洲、非洲、亚洲及中东各国进行的疯狂掠夺中，建立起了一种共识：可以通过武力去践踏弱小的国家，其资源可以被掠夺，其人民可以被贩卖，其文化可以被消灭。而“东方主义”的观念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殖民掠夺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反过来，“东方主义”从理论和道义上为所有西方国家的殖民行径正名，从而衍生出一个“欧洲”的概念。依据萨义德的观点，“东方主义”最核心的观念就是通过对东方文化的描述来界定“我们”欧洲人与“他们”非欧洲人的区别。随着各西方列强在全世界殖民统治的不断扩大，便产生了所谓“埃及学”“中东学”“印度学”和“汉学”等一系列“东方主义”的学科。这是一个异常庞大的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文学艺术、语言学和人类学等。虽然各学科领域所涉及的内容大不相同，但其核心观点却是一致的：即西方文化，无论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和语言，都大大的优于东方文化;西方人种也优于东方人种。这就是“东方主义”的精髓，也是《东方主义》一书最基本的观点。了解了这一基本观点便为理解全书的其他部分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欧阳康：“东方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杨孝明：在书中，萨义德用了大量的实例说明西方的“东方主义”是如何运作的。首先，作者指出了“东方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学术界。任何教授，写作或研究东方的西方人都可以称为“东方主义者”。这些学者均沿袭了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殖民者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第二个组成部分是作家，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各个领域的作家。他们以东西方的根本区别为出发点，通过诗歌、小说、政论及其他各种形式为西方人描述东方和东方人。第三个部分是一些直接与东方打交道的权威机构，如殖民时期的殖民机构，西方各国派往东方各国的文化机构和常驻记者等。这些从事“东方主义”研究和活动的人是如何运用“东方主义”来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呢？最直接的表现来自对殖民地直接管辖的西方政客。
英国前首相巴尔弗（Balfour）于1904年在英国上议院发表的一个讲话中鲜明地解释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西方人自从进入历史范畴就拥有自制的能力，而东方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东方人却从来都没有自制力，他们的大脑缺乏理智和逻辑，无法进行理性思维。因此，东方应该由西方来管理和统治。实际上，这种理论是为当时在全世界蔓延的殖民主义寻求理论基础，而且它一直延续到现在。巴尔弗一个世纪前的讲话，一百年后又在我们耳边响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在2003年对伊拉克宣战前对美国人说道，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伊拉克人需要美国人来拯救，而全世界亦然，因此中国也不例外。西方人始终认为，他们比东方人更了解东方，比埃及人更了解埃及，比印度人更了解印度，比中国人要更了解中国人需要什么。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非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傲慢，其根源就是“东方主义”。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优越，人种优越、智力优越。既然我优越于你，那么我就理所应当来管理你，那么你的财富就应该属于我，我替你管，因为你不會管，而且我管得比你好。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说得更加直白：“对自由，他们（东方人）一无所知;而道德规范，他们没有一丝一毫。武力是他们的上帝。倘若一段时间见不到替天行道的征服者，他们就如同丢了长官的士兵，失去立法者的公民，没了爹的孩子。”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172.
欧阳康：也就是说，“东方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方人的“文化自信”，代表着他们的文化优越主义！甚至种族优越主义！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西方人如此自信呢？
杨孝明：在长达几百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西方人始终认为，东方人或任何非西方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劣等人种。东方人之所以是劣等人种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不具备思维能力，他们的大脑是一团糨糊。萨义德在书中引用了英国在埃及的前殖民总督克罗默（Evelyn Baring）的一段话，“东方人的大脑就像他们五花八门的街道一样，明显地缺乏对称。他的推理毫无章法可寻……而欧洲人则善于推理。一个欧洲人对事实的阐述绝不会模棱两可;虽然他并不一定学习过逻辑，但他是个天生的逻辑学家。”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38-39.
无论克罗默的观点出于何种目的，也无论他的观点有多么偏颇，这仅仅是他个人的观察。但这种个人的观察由“东方主义”的理论家加以整理和升华，便上升为理论，成为研究东方文化的基础与出发点。而这些理论反过来成为西方人与东方人打交道时的准则。面对那些头脑不清、思维混乱的东方人，西方人的优越感便不言而喻。这种有关东方人非理性的观念虽然起源于若干世纪之前，但仍然牢牢地盘踞在西方人的集体意识之中。它的影响遍及文化、学术、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要说明西方人如何具有“天生”的逻辑能力，需用东方人那种“五花八门街道”般的大脑来做反衬。要说明西方人的“理性”，需用东方人的“非理性”来衬托，这就是“东方主义”者描述东方的目的。西方的理性是相对东方的非理性而存在的。以此类推，西方之所以文明、强大、正义和仁义是因为东方野蛮、弱小、邪恶和残暴。这便是萨义德所讲的“东方主义”者为什么“发明”出一个“东方”的缘由——为了西方的自我界定，因为没有对比便无法界定。
杨孝明：“知识就是力量”。想必国人对培根的这句名言耳熟能详。但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捕获有关东方各国知识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积累。萨义德指出，“（有关东方）知识的增长，特别是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这种增长绝非是简单的递增，而是一个有选择的累积、调换、删除和重新组合，且经研究学者达成共识后形成统一意见的过程。”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176.
这又是怎样一个过程呢？在西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均采用自然科学界通行的所谓“实证”（empiricism）方法来搞科研。其基本方法是首先提出一个“假说”（hypothesis），之后去搜集原始资料，以求证假说的真伪。但这种求证的过程恰恰是萨义德所描述的“一个有选择的累积、调换、删除和重新组合”的过程。这种“伪科学”的论证方法便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在研究和描述东方文化时所惯用的手法。而且越是在某个领域有权威的专家，这种方法运用得越熟练。
西方的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政策对殖民地的人民实行统治;西方的“东方主义”学者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利用的武器是“知识”。知识层次越高、越是在某一方面具有所谓专业知识的学者，越是西方“文化霸权”最坚定的捍卫者。在西方各国，他们是东方文化的专家、权威。他们到东方国家去“采访”，不是为了了解当地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他们建立起来的“东方主义”思想体系。如果发现当地某些事物与他们的理念不符，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无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如何变化，这种起源于几个世纪前并经过上百年不断锤炼出的“东方主义”理念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便失去了对立面，失去对立面便动摇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基石。这便解释了长期以来萦绕在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出去的华人华侨头脑中的一个困惑：西方国家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少。由于思乡，海外华人华侨都想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但在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人们不禁要问，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操一口流利中文，通晓中国文化的西方记者难道对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答案是，这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捍卫者。他们要将这种霸权维系下去，就要不断在这些变化的东方国家中寻找、挖掘新的“东方主义”的素材，从而建立起新的对立面。但眼见西方殖民者日益衰落，这些“东方主义”者也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使“东方主义”者感到恐惧的不是失去了昔日的殖民地，而是那个抽象的“东方”从他们的想象中逐渐消失;那个经过几个世纪，历经数代人建立起来的关于“东方”的思想体系正在逐渐瓦解。思想体系的瓦解就意味着对立面的消失。没有了对立面，西方人又该如何描述自己呢？所以他们感到痛苦与无奈，因为他们仍然活在那个可以随心所欲地贬低、诋毁其他非西方文化的记忆之中。 欧阳康：刚才我们讲到“东方主义”，那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这些年来，整个东西方的力量对比就是西强东弱，所以自觉的、不自觉的，无论是从东方还是从西方，都是一种西方强势、不自觉形成文化霸权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随着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扩展而发生一些变化呢？
杨孝明：西方人只认权力，英文里有一句话“Might is right”，强权即公理。你若是不强，西方人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儿。今日的中国如果还是像清朝那样积贫积弱，西方人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清朝末年，哪一个西方列强没有跑到中国来分一口羹？我们不要看西方人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干了什么，他们给中国留下了什么？看看他们过去一百年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印度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国家做了什么？毫无例外是要搜刮其资源来充实他们自己，最终都是为了经济目的，他们的军事手段最终也是为了经济目的。
欧阳康：在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主导着世界近代以来的发展，这也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基础。这里的问题似乎在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和多大程度上是具有合理性的？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看？
杨孝明：所谓的合理性，要看是对谁而言。对西方人而言，他们当然认为现代的世界格局是合理的;但对西方以外的国家和人民来说绝对是不合理的。在与东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西方人从最开始就持有一种俯就屈尊的、傲慢的、很强势的态度。而东方对西方始终是仰视，是被动接受。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从十八世纪末开始，西方的现代化带来了工业革命，给西方人带来了很多的益处。这个是偶然，所谓偶然就是说他们在搞工业革命时，绝对没有想过要为全人类带来什么福利。英国想的就是英国，法国想的就是法国。欧洲概念的出现是相对“美洲”而言的。之后他们又在欧洲以外划分了一个亚洲。这个概念以前都是没有的，完全就是西方人为了殖民的目的“武断”地划分的。
欧阳康：其实是地理大发现，他们才把这个五洲四海真正建立起一个整体的概念。
杨孝明：这其实就是一个掠夺全球财富的过程，因为他们的技术，他们的财富，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然后刺激了他们的工业革命。我现在对“发现”这个词很反感，所谓“发现美洲”完全是从白人的角度出发的。
欧阳康：所谓“发现”其实是对西方人而言的，原来这个地方就有人生存，而且人家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杨孝明：对印第安人来讲，欧洲人的到来就是一个灾难，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我的一个朋友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来区分东方人和西方人。他說，你看过《动物世界》中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区别吗？食肉动物一定要杀戮才能存活。而食草动物是不会主动攻击别人的。如果一头狮子遇见一个之前没有见过的动物，它会上去试一试。你若没有什么反应，它会一口把你吃掉。如果它碰到一头大象，大象会一脚把它踢回去。于是狮子再也不敢去惹大象。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形象。西方人就是这么一种食肉动物。如果你强大，他可以和你和平共处。假如中国现在与清朝时期的状况差不多，你看看西方人会把你怎么样？即使你有再好的文明，再好的制度，他都会把你吃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提示我们必须以这种视角去看西方人，才能解释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但一些国人，特别是我们的文化精英却始终觉得西方是文明的。他们从来不敢想，或者根本想不到西方人会这么残忍。我读过一本书叫《种子的欺骗》（Seeds Of Deception），这本书主要是说美国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制裁等手段，彻底摧毁了南美所有的农业，之后完全换成了他们的转基因产品。南美最大的农业国阿根廷，其农产品完全靠从美国进口。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最起码90%的大豆是进口的。不管是从国家关系来讲，还是从文化文明冲突来讲，这就是西方人一直在做的事情。
中国人的西方主义
欧阳康：当西方文化伴随着现代化而走向全世界并主导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时，相对而言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也形成了自己的“西方主义”。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会存在吧？
杨孝明：不仅存在，而且情况非常严重。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中国人的“西方主义”的讲座。“西方主义”这个词是我造出来的，指的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如何有效地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主要是在他们原有的殖民地上进行传播，因为在殖民地他们有话语权。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原殖民地各国纷纷独立了。比如说中国，没有一个外国的军人能够不经过中国政府允许就踏上中国的土地，没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布道，没有西方人在中国独立办学宣扬他们的教育理念，亦没有西方媒体控制中国的大众传播。然而在当今的中国，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不但在广阔的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且试图将传统的中华文化在各个领域边缘化。这一令人痛心的现象的始作俑者竟是我们的文化精英，是他们最先接触包括“东方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是他们将西方文化最先介绍给国人，又是他们将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自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原富》（也作《国富论》）译成中文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精英将西方文化的层层面面都搬进了中国。本来，将国外的文化介绍给中国大众是件好事，但精英们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我称之为“中国的西方主义”。虽然中国人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头脑还是被西方人统治着。而现在做这个工作的已经不再是西方人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精英。我认为这就是萨义德有关“东方主义”论述的价值所在。我们在全盘接受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贬低;也没有意识到对西方文化的拔高。就像罗大佑唱的《东方之珠》里面的一句歌词“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的黄色的脸”，其中，这个“黄色的脸”就是“东方主义”的产物，黄色是与西方白种人的肤色相对的，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黄种人，是西方人以他们的角度说中国人是黄种人，然后中国人就自己说自己是黄种人。对西方人来讲，肤色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体征，而且具有价值和道德的内涵。“白色”象征“纯洁”，而其他任何颜色，无论是黄色、黑色、红色等都是“不纯”色。因此，西方人会用“黄祸”一类词语来形容中国人。 欧阳康：中国的“西方主义”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所必然产生的现象，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压制。“达尔文主义”讲自然界的物竞天择，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一些人将这种理论引进了社会文化领域，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杨孝明：你跟西方人讲任何道理或讨论哲学、民族等问题，他都不会承认你;只有你强大了，他才会承认你，尤其是美国人。这就像在一个竞技场里，你只会尊重最强的敌手，因为他能够打败你，所以你特别重视他、尊重他，而对于那些不堪一击的人，你会不屑一顾。
欧阳康：那这种态度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杨孝明：我认为这是人的本性。但是中国的精英们不这样认为，他们也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总觉得那里有一个标准，就是西方人的标准。当今国内有一种有趣现象，即越是国内的名人精英，在国内他们可以纵横捭阖，无论遭到何种攻击，他们都是硬骨头、硬汉。但一旦到了西方人面前，他们就变得如同小学生般。美国当地的华人报纸登了一篇余秋雨访美观感。“美国实在是一个现代文明非常成熟的国度，正如康德所说：将理性贯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这个宏伟的大结构永远值得我们仰望──我不会从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我是从文明角度来看的。虽然是走马观花，我看见了一个无法超越、只能仰望的文明的构架──有好多毛病，这是肯定的，但是构架是非常了不起的！”余秋雨在国内可谓一代名笔，但到了国外短短几天就发表出这种言论。所以说越是国内的这种精英，一到西方人面前就是一个小学生。这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仰视”正是“东方主义”的胜利。
关于加强中国文化建设的建议
欧阳康：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也不是排除向西方的开放与学习，更不是要走向闭关自守，而是要增强中国文化建设的自信和战略定力。通过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讨论，能不能对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杨孝明：萨义德指出：“从最初与东方的交往中，西方人始终坚信一个点：东方人无法自我代表。只有经过‘东方主义’者的过滤和认可，东方的一切才具有价值。”
Edward W.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8：283.
我们能否自己代表自己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又将如何代表自己呢？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对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给出答案。但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回答且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否能够不以西方“东方主义”者的方式自我诋毁、自我蔑视或自我践踏呢？萨义德在其书中特别强调，“东方主义”者笔下的东方文化有幾个显著的特点，除了上面提到的邪恶、愚昧、野蛮之外，还有“怪异”“女人化”和“色欲狂”。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东方女性无一例外地将这些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但随着西方人的文化霸权日益衰落，这种以赤裸裸的“东方主义”的观念来描述东方文化的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甚至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均受到强烈的质疑与挑战。而此时，恰恰是东方人自己接过了“东方主义”的接力棒，按“东方主义”者的思路来描述自己的文化。例如在文化层次方面，无论是我们拿去参加西方人把持的各种电影节的影视作品，还是追逐“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著作，其向全世界展示的中国文化往往是“愚昧”“野蛮”“怪异”“女人化”和“色情狂”。这些作品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和赞誉，恰恰是“东方主义”胜利的体现。我们为何要帮助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做那些他们想做却又做不到的事情呢？
第二，我们是否可以不帮助西方人去延续他们的谎言？整个西方历史，特别是美国的历史，是一部征服、杀戮的血腥史。但在西方的历史书，特别是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这段历史被描绘成传播文明的历史。美国历史学教授罗文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并参考了无数历史文献后指出，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有涉及美国历史的重要事件都是谎言。特别是哥伦布，罗文参考了哥伦布本人的日记以及大量历史文献后指出，哥伦布给人类历史留下了两大遗产：跨文化与地区的贩卖奴隶和种族灭绝。而这样一个刽子手在国内一些给孩子们的启蒙课本中却被塑造成英雄。如在新华书店中摆放着各种有关“世界名人”的儿童书籍，每一本书中均有哥伦布的故事。其中，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好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名人》一书对哥伦布做了如下的描写：“哥伦布（约1451—1506），意大利著名航海家，探险家……从小热爱天文，地理，航海等方面的知识。他曾四次乘船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的一些国家，开辟了从大西洋到美洲的新航路”。这显然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事实上，对整个西方来讲，他的确是个英雄，他为西方“发现”了美洲的宝藏和新殖民地，“开辟”了贩卖非洲黑奴的“新航线”。但对非洲的黑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而言，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当今，连西方人在谈到哥伦布都开始遮遮掩掩时，我们有什么必要向我们的孩子们来延续西方人的谎言呢？
第三，我们是否能够不以“东方主义”的视角，来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化呢？萨义德在其书中提出“东方主义”者用“转换”方式将东方文化中的一切文化现象均纳入西方文化的范畴，因为他们相信，东方人无法自己代表自己。而我们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作家和媒体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化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转换”方法。西方人将中国的苏州称为“东方的威尼斯”，但我们自己何曾不是如此？例如我们将北京的王府井称为中国的“牛津大街”，将云南原生态的民族舞蹈称为“东方的百老汇”，等等。似乎如果不靠上西方文化中的重要符号，我们的老街、舞蹈和新闻就没有价值。2011年央视在直播“天宫一号”升空时，其背景音乐用的竟然是“美丽的阿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于是美国的观众看到的是中国太空飞船升入太空，耳边听到的则是“美国啊，美国，上帝授予你恩泽”（America！America！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英国广播公司（BBC）对此作了报道：“一项旨在展现中国科技力量的献礼活动出了差错。中国国家电视台在转播中国第一次太空实验室升空时，用了一段动漫录像。而录像所选用的音乐却是‘美丽的阿美利加’。这首歌被美国人视为第二国歌”。难道我们必须依靠被称为“美国第二国歌”的西方文化符号来宣扬中国太空科技的飞速发展吗？难道我们没有一曲代表我们自己的乐曲吗？ 第四，我们是否可以不用西方人所谓的“实证”方法进行我们的科研与教学呢？我们是否可以问一声：“这种实证方法难道是科研与教学的唯一方法吗？”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被要求撰写毕业论文。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无一不是在遵循“实证求实”的方法，依照某种理论提出“假说”，搜集资料与数据并以此来求证假说的真实性。特别是对于文科的学生来说，他们用的是一种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采用同一种萨义德所描述的“有选择的”“置换”“删除”的方法来证实自己假说的真实性。以这种求证的方式所得出的结论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自己的假说是真实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科研的理论基础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人的理论。笔者曾有机会阅读过一些有关“商业英语”的硕士生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学生所引用的理论几乎全部出自几个西方人的著作。不但学生如此，国内有关商务英语的学术论文也基本是基于这几本书中的观点。因此，在商务英语领域中，这几个在西方学术界几乎毫无名气的人在中国却成为了权威。他们的权威完全是我们中国人帮助建立的。一部“东方主义”者的作品，在若干世纪中，经过无数人的“反复引用”便建立起其权威的地位。这也是“东方主义”作家和其作品能够取得文化霸权的根本原因。问题是，这些前赴后继的“东方主义”者引用他们前辈观点的动机是为了建立新的西方文化霸权，而我们的学生和学者帮助这些“东方主义”者建立权威的动机又是什么？
第五，我们是否可以不遵照西方人对事物的界定，对学科的分类来获取知识呢？自古以来，中国没有如西方般将学科分类的传统。例如学中文的学生可以读《史记》《论语》《道德经》或《诗经》。这对西方人来讲可以说是不伦不类。在他们看来，《史记》是历史，《论语》是政论，《道德经》是哲学，而《诗经》是文学。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却可以產生如诸葛亮、周瑜这样的“大家”。他们既通天文，晓地理，又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们既懂军事，又通音律。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还能出现诸葛亮、周瑜式的“大家”，因为人们的知识结构过于单一，人人都只想做“专家”。而且越是专家，其知识层面越窄，因为他们看不到其知识层面以外的“盲点”。究其原因，是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人的归类方法，并完全将各种分类学科引入我们的高等学府。萨义德在其书中指出，西方人对各种知识的分类具有很大的“武断”（arbitrary）的成分。他还特别以语言学为例指出，“东方主义”的很多奠基人都是搞对比语言学的，其中最有名的可以算是英国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此人的职业本是律师，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他突然对古印度语——梵文产生了兴趣，并发现梵文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断定古印度语与欧洲语言同出一支。后人根据他的结论提出了所谓“印欧语系”，并以此对世界的各种语言进行分类，之后以“印欧语系”为中心，又将世界的各种书写文字分为“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但无论是“印欧语系”还是“表音文字”都不是对语言的简单的描述，而是附以价值观的。西方语言学著作和教科书中，与“表音文字”相对的“表意文字”，如中文，均被表述为“原始”（primitive）文字。西方人以“东方主义”的态度来描述东方语言是基于文化霸权的需要。但我们自己一些人却对这种文化霸权采取完全认同的态度。如“五四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便与之呼应，称汉语是“不科学”的语言，极力提倡将我们沿用了几千年的中国汉字“罗马字”化。谢天谢地，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们终于保住了中华文化中最本质的文化符号——汉字。我们是否可以问一问，以“印欧语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现代语言学体系是科学的吗？这种对不同语言的划分是否如萨义德所讲的是“随意”或“武断”的呢？世界上的语言是否可以用其他方式划分呢？当无数的学生、学者潜心研究当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时，我们是否可以质疑一下：琼斯当年很随意地提出的“印欧语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学科是科学的学问吗？我们是否可以对其他学科提出同样的问题呢？我们解读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出的观点，就是要引起思考，以便对以上的问题给出我们的答案。
（作者欧阳康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杨孝明为美国新泽西海洋学院终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