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12期《華人时刊·校长》杂志上刊登了刘岳楠的《漫谈校长该如何做》。他讲了很多实话：“学生成绩上不去是校长的责任，师德不好是校长的责任，同学之间的纠纷乃至引起家长之间的纠纷也怪校长，如果再发生什么安全事故，校长更是罪责难逃……学生要讲公平，人事要阳光，财务要公开，学生、家长、教师不仅维权意识比较强，稍不如意，冷不丁背后放一枚冷箭，造个谣发个帖子，臭臭你，让你灰头土脸还有口难辩。……做校长就是要遭罪的。怕遭罪，想得好处，就不必当这个差。”总之，当校长有不少纠结，有许多苦衷，实属不易。他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摆出了一些校长令人担忧的做法，现摘要归纳如下：（1）盲目创特色。有特色的拼命宣传，没特色的拼命包装。（2）理念不明确。什么是理想的教育，什么是理想的学校，真能想明白的不多。（3）决策不民主。一些不重要的决策往往充分民主，真正重要的决策往往一两个人说了算。（4）一味讲“和谐”。往往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5）十分重形式。认真地做对上级检查考核“有用”的东西，但对学生、老师不仅没用而且还是负担的东西。据他观察，关系型、老好人这两类校长较为普遍。针对存在的问题，他提出校长应做到：一要办真教育，二要讲真民主，三要有大担当，四要有大智慧。他自己是努力这么去做的，但有无真正做到，不知道，毕竟现在已不当校长了。不过，这四条想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对“如何做校长”的思考。在我45岁至70岁的20多年里，因赴江苏各地讲学，又每年参加苏、浙、赣三省18校语文年会，我见过的校长不下50位。他们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第一，很忙。忙什么呢？忙抓升学率，这是当下学校的“生命线”；忙应付上级的检查，这是学校的“面子”；忙自己的职称和荣誉，这是“个人资本”。第二，会讲。讲什么呢？讲先进的教育理念，讲学校的发展规划，讲取得的骄人成绩。他们之中不乏有真才实学者，有拼命苦干者，有无私奉献者，有受人爱戴者；但确实也有夸夸其谈者，急功近利者，以权谋私者。同时我还发现，就江苏而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特别想当校长，把校长当“官”做，一旦当上，往往比较专权。
　　在我执教51年的生活中，有不少校长令我敬重。以下几位尤其让我佩服。
　　我刚工作时的校长是李治中。他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跟当时住校的年轻教师在操场上跑步；白天经常在各办公室转转，了解教师教学情况，常常不打招呼就进课堂听课；晚上在校长室看书读报至10点钟；在校会上经常提问题让学生回答；在教工集中学习时经常让有经验的老师谈教学体会。退休后路遇我还问：“你现在在研究什么？你这个年龄（当时我40多岁）应该出成果了。”他始终置身于师生之中，始终在思考如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
　　比我早一年到金陵中学的岳燕宁原是一位优秀的物理教师，后当了校长。他为人正直，工作踏实。他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决不搞花里胡哨的一套。他认为中小学教育没什么复杂，什么阶段做什么很明确，老师们把各自该做的事做好就行。他曾在教工大会上说：“我们每次开会，第一要准时，第二要限时。说好40分钟，如果超时了，你可以离开。”他的表达简明扼要，布置工作明确而具体。他是一位讲效率、肯苦干的好校长。
　　20年前，我认识了锡山中学的唐江澎老师，现在他已当校长多年了。他继承了锡山中学原有的好传统，并结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努力开创新局面。他以开放的视角，引导全校师生不断探索教改之路。他坚持上课，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语文教学理念和具有个性特色的教学方法。他是优秀的教育研究型校长。
　　我与成都的李镇西有一面之交，现如今，他已从一名出色的语文教师成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校长。他热爱学生，尊重教师，视野开阔，重视实践。他由批判现行教育的弊端，逐步走向对建设科学教育体系的思考。近年来，他对目前诸多教育现象的评析都较为客观公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程红兵。30多年前，我在苏、浙、赣、三省18校语文年会上认识了他。当时他还是个小青年。后来他闯荡上海，没过几年，由于教学业绩突出，被评为特级教师。去年我恢复了跟他的联系。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是2013年从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副局长、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岗位提前退休，南下深圳办学，因为我喜欢在一线，不太适合在机关工作。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今年第四年了。创办一所12年一体化的学校，很辛苦，但也有许多乐趣。这是我工作的最后一站，我在尽心尽力地完成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笔，希望能画得圆一点。”他一贯坚持“以人为本”，心里始终装着孩子，在认真学习各地好的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在课程设置、教师任用、教学方法、评价机制等诸多方面进行尽可能合理的设计，竭尽全力要办出一所理想的学校。他从不唱高调，更不吹牛皮，而是跟他的团队一起经常思考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这是一位敬畏教育、忠于职守、立志办大事的优秀校长。跟我当年见到他时相比，他老了许多，我心里禁不住一阵辛酸。我衷心祝愿他心想事成。
　　再说说我见过的日本校长。2001年，我58岁，学校派我随汪笑梅副书记赴日本参观访问。在那里，我先后到过四所中学，见到了五位校长（包括一位退休后被请回来参与接待的）。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一是年龄都偏大，二是举止很儒雅，三是说话少而精。为何年龄偏大？因为在日本能当上校长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二是当过5年以上“教头”（相当于我们的教导主任），懂教学管理。这兩条决定了在日本当校长必须在50岁以上。我想，这也是有道理的，把学校交给“善教学、懂管理”的50岁以上的人，比较让人放心，至少这样的人较为稳健，不会乱来。说到日本校长的言谈，我很有感触。中国的许多校长在接待来访时，往往从先进理念讲到学校规划，滔滔不绝，容光焕发。而日本校长，你不发问，他不会主动跟你说什么，你问了，他的回答大都简单明了，决不多说。对此，我很赞赏。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一所普通中学当校长当了20多年。他热爱孩子，钟情教育，着力培养孩子健全的个性，促进孩子全面发展。他常年深入教学第一线，与孩子相互交流，跟老师一道研究。他能喊出一两百个学生的名字。仅此一点，就很不简单，说明他对学生很熟悉。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他提炼的《给教师的建议》一书，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約20多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篇短文，说的是英国的一位中学校长。该校因教育质量较高而经常有人去参观学习。校长从不参与接待，而是由助理介绍学校情况。介绍也简单，只是请来访者看一段5分钟左右的录像。有时，来访者问：“你们校长在哪里？”助理回答：“他肯定在校内某个教室听课，至于在哪个教室，我不知道。”
　　上述若干位中外校长以自己的现实表现，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值得校长们认真咀嚼。
　　前面我已经说过，中国的中学校长们都很忙，其中许多人非常努力，有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有独特的创造。他们对基础教育所作的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但也确有不少校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平庸中度日。其认识水平有待提高，工作方式亟待改变。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校长尤其是重点中学的校长，都曾外出参观、出国访问、参加培训，但到底学到了什么，对本校发展有何促进，则需认真总结。从一名执教半个多世纪的老教师的眼光来看，我认为，中学校长应首先明确这几点：第一，不能把校长当“官”做，而要当“事业”去办；第二，不能把校长当“利”去谋，而要当“理想”去求；第三；不能乱提口号，而要按规行事；第四，不能随意折腾，而要静心办学。要想成为一名好校长，须具备下列条件：（1）懂规律。懂育人规律，懂教学规律，并坚持按规律办事。（2）讲政策。讲用人政策，讲管理政策，并坚持规范办学。（3）通人性。敬重教师，关爱学生，并坚持以心暖人。（4）善自控。控制自己情绪，控制个人私欲，并坚持负责到底。这些要求也许高了些，但优秀的校长应朝这个方向不懈努力。这就要潜心学习，学科学理论，学别校之长：同时要重视实践，重视自己的教育实践，重视校内各学科的教学实践，在实践中及时总结有效经验，并使之成为可持续的好传统。
　　当一名好校长，除了自身的修炼，还需要有来自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首先，教育行政部门要适当放权，只要是按国家教育法规和教育规律办事，就要给校长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减少评比、检查和各种低效甚至无效的会议，让校长有充分的时间去专心办学。其次，家长们要充分理解校长办学的艰辛，只要是真正关心学生成长的，就要全力配合校长的工作，少指责，多补台。
　　我没有当过校长，可能“看人挑担不吃力”，如果让我来当，也未必能当好。但我真心希望每所中学都能有一位好校长，因为一所学校能否办好，跟校长好不好关系较大。我的想法很实际，也很简单：要么别当这个校长，既然当了就要当好。当然，我也想到 ，同是校长，但能力有大小，性格也各异，要求每位校长都优秀，也不现实，那就各尽所能，做好最好的自己。能力強的校长，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创新，不断开辟学校教育改革新局面；能力一般的校长，至少要保住学校原有的好传统不丢失。
　　校长确实不好当，但我衷心希望每位校长都好生想一想：校长到底该干些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校长？我做得怎么样？如果我们江苏乃至全国能有越来越多的好校长，那我们基础教育的未来定会春光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