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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是第一部有意识写侠的著作，最早开始为侠士立传，在表现侠义精神上最具代表性。本文将通过多个方面来分析这种侠与侠义精神。
【关键词】：《史记》；侠；侠义精神
中国自古就有着浓厚的侠义崇拜意识，自春秋战国以来，侠义之气一直绵延不绝。侠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侠义精神是民族生命意志的自然流露，人民群众对侠义精神有着很深的情感。
一、侠的总体特征
1.侠士普遍有着对平等的渴望，追求人格的独立。这是《史记》侠士们的梦想。豫让坚决地为智伯复仇，与其说是为主人复仇，倒不如说是为知已或朋友复仇。他的思想里潜伏着平等意识，骨子里毫无奴性。孟子曾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孟子·离娄下》），他是要以“腹心”之义来报答智伯。豫让也曾侍奉范氏，智伯灭范氏，他没有替范氏复仇，反侍奉智伯，为什么智伯死后却必要为其复仇？豫让说：“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刺客列传》）这是暗藏在心底的平等意识要求豫让以两种不同态度对待不同的人，智伯给了豫让尊严，豫让就用生命捍卫智伯的尊严。其他侠士如聂政、专诸等多是为报答知已之义而死的，也是在追求一种人格的独立。
2.侠士对公正和正义有着不懈追求。《史记》侠士以“义”立名的典型是鲁仲连。秦围邯郸，在围城中不走的人，都有求于平原君，他是毫不相干者，完全可以避祸全身而走，但他却觉得“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他挺身而出，既不是报恩，也不是愛国（他不是赵国人），只是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完全是出于道义，出于正义感。他表现出的就是一种反抗强暴、扶弱除强的侠义情怀。
3.讲义气、快意恩仇、仗义疏财的侠士作风。侠都是有胆气的人，他们勇武善战，但立身扬名主要看的并不是武功，而是“义气”二字。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人称道的就是这个“义”字；聂政、侯嬴、燕毅所追求的，是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豫让行刺是为智伯报仇，也是为报智伯之恩；聂政行刺是为了报严仲子识他于屠贩之中，屈身结交之恩……。田单、鲁仲连是为人排患释难而无所取的轻财者，鲁仲连认为“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肯为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朱家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贱的开始，自家无余财，衣服破得没有完整的色彩，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牛车。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却从不夸耀对别人的恩德。
4.侠士崇尚自由的生活，追求率性而为、任情任性。自由是侠的天性，也是人们对侠倾慕的原因之一，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无法实现，人们在心灵深处便对其充满渴求。因此，就容易把这种理想寄托在对侠的推崇上，人们推崇的是侠士对现实束缚的叛逆、对自由不顾一切的追求，对扼杀自由者的无比痛恨，这些都隐含在侠心灵的最深处。《史记》中田横兵败，宁死也不降汉，因为他心底有着自己并未意识到的自由意识，宁死不臣服。范蠡的功成不居也是他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现，他的两次退隐有两个原因：一是看透了统治者的本性，一是因为他不愿被尊位束缚他的自由本性。当权势、金钱和自由摆在他面前时，他选择的是自由，范蠡泛舟五湖的逍遥令人羡慕了几千年，这是真正理解自由的人的最终选择。要自由就应在精神上脱离政治社会，在远离社会时，个人的自由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珍视和肯定。
5.“孝”、“义”并重，侠士的共同特点。《史记·刺客列传》中，严仲子数次拜访聂政家，备酒馔亲向聂母致礼，赠百金与聂母为礼。聂政坚辞不受，但已心许仲子为知己。聂母辞世，仲子亲执子礼助政葬母，聂政感激在心。服丧三年后，聂政只身去韩国为仲子报仇。聂政心许严仲子为知己的原因，是严仲子对他的母亲尊敬，这就是使严仲子打动他让他为自己赴死的理由，这一点已足够了。可见孝义在侠的心里多重要，不只是聂政重视孝道，孝义在侠界普遍受到重视。
二、侠义精神的分析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史记》中的侠义精神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史记》中的侠有“士”风。《史记》中的侠士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普遍带有“士”风，鲁仲连、荆轲等就是这样。《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为人沈深好书”、“好读书击剑”（《史记·刺客列传》），可见荆轲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或只懂杀人的亡命徒。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司马迁又写到：“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史记·游侠列传》），在司马迁那里只有具谦虚君子风度者才可称为真侠。郭解的外甥仗势欺人，被人剌死，凶手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史记·游侠列传》），遂放了凶手。郭解每次归来，人们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他。门客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史记·游侠列传》），不仅不怪罪这个人，还暗中嘱托尉史免除他的差役，他还帮结仇的双方调解，以免发生冲突，却不居功。《史记》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刺客——鉏麑。他受晋灵公之托去刺杀赵盾，见赵盾勤勉，羞愧觸树而死。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刺杀，但这一自我放弃过程成就了鉏麑的人格魅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刺客的境界。
2.重然诺是侠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信条。荆轲刺秦，从表面看是为报燕太子的知遇之恩，实则是侠士一诺千金。太子多疑，担心田光泄密，后又疑荆轲悔诺。荆轲察觉后怒斥太子，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对一个侠士视之为生命的承诺的怀疑，无疑是对其绝对的侮辱。因此，即使还未准备好，荆轲仍是起程，慷慨赴死。这当然不全是为了对他并不信任的太子（他也早有为国复仇的意图），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是：他要用行动证明和实现自身价值和尊严。然而这次行动虽惊天动地却最终壮志未酬。重信守诺是侠受敬重的原因之一，季布就曾被誉为“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是侠所追慕的无尚荣耀。
3.带有明显的偏激、盲目性和依附性。虽然《史记》中也有郭解、鉏麑那种明达事理的侠义之士，但是仍有很多侠士表现出了盲目性，如豫让、专诸。智伯兵败被赵襄子斩杀，豫让发誓要为智伯复仇。他几次复仇的原因是什么呢？面对襄子的质问，豫让曰：“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而且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非所敢望也，敢不腹心！”（《史记·刺客列传》）他明知襄子贤明，却仍要刺杀他，为自己并不贤明的主人报仇，因为他只想为知已复仇，他不管他的知己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对他好，就是知已，就要以死报之，这不是有些偏激和盲目吗？聂政、专诸也是有这个特点。公子光厚待专诸，并敬其母。专诸感其恩，以死相许。他们都是出于感激之心，而为知己而死的，有时自己有意无意就成了政治斗争的棋子。另外，《史记》中的侠士多具有依附性，除鲁仲连等少数人外，对某政治势力多具有依附性。曹沫、聂政、荆轲等人都有政治势力做后盾。
三、总结
侠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像一根连缝衣服的红线，若隐若现，将历史中那些催人奋进，激励人心的事迹给串联起来。《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为游侠树碑立传的作品，其开创功绩，意义深远。本文从八个方面分析了侠的总体特征及其侠义精神的特性，以期对那些《史记》的阅读者给予一点微末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3]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于素香（1980—），女，籍贯：辽宁北镇，学历：博士，单位：西藏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郭中明（1993.10—），男，重庆荣昌人，学历：硕士，单位：西藏大学，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关键词】：《史记》；侠；侠义精神
中国自古就有着浓厚的侠义崇拜意识，自春秋战国以来，侠义之气一直绵延不绝。侠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侠义精神是民族生命意志的自然流露，人民群众对侠义精神有着很深的情感。
一、侠的总体特征
1.侠士普遍有着对平等的渴望，追求人格的独立。这是《史记》侠士们的梦想。豫让坚决地为智伯复仇，与其说是为主人复仇，倒不如说是为知已或朋友复仇。他的思想里潜伏着平等意识，骨子里毫无奴性。孟子曾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孟子·离娄下》），他是要以“腹心”之义来报答智伯。豫让也曾侍奉范氏，智伯灭范氏，他没有替范氏复仇，反侍奉智伯，为什么智伯死后却必要为其复仇？豫让说：“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刺客列传》）这是暗藏在心底的平等意识要求豫让以两种不同态度对待不同的人，智伯给了豫让尊严，豫让就用生命捍卫智伯的尊严。其他侠士如聂政、专诸等多是为报答知已之义而死的，也是在追求一种人格的独立。
2.侠士对公正和正义有着不懈追求。《史记》侠士以“义”立名的典型是鲁仲连。秦围邯郸，在围城中不走的人，都有求于平原君，他是毫不相干者，完全可以避祸全身而走，但他却觉得“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他挺身而出，既不是报恩，也不是愛国（他不是赵国人），只是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完全是出于道义，出于正义感。他表现出的就是一种反抗强暴、扶弱除强的侠义情怀。
3.讲义气、快意恩仇、仗义疏财的侠士作风。侠都是有胆气的人，他们勇武善战，但立身扬名主要看的并不是武功，而是“义气”二字。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人称道的就是这个“义”字；聂政、侯嬴、燕毅所追求的，是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豫让行刺是为智伯报仇，也是为报智伯之恩；聂政行刺是为了报严仲子识他于屠贩之中，屈身结交之恩……。田单、鲁仲连是为人排患释难而无所取的轻财者，鲁仲连认为“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肯为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朱家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贱的开始，自家无余财，衣服破得没有完整的色彩，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牛车。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却从不夸耀对别人的恩德。
4.侠士崇尚自由的生活，追求率性而为、任情任性。自由是侠的天性，也是人们对侠倾慕的原因之一，在现实生活中，自由无法实现，人们在心灵深处便对其充满渴求。因此，就容易把这种理想寄托在对侠的推崇上，人们推崇的是侠士对现实束缚的叛逆、对自由不顾一切的追求，对扼杀自由者的无比痛恨，这些都隐含在侠心灵的最深处。《史记》中田横兵败，宁死也不降汉，因为他心底有着自己并未意识到的自由意识，宁死不臣服。范蠡的功成不居也是他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现，他的两次退隐有两个原因：一是看透了统治者的本性，一是因为他不愿被尊位束缚他的自由本性。当权势、金钱和自由摆在他面前时，他选择的是自由，范蠡泛舟五湖的逍遥令人羡慕了几千年，这是真正理解自由的人的最终选择。要自由就应在精神上脱离政治社会，在远离社会时，个人的自由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珍视和肯定。
5.“孝”、“义”并重，侠士的共同特点。《史记·刺客列传》中，严仲子数次拜访聂政家，备酒馔亲向聂母致礼，赠百金与聂母为礼。聂政坚辞不受，但已心许仲子为知己。聂母辞世，仲子亲执子礼助政葬母，聂政感激在心。服丧三年后，聂政只身去韩国为仲子报仇。聂政心许严仲子为知己的原因，是严仲子对他的母亲尊敬，这就是使严仲子打动他让他为自己赴死的理由，这一点已足够了。可见孝义在侠的心里多重要，不只是聂政重视孝道，孝义在侠界普遍受到重视。
二、侠义精神的分析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史记》中的侠义精神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史记》中的侠有“士”风。《史记》中的侠士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普遍带有“士”风，鲁仲连、荆轲等就是这样。《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为人沈深好书”、“好读书击剑”（《史记·刺客列传》），可见荆轲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或只懂杀人的亡命徒。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司马迁又写到：“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史记·游侠列传》），在司马迁那里只有具谦虚君子风度者才可称为真侠。郭解的外甥仗势欺人，被人剌死，凶手把真实情况告诉了郭解。郭解说：“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史记·游侠列传》），遂放了凶手。郭解每次归来，人们都躲避他，只有一个人傲慢地坐在地上看他。门客要杀那个人，郭解说：“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史记·游侠列传》），不仅不怪罪这个人，还暗中嘱托尉史免除他的差役，他还帮结仇的双方调解，以免发生冲突，却不居功。《史记》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刺客——鉏麑。他受晋灵公之托去刺杀赵盾，见赵盾勤勉，羞愧觸树而死。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刺杀，但这一自我放弃过程成就了鉏麑的人格魅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刺客的境界。
2.重然诺是侠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信条。荆轲刺秦，从表面看是为报燕太子的知遇之恩，实则是侠士一诺千金。太子多疑，担心田光泄密，后又疑荆轲悔诺。荆轲察觉后怒斥太子，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对一个侠士视之为生命的承诺的怀疑，无疑是对其绝对的侮辱。因此，即使还未准备好，荆轲仍是起程，慷慨赴死。这当然不全是为了对他并不信任的太子（他也早有为国复仇的意图），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是：他要用行动证明和实现自身价值和尊严。然而这次行动虽惊天动地却最终壮志未酬。重信守诺是侠受敬重的原因之一，季布就曾被誉为“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是侠所追慕的无尚荣耀。
3.带有明显的偏激、盲目性和依附性。虽然《史记》中也有郭解、鉏麑那种明达事理的侠义之士，但是仍有很多侠士表现出了盲目性，如豫让、专诸。智伯兵败被赵襄子斩杀，豫让发誓要为智伯复仇。他几次复仇的原因是什么呢？面对襄子的质问，豫让曰：“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而且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非所敢望也，敢不腹心！”（《史记·刺客列传》）他明知襄子贤明，却仍要刺杀他，为自己并不贤明的主人报仇，因为他只想为知已复仇，他不管他的知己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对他好，就是知已，就要以死报之，这不是有些偏激和盲目吗？聂政、专诸也是有这个特点。公子光厚待专诸，并敬其母。专诸感其恩，以死相许。他们都是出于感激之心，而为知己而死的，有时自己有意无意就成了政治斗争的棋子。另外，《史记》中的侠士多具有依附性，除鲁仲连等少数人外，对某政治势力多具有依附性。曹沫、聂政、荆轲等人都有政治势力做后盾。
三、总结
侠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像一根连缝衣服的红线，若隐若现，将历史中那些催人奋进，激励人心的事迹给串联起来。《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为游侠树碑立传的作品，其开创功绩，意义深远。本文从八个方面分析了侠的总体特征及其侠义精神的特性，以期对那些《史记》的阅读者给予一点微末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3]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于素香（1980—），女，籍贯：辽宁北镇，学历：博士，单位：西藏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郭中明（1993.10—），男，重庆荣昌人，学历：硕士，单位：西藏大学，研究方向：先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