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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与历史深层次渊源的探寻，从拿起相机的那一刻起，我就将镜头对准了中国西北普通生命的方方面面，期望关注并探讨历史上权力与民众、英雄与凡人的复杂关系。在我看来，历史可以被看成时间、空间与人类之间彼此塑造的过程。在人类文明孕育的漫长史诗中，每一个章节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它们仿佛是由无数逝去的生命转化而成的能量，是一种可以发光发热的物质，弥漫在西北无垠的大地之上，闪烁在百姓民众生活的细微之处。我在生活中所截取的每一个瞬间，它应该都是有记忆的，而且都应该是一种朴素情感的迸发，是一次自我体温的无畏散发，并希望能够把文明曾经的沮丧与希望，编织到现在的基因密码里。
这无疑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连续性的拍摄项目，没想到时间竟跨越了三十多年，其中“西北偏西”感念的生成，是我对周遭人群现实生活的庄严提炼，是对历史延续过程中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形态被人为挤压、变异后的追问，是地域差异和意识曲解浓缩后的现实生活，是宏观背景下西北芸芸众生的命运方位，是落后地区有别于发达地区的“时间差”。这里呈现的作品，是我对三十年所拍照片的一次严肃选择，希望能梳理成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网状结构，用“社会地形学”将“历史骨刺”深藏其中。在共时性方面，它的整体结构是一种“点状构成”的集聚，是更加开放的视野里不同点上的那些瞬间；在历时性方面，它又是一个线性的发散组合体，是对自己三十年生命历程所框取影像的对等提炼，期望有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性的个体生命体验维度和意识觉醒厚度。在这两方面，我严格遵循自己的表达初衷，更希望它能超越对人和事的简单追踪和记录。因为，在我的摄影理念里，“精神战胜了机械，将机械获得的精准结果诠释为生命的隐喻”（本雅明）。在我拍摄的这些照片里，被拍攝者在生活中苦心经营的面具被我无情地摘掉了，这才有机会让我和观者一起，看到活生生的、具体而单纯的我们。
如今，漫长的历史细节和生活琐碎历历在目，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激情与渴望、曾经触摸过的徘徊与踌躇、曾经谱写下的乐章与诗篇、曾经被感动的喜悦与泪水，似乎都有幸被视觉化。再环顾我所关注的这个区域，中国西北偏西处的太阳依然如故，戈壁大漠上冬日的寒冷仍然如旧，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驼队仿佛仍在眼前穿行，边塞古城兵户人家的背影在典籍野史里挺拔伟岸。眺望寂寥的远方，中亚腹地的羊群依然要在无垠荒凉的高原上苦苦寻觅，戈壁荒漠上的牧羊人依然要在寂寞凄凉的孤独中死死守望，祁连山和天山上的积雪仍然会在冬夏的交替中积聚消融，黄土高原和北方高原上的旱塬戈壁仍然会在四季的变换中春绿秋黄。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自然规律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社会进步不会因一时的无奈而停歇，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可以选择对待生活的态度。美好难忘的生活、义无反顾的日子、令人感动的时刻、催人泪下的瞬间，都是历史，都是史篇，都值的追忆，都应该封存。所以，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心平气和的讲叙，它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常态生活，是中国在构建强盛大国初期，基础部分的自由放置与随意摆放。但它无疑也是一次对生活空间的回溯与穿越，是一个影像采集者在历史长河中的艰辛游历与真诚奉献，它将承载着厚重深刻的历史抵达明天，为将来的人们评价今天提供某些可能。历史文化还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不断发达的时代，在开放、进步、文明的社会，如果我们与昨天的历史文化发生了断裂，那么再强调我们今天的时代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历史是由人撰写的，有很多人不一定有机会被写进历史。所以，当一次跨度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拍摄仍在进行时，某个时段下的选择与判断，其实也只是这个特定空间或语境下的倾向性选择与判断，其中所表达的是否得体恰当，或有无意义就另当别论了。但因为它是作者的内心选择与判断，于是在这些平常影像的游历中，人们曾经的尴尬与沮丧、龌龊与彷徨、无奈与木讷仿佛呼之欲出，人们过去的不懈与坚韧、痛苦与悲伤、喜悦与微笑似乎又再昭示着什么。
其实，我拍这些照片的初衷，也只是想在视野所能触及到的生存空间里，真实地记录周边人的平常生活，尽可能地体现出这些人的精神和物质层。可叹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强大惯性，不是踩一脚刹车就能止住的。在这种惯性的作用下，这个区域以落后于发达地区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差异，体现在周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才自然而然地与这些尴尬和无奈不期相遇。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影像中所表现的人和事，是我平时所见的生活常态，我并没有刻意。我之所以倾心关注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是期望社会进步的步伐加快，是渴望普通人的生活能及早得以改善。因为，我镜头所及的生存状态，毫无疑问也是我的生存状态。
我还以为，真正的纪实摄影因简单实在而高级可信，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标记，留给即将路过的后来者。在我的认知世界里，纪实摄影一定是个体生命对生活的独立认知，它与荣誉和利益无关，只与生命和心灵有关。它还应该是作者对生活的独立思考与梳理，是一种具有史学高度与历史意义的事相逻辑，其中包含意味指向的连贯性、线索空间的连续性、视觉语言的统一性、思考批判的客观性。
在编辑这些影像时，我经过无数次艰难的取舍与判断之后，刀刻斧凿般的影像和具体怀旧的细节似乎告诉我，最平实的影像也许就是最有力量的影像，细心的采集加悠长时间的沉淀，会为影像增加厚重感。我仍然忘不了影像里那些渺小而伟大的人们，尽管他们有的已经去了，有的也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但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我的影像也许会使他们不朽。而且他们的泪水虽然早已被西北风拂干，但当我又一次看到这些影像时，我的泪水便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被记忆催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历史细节都需要珍藏，所有的美好都值得歌颂，所有的人生经历都不该忘记，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机会被讲述。 于是，当乡村教师举起教鞭的时候、当买菜姑走进照相馆的时候、当老教授鼻孔里插进输氧管的时候、当小山村里为了一对枕巾而不愉快的时候、当老工人寻找工资条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地按动了快门。
点评：
吴平关先生于我亦师亦友。此前拜读过他2004年出版的小册子《西北偏西—28个热泪盈眶的瞬间》。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一些让人感动的影像，更是看罢就让人久久无法释然、并时不时地“折磨”着我们内心的影像。直到今天他将自己历时30余年奔走在“西北偏西”这片土地上所记录、挑选的画面呈现给我，嘱咐我写点文字时，我知道，难题再次来临，我无法躲开，不是躲不过“命题作文”，而是躲不过自己的内心，躲不过作品对我的久久逼问。正如罗兰·巴特在分析照片时说过的一句话，“它的某处击中了我，刺痛了我。”我必须鼓起勇气，决然迎上前去，表明我的反应。
对《西北偏西》的解读不是件易事，难在不好给出一个总体的归纳和分类，因为每一幅作品或记录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事件，或提出了一道沉重的历史或现实问题，或给出了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或发出了一种深刻的思索和拷问，或表征了一个时代难以阻止的变迁和“疾病”，或让一代人的命运浓缩为一个面容和手势，或表达了一种人类普遍的人性感动……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是一部大书，这是他的作品难以界定的原因。
好在他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诞生地—西北偏西。由此，我可以不顾摄影界的种种规程，进行一次跨界的解读试验：视吴先生为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社会学家，他对所生活的本土区域社会的长期关怀，他在田野上坚持不懈地进行的敏锐的洞察和影像“深描”（或影像民族志“书写”）， 从个人、家、村庄、社区、地方区域社会，再到国家，由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区域史的呈现理路，而他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借由这一幅幅的“馬赛克”努力拼接出一个西北偏西的“时代面孔”，一个长时段内“西北偏西”这片土地上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一个关于“西北偏西”的“整体性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或可找到从总体上把握和解读这些作品的视角和方法，并在此前提下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意义阐释。
因此，阅读吴先生的《西北偏西》，我不太在意他在摄影技术层面“怎么说”，而是考虑他“为什么说”，为什么只是“他在说”，进一步揣摩他借用影像而又超越影像意在“说什么”。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总结性的答案，那就是他与“西北偏西”融为一体、爱恨交织的深度关系—他太在乎西北偏西了，以至于这个西北偏西成为他自己“一个人的西北偏西”。
每一种类型的艺术作品都有着作者无法前定的多义性。有人曾经做过有趣的“影像试验”：列出一些图像让观者描述图上所见，再公布照片拍摄的真正背景。由此可以发现其间有多么大的理解差异。艺术史学者鲁明军在《从单行道到多维度：图像价值创设的新路向》一文中将图像的意义创设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由艺术家在创作前赋予的；二是由艺术家在创作中或创作后赋予的；三是由非创作者的观看所赋予的。就观者的阐释来讲，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认为：“我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往往会投射一些作品实际上并没有的外加意义。实际上，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使作品活起来。”美国艺术史家尼古拉斯·米尔佐夫也认为，“看”并不是相信，而是阐释。视觉图像的成败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阐释他们。当然作品本身的意义包括阐释的意义还要把握个度，不能无中生有、离题万里，否则就是桑塔格所反对的“过度阐释”了。
当我们在力求阐释作品的一种意义的同时，就丧失了其他更丰富的意义的可能，就会掉进意义的陷阱。因为阐释者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这是个两难。我的意思在于，我的这篇从文本后面“挖掘”出来的“潜文本”，仅仅是《西北偏西》可能存在的诸种解读之一，而非也不可能是其全部，或者是说到了作者没有“预设”的意义，甚至与作者拍摄和表达的本意相违背—这正是“词”与“图像”之间的差异、互补、吸引和张力。
西北偏西，很偏很大，也很复杂。关于西北偏西的影像，可以有无数个角度，若干个版本，而这仅仅是吴平关镜头下的“西北偏西”，他的独立观察、思考和选择性记录，他所截取的想借此说点什么的社会片断。因为必须承认，即便是在“西北偏西”，仍然存在他未涉足的领域，他的镜头未关照到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世间影像，哪怕是西北偏西或足够小的一隅，这是摄影本身的瞬间和片断属性所决定的，也是每一个摄影者的局限，也正是他“偏执”一隅的成就所在，也是经典作品之外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的广阔空间。因为法国摄影家爱德瓦·布巴说过，“一张照片里可以有比摄影师想要的多万倍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还要说：他是一个王，也是一介草民，或者柔弱的书生，乃至民间的史家，固执地逡巡在自己的这片疆土上；他用卑微之心、上帝之眼靠近生息在这里的人，靠近他们的呼吸，记录他们的欢愉、苦难和灵魂，传达来自这片土地的善良和邪恶；他无能为力却难以放手，他一次次出发又归来，他的目光模糊了又模糊，他阅尽了“西北偏西”的沧桑，三十年弹指一挥，饱含泪水的眼睛已然布满血丝，就有了今天的总结与告别；这是一个盛大的仪式，也是一次温暖的手手相递，交接中蕴藏着“西北偏西”的感动和力量，蕴藏着启示和永恒。
西北，它依然偏西。
吴平关，依然在路上。
选自《谁之西北？还要偏西？》（发表时有删节）
—张畯（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
这无疑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连续性的拍摄项目，没想到时间竟跨越了三十多年，其中“西北偏西”感念的生成，是我对周遭人群现实生活的庄严提炼，是对历史延续过程中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形态被人为挤压、变异后的追问，是地域差异和意识曲解浓缩后的现实生活，是宏观背景下西北芸芸众生的命运方位，是落后地区有别于发达地区的“时间差”。这里呈现的作品，是我对三十年所拍照片的一次严肃选择，希望能梳理成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网状结构，用“社会地形学”将“历史骨刺”深藏其中。在共时性方面，它的整体结构是一种“点状构成”的集聚，是更加开放的视野里不同点上的那些瞬间；在历时性方面，它又是一个线性的发散组合体，是对自己三十年生命历程所框取影像的对等提炼，期望有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性的个体生命体验维度和意识觉醒厚度。在这两方面，我严格遵循自己的表达初衷，更希望它能超越对人和事的简单追踪和记录。因为，在我的摄影理念里，“精神战胜了机械，将机械获得的精准结果诠释为生命的隐喻”（本雅明）。在我拍摄的这些照片里，被拍攝者在生活中苦心经营的面具被我无情地摘掉了，这才有机会让我和观者一起，看到活生生的、具体而单纯的我们。
如今，漫长的历史细节和生活琐碎历历在目，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激情与渴望、曾经触摸过的徘徊与踌躇、曾经谱写下的乐章与诗篇、曾经被感动的喜悦与泪水，似乎都有幸被视觉化。再环顾我所关注的这个区域，中国西北偏西处的太阳依然如故，戈壁大漠上冬日的寒冷仍然如旧，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驼队仿佛仍在眼前穿行，边塞古城兵户人家的背影在典籍野史里挺拔伟岸。眺望寂寥的远方，中亚腹地的羊群依然要在无垠荒凉的高原上苦苦寻觅，戈壁荒漠上的牧羊人依然要在寂寞凄凉的孤独中死死守望，祁连山和天山上的积雪仍然会在冬夏的交替中积聚消融，黄土高原和北方高原上的旱塬戈壁仍然会在四季的变换中春绿秋黄。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自然规律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社会进步不会因一时的无奈而停歇，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可以选择对待生活的态度。美好难忘的生活、义无反顾的日子、令人感动的时刻、催人泪下的瞬间，都是历史，都是史篇，都值的追忆，都应该封存。所以，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心平气和的讲叙，它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常态生活，是中国在构建强盛大国初期，基础部分的自由放置与随意摆放。但它无疑也是一次对生活空间的回溯与穿越，是一个影像采集者在历史长河中的艰辛游历与真诚奉献，它将承载着厚重深刻的历史抵达明天，为将来的人们评价今天提供某些可能。历史文化还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不断发达的时代，在开放、进步、文明的社会，如果我们与昨天的历史文化发生了断裂，那么再强调我们今天的时代文化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历史是由人撰写的，有很多人不一定有机会被写进历史。所以，当一次跨度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拍摄仍在进行时，某个时段下的选择与判断，其实也只是这个特定空间或语境下的倾向性选择与判断，其中所表达的是否得体恰当，或有无意义就另当别论了。但因为它是作者的内心选择与判断，于是在这些平常影像的游历中，人们曾经的尴尬与沮丧、龌龊与彷徨、无奈与木讷仿佛呼之欲出，人们过去的不懈与坚韧、痛苦与悲伤、喜悦与微笑似乎又再昭示着什么。
其实，我拍这些照片的初衷，也只是想在视野所能触及到的生存空间里，真实地记录周边人的平常生活，尽可能地体现出这些人的精神和物质层。可叹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强大惯性，不是踩一脚刹车就能止住的。在这种惯性的作用下，这个区域以落后于发达地区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差异，体现在周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才自然而然地与这些尴尬和无奈不期相遇。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影像中所表现的人和事，是我平时所见的生活常态，我并没有刻意。我之所以倾心关注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是期望社会进步的步伐加快，是渴望普通人的生活能及早得以改善。因为，我镜头所及的生存状态，毫无疑问也是我的生存状态。
我还以为，真正的纪实摄影因简单实在而高级可信，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标记，留给即将路过的后来者。在我的认知世界里，纪实摄影一定是个体生命对生活的独立认知，它与荣誉和利益无关，只与生命和心灵有关。它还应该是作者对生活的独立思考与梳理，是一种具有史学高度与历史意义的事相逻辑，其中包含意味指向的连贯性、线索空间的连续性、视觉语言的统一性、思考批判的客观性。
在编辑这些影像时，我经过无数次艰难的取舍与判断之后，刀刻斧凿般的影像和具体怀旧的细节似乎告诉我，最平实的影像也许就是最有力量的影像，细心的采集加悠长时间的沉淀，会为影像增加厚重感。我仍然忘不了影像里那些渺小而伟大的人们，尽管他们有的已经去了，有的也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但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我的影像也许会使他们不朽。而且他们的泪水虽然早已被西北风拂干，但当我又一次看到这些影像时，我的泪水便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被记忆催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历史细节都需要珍藏，所有的美好都值得歌颂，所有的人生经历都不该忘记，所有的故事都应该有机会被讲述。 于是，当乡村教师举起教鞭的时候、当买菜姑走进照相馆的时候、当老教授鼻孔里插进输氧管的时候、当小山村里为了一对枕巾而不愉快的时候、当老工人寻找工资条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地按动了快门。
点评：
吴平关先生于我亦师亦友。此前拜读过他2004年出版的小册子《西北偏西—28个热泪盈眶的瞬间》。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一些让人感动的影像，更是看罢就让人久久无法释然、并时不时地“折磨”着我们内心的影像。直到今天他将自己历时30余年奔走在“西北偏西”这片土地上所记录、挑选的画面呈现给我，嘱咐我写点文字时，我知道，难题再次来临，我无法躲开，不是躲不过“命题作文”，而是躲不过自己的内心，躲不过作品对我的久久逼问。正如罗兰·巴特在分析照片时说过的一句话，“它的某处击中了我，刺痛了我。”我必须鼓起勇气，决然迎上前去，表明我的反应。
对《西北偏西》的解读不是件易事，难在不好给出一个总体的归纳和分类，因为每一幅作品或记录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事件，或提出了一道沉重的历史或现实问题，或给出了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或发出了一种深刻的思索和拷问，或表征了一个时代难以阻止的变迁和“疾病”，或让一代人的命运浓缩为一个面容和手势，或表达了一种人类普遍的人性感动……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是一部大书，这是他的作品难以界定的原因。
好在他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诞生地—西北偏西。由此，我可以不顾摄影界的种种规程，进行一次跨界的解读试验：视吴先生为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社会学家，他对所生活的本土区域社会的长期关怀，他在田野上坚持不懈地进行的敏锐的洞察和影像“深描”（或影像民族志“书写”）， 从个人、家、村庄、社区、地方区域社会，再到国家，由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区域史的呈现理路，而他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借由这一幅幅的“馬赛克”努力拼接出一个西北偏西的“时代面孔”，一个长时段内“西北偏西”这片土地上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一个关于“西北偏西”的“整体性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或可找到从总体上把握和解读这些作品的视角和方法，并在此前提下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意义阐释。
因此，阅读吴先生的《西北偏西》，我不太在意他在摄影技术层面“怎么说”，而是考虑他“为什么说”，为什么只是“他在说”，进一步揣摩他借用影像而又超越影像意在“说什么”。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总结性的答案，那就是他与“西北偏西”融为一体、爱恨交织的深度关系—他太在乎西北偏西了，以至于这个西北偏西成为他自己“一个人的西北偏西”。
每一种类型的艺术作品都有着作者无法前定的多义性。有人曾经做过有趣的“影像试验”：列出一些图像让观者描述图上所见，再公布照片拍摄的真正背景。由此可以发现其间有多么大的理解差异。艺术史学者鲁明军在《从单行道到多维度：图像价值创设的新路向》一文中将图像的意义创设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由艺术家在创作前赋予的；二是由艺术家在创作中或创作后赋予的；三是由非创作者的观看所赋予的。就观者的阐释来讲，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认为：“我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往往会投射一些作品实际上并没有的外加意义。实际上，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使作品活起来。”美国艺术史家尼古拉斯·米尔佐夫也认为，“看”并不是相信，而是阐释。视觉图像的成败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阐释他们。当然作品本身的意义包括阐释的意义还要把握个度，不能无中生有、离题万里，否则就是桑塔格所反对的“过度阐释”了。
当我们在力求阐释作品的一种意义的同时，就丧失了其他更丰富的意义的可能，就会掉进意义的陷阱。因为阐释者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这是个两难。我的意思在于，我的这篇从文本后面“挖掘”出来的“潜文本”，仅仅是《西北偏西》可能存在的诸种解读之一，而非也不可能是其全部，或者是说到了作者没有“预设”的意义，甚至与作者拍摄和表达的本意相违背—这正是“词”与“图像”之间的差异、互补、吸引和张力。
西北偏西，很偏很大，也很复杂。关于西北偏西的影像，可以有无数个角度，若干个版本，而这仅仅是吴平关镜头下的“西北偏西”，他的独立观察、思考和选择性记录，他所截取的想借此说点什么的社会片断。因为必须承认，即便是在“西北偏西”，仍然存在他未涉足的领域，他的镜头未关照到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世间影像，哪怕是西北偏西或足够小的一隅，这是摄影本身的瞬间和片断属性所决定的，也是每一个摄影者的局限，也正是他“偏执”一隅的成就所在，也是经典作品之外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的广阔空间。因为法国摄影家爱德瓦·布巴说过，“一张照片里可以有比摄影师想要的多万倍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还要说：他是一个王，也是一介草民，或者柔弱的书生，乃至民间的史家，固执地逡巡在自己的这片疆土上；他用卑微之心、上帝之眼靠近生息在这里的人，靠近他们的呼吸，记录他们的欢愉、苦难和灵魂，传达来自这片土地的善良和邪恶；他无能为力却难以放手，他一次次出发又归来，他的目光模糊了又模糊，他阅尽了“西北偏西”的沧桑，三十年弹指一挥，饱含泪水的眼睛已然布满血丝，就有了今天的总结与告别；这是一个盛大的仪式，也是一次温暖的手手相递，交接中蕴藏着“西北偏西”的感动和力量，蕴藏着启示和永恒。
西北，它依然偏西。
吴平关，依然在路上。
选自《谁之西北？还要偏西？》（发表时有删节）
—张畯（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