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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利用陈做打手
蒋家王朝是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法西斯军事统治集团。他亲自豢养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条“狼犬”，培植他们成为保定系、黄埔系、士官系三大集团的头目。陈诚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受庞信、最有权势的亲信人物，一度登上蒋家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把交椅，其跋扈嚣张之气焰曾一时达到无可比拟之地步。陈诚之所以受到蒋介石如此深情宠信，爬到如此高的地位，决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的根源和条件的。
首先是蒋、陈之间有其反共、反人民、搞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共同政治目的。因此，他们之间互相利用。蒋利用陈做打手，陈利用蒋争权势，于是蒋大力培植陈，陈对蒋献媚阿谀、吹捧奉迎，投机钻营，以期博得主子的欢心。在军阀混战中，陈诚为蒋介石打天下，排除异己，卖过不少的力；在反共、反人民的残酷内战中，为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立过不少“汗马功劳”。而蒋介石利用陈诚是保定八期毕业生的关系，用以拉拢保定系的势力，陈诚则尽量启用黄埔系的人，用以讨蒋介石的欢心和获得宠信。至于其他地方杂牌部队，陈诚则千方百计诱骗、拉拢、控制，为蒋家王朝所用，或则编并、压缩、消灭，为蒋家王朝剪除异己，这也是蒋介石喜爱陈诚的一个方面。其次，蒋、陈都是浙江乡亲，有封建地域关系(蒋是浙江奉化人，陈是浙江青田人)。再次，蒋、陈还有私人裙带关系(陈妻谭三小姐是谭延闿之女，是蒋妻宋美龄介绍的，一说谭三小姐还是蒋、宋的干女儿)。这就是陈诚在蒋家王朝登龙发祥、飞黄腾达、红得灸手可热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了。
陈诚执行所谓“七分政治”的方针
所有国民党军嫡系和杂牌军，都有军队政工组织，包括胡宗南、汤恩伯所部都不例外，就只有陈诚的第十八军没有。蒋介石对陈诚部队很信赖很放心，认为毋须用政工来控制。陈诚小集团不但不信任政工，而且还极端歧视政工，很害怕非亲信的黄埔学生，特别是害怕搞军队政工的黄埔复兴社分子渗入。这也是蒋集团中小派系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国民党军队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一败再败，被工农红军打得晕头转向。蒋介石对人民拥护共产党却对国民党军坚壁清野、踊跃参加红军、提供后勤支援、侦探情报、军民配合作战那种鱼水融洽的关系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于是，蒋介石挖空心思，在精心策划的“剿匪手本”中，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幻想以“攻心为上”来以求一逞。
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升任“进剿军”总指挥官，在蒋介石面授机宜下也就高唱起“七分政治”来了。并还狂吠要“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于是训令所属3个纵队(其实就是3个军，军长兼纵队司令)9个师所属旅、团一律设置政工机构，并向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复兴社头子、军委会政工处长贺衷寒要求派遣政工人员。
1932年10月，我被调来江西陈诚“进剿军”，第一次参加军队政工。贺衷寒等在南昌行营政工处多次集结从各地调来准备派任“进剿军”政工的200余人先后训话。为了郑重其事，还率领大家到南昌图书馆(蒋介石官邸)。蒋介石亲临点名训话，说是接见。我被分配在一纵政工处。11月5日，一纵政工处长李树衢带领我们到抚州陈诚总指挥部报到。从南昌去抚州乘汽车半日到达，沿途看到的是：田园荒芜，人烟稀少，壮年苦力肩挑背驮运送沉重的军粮等军用物资，病患、饿殍流离载道，哨卡林立，碉堡栉比。这些惨状，引起了我们进入战地的初步惊觉。我们在抚州是要听长官训话、作报告、介绍情况。
11月10日晚，陈诚和罗卓英(接任第十八军军长兼一纵司令)同来训话。陈诚的训话出人意料地不是蒋介石“礼义廉耻，国之四纵，四纵既强，国乃复兴”、“大学之道”等等，也非贺衷寒等“看不见的战术”、“剿匪手术”、“总裁言行”、“总理遗教”、“一得集”、“攻心为上”、“步步为营”、“坚壁清野、移民并村”那一套。陈诚是在地图上标示敌我态势，强调“我强敌弱”，大吹情况大好，坚定“必胜信心”。他说：“我们是‘进剿军’，要配合东、南、西、北四面‘堵击围剿’，我们要主动闪电突击瑞金‘匪’中心，彻底消灭‘赤祸’，复兴中华民族。”他全篇讲话达两小时之久，起初我们还感到新鲜。他后来又特别大声严肃地告诫说：“政工人员不听命令，我们这里是不容许的，不客气地说，一律军法从事。”我们也还听得习惯，本来在军队里，军法、军纪第一，对我们受过法西斯军事教育者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到最后他说出几句刺耳的话，我们才开始觉得反感的。他说：“人说十八军骄傲，骄者朝气也，那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就是要坚持这种朝(骄)气。”他说这几句话时耸耸肩膀，两手叉腰，头向左右晃动，翻眼向天，充分表现他那矮小身材，显出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的样子。散会后，有人背后就议论：“什么‘骄’、‘朝’，纠缠不分，词义混淆不清，不学无术，乱弹琴。”
(本文摘自文闻编《“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北京第一版。本文作者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军训练科长)
蒋家王朝是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法西斯军事统治集团。他亲自豢养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条“狼犬”，培植他们成为保定系、黄埔系、士官系三大集团的头目。陈诚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受庞信、最有权势的亲信人物，一度登上蒋家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把交椅，其跋扈嚣张之气焰曾一时达到无可比拟之地步。陈诚之所以受到蒋介石如此深情宠信，爬到如此高的地位，决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的根源和条件的。
首先是蒋、陈之间有其反共、反人民、搞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共同政治目的。因此，他们之间互相利用。蒋利用陈做打手，陈利用蒋争权势，于是蒋大力培植陈，陈对蒋献媚阿谀、吹捧奉迎，投机钻营，以期博得主子的欢心。在军阀混战中，陈诚为蒋介石打天下，排除异己，卖过不少的力；在反共、反人民的残酷内战中，为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立过不少“汗马功劳”。而蒋介石利用陈诚是保定八期毕业生的关系，用以拉拢保定系的势力，陈诚则尽量启用黄埔系的人，用以讨蒋介石的欢心和获得宠信。至于其他地方杂牌部队，陈诚则千方百计诱骗、拉拢、控制，为蒋家王朝所用，或则编并、压缩、消灭，为蒋家王朝剪除异己，这也是蒋介石喜爱陈诚的一个方面。其次，蒋、陈都是浙江乡亲，有封建地域关系(蒋是浙江奉化人，陈是浙江青田人)。再次，蒋、陈还有私人裙带关系(陈妻谭三小姐是谭延闿之女，是蒋妻宋美龄介绍的，一说谭三小姐还是蒋、宋的干女儿)。这就是陈诚在蒋家王朝登龙发祥、飞黄腾达、红得灸手可热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了。
陈诚执行所谓“七分政治”的方针
所有国民党军嫡系和杂牌军，都有军队政工组织，包括胡宗南、汤恩伯所部都不例外，就只有陈诚的第十八军没有。蒋介石对陈诚部队很信赖很放心，认为毋须用政工来控制。陈诚小集团不但不信任政工，而且还极端歧视政工，很害怕非亲信的黄埔学生，特别是害怕搞军队政工的黄埔复兴社分子渗入。这也是蒋集团中小派系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国民党军队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一败再败，被工农红军打得晕头转向。蒋介石对人民拥护共产党却对国民党军坚壁清野、踊跃参加红军、提供后勤支援、侦探情报、军民配合作战那种鱼水融洽的关系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于是，蒋介石挖空心思，在精心策划的“剿匪手本”中，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幻想以“攻心为上”来以求一逞。
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升任“进剿军”总指挥官，在蒋介石面授机宜下也就高唱起“七分政治”来了。并还狂吠要“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于是训令所属3个纵队(其实就是3个军，军长兼纵队司令)9个师所属旅、团一律设置政工机构，并向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复兴社头子、军委会政工处长贺衷寒要求派遣政工人员。
1932年10月，我被调来江西陈诚“进剿军”，第一次参加军队政工。贺衷寒等在南昌行营政工处多次集结从各地调来准备派任“进剿军”政工的200余人先后训话。为了郑重其事，还率领大家到南昌图书馆(蒋介石官邸)。蒋介石亲临点名训话，说是接见。我被分配在一纵政工处。11月5日，一纵政工处长李树衢带领我们到抚州陈诚总指挥部报到。从南昌去抚州乘汽车半日到达，沿途看到的是：田园荒芜，人烟稀少，壮年苦力肩挑背驮运送沉重的军粮等军用物资，病患、饿殍流离载道，哨卡林立，碉堡栉比。这些惨状，引起了我们进入战地的初步惊觉。我们在抚州是要听长官训话、作报告、介绍情况。
11月10日晚，陈诚和罗卓英(接任第十八军军长兼一纵司令)同来训话。陈诚的训话出人意料地不是蒋介石“礼义廉耻，国之四纵，四纵既强，国乃复兴”、“大学之道”等等，也非贺衷寒等“看不见的战术”、“剿匪手术”、“总裁言行”、“总理遗教”、“一得集”、“攻心为上”、“步步为营”、“坚壁清野、移民并村”那一套。陈诚是在地图上标示敌我态势，强调“我强敌弱”，大吹情况大好，坚定“必胜信心”。他说：“我们是‘进剿军’，要配合东、南、西、北四面‘堵击围剿’，我们要主动闪电突击瑞金‘匪’中心，彻底消灭‘赤祸’，复兴中华民族。”他全篇讲话达两小时之久，起初我们还感到新鲜。他后来又特别大声严肃地告诫说：“政工人员不听命令，我们这里是不容许的，不客气地说，一律军法从事。”我们也还听得习惯，本来在军队里，军法、军纪第一，对我们受过法西斯军事教育者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到最后他说出几句刺耳的话，我们才开始觉得反感的。他说：“人说十八军骄傲，骄者朝气也，那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就是要坚持这种朝(骄)气。”他说这几句话时耸耸肩膀，两手叉腰，头向左右晃动，翻眼向天，充分表现他那矮小身材，显出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的样子。散会后，有人背后就议论：“什么‘骄’、‘朝’，纠缠不分，词义混淆不清，不学无术，乱弹琴。”
(本文摘自文闻编《“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北京第一版。本文作者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军训练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