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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大家触动很大。伟人与文学家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代表铁凝说，这次会议让她想起“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从延安到北京，两次文艺座谈会，相隔72年。
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可谓细节含深意、花絮连着“根”，它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讲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非“原动力”。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来，考虑到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座谈会是由党中央而不是解放日报社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便没有了秦邦宪的名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
哪些人员出席文艺座谈会呢？这是会前必须决定的，以便及早发出通知，让他们做准备。
当时，从上到下有这样一个共识：王实味不能参加这次座谈会。因为他三月间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专门暴露延安、矛头指向“大头子”、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的文章，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恶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他是作家，也不会允许他参会。
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一是周扬。周扬是“左联”领导人，奉调来延安后，初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毛泽东对他很器重，多次约他交谈理论问题。鲁艺人才荟集，毛泽东请他提出鲁艺出席座谈会的名单。后来，鲁艺有40多人到会，差不多占了与会人员的一半。
二是舒群。当时舒群29岁，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工作。1942年3月，毛泽东点将让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后，与作家有广泛联系。他主要为毛泽东提供延安作家参会名单。
三是肖向荣，主要负责提出部队文艺工作者出席座谈会的名单。这3个人都协助毛泽东筹备了这次重要会议，功不可没。
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加进了他记得的几个文艺家，最后与凯丰一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在最后确定的参加延安文藝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均被要求出席。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预见这次会议中会有许多争论。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谈话，要他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发出粉红色“请柬”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赶制出席会议的请柬，并按名单发出。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这份请柬有几个细节应该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
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倍感亲切。同时，文艺家们对毛泽东更加敬仰。
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凯丰即何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毛泽东和人们习惯称他“凯丰”。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 5月2日，星期六，与会人员手持请柬，愉快地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当然也有遗憾者，如作家金肇野。当时，他正在前线采访，接到请柬急忙起程，但因山高路险，赶到延安时座谈会已经结束。
毛泽东讲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座谈会召开时，中办小会议室内布置简朴。靠南墙有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子，是主席台，长桌的正面和两头放了许多椅子、方凳、长凳，大多未上油漆，没有座位号。会议没有会标。
与会者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穿着灰布衣服的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鼓掌。鲁艺副院长周扬等人在毛泽东身边，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
毛泽东走到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就认出他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主动与他握手，开玩笑说：“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大家触动很大。伟人与文学家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丁玲让萧军第一个开炮
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这一句鼓动的话语，使他激情澎湃。他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越说越带情绪，没有了正确目标，而且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后来，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
这时，坐在萧军不遠处的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毛泽东作“结论”前先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要点
5月23日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为了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第三天（5月23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他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整顿文风，使文艺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后来，毛泽东根据与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取得的共识，形成了这天晚上的更广泛的代表中央意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正式作“结论”前，毛泽东俯身问坐在桌子前面的吴雪：“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导，排演过《雷雨》后，又问他对曹禺的其他戏剧怎么看？交谈几句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当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代表铁凝说，这次会议让她想起“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从延安到北京，两次文艺座谈会，相隔72年。
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可谓细节含深意、花絮连着“根”，它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讲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非“原动力”。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来，考虑到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座谈会是由党中央而不是解放日报社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便没有了秦邦宪的名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
哪些人员出席文艺座谈会呢？这是会前必须决定的，以便及早发出通知，让他们做准备。
当时，从上到下有这样一个共识：王实味不能参加这次座谈会。因为他三月间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专门暴露延安、矛头指向“大头子”、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的文章，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恶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他是作家，也不会允许他参会。
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一是周扬。周扬是“左联”领导人，奉调来延安后，初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毛泽东对他很器重，多次约他交谈理论问题。鲁艺人才荟集，毛泽东请他提出鲁艺出席座谈会的名单。后来，鲁艺有40多人到会，差不多占了与会人员的一半。
二是舒群。当时舒群29岁，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工作。1942年3月，毛泽东点将让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后，与作家有广泛联系。他主要为毛泽东提供延安作家参会名单。
三是肖向荣，主要负责提出部队文艺工作者出席座谈会的名单。这3个人都协助毛泽东筹备了这次重要会议，功不可没。
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加进了他记得的几个文艺家，最后与凯丰一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在最后确定的参加延安文藝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均被要求出席。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预见这次会议中会有许多争论。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谈话，要他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发出粉红色“请柬”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赶制出席会议的请柬，并按名单发出。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这份请柬有几个细节应该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
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倍感亲切。同时，文艺家们对毛泽东更加敬仰。
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凯丰即何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毛泽东和人们习惯称他“凯丰”。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 5月2日，星期六，与会人员手持请柬，愉快地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当然也有遗憾者，如作家金肇野。当时，他正在前线采访，接到请柬急忙起程，但因山高路险，赶到延安时座谈会已经结束。
毛泽东讲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座谈会召开时，中办小会议室内布置简朴。靠南墙有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子，是主席台，长桌的正面和两头放了许多椅子、方凳、长凳，大多未上油漆，没有座位号。会议没有会标。
与会者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穿着灰布衣服的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鼓掌。鲁艺副院长周扬等人在毛泽东身边，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
毛泽东走到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就认出他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主动与他握手，开玩笑说：“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大家触动很大。伟人与文学家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丁玲让萧军第一个开炮
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这一句鼓动的话语，使他激情澎湃。他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越说越带情绪，没有了正确目标，而且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后来，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
这时，坐在萧军不遠处的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毛泽东作“结论”前先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要点
5月23日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为了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第三天（5月23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他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整顿文风，使文艺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后来，毛泽东根据与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取得的共识，形成了这天晚上的更广泛的代表中央意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正式作“结论”前，毛泽东俯身问坐在桌子前面的吴雪：“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导，排演过《雷雨》后，又问他对曹禺的其他戏剧怎么看？交谈几句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当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