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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西路铜仁路路口的由邬达克设计的绿房子，已广为上海人所知。屋主吴同文（1905年～1966年）的名字在媒体上出现的机率也很高。重新被人记起，他在天之灵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行事高调、不按常理出牌、爱热闹、圈子里出名的花花公子。
端午节出生的吴同文
建造豪宅绿屋
吴家祖籍江苏吴县，的的刮刮（沪语，意为“如假包换”）的苏州人。大约从吴同文的祖父起已移民上海城里（南市）。据我婆婆（吴同文的大千金）说，太平天国时清政府围剿“小刀会”，上海城里一度成为围城，吴同文的祖父母因此饿死在城中。
吴家没有儿子，只得一个老姑娘女儿管家。1905年刚过端午不久，她偶然发现在家门口有人遗下一个竹篓，里面是一个刚出生的男婴。襁褓内有一张写着男婴生辰八字的红纸：农历乙巳年端阳某时某刻出生，肖蛇。吴家小姐一看是个男婴，心里一动，这不是送子观音给送上门的吗？即刻差人拿着婴儿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算了半天，沉吟着说：“这就奇了，这个小毛头的命理明明是个穷命，且生于端阳又属蛇，这个命可‘凶’了，但从命格上看，却又是享不尽的一世富贵，这似乎不合情理，唯有以他的阳寿来抵，可能‘寿’字上只能缺一点了。”这个男婴就是吴同文。事实证明，吴同文只活了61岁。当时吴大小姐正为吴家没有人续香火而发愁，看着这个男婴方头大耳一脸福相，就决定把他领养下来。直到吴同文长大成人并自立，她才放心嫁到沪上橡胶大王、以“永”字牌橡胶制品而驰名的范家做填房。所谓长姐如母，吴同文对这位姐姐是一世的尊敬，后来还特地将自己的二千金也许给了范家，来个亲上加亲。
吴同文早年在贝家的颜料行“谦和靛青行”学生意。说起学生意，是很多老派上海人家培养后代的途径。他们不太相信出洋留学，宁可守住家族生意。古言“易子而教”，就是怕孩子在自家的企业里容易娇惯，学不到真本事。
果然，吴同文因聪明伶俐，非但娶得贝家九小姐为妻，自己在生意上也风生水起，十分发达，特别在开发绿色颜料上赚得盘满钵满，因此自认绿色是他的幸运色，就此造了豪宅绿屋，这里不多叙述了。
祭拜先人和包粽子
是绿屋在端午节的重头戏
众所周知，绿屋在当时属超现代的豪宅，但吴同文却在底层专门建造了一间与全屋风格截然不同的、设计得古色古香的“家堂”，专以祭拜先人。家堂的天花板设计是以大红为基调，富有中国传统的描金彩绘，却是西方构造的立体天花板。这种由西方元素注入中国传统工艺的设计，是邬达克的特点，现今在青年会和国际饭店都能找到。家堂内正中是一张硕大的同样大红描金的供桌，桌上是一对电蜡烛，常年亮着，只有在正式祭奠时才换上香炉、蜡扦等祭具。正对供桌的是一座落地佛龛，佛龛里供着吴家历代先人的牌位。与家堂贴邻的是装有弹簧地板的、沿墙是一圈沙发并配有当时最先进音响的跳舞厅。如此一中一西，一现代一传统，和谐相处，各尽其用。说起来，家堂与跳舞厅只是一墙之隔，有一扇门相通，但不知是出于敬畏还是真的怕惊动先人，平时大家情愿绕道从外面走到大楼梯也不愿抄近路从家堂出入。
屋主的生日是端午节，为了忌“冲”，吴同文似乎除了大生日是不做生日的，1965年在上海大厦的60大寿是他最后一次做生日。但绿屋的端午节却是十分隆重。早在端午前几个礼拜，已从苏州乡下运来大批碧绿生青的棕箬，然后就是颇为壮观的裹粽工程。旧时上海人家很少去外面买粽子，都是自家裹的，并以此为礼品互相赠送，绿屋自然也不例外：鲜肉粽、豆沙粽、赤豆粽、碱水粽，色色齐全。绿屋的厨房间设在底层，窗开出就是北京西路，有百来个平方。端午前一个礼拜，厨房都要为裹粽子让路，这还不够，还要扩张到后院夹弄，由吴同文太太亲自坐镇。说来读者不信，堂堂的吴同文太太（娇滴滴的苏州狮子林长大的贝家小姐）包得一手好粽子，我婆婆也深得其传。今人想象旧时的千金小姐、富家太太，不是跳舞开派对就是周旋于各名人显赫之间，这是交际花而不是名门太太。那时的名门闺秀，都要学得一手好厨艺，织得一手好绒线，连教会女校都设有家政课。说起来，富贵之家都有佣人，千金小姐何须学这种家务事？答案很简单，若主妇自己不懂家务，如何调教和指挥佣人呢？
端午节是大节，自然要祭拜。仪式在中午举行，这时绿屋的家堂就热闹了，一应祭具都擦得亮锃锃地摆出来。祭具都是吴太太的陪嫁。旧时上海人家嫁女儿，必有一套完备的祭具，大多为锡制的，以示庄穆。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此提点女儿从此就要一心拜祭夫家的先祖。照规矩，祭拜时应一一写下历代先祖的大名，称“签条”，我丈夫年少时就经常当这个差。解放后怕戴上“宣传迷信”的帽子，这一道就免了。直到上世纪50年代，每逢端午，吴同文必一身长衫马褂，诚惶诚恐率众子孙祭拜。吴家姑奶奶（吴同文的姐姐）也必到场。另外，祭拜时，特别要关照小孩，香烛一点上，说明祖宗已到位，就不能触碰供桌，以免惊动先人。酒过三巡后，就要送祖宗，还是由吴同文主持。家堂外有一个大香斗，里面已铺满锡箔。吴同文逐一将“签条”放入炉中，绕着香炉周围再洒一圈酒，然后点火祝祷送先人回去，就此仪式结束。我时常在想，他当时内心拜的究竟是吴家的祖宗还是他那不知名的生父母？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再加上绿屋一楼、二楼被紧缩了，如此大规模的端午祭祖已大大简化了。但端午包粽子和祭拜先人这两条底线，吴同文始终坚守着，只是祭拜活动移到四楼，长衫马褂改成了人民装。直到1966年“文革”，吴同文与姨太太双双自杀在绿屋内，绿屋的端午节就此垂下帷幕。
端午节出生的吴同文
建造豪宅绿屋
吴家祖籍江苏吴县，的的刮刮（沪语，意为“如假包换”）的苏州人。大约从吴同文的祖父起已移民上海城里（南市）。据我婆婆（吴同文的大千金）说，太平天国时清政府围剿“小刀会”，上海城里一度成为围城，吴同文的祖父母因此饿死在城中。
吴家没有儿子，只得一个老姑娘女儿管家。1905年刚过端午不久，她偶然发现在家门口有人遗下一个竹篓，里面是一个刚出生的男婴。襁褓内有一张写着男婴生辰八字的红纸：农历乙巳年端阳某时某刻出生，肖蛇。吴家小姐一看是个男婴，心里一动，这不是送子观音给送上门的吗？即刻差人拿着婴儿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算了半天，沉吟着说：“这就奇了，这个小毛头的命理明明是个穷命，且生于端阳又属蛇，这个命可‘凶’了，但从命格上看，却又是享不尽的一世富贵，这似乎不合情理，唯有以他的阳寿来抵，可能‘寿’字上只能缺一点了。”这个男婴就是吴同文。事实证明，吴同文只活了61岁。当时吴大小姐正为吴家没有人续香火而发愁，看着这个男婴方头大耳一脸福相，就决定把他领养下来。直到吴同文长大成人并自立，她才放心嫁到沪上橡胶大王、以“永”字牌橡胶制品而驰名的范家做填房。所谓长姐如母，吴同文对这位姐姐是一世的尊敬，后来还特地将自己的二千金也许给了范家，来个亲上加亲。
吴同文早年在贝家的颜料行“谦和靛青行”学生意。说起学生意，是很多老派上海人家培养后代的途径。他们不太相信出洋留学，宁可守住家族生意。古言“易子而教”，就是怕孩子在自家的企业里容易娇惯，学不到真本事。
果然，吴同文因聪明伶俐，非但娶得贝家九小姐为妻，自己在生意上也风生水起，十分发达，特别在开发绿色颜料上赚得盘满钵满，因此自认绿色是他的幸运色，就此造了豪宅绿屋，这里不多叙述了。
祭拜先人和包粽子
是绿屋在端午节的重头戏
众所周知，绿屋在当时属超现代的豪宅，但吴同文却在底层专门建造了一间与全屋风格截然不同的、设计得古色古香的“家堂”，专以祭拜先人。家堂的天花板设计是以大红为基调，富有中国传统的描金彩绘，却是西方构造的立体天花板。这种由西方元素注入中国传统工艺的设计，是邬达克的特点，现今在青年会和国际饭店都能找到。家堂内正中是一张硕大的同样大红描金的供桌，桌上是一对电蜡烛，常年亮着，只有在正式祭奠时才换上香炉、蜡扦等祭具。正对供桌的是一座落地佛龛，佛龛里供着吴家历代先人的牌位。与家堂贴邻的是装有弹簧地板的、沿墙是一圈沙发并配有当时最先进音响的跳舞厅。如此一中一西，一现代一传统，和谐相处，各尽其用。说起来，家堂与跳舞厅只是一墙之隔，有一扇门相通，但不知是出于敬畏还是真的怕惊动先人，平时大家情愿绕道从外面走到大楼梯也不愿抄近路从家堂出入。
屋主的生日是端午节，为了忌“冲”，吴同文似乎除了大生日是不做生日的，1965年在上海大厦的60大寿是他最后一次做生日。但绿屋的端午节却是十分隆重。早在端午前几个礼拜，已从苏州乡下运来大批碧绿生青的棕箬，然后就是颇为壮观的裹粽工程。旧时上海人家很少去外面买粽子，都是自家裹的，并以此为礼品互相赠送，绿屋自然也不例外：鲜肉粽、豆沙粽、赤豆粽、碱水粽，色色齐全。绿屋的厨房间设在底层，窗开出就是北京西路，有百来个平方。端午前一个礼拜，厨房都要为裹粽子让路，这还不够，还要扩张到后院夹弄，由吴同文太太亲自坐镇。说来读者不信，堂堂的吴同文太太（娇滴滴的苏州狮子林长大的贝家小姐）包得一手好粽子，我婆婆也深得其传。今人想象旧时的千金小姐、富家太太，不是跳舞开派对就是周旋于各名人显赫之间，这是交际花而不是名门太太。那时的名门闺秀，都要学得一手好厨艺，织得一手好绒线，连教会女校都设有家政课。说起来，富贵之家都有佣人，千金小姐何须学这种家务事？答案很简单，若主妇自己不懂家务，如何调教和指挥佣人呢？
端午节是大节，自然要祭拜。仪式在中午举行，这时绿屋的家堂就热闹了，一应祭具都擦得亮锃锃地摆出来。祭具都是吴太太的陪嫁。旧时上海人家嫁女儿，必有一套完备的祭具，大多为锡制的，以示庄穆。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此提点女儿从此就要一心拜祭夫家的先祖。照规矩，祭拜时应一一写下历代先祖的大名，称“签条”，我丈夫年少时就经常当这个差。解放后怕戴上“宣传迷信”的帽子，这一道就免了。直到上世纪50年代，每逢端午，吴同文必一身长衫马褂，诚惶诚恐率众子孙祭拜。吴家姑奶奶（吴同文的姐姐）也必到场。另外，祭拜时，特别要关照小孩，香烛一点上，说明祖宗已到位，就不能触碰供桌，以免惊动先人。酒过三巡后，就要送祖宗，还是由吴同文主持。家堂外有一个大香斗，里面已铺满锡箔。吴同文逐一将“签条”放入炉中，绕着香炉周围再洒一圈酒，然后点火祝祷送先人回去，就此仪式结束。我时常在想，他当时内心拜的究竟是吴家的祖宗还是他那不知名的生父母？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再加上绿屋一楼、二楼被紧缩了，如此大规模的端午祭祖已大大简化了。但端午包粽子和祭拜先人这两条底线，吴同文始终坚守着，只是祭拜活动移到四楼，长衫马褂改成了人民装。直到1966年“文革”，吴同文与姨太太双双自杀在绿屋内，绿屋的端午节就此垂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