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让中国作家对历史既满怀敬意，又充满叙述的兴趣。波谲云诡的20世纪历史为当代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创作资源和言说空间，一些充满争议的历史节点，更是作家们热衷讨论和叙述的对象。20世纪中页的土改运动的发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加速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促进了共和国的诞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如果进入历史的细部，以人道主义的视角观察具体的土改运动，就会发现土改运动因局部的失控而充斥了很多非人道的暴力和血腥的片段。因此，对于土改，有人赞颂，有人质疑甚至控诉。在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分别出现了两个土改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基于自身的经历和所处时代主导的思想方式对于土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和评价，身处新的世纪，方方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她以冷静而充满同情的历史眼光回望和叙述这段充满争议的历史，用复调的叙述方式让这场斗争中不同角色的声音共时登场，使之形成对话的关系，呈现了不同人物眼中不同的历史样貌，对历史进行了多维度的还原，在更大程度上展现了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克服了以往土改小说单一历史视角造成的对历史的偏见，从而实现了对以往作品的超越。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土改小说的作家大多是土改的亲历者，经历土改的作家们被一股创造中国新历史的豪情所包裹，他们自认其所从事的工作将打破中国几千年来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认定这将是对中国历史的伟大创造，他们的作品就是对这个伟大历史的见证和记录。他们从国家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他们所描写的实际上不是某一地具体的土改过程，而是用集中的、典型化的描写，表现土改运动的“历史本质”，可以说，他们描写的是想象中的土改运动的理想模型，这成为当时文学表现土改的主流，正如周立波所说：“革命现实主义的反映现实，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单纯的对于实事的摹写。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在这再现的过程里，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容许选择，而且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一般地说，典型化的程度越高，艺术的价值就越大。”①
　　暴力，一直是土改小说所关注的中心环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主流作品中，对暴力场景的呈现，为的是展现无产者的愤怒及其复仇的快感，这愤怒包含着个人的敌意或家族的恩怨，作家通过叙事，将其整合为贫苦的劳动人民对于旧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仇恨，如丁玲在描述贫农对于地主的仇恨时写道：“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钱文贵）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②作家通过对暴力的描写，展现了革命者伟大的力量和非凡的勇气。作家们在作品中对暴力进行定点的投放，其施暴对象一般是某个地主，但这地主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集各种罪恶于一身的邪恶符号，所以其描写的施暴过程并不会引起读者的道德顾虑，而是会让读者因暴力所包孕的正义属性而对其产生认同感。例如《暴风骤雨》中的恶霸地主韩老六，他在经济上压榨劳动者，双手沾满了劳动者的鲜血，在道德方面是个败类，还给土匪卖过命，甚至还杀害过抗日干部，简直五毒俱全，十恶不赦。在对韩老六的施暴过程中，觉醒的农民群情激愤，而韩老六本人始终沉默，在施刑的过程中，作者将其物化，韩老六代表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地主，而是罪恶本身。
　　然而，现实中的地主未必如四五十年代土改小说中描述的一般恶贯满盈，在具体的土改历史过程中，一些未作恶的地主也被施以酷刑或被剥夺了生命，以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善恶、进而施行惩处的唯一标准，造成了众多的人间惨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土改小说中，作家普遍以人道主义者的姿态，用民间的视角远观历史，反思土改。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中，暴力的受体往往被设置成具有健全人格和丰富情感的具体的人，作家通过对其遭受的暴力进行细致的描写，突出暴力摧残和毁灭鲜活生命的过程，表现出暴力斗争的血腥与残酷。《诺言》中李恩宽割地主吕福良的生殖器，《小灯》中村民棒杀地主李福大，《古船》中赵多多用烟头烫仇人的下体。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展示了暴力的细节，呈现了众多血腥的画面，写出了土改残酷的一面。这些施暴者以革命的名义宣泄着人性之恶，将暴力作为其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这些人物构成了残暴的流氓无产者形象系列，而正是这些人，在以往的土改叙事中被认作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和社会进步的革新力量，作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对以往的土改叙事和革命的历史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大体上，此时的作家们从具体的普通人的命运出发重审历史，以或戏谑或嘲讽的语言，对那段曾经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革命歷史进行了质疑和解构。在《古船》中，土改是延续了数十年的荒诞历史的一个章节，在《故乡天下黄花》中，土改是乡间各色人物为权力而缠斗的背景和工具，在这样的叙述中，《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所建立起的革命历史叙述被瓦解，土改的革命属性和正义形象被颠覆。
　　由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以上两种文学叙事对历史的态度和评价截然不同。无论是建构历史还是重述历史，二者事实上都是对历史的“制造”。历史的重述者作为挑战者，力图打破胜利者对后人叙述故事的垄断，然而，其二者的历史逻辑却惊人地相似，都以为已掌握了历史的真相，都认为自己的叙述是唯一真实的对历史的解释，从而实施对他种历史叙述的淹没和覆盖。在这种历史逻辑的支配下，每个时代的历史叙述者都会进行对历史的重述，而正如劳伦斯·勒纳所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历史学家们在对过去进行选择、甚至进行观察时大相径庭……对文本之外世界的认识，是世界和我们感知它的方式（包括我们的语言）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③，也就是说，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人们观察历史都会得到一个新的结论，那么，不同历史阶段的对过往历史的重述，对下一阶段的历史重述来说，都是一种对历史的偏见，历史的真相将在数度重述之中变得扑朔迷离。对于如何破解这种在历史叙述中产生的偏见，汤因比曾借布匿战争的命名方式进行过讨论。汤因比认为，罗马人按照自己的观点书写罗马人与他人交往的历史，并将这种观点强加给现代世界，他们将与迦太基的战争命名为“布匿战争”，以致现代人阅读这段历史时会自然地站在罗马一方，但假如存在一部迦太基人书写的与罗马人的战争史，恐怕这场战争将会被命名为“迦太基的‘罗马战争’”，为了避免这种历史叙述中的偏见，汤因比认为：“一场战争的双重名称是充分中立的唯一方式。”④这种对历史事件的双重命名，在历史叙述的实践中，就是对多重历史话语的共时呈现，从而形成一种复调的历史叙述模式。方方的《软埋》就是以这样的方法重新叙述了土改的历史。在作品中，她没有抹杀土改运动的政治功绩，也不刻意回避暴力的漫溢所造成的历史悲剧，她在作品中，让不同身份、不同遭遇、不同立场的人物各自叙述自己视野下的历史，将在土改过程中有着不同遭遇的人的命运共时呈现出来，把这段饱含争议的历史表现得更加立体，使历史的面目更加清晰。 　　方方在作品中借革命干部刘晋源的经历以及他与战友的谈话，阐述了昔日的革命鼓动者对这段革命历史的态度。小说中写道，自清朝开始，川东土匪年年扰民，是共产党的军队荡清了匪患，还地方以安宁。当年在剿匪的过程中，众多的革命军人牺牲了，其中就包括多位刘晋源的战友。耄耋之年的刘晋源重回当年的战场，祭拜故去的战友。他们的奋斗后来结成了果实，当年不安的村庄如今安享太平，他们当年的夙愿如今都成了现实。刘晋源和他的健在的老战友们以胜利者的姿态，从“江山”的角度回望历史。在他们的叙述中，当年巨大的贫富差距让当地百姓民不聊生，而地主支持的民团武装对新政权以及每个革命参与者的生命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赢得广大贫苦农民的信任和瓦解地主支持的反动武装，土改运动在当时看来势在必行，甚至默许一些过激的行为也在所不惜，从结果上看，土改确实在稳定当时局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他和战友们的事迹都成了传奇，他和战友们做过的事情被当地百姓铭记，在儿孙中传颂，这强化了他的信念，让他觉得自己和战友们当年用生命捍卫革命是值得的。然而，刘晋源和他的战友们并不是一群激进而狂热的“革命圣徒”，时间的累积让他们对历史的态度越发冷静而笃实，他们在聚会中不仅回味了革命的荣光，也反思了暴力的漫溢所带来的灾难。土改中，农民情绪的激愤，工作组法制观念的淡漠，土匪余孽的威胁，应对预案的缺失，以及矫枉过正的观念，共同促成了暴力的肆虐，殃及了很多无辜的人和家庭。他们反思了革命者对这种迫害的不作为，但这种反思是单薄和有限的，他们最终将那些无辜人士的牺牲归结为社会稳定的代价。刘晋源们看待历史的角度是由他们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们的思维已然政治化，时过境迁，他们反思了政策的偏差和对政策执行的不当，对革命中的惨死者表达了同情，但他们无法从人性的角度对暴力革命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更无法对那些历史受难者感同身受。
　　地主陆子樵是当年革命的对象，在方方的叙述中，陆子樵作为过激革命的受难者出现。在革命年代，陆子樵同情革命，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共产党川东剿匪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个开明绅士。他相信革命者会有正确的判断，在对地主的清算运动中保他一家太平无事。然而，革命并没有以他想象的方式进行。贫雇农仇恨的怒火吞噬了一切，村中周遭大户人家的遭遇和亲家一家的惨死让他对革命的想象彻底破灭了。面对绝境，他对家里人说：“我们陆家人，在这里光宗耀祖了几辈子，我陆子樵摆不下这身骨头架子，也丢不起这个脸，更吃不起这份打。我不如自己死。”⑤为了不辜负祖宗的荣耀，为了保存为人的尊严，他决定带领全家老小集体自杀，仅留儿媳带孙子另寻生路。来不及时间准备棺椁，他们只能选择直接入土，当地的习俗将之称为“软埋”，当地人认为“软埋”的人将不能转世，他们选择的是一种彻底的绝寂。可见当时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然没有了些许的留恋，陆子樵一家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对过火的革命做出了最激烈的控诉。
　　方方在作品中将革命者和革命受难者的声音共时呈现，使之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构成了对历史的多维呈现，但对历史的多维呈现并没有妨碍方方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态度，也就是说，方方并没有像那些创作“新历史小说”的作家那样以冷漠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所谓客观的陈述，《软埋》复调的历史叙述中包含着方方自己的声音。她以饱含着同情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在叙述中规避了阶级斗争、党派政治或宗族仇杀的叙述模式，她将过火的革命理解为一场历史的悲剧。小说中，胡家与陆家都倾向革命，并不同程度地为革命做过贡献，本应是革命团结和庇护的对象，但因占有过量的财富，在土改中均被划为地主，变成了斗争的对象。革命的烈火被点燃得如此的仓促，而燃烧得又是如此的猛烈，革命激荡下的乡村如烈火烧过的原野，无论是杂草还是树木，一并成为灰烬。胡陆两家被酷烈的革命之火无情地吞噬，本应被优待的两家在革命中遭到了最残酷的惩处。通过作品可以看出，方方并不认为悲剧是一小撮流氓无产者造成的，是革命的失控导致了法制和道德的空场，这样的环境為恶的繁殖提供了温床，是这样的环境引发了普通人内心的恶，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陆家的劫难和陆家的养子王金点直接相关，王金点于土改前夕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了解到是陆家造成了王家的悲剧，这让王金点形成了复仇的念头。他在土改中成了工作组的组长，他在得知县里已然决定赦免陆家的情况下，一意孤行，煽动群众，坚持对陆家斗争到底。他借革命的名义进行血亲复仇，陆家在他的恫吓之下选择了集体自杀。关于胡家的被屠，书中并没有指明始作俑者，但作者已然暗示出，胡家的惨案与用枪托打伤胡黛云的胡小四密切相关。胡小四是胡家的远房亲戚，祖辈因盖房的事与胡家交恶，又因自家家道中落而胡家太平兴旺，从而心存怨念。他于批斗胡家的过程中放话，要枪毙胡黛云全家，所以，胡家的被屠想必与他脱不了干系。无论是王金点还是胡小四，他们并不是流氓无产者，在土改之前，他们并无恶习。当然，他们也并非是思想纯粹的革命者，他们在土改中的积极表现不是出于对革命的觉悟，他们对胡、陆两家的报复心理也并不是出于阶级的仇恨，他们曾经都是生活在乡土世界的普通人。在革命中，他们利用革命、投机革命，借革命之机报私仇、泄私愤，方方借这两个人物突出了革命的复杂性，让革命的历史变得更加立体。这些人在革命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软埋》是悲剧而不是传奇或历史演义，就在于，在方方的叙述中，当年那场斗争中的双方，并没有胜利者。死者带着恐惧、怨恨和绝望弃世而去，留下一座座荒冢，作为凝固的控诉，而活下来的人带着难以消弭的愧疚，在惶惶不安中艰难地度过余生。王金点是陆家惨剧的“肇事者”，土改中，他的复仇成功了，陆家老小在他的威逼下集体自杀，但在目睹陆家的惨状后，王金点并没有感受到想象中复仇的快感，反而生出了强烈的负罪感。他回想起了陆家对他的恩情，想到了往日的温情脉脉，但大错已铸，覆水难收。他偷偷给陆子樵和陆太太立了碑，之后便销声匿迹，没人知道他的下落，都说他死了。他可能畏罪而自杀，也可能永远背负这个心理的重负而远走他乡，总之，陆家的惨剧对他的心理造成了重创。 　　不仅王金点，当年参与土改的其他村民也都因陆家的惨剧而形成了永久的精神创伤。陆家的宅子在陆家人死后成了“鬼宅”，天黑后村民不敢靠近，都说夜间的宅子里有各种诡异的声响，仿佛陆家鬼魂的控诉。古宅“闹鬼”，是因为村民心中有鬼，方方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了村民心中的愧疚，他们当年随波逐流，甚至参与其中，间接导致了惨剧的发生。他们也不愿外人进入大宅，怕惊扰宅中的亡魂，给村里招来大灾，这说明了陆家的往事是他们心中一块不愿触碰的伤疤和挥之不去的阴霾。当年过火的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想象中的生活，对于暴力的记忆让他们对财富望而却步，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创造和追求的活力，时至今日，那里依然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低的闭塞的村庄，贫穷和落后顽固地笼罩着那里，暴力带给他们的伤痛深重而持续。然而，在土改的过程中，受到最严重的精神伤害的是那些灾难的幸存者，在小说中，方方通过胡黛云的故事，表现了土改的偏差给一个无辜的个体带来的无法抹去和深入骨髓的精神创伤。
　　方方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种双线的追溯式结构，一条叙事线索是胡黛云于混沌中的回忆，另一条叙事线索是胡黛云的儿子青林对母亲身世秘密的发掘，两条叙事的线索都是从当下出发，指向历史的隐秘处。在当年的土改中，胡黛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这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刺激，这刺激让她形成了病理性的失忆。但在她的内心深处，这记忆并没有消失，只是隐匿了起来。记忆的碎片不时浮现，犹如锋利的碎玻璃，经常刺痛她的神经，原本生活安逸、颇富才情的她在谨慎和惊惧中度过了漫长而平庸的岁月。在她老年的一天，经特定场景的触发，对于历史的记忆如狂澜般喷薄而出，让她陷入了混沌，历史于混沌中复现。对于胡黛云的回忆，方方借用了类似《神曲》的结构加以表现。通过章节的标题我们看到，胡黛云将自己在土改中的受难过程视作对十八层地狱的经历，通过胡黛云的回忆，方方带着读者一同回顾了这个历史小人物的受难历程。随着回忆的纵深，历史的面目逐渐清晰，原来当年是胡黛云自己将陆家和王家的仇怨告诉了金点，而这成了陸家灾难的直接诱因。而之所以胡黛云会与金点提及此事，是因为金点与陆家小姐慧媛相恋，而胡黛云与慧媛不睦，当与金点谈到二人的关系时，她就多说了几句，她谈及此事也并非对二者恋情有意的破坏，更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黛云的话极大地刺激了金点，以致让他燃起了复仇的怒火。家庭的隔阂经革命的放大终于酿成了一场人间惨剧，原本幸福的家庭最终被无情地撕成了碎片。
　　当然，个人的记忆往往会受到当事人主观感受的干扰，对于历史来说它并不可靠，为了证实胡黛云的经历和感受并非虚妄，方方在小说中加入了青林这一叙事线索。如果说胡黛云的回忆是对这段历史的主观呈现，那么青林的考古似的对母亲身世的探秘，就是对这段经历的物质确认。青林的同学龙忠勇是研究古宅的专家，青林随着龙忠勇探寻那些散落的旧时富户的大宅，这些宅子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历史的标的，每座大宅都承载了一段并没有远去的历史，每座宅子背后都藏着一段心酸的往事。青林一行也探访了陆家的大宅，对于大宅的观摩和对于村民的访谈，历史的场景得以再现，也使胡黛云的遭遇得到证实。陆家集体的惨死固然悲壮，胡黛云卑微而饱受精神折磨的苟活更显得凄惨，一个青春而具有艺术气质的女子，经暴力的摧折而残损，被迫于琐屑的生活中耗尽了生命的芳华，其中的悲剧性不言而喻。
　　时过境迁，对于如何评价和对待这场历史的悲剧，小说中不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态度。作为灾难的幸存者，胡黛云整个劫后余生的阶段都在刻意回避对过往经历的回忆，精神的刺激和自己主动的对回忆的压抑在很长的时间里造成了她对过去的遗忘，她对过去充满了恐惧，心甘情愿地接受着遗忘带给她的平静。她的丈夫吴家名是土改期间另一场灾难的幸存者，他没有丧失记忆，但为了生存，他主动采取犬儒式的生存态度，让自己与往事隔绝，谨慎而小心地经营自己的小生活，他甚至为此放弃了自己的姓名，他为了生活，将自己从故乡和过去连根拔起。他们对历史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儿子青林，青林虽然发现了历史的残酷，但他深知在历史面前自己的无力，他虽同情父母的遭遇，但他无心撬动既有的历史，他将记载着历史蛛丝马迹的父亲的笔记放进了父亲的坟墓里，为了生活的平静而对历史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与他们态度相似的，还有陆家的二少爷和小少爷，陆家的二少爷因土改期间未在家乡而逃过一劫，事发四十年后的清明，他携后辈重返故土，但他们只是祭奠土改中丧命的先人，对故乡未有些许留恋，他们要在痛苦之后将故乡彻底忘却。如果说青林一家的遗忘是为了现实的生计，那陆家后人的遗忘表达了对这段历史的愤怒与憎恶。
　　然而，有人选择忘却，有人选择记录。虽然事不关己，青林的同学龙忠勇却本着对历史忠诚的态度，准备以出书的方式记录这段历史。他不反对当事者对于苦难经历的刻意回避，但作为一个学者，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世人呈现历史的细节，还受难者以公道。在这里，方方借龙忠勇之口表达了对那些不同历史态度的宽容，也表达出，她的创作不是为了搅动既有的对历史的判断，更不是为了渲染一种激烈的情绪，而是以文学的形式关注那些被历史车轮碾压的无辜生命，对她来说，国家与社会的大历史固然重要，而这些普通而脆弱的生命也很重要，就像胡黛云死前的那一声高呼：“我不要软埋！”方方不愿他们的经历被历史软埋。
　　作为当代文学土改叙事新的探索，《软埋》在历史眼光和叙事手段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方方对《软埋》的书写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她将陆家当年发家的手段设定为贩卖鸦片，使陆家背负了深重的原罪，将陆家惨剧的直接原因设置为胡黛云的“告密”，让胡黛云的无辜大打折扣，此外还设置了吴家名对胡黛云的挽救，让她在经历劫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感受到了生活的平静甚至是幸福，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悲剧属性。当然，这并不妨碍《软埋》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方方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她对文学的执着和创造力经常使我们惊叹，期待她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艳之作。
　　【注释】
　　①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情形》，见《周立波研究资料》，250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②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2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劳伦斯·勒纳：《历史与虚构》，载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100-103页，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王少如、沈萧红译，11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⑤方方：《软埋》，1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