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在美国访学时参加一个中国学生聚会，听到一个山西的新生谈论他们那里的交通规则，很有意思。他说他来自一个“小地方”（县城），在那里如果你开50万以上的好车，警察一般不敢管，怕得罪大人物。所以他开车一向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什么红灯、压线这些交通规则对他来讲都不存在，有时甚至把牌照摘了开。这样开车好几年，居然一条违章记录也没有。但是那些几万、十几万的车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公安局看到的违章车一般都是奇瑞、夏利这类车型。而他之所以有机会去公安局查违章记录，是因为他爸爸是挂着牌照开车的，如有违章就通过在公安局的叔叔的关系，直接派他去把违章记录销掉。
　　应该说，类似情形在国内并不鲜见，特别是在一些“小地方”，社会关系压倒正式制度的故事数不胜数。为什么“小地方”更容易抛弃正式制度而依赖非正式规则来行事？这其实可以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理解：小地方的熟人圈子认识起来比较方便，每个权力主体都有自己的资源，同时也有求于其他权力主体。权力资源交换能够便利地通过熟人圈子不断传递，甚至可以打通所有的关节。这比每件事情都通过程序来解决或全面的制度建设大大节约了个体成本。而大城市则以其规模的巨大，使得各行各业的人们没有办法通过私人渠道完全相识。在这样的陌生人社会里，私下里进行权力资源的交换成本高、互信也难以建立。城市越大，熟人圈子越难覆盖所有的领域，权力资源交换的难度就越大。很多问题必须通过覆盖更广的正式制度来解决。
　　在现实中，制度化有利于上层权力主体贯彻其意志，非制度化则有利于下级发挥个性。这也是中央政策到了基层往往走样的原因。在经济发展的政绩驱动下，基层政府和官员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犹如小家庭的经济独立会削弱对大家族族规的遵守意愿一样，基层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对制度加以扭曲、改造、搁置，或者以一套没有成文的潜规则加以替代。这些交易实际上架空了正式制度，但又使社会得以正常运作。
　　在几年前冯军旗对“中县”的调查中，一个80万人口的小县城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这些家族通过灰色交易垄断了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教育、参军、招干和招工过程中，干部子弟占有绝对优势。这主要是通过家族间权力资源的置换获得的：你在这件事情上给我好处，我在另外的事情上给你回报。
　　这令人回想起此前的北上广与回乡工作之争。最终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北上广虽然生活压力更大，但还有机会上升，竞争尚属公平。而县城里的生活，由于权力资源被少数家族垄断，对于没有背景的人来说，只剩下仰望权力的背影。在没有上升渠道的社会中，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过去和未来没有区别，只剩下和时间作斗争的平庸一生。这并非有追求的年轻人可以忍受的。
　　绝望的民众当然也并非毫无出路，但他们的做法往往是基层政治精英的翻版—即使在要求正当权利的时候也并不信任制度，而宁可相信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据学者调查，近10年来农村规模性群体事件大大升级，且主要发生于城乡结合部的县城，如贵州瓮安、江西南康、湖北石首等。这些事件频频发生于县城，说明基层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封闭性：堵死了民众向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非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就难以避免。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由裙带所形成的制度外利益关系被固化下来，游离于法纪规则外的朋友圈或家族形成了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僵化和寡头化就不可避免，制度进步再难期待。不过幸运的是，目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制度化水平虽然较低，但权力资源的交易多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利益集团之间尚未形成大规模交易模式。即权力资源交易尚未达到寡头政治的水平。这就使得“小地方”的法治化进程尚有改进的可能。
　　且长期看来，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复杂性的提升将使正式制度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依然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考虑：当小地方的资本规模、权力资源、人员差异丰富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权力资源的私人性就会越来越受到限制，而不得不走制度化的道路。在前面的故事中，县城的权力资源交易模式到了省城、北京就不大好使了。因为大城市规矩多，这位学生朋友就严守规矩不敢违章。至于到了美国，他虽已考过驾照并且买了车，但一度不敢上路，因为美国的规矩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