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月亮”的成词问题学界有三种观点:董秀芳、蒋绍愚、汪维辉等认为是由主谓结构演变而来,谭代龙认为是由定中结构演变而来,谢永芳认为是新造的一个词来分化“月”的语义.文章通过对“月亮地儿”“月光”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并辅以跨语言的例证,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考察了“月亮”的词汇化过程,指出“月亮”是由定中结构通过转喻演变而来,不是由主谓结构演变而来的.
【机 构】
：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月亮”的成词问题学界有三种观点:董秀芳、蒋绍愚、汪维辉等认为是由主谓结构演变而来,谭代龙认为是由定中结构演变而来,谢永芳认为是新造的一个词来分化“月”的语义.文章通过对“月亮地儿”“月光”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并辅以跨语言的例证,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考察了“月亮”的词汇化过程,指出“月亮”是由定中结构通过转喻演变而来,不是由主谓结构演变而来的.
其他文献
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对掌握着非遗项目核心技艺与文化的非遗传承人的保护至关重要.一般来说,非遗传承人在乡村社会具有较高的威望,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除了非遗传承人身份,他们往往还是乡村文化精英、民间仪式专家、民间组织领导、乡村致富能手等.因此,理解非遗传承人的身份属性,需要看到他们身上有着自上而下的官方身份和自下而上的民间身份的叠合.本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以出冬瓜老寨德昂族非遗传承人为例,探讨非遗传承人身份叠合特征,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多样化表达与实践.非遗传承人的身份叠合特征,使其在社区扮演乡
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研究中,美国汉学家田安对中国花间词的翻译阐释值得予以关注.她从文化人类学和现代审美意识出发,对花间词予以文化学体验和创造性阐释,认为《花间集》的阈限特征主要表现为空间位置、时间背景与情感心理三个不同维度.基于花间词的阈限特征,她关注并重视词作的性别与视角、意象与文体,根据文本性别阐释的不同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称视角翻译词作,使译文形成直率坦白或含蓄隽永的文体风格.这构成颇具方法启示与理论色彩的译介诗学.由此,在跨语际译介和跨文化诗学中,译者的不同阐释理念与译介方法,使词作译文呈现出有别于原作
穆旦诗歌经典化建构是一个繁复交错的命题,它不仅关乎作品本身的审美内涵、艺术价值和经典性品格,还与传播机制、接受机制和权力体制等的综合运作紧密相关.1930年代中后期以来,穆旦诗歌正是在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之下,在共时接受与历时接受、专业接受与非专业接受的共同配合之下,在政治权力、学术权力与经济权力等的协同运作之下,逐步实现经典化建构的.因此,穆旦诗歌经典化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审美艺术问题,而是一个与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多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本文首先对汉越佛教熟语中包含的佛教成分进行提取,然后建构出汉越佛教熟语与其佛教成分之间的二分网络,并对以佛教成分为属性的汉越佛教熟语之间的相似系数进行了计算,发现汉语佛教熟语和越南佛教熟语一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各自的本土文化特征.
偃师方言“叫”既可用作处置标记,也可用作被动标记.文章分别从“叫”字构成处置式和被动式的结构类型、与“叫”字共现成分的句法语义特征、“叫”字的语义套合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描写,并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考察了“叫”在汉语方言中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鬼从诞生之初就与人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七月半和西方万圣节作为传统节日源远流长,都是以“鬼”为主题的节日.基于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思想观念、文化背景,二者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基因、民间信仰和民族精神,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鬼节文化.在田野调研考察基础上,文章试图剖析中西鬼节文化在鬼魂观念、历史渊源、文化内涵、民间习俗、民俗功能和节日氛围等六个方面表现形式的差异,探讨鬼节在当代世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发展中国七月半鬼节文化的对策思路:一是弘扬人文精神,促进社会和谐
清章学诚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春秋》推见至隐,比事与属辞作为诠释解读之法门,本初,即《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再变,而为叙事传统、古文义法.三变,则为修辞章法、文学语言.本文从六个面向,进行论证:一,孔子之立义创意与《春秋》之取义.二,《春秋》或笔或削与详略重轻、异同变常.三,《春秋》比事与前后措注、本末始终.四,《春秋》属辞与曲笔直书、变文特笔.五,《春秋》约文与微婉显晦、增损改易.六,《春秋》属辞与言外之意、都不说破.由此观之,孔子《春秋》一书,堪称中华经史之星宿海,
“王维集二十卷”的说法,仅见于日本平安时代目录学文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与唐宋目录文献多持王维集“十卷”之说大为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唐人别集中,惟有“王维集”的卷数多于唐宋目录文献所录者,应是解开“王维集二十卷”说法的重要线索.安史之乱的存在,是乱后成书的王维正集在数量上少于乱前成集的王维小集的重要因素;早于安史之乱前,就有不同钞本形式的王维作品流传到了奈良时代(710年—794年)的日本.奈良平安时代(710年—1192年)汉籍钞本中涉及的王维作品,可为以上论点
高本汉注释《左传》不倚赖乾嘉汉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而利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乾嘉汉学的方法提出批评.他的《左传注释》检索《左传》的上下文,并扩展至整个《左传》,以及与《左传》同时的平行语料,以此获得单个语词的确切意义.但由于对乾嘉汉学的偏见,高本汉终看不到乾嘉汉学与现代语言学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异路同趋之效,不能正确看待乾嘉汉学训释中国经典的优势.
清前期的《左传》专书评点体现出“离经义化”的倾向:从评点目的 上说,偏向将《左传》作为初学作文的范本;从评点内容上说,析文法的总体比重大大增加;从评点方式上说,个人的审美体悟与感受居多.这一倾向的生成与此期经学发展的纠葛状况和评点学发展大势密切相关.对《左传》态度的不一、发扬义理与崇尚考据共存、义例解经与以事解经共存的局面限制了《左传》经学研究的发展,使得文学评点有了更大发展空间.选文和评文的重心继续由关注文章义理向关注文章章法技巧转变、文法评点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以及两种阐发经义的路径表现使得“离经义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