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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在一些地方反倒造就了这么一个事实:在某些行业国有资本该退不退,反倒呈垄断之势;而在另一些领域,却又在国退民进的口号下,被当作包袱甩了出去。
号称“车城”的湖北十堰市,居然一度到了无车可乘的地步。据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报道,这主要是因为当地进行公交民营化之后,企业发生亏损,结果有司机月收入最少只有11.8元,导致公交运营陷入困境。
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前几年不同程度上实行公交民营化的一些城市,也曾先后发生类似状况。按照“小政府、大市场”的现代社会理念,人们曾经以为,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应该退出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资本退出了大多数社会领域。但回过头来又可以看到,国退民进如今在一些地方反倒造就了这么一个事实:在某些行业国有资本该退不退,反倒呈垄断之势;而在另一些领域,包括公交、医院等系统,却又在国退民进的口號下,被当作包袱甩了出去。
而事实上,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也并非真的完全成了“守夜人”,在涉及民生等重要领域,政府不仅不能撤退,还要予以财政扶持。在市场的作用下,公共交通也便失去了公共产品的定位,而成为市场逐利的工具。如此,要么像十堰那样,民营企业因为无利可图而将成本转嫁于司机头上,造成无车可乘,要么很可能就是为追逐暴利而抬高票价,搞得民众怨气冲天。显然,这不仅有悖于市场改革的初衷,更不利于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一些公共领域。比如医疗卫生领域,也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功能界定不清的行业。在有的地方,公有医院全部转包给私营企业,结果不仅医疗价格大幅上升,甚至发生小病当大病治的医疗事故。病人一旦被当作摇钱树,后果也就可想而知。再比如高速公路、大桥等基础设施,以前流行的模式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后来又由民营企业承建和管理(而民营企业也从银行贷款),结果就是,要么贷款还完,收费依然了无期限,要么就是收费畸高,颇受非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16省市违规设置收费站多收146亿元”也就不奇怪了。
改革30年,实际上也是逐渐认识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一个过程。现在,恐怕除了原教旨市场主义者才会继续叫嚷着一切由市场说了算,有一个共识已经十分明晰,这就是,市场并非万能,政府在公共服务上不能无所作为。继续再以国退民进等名义甩包袱的政府部门,只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事实上,有些城市已经尝到过度市场化(或不充分市场化)的苦头,将公交和路桥等公共产品赎回,收归政府运作。
事实上,学会和懂得如何区分政府作用和市场功能,乃30年改革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如今还不能步上正轨的话,又何以面对30年来为此支付的昂贵社会成本?
号称“车城”的湖北十堰市,居然一度到了无车可乘的地步。据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报道,这主要是因为当地进行公交民营化之后,企业发生亏损,结果有司机月收入最少只有11.8元,导致公交运营陷入困境。
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前几年不同程度上实行公交民营化的一些城市,也曾先后发生类似状况。按照“小政府、大市场”的现代社会理念,人们曾经以为,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就应该退出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资本退出了大多数社会领域。但回过头来又可以看到,国退民进如今在一些地方反倒造就了这么一个事实:在某些行业国有资本该退不退,反倒呈垄断之势;而在另一些领域,包括公交、医院等系统,却又在国退民进的口號下,被当作包袱甩了出去。
而事实上,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也并非真的完全成了“守夜人”,在涉及民生等重要领域,政府不仅不能撤退,还要予以财政扶持。在市场的作用下,公共交通也便失去了公共产品的定位,而成为市场逐利的工具。如此,要么像十堰那样,民营企业因为无利可图而将成本转嫁于司机头上,造成无车可乘,要么很可能就是为追逐暴利而抬高票价,搞得民众怨气冲天。显然,这不仅有悖于市场改革的初衷,更不利于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一些公共领域。比如医疗卫生领域,也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功能界定不清的行业。在有的地方,公有医院全部转包给私营企业,结果不仅医疗价格大幅上升,甚至发生小病当大病治的医疗事故。病人一旦被当作摇钱树,后果也就可想而知。再比如高速公路、大桥等基础设施,以前流行的模式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后来又由民营企业承建和管理(而民营企业也从银行贷款),结果就是,要么贷款还完,收费依然了无期限,要么就是收费畸高,颇受非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16省市违规设置收费站多收146亿元”也就不奇怪了。
改革30年,实际上也是逐渐认识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一个过程。现在,恐怕除了原教旨市场主义者才会继续叫嚷着一切由市场说了算,有一个共识已经十分明晰,这就是,市场并非万能,政府在公共服务上不能无所作为。继续再以国退民进等名义甩包袱的政府部门,只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事实上,有些城市已经尝到过度市场化(或不充分市场化)的苦头,将公交和路桥等公共产品赎回,收归政府运作。
事实上,学会和懂得如何区分政府作用和市场功能,乃30年改革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如今还不能步上正轨的话,又何以面对30年来为此支付的昂贵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