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相声界这几年热闹过、吵闹过，甚至胡闹过。可再怎么疯，再怎么热，也难改明日黄花、风光不再的尴尬局面。难得的是，普遍不景气的状态下，一支全由80后组成的年轻阵营——“嘻哈包袱铺”仍然坚挺，哪怕德云社上座率已不满七成，他们的票房还能保持在基本满座的状态。哪怕已经从原来的几十元低票价，到如今最高两百的票价，都不影响观众对他们自始至终的热情。或许，这群热爱曲艺的年轻人未必是说得最好的，但观众的不离不弃，多少给了他们不小的信心。
他们的带领者还是那个有点神叨叨，有点嬉皮笑的高晓攀。俊朗的外形和潇洒的台风，令大家津津乐道于高晓攀的绰号——“相声界第一帅哥”。不是夸张，更不是讽刺，作为继郭德纲之后相声界的新秀，高晓攀虽然年仅26岁，却已经是“晓攀文化公司”响当当的头号boss。在他的带领下，这支由30多人组成，平均年龄25岁的团队经历过最初仅有两名观众的尴尬境地，也体验过2008年底火爆京城、影响辐射全国的巅峰。时至今日，在北京城观看他们的演出，观众依然需要提前一周订票。从当年鼓楼边上才180座的广茗阁到如今承包5个500座剧场固定演出，一周16场照样客满，来看他们演出的大多是年轻的情侣、夫妻，还有带着“00后”孩子的小家庭……
“‘嘻哈包袱铺’是国内第一个在5个剧场驻场演出的民营团队”，说起这一点，高晓攀显得特别骄傲。再度与《新民周刊》记者相逢，已从皇城根转移到了大上海，今年3月底，“嘻哈包袱铺”终于来到了上海，要在这座听惯了“清口”的城市里上演京味儿十足的“80后”相声。
说自己
有人说，高晓攀与“嘻哈包袱铺”的故事，给人们上演了一出真实版的《奋斗》。面对传统相声的式微，如何为古老艺术增加生机？“嘻哈包袱铺”的这帮年轻人凭借网络语、流行语、时事新闻乃至微博趣闻在新编相声里巧妙穿插，上演了一出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别出新裁，笑料不断，或许是对“嘻哈包袱铺”最恰当的描述。经历那些年的蛰伏，这些年的坚忍，“嘻哈包袱铺”成功了。
高晓攀坦言如今的自己越来越忙，甚至连好好睡个觉都是奢望。的确，除了负责剧团的经营管理，身为掌柜的他还要兼搞创作和表演，有时一天要轮回演好几个场子，更有巡回全国的商业演出以及走进高校的项目。“‘嘻哈包袱铺’火了以后，我也曾拍过电视剧、主持过节目，虽然挣钱很多，但是我发现相声还是应该活在属于它的地方。”经历了很多，高晓攀的这番话相较于几年前他对记者说的“我希望什么都要去试试看”，明显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不久前当他在舞台上动情地说出：“我宁愿在剧场里哭，也不愿在剧组里笑”的话时，台下年轻的观众都热切地朝他大喊：“高晓攀，留下来，相声需要你！”
新民周刊：从离开最初的发祥地广茗阁到投身影视界，给你的感触是什么？
高晓攀：进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了什么是“娱乐圈”，以至于现在我都不想把自己放入这个圈子。我了解的“道德”二字，在这个圈子里似乎不存在，“利益”才是王道。我真的不太适合这个圈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游戏规则是坏人定的，但却是好人在玩的。我不否认，自己在剧组的日子并不开心，我明白了在一个剧组里的三六九等，我更清楚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大腕，其实就是为了得到“尊重”二字。
至于离开广茗阁，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剧场的负责人提出涨价，我否决了，我觉得那样对观众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我不愿意妥协，最终选择了离开广茗阁。其实当时我比任何人都害怕走这一步，真的，因为我知道失去广茗阁的意义，我知道离开它的严重性，那是我们开始的地方，离开意味着重新开始。但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承受着，那个时候就是一道选择题：要么委曲求全，要不就离开。我的性格告诉我要离开，没有剧场我们可以去公园说，去马路上说，但是我们不能失去观众。
离开了，所有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合作多年的演员离开了，甚至很多学员都离开了，理由很简单，因为高薪，因为机遇和所谓的发展吧。可是又有谁能明白一个道理——“先有名后有利”，有名的前提是能耐，不劳而获的事情基本上不可能。当时这些人组建了一个“嘻哈瓦舍”，他们的口号是：“想听高晓攀去嘻哈包袱铺，想听嘻哈包袱铺来嘻哈瓦舍！”
尽管如此，但也有很多兄弟选择了留下。当时我一个人一个人地游说，一个人一个人地沟通……这是一个艺人和商人的斗争，我当时最坏的打算，就算剩高晓攀一个人，我一个人也要说下去！
新民周刊：这与前一阵德云社面临的问题很相像。绕了一大圈之后，怎么会再次想到回归广茗阁？
高晓攀：2010年8月，我们回到了广茗阁，为什么回来，无非利益二字吧！因为“嘻哈包袱铺”有它的价值和票房保证。那一阵，郭德纲老师“纵徒打人”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太多人打来电话，表示我的机会来了，但我选择沉默，我觉得沉默是最好的回答。我崇拜郭老师，我知道我的崇拜让业内有些人不爽，但我就是这样，我不会去借这个机会炒作自己，也不会像一些人力挺郭老师，让自己上位。
几个月后，“嘻哈包袱铺”开始步入正轨，走向成熟，我们拥有了5家剧场，也吸取了一些同行曾经的教训。我保证自己每周都会出现在剧场里3到4次，观众买票来看你，一定要拿最好的献给他们，不能忽悠人家。除了北方市场，我们也积极开拓南方市场，扩大自身影响，除了去广州、深圳等地巡演，去年11月我们还去香港演出了，很成功。一个女观众说道，我没有想到能在香港看到相声演出，当时很多人说这是记入历史的，第一家民营的相声团体在香港举办相声专场，“嘻哈包袱铺”做到了。
如今，经过精心的准备，我们第一次来到上海，3场演出，包括“80后”相声、传统相声和我的个人作品专场，希望带给南方的观众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知道或许这次尝试并不一定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我愿意这样做。不久之后，我们还将走出国门，去新加坡演出。
说同行
“今天郭德纲，明天高晓攀”，在京城，“嘻哈包袱铺”与德云社是竞争对手。但高晓攀却表示，这些并未影响他与郭德纲的关系。此外，对于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高晓攀也下过功夫研究，“这种单口形式相声里也有，并没有什么稀奇。受周立波的影响，我也创作了一个单口作品，叫《狂人日记》，表现的是我成名前后的真实经历，标标准准的‘一人转’。” 的确，演员时尚，“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更时尚。《山了寨了》、《70 80 90》、《超级新白娘子传奇》，光听这些“嘻哈”出品的作品名字，许多“80后”就会觉得分外亲切。对此，高晓攀颇为自豪：“我们所有创新的相声都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很提倡蔡元培的那句话——‘寓教于乐’。这也是我们和同行最大的不同之处吧。”
新民周刊：有个问题回避不了，你怎么看待郭德纲和德云社？
高晓攀：可能大家不知道，我高晓攀还曾经在德云社说了一年半的相声，与郭德纲同场演出过。应该说郭老师在艺术和做人各方面都影响了我，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也经常向他询问。在我看来，郭老师受欢迎是应该的，我曾去过他家，看见他家有一面墙上全是书。不可否认，他是个优秀的相声演员，但我没觉得我们抢了他的市场，因为风格不一样，观众群体也不同，德云社的传统段子多，我们新编的多，听他相声的人岁数偏大，我们主要吸引年轻人。如果要说共同点，我想，就是我们俩都有一股拼劲。因为我们都是外地来北京的，没有北京人天生的那种优越感，危机意识都很重，你不好好努力打拼就吃不饱饭。
新民周刊：郭德纲曾称“小沈阳”与周立波为“俗界弟兄”，而周立波则有著名的“咖啡大蒜”论，似乎更愿意往高雅路线上靠。在你看来，相声艺术该不该有雅俗之分？
高晓攀：很多人给“小沈阳”贴上“低俗”的标签，我就在想，你一味说他低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捧他、热爱他，还有那么多人被他逗乐？只要他存在，总有道理。我想，艺术没有雅俗之分，只有精彩与不精彩的区别吧。
新民周刊：对于相声艺术的今天，你有何看法？
高晓攀：有人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听相声的少，说相声的更少，听相声的80后少之又少，说相声的80后，那只能往死里找。回想“嘻哈包袱铺”刚成立那阵子，相声专场20元一张票，相声剧30元一张。虽然很便宜，结果还是没人来看，第一个月特别惨，我只挣了27元。现在日子好过了，我就把这种尴尬编进自己的段子里——“我们说相声的，不管来多少观众，都得演。来200人，演；来3个人，演；来1个呢？那得考虑考虑。比方说他听着听着要去上厕所，我们还接着说吗？”哈哈哈。
所以我们要努力，我不做谁做？既然“嘻哈包袱铺”已经做出了一番成绩，有了不少年轻的粉丝，我们就要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说好相声。
新民周刊：几年前看你们的演出，年轻人在传统段子方面的驾驭能力还并不理想。这些年下来，随着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不免会让一些传统相声的拥趸们担忧，相声艺术的根本会不会迷失在这个泛娱乐化的环境中？“嘻哈包袱铺”会不会背离传统相声艺术的精髓与精神？
高晓攀：照我的理解，现在相声界的“泛娱乐”就是一味追求搞笑，很多人甚至把灯光、音响、舞美等辅助手段都当作了相声的主体。尽管我们也会娱乐，比如在作品创作中常常运用到漫画式的夸张表演，语言也比较现代，但根本上依然是围绕着基本功——“说”。我想，到了今天，“嘻哈包袱铺”迅速爆笑、爆红、爆火的阶段已经过了，随着这几年“浮躁期”的度过，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纯粹，我们绝不能在一开始的表演风格上原地踏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创新的同时更好地回归传统、继承传统。
从根本上说，我爱相声，这才是我的舞台。郭德纲老师说过，如果不让他说相声，他就一头撞死在天桥门口！这是用生命去捍卫相声。因为他能体会舞台带给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能感受到舞台的气氛与温度，我想，如果一个人能死在舞台上，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他们的带领者还是那个有点神叨叨，有点嬉皮笑的高晓攀。俊朗的外形和潇洒的台风，令大家津津乐道于高晓攀的绰号——“相声界第一帅哥”。不是夸张，更不是讽刺，作为继郭德纲之后相声界的新秀，高晓攀虽然年仅26岁，却已经是“晓攀文化公司”响当当的头号boss。在他的带领下，这支由30多人组成，平均年龄25岁的团队经历过最初仅有两名观众的尴尬境地，也体验过2008年底火爆京城、影响辐射全国的巅峰。时至今日，在北京城观看他们的演出，观众依然需要提前一周订票。从当年鼓楼边上才180座的广茗阁到如今承包5个500座剧场固定演出，一周16场照样客满，来看他们演出的大多是年轻的情侣、夫妻，还有带着“00后”孩子的小家庭……
“‘嘻哈包袱铺’是国内第一个在5个剧场驻场演出的民营团队”，说起这一点，高晓攀显得特别骄傲。再度与《新民周刊》记者相逢，已从皇城根转移到了大上海，今年3月底，“嘻哈包袱铺”终于来到了上海，要在这座听惯了“清口”的城市里上演京味儿十足的“80后”相声。
说自己
有人说，高晓攀与“嘻哈包袱铺”的故事，给人们上演了一出真实版的《奋斗》。面对传统相声的式微，如何为古老艺术增加生机？“嘻哈包袱铺”的这帮年轻人凭借网络语、流行语、时事新闻乃至微博趣闻在新编相声里巧妙穿插，上演了一出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别出新裁，笑料不断，或许是对“嘻哈包袱铺”最恰当的描述。经历那些年的蛰伏，这些年的坚忍，“嘻哈包袱铺”成功了。
高晓攀坦言如今的自己越来越忙，甚至连好好睡个觉都是奢望。的确，除了负责剧团的经营管理，身为掌柜的他还要兼搞创作和表演，有时一天要轮回演好几个场子，更有巡回全国的商业演出以及走进高校的项目。“‘嘻哈包袱铺’火了以后，我也曾拍过电视剧、主持过节目，虽然挣钱很多，但是我发现相声还是应该活在属于它的地方。”经历了很多，高晓攀的这番话相较于几年前他对记者说的“我希望什么都要去试试看”，明显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不久前当他在舞台上动情地说出：“我宁愿在剧场里哭，也不愿在剧组里笑”的话时，台下年轻的观众都热切地朝他大喊：“高晓攀，留下来，相声需要你！”
新民周刊：从离开最初的发祥地广茗阁到投身影视界，给你的感触是什么？
高晓攀：进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了什么是“娱乐圈”，以至于现在我都不想把自己放入这个圈子。我了解的“道德”二字，在这个圈子里似乎不存在，“利益”才是王道。我真的不太适合这个圈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游戏规则是坏人定的，但却是好人在玩的。我不否认，自己在剧组的日子并不开心，我明白了在一个剧组里的三六九等，我更清楚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大腕，其实就是为了得到“尊重”二字。
至于离开广茗阁，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剧场的负责人提出涨价，我否决了，我觉得那样对观众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我不愿意妥协，最终选择了离开广茗阁。其实当时我比任何人都害怕走这一步，真的，因为我知道失去广茗阁的意义，我知道离开它的严重性，那是我们开始的地方，离开意味着重新开始。但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承受着，那个时候就是一道选择题：要么委曲求全，要不就离开。我的性格告诉我要离开，没有剧场我们可以去公园说，去马路上说，但是我们不能失去观众。
离开了，所有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合作多年的演员离开了，甚至很多学员都离开了，理由很简单，因为高薪，因为机遇和所谓的发展吧。可是又有谁能明白一个道理——“先有名后有利”，有名的前提是能耐，不劳而获的事情基本上不可能。当时这些人组建了一个“嘻哈瓦舍”，他们的口号是：“想听高晓攀去嘻哈包袱铺，想听嘻哈包袱铺来嘻哈瓦舍！”
尽管如此，但也有很多兄弟选择了留下。当时我一个人一个人地游说，一个人一个人地沟通……这是一个艺人和商人的斗争，我当时最坏的打算，就算剩高晓攀一个人，我一个人也要说下去！
新民周刊：这与前一阵德云社面临的问题很相像。绕了一大圈之后，怎么会再次想到回归广茗阁？
高晓攀：2010年8月，我们回到了广茗阁，为什么回来，无非利益二字吧！因为“嘻哈包袱铺”有它的价值和票房保证。那一阵，郭德纲老师“纵徒打人”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太多人打来电话，表示我的机会来了，但我选择沉默，我觉得沉默是最好的回答。我崇拜郭老师，我知道我的崇拜让业内有些人不爽，但我就是这样，我不会去借这个机会炒作自己，也不会像一些人力挺郭老师，让自己上位。
几个月后，“嘻哈包袱铺”开始步入正轨，走向成熟，我们拥有了5家剧场，也吸取了一些同行曾经的教训。我保证自己每周都会出现在剧场里3到4次，观众买票来看你，一定要拿最好的献给他们，不能忽悠人家。除了北方市场，我们也积极开拓南方市场，扩大自身影响，除了去广州、深圳等地巡演，去年11月我们还去香港演出了，很成功。一个女观众说道，我没有想到能在香港看到相声演出，当时很多人说这是记入历史的，第一家民营的相声团体在香港举办相声专场，“嘻哈包袱铺”做到了。
如今，经过精心的准备，我们第一次来到上海，3场演出，包括“80后”相声、传统相声和我的个人作品专场，希望带给南方的观众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知道或许这次尝试并不一定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我愿意这样做。不久之后，我们还将走出国门，去新加坡演出。
说同行
“今天郭德纲，明天高晓攀”，在京城，“嘻哈包袱铺”与德云社是竞争对手。但高晓攀却表示，这些并未影响他与郭德纲的关系。此外，对于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高晓攀也下过功夫研究，“这种单口形式相声里也有，并没有什么稀奇。受周立波的影响，我也创作了一个单口作品，叫《狂人日记》，表现的是我成名前后的真实经历，标标准准的‘一人转’。” 的确，演员时尚，“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更时尚。《山了寨了》、《70 80 90》、《超级新白娘子传奇》，光听这些“嘻哈”出品的作品名字，许多“80后”就会觉得分外亲切。对此，高晓攀颇为自豪：“我们所有创新的相声都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很提倡蔡元培的那句话——‘寓教于乐’。这也是我们和同行最大的不同之处吧。”
新民周刊：有个问题回避不了，你怎么看待郭德纲和德云社？
高晓攀：可能大家不知道，我高晓攀还曾经在德云社说了一年半的相声，与郭德纲同场演出过。应该说郭老师在艺术和做人各方面都影响了我，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也经常向他询问。在我看来，郭老师受欢迎是应该的，我曾去过他家，看见他家有一面墙上全是书。不可否认，他是个优秀的相声演员，但我没觉得我们抢了他的市场，因为风格不一样，观众群体也不同，德云社的传统段子多，我们新编的多，听他相声的人岁数偏大，我们主要吸引年轻人。如果要说共同点，我想，就是我们俩都有一股拼劲。因为我们都是外地来北京的，没有北京人天生的那种优越感，危机意识都很重，你不好好努力打拼就吃不饱饭。
新民周刊：郭德纲曾称“小沈阳”与周立波为“俗界弟兄”，而周立波则有著名的“咖啡大蒜”论，似乎更愿意往高雅路线上靠。在你看来，相声艺术该不该有雅俗之分？
高晓攀：很多人给“小沈阳”贴上“低俗”的标签，我就在想，你一味说他低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捧他、热爱他，还有那么多人被他逗乐？只要他存在，总有道理。我想，艺术没有雅俗之分，只有精彩与不精彩的区别吧。
新民周刊：对于相声艺术的今天，你有何看法？
高晓攀：有人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听相声的少，说相声的更少，听相声的80后少之又少，说相声的80后，那只能往死里找。回想“嘻哈包袱铺”刚成立那阵子，相声专场20元一张票，相声剧30元一张。虽然很便宜，结果还是没人来看，第一个月特别惨，我只挣了27元。现在日子好过了，我就把这种尴尬编进自己的段子里——“我们说相声的，不管来多少观众，都得演。来200人，演；来3个人，演；来1个呢？那得考虑考虑。比方说他听着听着要去上厕所，我们还接着说吗？”哈哈哈。
所以我们要努力，我不做谁做？既然“嘻哈包袱铺”已经做出了一番成绩，有了不少年轻的粉丝，我们就要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说好相声。
新民周刊：几年前看你们的演出，年轻人在传统段子方面的驾驭能力还并不理想。这些年下来，随着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不免会让一些传统相声的拥趸们担忧，相声艺术的根本会不会迷失在这个泛娱乐化的环境中？“嘻哈包袱铺”会不会背离传统相声艺术的精髓与精神？
高晓攀：照我的理解，现在相声界的“泛娱乐”就是一味追求搞笑，很多人甚至把灯光、音响、舞美等辅助手段都当作了相声的主体。尽管我们也会娱乐，比如在作品创作中常常运用到漫画式的夸张表演，语言也比较现代，但根本上依然是围绕着基本功——“说”。我想，到了今天，“嘻哈包袱铺”迅速爆笑、爆红、爆火的阶段已经过了，随着这几年“浮躁期”的度过，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纯粹，我们绝不能在一开始的表演风格上原地踏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创新的同时更好地回归传统、继承传统。
从根本上说，我爱相声，这才是我的舞台。郭德纲老师说过，如果不让他说相声，他就一头撞死在天桥门口！这是用生命去捍卫相声。因为他能体会舞台带给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能感受到舞台的气氛与温度，我想，如果一个人能死在舞台上，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