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急于摆脱贫困落后，“大跃进”的浪潮充满各个角落。二机部（即第二机械工业部，1982年改名为核工业部）提出了铀矿勘探和开采要全民来办的方针，经中央批准后在全国推行，历时三年左右。有意思的是，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竟来自搞不清铀元素为何物的农民手中。当时，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组建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找矿工作。在短短几个月内，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采矿大军，便几乎将地表层的铀矿石扫荡一空。
　　当时，中国的核工业体系尚在初建阶段，正规的铀矿和处理铀矿石的工厂都没有建成。研究单位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便指示三局（后改为中国核工业地质局）想办法，先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三局决定在广东选个地方搞土法炼铀。
　　下庄是粤北山区一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小山村，却是中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床，被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命名为希望矿化区。三局副局长佟城首先赶到下庄，组织十一分队实施土法炼铀。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厂房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木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碎矿、硝酸和硫酸，被浸泡着的矿石在桶里发出“咕咕”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里流进第二个桶、第三个桶……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倒回第一个桶中，反复浸泡沉淀，用布袋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接下来，在另一个草棚里，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
　　湖南郴州铀矿炼铀厂的生产条件也一样，汗流浃背的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臼里的矿石，用筛子筛出粉末，接着加酸浸出，用滤斗过滤，用电炉烤干。十来个人足足要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200克铀来。
　　全民办矿，土法炼铀，苏联专家对这种既热烈又混乱的局面持两种态度。三局的总工程师斯捷潘诺夫主张按照正规的办法炼铀，但得多花几年时间。水冶专家特拉菲莫夫说可以搞土法炼铀，他自己原先就是炼铀的。土法是什么办法呢？即准备陶土大缸和大木桶，用纱布过滤。这个办法对人体有一定危害，对环境的污染大一点儿，但为了早日制出铀产品来，为了原子弹早一天炸响，肯定要做出牺牲。
　　苏联专家私下讲，苏联刚开始搞原子弹时，铀矿方面也是用一些土办法。当时，专家就提出要加工20个大木桶，直径两米，高也要两米，每个桶装几吨矿石做渗滤，把硫酸倒进去，把铀浸出来。
　　苏联专家强调，要加强安全防护，设备条件简陋不等于没有安全防护或不需要安全防护了。比如，操作时要戴胶皮手套、口罩，穿上套鞋、工作服、橡皮围裙，废水也要经过石灰和木炭处理。
　　土法炼铀中，有些材料需求量较大，比如用来过滤的布。当时，布都要凭布票购买，买多了不行，工人们就轮流去商店，一人买几米回来。买布时，还不敢跟人家说要这么多布干什么。
　　1958年年底，二机部在下庄主持召开了全民办铀矿现场会，推广下庄的土法炼铀经验。在此前后，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二十多个省区的农民也被动员起来，人人动手，用土法采矿并冶炼。他们从附近采集矿石，制成含铀60%～80%的化学浓缩物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俗称黄饼），拿到收购点去。尽管这样的黄饼极其粗糙，但当时的价钱超过了黄金，每吨二十来万元。
　　二机部的袁成隆副部长说：“我听说云南云沧有农民在那儿炼铀，就亲自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去了一看，到处是小高炉，正在炼呢。一个副专员在那儿主持这事儿。开采呢，就是用镐刨，哪个矿比较富，就把含铀矿刨出来。要碾碎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用老百姓碾粮食的那种碾子，把铀矿石碾碎。碾碎以后得过滤啊，那就用做豆腐的麻布包，一道一道过滤。最后得出细一点儿的铀沫，叫初铀，将来拿这个就可以搞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
　　老百姓找矿代价很大，不仅浪费了许多铀，消耗了大量的原料，还由于缺乏环境保护设施和手段，造成严重的污染。这样的群众运动却产生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全民办铀矿，获得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在苏联后来毁约停援而铀矿山和水冶厂一时又建不成的情况下，为国家初期的核燃料生产提供了原料，进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赢得了时间。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薛理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摘自《596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图/阎广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