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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骏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出生于1922年3月，很早就参加到了国家民主运动中，194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几次险遭特务暗杀，为此曾经流亡滇西和上海等地。，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方正式离休。
2010年12月17日，他因“乘坐公车为昆明市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而迅速被公众所知晓。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与草根民众自行上访不一样，杨维骏本身是与权力机关有关系的人，他能够公开站出来协助民意通道，而不仅在背后暗中支持，无论品格和行为都令人感慨。其背后折射的制度问题更让人深思。
带领上访
“无论新中国成立前、成立后，也无论以前上班，还是离休后，我都是闲不住的人，也由于自己是民主党派身份，所以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与义务也非常珍惜。”杨维骏说，“我曾经做过许多事情，既对党政干部提建议，也为普通群众反映问题，所以在那天听到有人反映昆明市在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却没有下落，对农民利益置之不理的情况，我就决定要管管这个事情。”
12月17日，杨维骏从云南省政协要了一辆小车和一名工作人员，去到昆明市西山区下辖的韩家湾村，现场了解了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年初已被限期拆除，村民曾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上访过80多次，但事情毫无进展等情况，遂让陪同的工作人员拍照留证。
“看到农民的惨状，当时我很难过，于是决定带他们去反映情况，因为我是政协的老干部，了解政协信访办有此方面的工作职能，于是先去了政协。”杨维骏说，“我很清楚如果没有我在前面带路，农民们肯定连大门都进不了，因为那里由武警守卫。农民的两辆车顺利地跟着我的车进到了省政协大院，意外的是那天信访办的办公室门开着，却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后来我估计是有人提前‘走漏了我要带农民前往’的风声。”
随后，他又带着12名失地农民代表去到市内一家宾馆，因为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人员正在那里驻地办公，不巧当时巡视组的人都不在；再随后，他们一行又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但是情况都没有得到顺利的答复和解决，对方只说会调查处理。
“上访”发生后的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长、副处长来到杨维骏家中，就其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两个多小时。该处长表示，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乘坐政协的公车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认为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这些农民之前走的渠道还少吗?但是没有哪条走得通，更何况我和他们一起反映情况就属于不正常了吗?”杨维骏说，“我让处长拿出我不能参与反映情况的政策法规来，如果没有就不是我做错了，而是他和他背后的领导对我的指责错了。当然，我知道他们根本拿不出这样的规定。”
他表示：“那天我也生气了，质问处长国家哪一条规定说了老干部不能用公车来调研，包括反映情况?难道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只能用来游山玩水?我作为省政协离休的副主席，难道就不能帮助群众反映问题?”
后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杜筑华约见了杨维骏，承诺会进行调查，并将与昆明市有关部门协调后作出答复。
“我一直会盯着这件事情的进展，不愿意被别人忽悠，没有具体的说法或结果肯定不行。”杨维骏说，“我的初衷不是要制造麻烦，而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而在云南本土的一些现任官员看来，杨维骏的行为很难产生什么具体效果，更具有强烈行为艺术的意味，不过问题不在于他身上，而在于现实中不便明说的制度设置与利益格局。
无论对于“公车上访”、“为民请命”和“最可爱官员”等外界评价，还是“封口”、“灭口”等恶劣威胁，杨维骏表示都没有太在意，自己关注的是进行正常上访的人士不断遭到恐吓和惩处，此举令人心寒。
杨维骏还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比如昆明圆通寺内的“藏经楼”因为历史原因已经破旧不堪，昆明市的一些领导曾经批示必须限期修复，否则将其拆除，“这样的决定明显违反了国家的宗教政策”；虽然有超过20％的住户反对，但昆明市仍然要对昆明医学院附近的一些城市老建筑进行拆除，“这样的情况显然违反政府自己先前的拆迁政策”。随后，他找机会将两件事情一起书面反映给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随后昆明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主席都先后征求了他的意见，最终的决定是把两件拆迁工作停下来了。
“以后这些事情还会不会有反复、变化我不好说，我已经尽力了。”他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有些地方官员对老百姓压制得太厉害了。很多事情如果有合理的反映渠道，有公平讲理的地方，其实还是能够被改变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这些，则是所有捍卫权利的人士所关心的根源问题。”
赵建伟评价说，“最大的危机在于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徘徊，或者说人始终控制着法。中国法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的问题。”
他表示，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出现过上访行为，甚至一半以上的国家公务员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因为在现实中，人的命运可能都是被上级决定的。
进言仇和
杨维骏表示，离休后尽管自己不能够直接决定什么事情，但是仍然努力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010年7月，在认真研究了《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征求意见册》(以下简称《新昆明规划》)后，他很快完成了一份“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并通过多种途径送到了云南省、昆明市各种相关部门和领导办公室。
“仇和书记曾于2008年5月亲临我家中，征询我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及其本人工作的意见。我希望他安排时间和大家探讨如何治理滇池，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如何转变市政府职能。当时他的一位随从表示‘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杨维骏说，“2009年5月，仇和在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号召与会老同志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提出意见。随后我约同两位专家前去呈贡新城实地考察，后来向省委、省政府及仇和本人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建议，对呈贡新城建设规划以及《情况汇报》中的若干重大决定提出质疑。此书面意见送上去后，目前没有得到批示和答复。”
在这份洋洋洒洒的“进言”中，他针对《新昆明规划》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疑问和建议：“规划是否符合科学民主决策要求?”、“规划‘一湖四片’和‘一主四辅’的载体指导思想是否有当?”、“规划要不要考虑‘三农’问题?”、“规划为什么只字不提昆明市政府如何转变职能?”、“规划在呈贡新区建高校集中区是一个需要重新认真考虑的大问题”、“规划只描述了建设现代新昆明的蓝图，没有提出为何要这 样做，如何去做，要花多少钱，希望加以补充说明”。
杨维骏表示，云南省农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三农”问题在全省乃至昆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应加以充分重视的大问题。2009年5月昆明市委向在昆老同志通报《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时说要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化”转化“三农”。而这“三化”就是诸如在昆明郊区、呈贡新区等地区，以“公益”性用地为名，低价强行征用农民田地，或归政府使用，或出售给开发商，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省会城市昆明的行动往往影响全省。我很想知道正确答案，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了城市发展，还是为了占有农村的土地?”
“通过以上方式来实现昆明市四城区人口达到700万～800万的宏大目标不可能，如果强行之可能给全市带来大灾难。”他表示，由于急切大城市化，而城市的发展，又主要是大建高楼大厦、新式住宅，开发商有利可图，竞相投入所致。一个城市规模的大小，不是任何领导个人可以主观拍板定案的。不经科学民主论证，不遵守法规程序，任意扩大城中村改造范围，强行拆迁，以及任意改变重点商业区，已经引起许多矛盾和民怨，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文人风骨
离休后的杨维骏居住在一处云南省高级别领导集中的别墅区，但是一切都没有影响到他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其家中会客室正中挂着父亲、滇军名将杨蓁书写的一处碑文拓片，虽然在3岁的时候父亲便遇刺身亡，但是母亲后期的教诲仍然让杨维骏受益终生。
“父亲生前治军严格，同情普通老百姓等为人与事迹一直影响着我。”他说，“之所以我会形成现在的人生状态，见到不平的事就要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而应该为社会大众做点有益的事情，那么到死也不会觉得遗憾。”杨维骏表示，许多老同事、老朋友都了解自己，即便在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还没离休的时候自己同样“嫉恶如仇”、“敢讲真话”，因此一直有人威胁说要让他“永远闭嘴”。
“我只会向真理低头。作为一名已经不在位的干部，为群众做点事情就被如此赞颂其实是悲哀的，只能说现在有的官员没有真正为民办事，对老百姓的感情变少了。”他说，“到处大拆大建，改造农村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关头。有些人、有些事越来越多地把我们这样的老干部逼出来说话，无论如何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2010年，在外地工作的女儿给杨维骏开设了网络博客，把他的观点发表出来和社会分享。
他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对于新生事物并不回避，我知道网络的传播力、影响力都非常大，能够在其中获取信息并且发表意见的人非常多。”
随着一系列相关事件越来越热烈，杨维骏的举动已经让云南省和昆明市的一些现任官员为之烦恼，不过后者也迅速做出了一些精明的回应。2010年12月27日上午，昆明市委的一名女干部意外敲响了他的家门，给其送来了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上《面向西南开放，担当引领使命一昆明以大开放促大开发纪实》的长篇报道似乎解答了很多“问题”。
赵建伟认为，在现实社会里，杨维骏的行为不会被正面肯定，但也不会被报复，“冷处理”的可能性最大，“比如送《人民日报》的行为就很值得玩味，即提醒杨维骏的言行只能代表个人意见，而上级组织是肯定昆明市委的”。
“杨维骏带领农民上访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施均美对新华社表示，老干部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帮助群众反映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认为，老干部在熟悉政策和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向有关部门提出来，同时对群众超出政策范围的利益诉求做好解释疏导工作，这样才能促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赵建伟表示，杨维骏带领农民上访其实只是一个突破口，后面则是对公平、公正的呼唤。而杨维骏作为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其文人风骨值得尊重与赞许。
2010年12月17日，他因“乘坐公车为昆明市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而迅速被公众所知晓。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与草根民众自行上访不一样，杨维骏本身是与权力机关有关系的人，他能够公开站出来协助民意通道，而不仅在背后暗中支持，无论品格和行为都令人感慨。其背后折射的制度问题更让人深思。
带领上访
“无论新中国成立前、成立后，也无论以前上班，还是离休后，我都是闲不住的人，也由于自己是民主党派身份，所以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与义务也非常珍惜。”杨维骏说，“我曾经做过许多事情，既对党政干部提建议，也为普通群众反映问题，所以在那天听到有人反映昆明市在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却没有下落，对农民利益置之不理的情况，我就决定要管管这个事情。”
12月17日，杨维骏从云南省政协要了一辆小车和一名工作人员，去到昆明市西山区下辖的韩家湾村，现场了解了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年初已被限期拆除，村民曾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政协、市区政府上访过80多次，但事情毫无进展等情况，遂让陪同的工作人员拍照留证。
“看到农民的惨状，当时我很难过，于是决定带他们去反映情况，因为我是政协的老干部，了解政协信访办有此方面的工作职能，于是先去了政协。”杨维骏说，“我很清楚如果没有我在前面带路，农民们肯定连大门都进不了，因为那里由武警守卫。农民的两辆车顺利地跟着我的车进到了省政协大院，意外的是那天信访办的办公室门开着，却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后来我估计是有人提前‘走漏了我要带农民前往’的风声。”
随后，他又带着12名失地农民代表去到市内一家宾馆，因为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人员正在那里驻地办公，不巧当时巡视组的人都不在；再随后，他们一行又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但是情况都没有得到顺利的答复和解决，对方只说会调查处理。
“上访”发生后的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长、副处长来到杨维骏家中，就其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两个多小时。该处长表示，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乘坐政协的公车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认为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这些农民之前走的渠道还少吗?但是没有哪条走得通，更何况我和他们一起反映情况就属于不正常了吗?”杨维骏说，“我让处长拿出我不能参与反映情况的政策法规来，如果没有就不是我做错了，而是他和他背后的领导对我的指责错了。当然，我知道他们根本拿不出这样的规定。”
他表示：“那天我也生气了，质问处长国家哪一条规定说了老干部不能用公车来调研，包括反映情况?难道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只能用来游山玩水?我作为省政协离休的副主席，难道就不能帮助群众反映问题?”
后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杜筑华约见了杨维骏，承诺会进行调查，并将与昆明市有关部门协调后作出答复。
“我一直会盯着这件事情的进展，不愿意被别人忽悠，没有具体的说法或结果肯定不行。”杨维骏说，“我的初衷不是要制造麻烦，而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
而在云南本土的一些现任官员看来，杨维骏的行为很难产生什么具体效果，更具有强烈行为艺术的意味，不过问题不在于他身上，而在于现实中不便明说的制度设置与利益格局。
无论对于“公车上访”、“为民请命”和“最可爱官员”等外界评价，还是“封口”、“灭口”等恶劣威胁，杨维骏表示都没有太在意，自己关注的是进行正常上访的人士不断遭到恐吓和惩处，此举令人心寒。
杨维骏还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比如昆明圆通寺内的“藏经楼”因为历史原因已经破旧不堪，昆明市的一些领导曾经批示必须限期修复，否则将其拆除，“这样的决定明显违反了国家的宗教政策”；虽然有超过20％的住户反对，但昆明市仍然要对昆明医学院附近的一些城市老建筑进行拆除，“这样的情况显然违反政府自己先前的拆迁政策”。随后，他找机会将两件事情一起书面反映给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随后昆明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主席都先后征求了他的意见，最终的决定是把两件拆迁工作停下来了。
“以后这些事情还会不会有反复、变化我不好说，我已经尽力了。”他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有些地方官员对老百姓压制得太厉害了。很多事情如果有合理的反映渠道，有公平讲理的地方，其实还是能够被改变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这些，则是所有捍卫权利的人士所关心的根源问题。”
赵建伟评价说，“最大的危机在于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徘徊，或者说人始终控制着法。中国法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的问题。”
他表示，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出现过上访行为，甚至一半以上的国家公务员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因为在现实中，人的命运可能都是被上级决定的。
进言仇和
杨维骏表示，离休后尽管自己不能够直接决定什么事情，但是仍然努力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010年7月，在认真研究了《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征求意见册》(以下简称《新昆明规划》)后，他很快完成了一份“就《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向仇和书记进言”的材料，并通过多种途径送到了云南省、昆明市各种相关部门和领导办公室。
“仇和书记曾于2008年5月亲临我家中，征询我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及其本人工作的意见。我希望他安排时间和大家探讨如何治理滇池，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如何转变市政府职能。当时他的一位随从表示‘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杨维骏说，“2009年5月，仇和在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号召与会老同志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提出意见。随后我约同两位专家前去呈贡新城实地考察，后来向省委、省政府及仇和本人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建议，对呈贡新城建设规划以及《情况汇报》中的若干重大决定提出质疑。此书面意见送上去后，目前没有得到批示和答复。”
在这份洋洋洒洒的“进言”中，他针对《新昆明规划》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疑问和建议：“规划是否符合科学民主决策要求?”、“规划‘一湖四片’和‘一主四辅’的载体指导思想是否有当?”、“规划要不要考虑‘三农’问题?”、“规划为什么只字不提昆明市政府如何转变职能?”、“规划在呈贡新区建高校集中区是一个需要重新认真考虑的大问题”、“规划只描述了建设现代新昆明的蓝图，没有提出为何要这 样做，如何去做，要花多少钱，希望加以补充说明”。
杨维骏表示，云南省农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三农”问题在全省乃至昆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应加以充分重视的大问题。2009年5月昆明市委向在昆老同志通报《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时说要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化”转化“三农”。而这“三化”就是诸如在昆明郊区、呈贡新区等地区，以“公益”性用地为名，低价强行征用农民田地，或归政府使用，或出售给开发商，农民既失地又失业。“省会城市昆明的行动往往影响全省。我很想知道正确答案，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了城市发展，还是为了占有农村的土地?”
“通过以上方式来实现昆明市四城区人口达到700万～800万的宏大目标不可能，如果强行之可能给全市带来大灾难。”他表示，由于急切大城市化，而城市的发展，又主要是大建高楼大厦、新式住宅，开发商有利可图，竞相投入所致。一个城市规模的大小，不是任何领导个人可以主观拍板定案的。不经科学民主论证，不遵守法规程序，任意扩大城中村改造范围，强行拆迁，以及任意改变重点商业区，已经引起许多矛盾和民怨，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文人风骨
离休后的杨维骏居住在一处云南省高级别领导集中的别墅区，但是一切都没有影响到他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其家中会客室正中挂着父亲、滇军名将杨蓁书写的一处碑文拓片，虽然在3岁的时候父亲便遇刺身亡，但是母亲后期的教诲仍然让杨维骏受益终生。
“父亲生前治军严格，同情普通老百姓等为人与事迹一直影响着我。”他说，“之所以我会形成现在的人生状态，见到不平的事就要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而应该为社会大众做点有益的事情，那么到死也不会觉得遗憾。”杨维骏表示，许多老同事、老朋友都了解自己，即便在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还没离休的时候自己同样“嫉恶如仇”、“敢讲真话”，因此一直有人威胁说要让他“永远闭嘴”。
“我只会向真理低头。作为一名已经不在位的干部，为群众做点事情就被如此赞颂其实是悲哀的，只能说现在有的官员没有真正为民办事，对老百姓的感情变少了。”他说，“到处大拆大建，改造农村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关头。有些人、有些事越来越多地把我们这样的老干部逼出来说话，无论如何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2010年，在外地工作的女儿给杨维骏开设了网络博客，把他的观点发表出来和社会分享。
他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对于新生事物并不回避，我知道网络的传播力、影响力都非常大，能够在其中获取信息并且发表意见的人非常多。”
随着一系列相关事件越来越热烈，杨维骏的举动已经让云南省和昆明市的一些现任官员为之烦恼，不过后者也迅速做出了一些精明的回应。2010年12月27日上午，昆明市委的一名女干部意外敲响了他的家门，给其送来了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上《面向西南开放，担当引领使命一昆明以大开放促大开发纪实》的长篇报道似乎解答了很多“问题”。
赵建伟认为，在现实社会里，杨维骏的行为不会被正面肯定，但也不会被报复，“冷处理”的可能性最大，“比如送《人民日报》的行为就很值得玩味，即提醒杨维骏的言行只能代表个人意见，而上级组织是肯定昆明市委的”。
“杨维骏带领农民上访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施均美对新华社表示，老干部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帮助群众反映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认为，老干部在熟悉政策和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向有关部门提出来，同时对群众超出政策范围的利益诉求做好解释疏导工作，这样才能促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赵建伟表示，杨维骏带领农民上访其实只是一个突破口，后面则是对公平、公正的呼唤。而杨维骏作为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其文人风骨值得尊重与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