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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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术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两种思潮,以及作为它们存在之语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范式,成为因苏东剧变而陷于低潮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主要挑战。马克思主义只有正视这些挑战,才能从它们的质疑中获益,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问题,从而使自己获得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也曾为此提供了启示。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用地方差异性反对欧美模式的所谓＂普适性＂,已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展开的文化冲突的焦点。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选择构建未来的社会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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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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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术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两种思潮,以及作为它们存在之语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范式,成为因苏东剧变而陷于低潮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主要挑战。马克思主义只有正视这些挑战,才能从它们的质疑中获益,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问题,从而使自己获得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也曾为此提供了启示。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用地方差异性反对欧美模式的所谓＂普适性＂,已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展开的文化冲突的焦点。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选择构建未来的社会力量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他文献
2020年6月20—21日,第45场中国数字贸易论坛“后疫情时代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学术研讨会”,以腾讯会议形式成功举办。论坛由浙江大学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研究院、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主办,浙江大学“大数据+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团队、浙江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中国跨境电商50人论坛承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问题》编辑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探索》编辑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编辑部、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经济》编辑部协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关乎改革方向和社会性质的重大问题。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所有制基础及其结构方面（基本经济制度）的方针是非常明确且始终一贯的,但是在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问题的认识上,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分歧和论争,近期出现的“民本经济论”,就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观点。本文对颇为含混费解、但事关重大的“民本经济”的本义和用意进行辨析和评论,以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和讨论。
王羲之共有近七百封书信流传于世,其中很多与道教、药方以及服食养生有关。王羲之信奉道教,在其书信中多见“道家”“大先师”“大贤”等词。他在治病方面信赖道士,在书信中会使用“救命”“祈祷”等词。在和道士许迈交往后,王羲之努力服食养生,并对药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王羲之视自己的孙辈为心灵的慰藉,在遭受孙辈接连夭折的打击后,他十分痛苦,通过药方来充实自己的现实生活,利用服食养生努力活在当下。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我校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是我校重点学科。该学科现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三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哲学两个相关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梁柱,男,1935年生,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现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党史专家、国史专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副组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若干问题研究》、《履冰问道集》等十余部专著。
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截至1934年6月，全国已有10所大学设有23个研究所、38个学部，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没有研究所及其学部（《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附大学研究院统计表）》，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嗣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3—1385页）。期间浙江大学的研究所、学部却尚付阙如。直到1939年7月，教育部鉴于抗战军兴，大学研究事业受到极大阻碍，为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决定各火学恢复研究生教育。并令浙江大学创办文科研究所史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存在论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此种存在论批判的“基础存在论”,它有效地扬弃了现代性批判的观念论批判路线,也避免了存在论哲学再度陷入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使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之间批判性地贯穿成为内在巩固的理论总体。以此“基础存在论”为依托,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存在论批判应该在多个方面全面地推进和展开,以发挥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浩瀚的知识积累过程是一个承上启下、连绵不断的艰苦过程。然而,愈演愈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却只强调对资本生产环节的“知识”的保护,其实质是阻碍人类知识和生产力的发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知识产权制度作出了批评。
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被长期、广泛解读为“跨越资本主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思想理论混乱。其实它的本义只是制度内跳跃,而非制度间跨越。其主要思想价值,一是论述了社会跳跃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是在历史哲学层面为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以新的诠释为据,那些由误解引发的混乱可从根本上被逐一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