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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运用是汉语语言运用中最直接有效的部分。由于汉字的象形特性，语音运用在文学语言中比较少见。钱钟书在《围城》中巧妙运用语音描绘人物，实现了“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够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第294页，时代出版社1953年）。
一、语音借用，勾勒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的直接勾勒是文学作品的常见手法，但钱钟书是通过少见的语音借用实现的。
（一）外语语音借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留学背景的新文学作家作品中大量出现外语，钱钟书在《围城》中只选取外语语音部分借用。
（1）那姓张的在美国人洋行里做买办……他说“Very well”二字，声音活像小洋狗在咕噜——“vurry wull”.（《围城》35页）
（2）……她说话常有“Tiens！”“Ola，la”那些法文感叹，把自己身躯扭摆出媚态柔姿。（《围城》56页）
例（1）中张先生的英语带浓厚鼻音，此处直接用借用英语字母描摹他的发音，符合其买办身份。同时用英文形式描摹，更突出他崇洋心理，讽刺暗示张先生实则是追随洋人的狗。
例（2）同样是直接借用法语发音，刚从法国回来的沈太太借外语提高自己身价，且与“媚态柔姿”呼应。
在《围城》中借用外语语音，一方面语音记录精确，这源自钱钟书先生自己的留学背景和外语的使用功底；另一方面也贴合人物身份和心理，将《围城》中形形色色人物崇洋嘴脸展示得淋漓尽致。
（二）汉语语音借用
除了外语语音，钱钟书也经常借用汉语语音。
（3）“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tombeau）。（《围城》5页）
（4）李梅亭拿出一匣名片……背面是花体英文字：“Professor May Din Lea.”……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围城》144页）
例（3）作者努力强调鲍小姐的南洋口音，以区别于其他内地出国的留学生。因口音问题，鲍小姐“东坡”二字发音不准，又因大家都是搭法国船回国，故联想到法语tombeau的发音。由音到意，恰又是一个中国人认为极不吉利的“坟墓”的意思，这让本来就心里别扭的苏小姐听了更别扭，两人的关系也是尴尬得别扭了。两个女性性格一下子鲜明起来。一个作风低俗，自以为洋化；一个自命清高，性情古怪。二人的矛盾由这里开始，为下文两女人明争暗夺方鸿渐，埋下了伏笔。
例（4）本想附庸风雅，显得国际化，这个不学无术的李梅亭特意找人依自己名字的中文发音凑成英文名，且冠以教授头衔“Professor May Din Lea”，意思恰巧是“五月喧闹草地教授”，其苦心塑造的教授形象陡降。更恰当亦更幽默的是赵辛楣想到了“Mating”这个单词和“梅亭”发音更加相似，且是“交配”之意。本是不雅之词，但结合李梅亭一路的行径，迷恋王美玉，勾搭寡妇倒也是贴合其卑劣肮脏思想的好名字。而且是“交配教授”，级别之高让人不禁联想到当时整个自视甚高的教育界或者文化界。
二、歧义音译，在人物塑造中引入情感
将外国人或事物的名称写入中文作品，除已成定例或外国人自定汉语名外，一般来说是以音译的方法译出。以音译词不产生歧义，不与上下文混淆为最基本的原则。但钱先生在外文与汉语对译时，常故意使用带歧义的音译词，造成调笑的效果达到讽刺的目的。
（5）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围城》1页）
（6）诗后细注着字句的出处，什么李义山、爱利恶德（T.S.Eliot）、拷背延耳（Tristan Corbiere）、来屋拜地（Leopardi）、肥儿飞儿（Fran zWerfel）的诗篇都有。（《围城》69页）
例（5）用在整部《围城》开头，是载着中国留学生的法国邮船。其船名定有确定的法语意思，但作者却并不想费笔墨解释，而是单纯根据原始语音将船名翻译为“白拉日隆”号。这四个字，在汉语中有其固定意义，容易联想到“白混日子”、“拉回国也没用”等。这恰恰符合钱钟书努力讽刺的所谓留学归国的学生，他们如方鸿渐一般，仗着家里的钱财，在国外混了两年，除了奢靡生活，什么都没学到，指望他们回国效力，那就是白日做梦，所以这艘船远涉重洋，把他们“拉”回来也“白拉”。在全部人物出场前，作者即做此明确的暗示，整部《围城》的人物共性清晰可见。
例（6）是曹元朗歪诗的注释，是外国诗人的名字。本身引用外国人的名字是没有什么实在意义的，不能反映个人情感。但钱钟书为了讽刺曹元朗附庸风雅，所做歪诗无论意象还是主题都让人作呕，故意选择“爱利恶德”、“来屋拜地”、“肥儿飞儿”等词来翻译人名。这几个词在汉语里都能组合成新意义，构成有意义的短语，且贬义浓烈。读者马上形成“恶俗”、“低贱”、“痴肥”的印象，强烈讽刺了曹元朗之流借作新诗之名，盲目崇洋的行为。
钱钟书使用歧义音译，让音译这一客观行为牵涉到个人情感，这是其在人物塑造上奇创的语音使用手段，增添了文章情趣，更制造了讽刺的文学效果。
三、谐音双关，人物塑造中起暗示作用
钱钟书在《围城》的语言上之所以能造成强烈的讽刺意味，重要的一点是他融合中国传统讽刺手法，尤其是谐音双关。谐音和双关都是增强语言表现力的语用手段，在《围城》中多的是通过暗示来实现的，尤其在人物形象塑造时。
（7）约翰牛一味吹牛，Uncle Sam原来就是Uncle Sham；至于马克斯妙喻所谓“善鸣的法兰西雄鸡”呢，它确有雄鸡的本能——迎着东方引吭长啼，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的太阳（《围城》302页）。
外国人名“约翰牛”中的一个语素“牛”字，被作者谐音双关为“吹牛”的牛，暗指在日本侵略中国时，英国作为与中国“并肩作战”的盟友，根本不伸手援助，但是大话却是一定要说的。有利于塑造当时袖手旁观的外国人形象，也暗中表达作者希望当局不要指望外国援助，靠本国力量抗日的愿望。
四、译文合韵，强化人物形象
与所有有留学背景的作家一样，钱钟书主动翻译外国诗句，但他更注重翻译诗句的中国化外形，具体表现在翻译时的“译文合韵”上。
（8）鲍小姐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围城》12页）
“瘦”“重”“痛”全部押韵，符合中国诗歌的特点。但是倾向口语，故意将译文翻得通俗化甚至世俗化、庸俗化，形容鲍小姐这个庸俗的人很贴切，更符合欣赏鲍小姐丰满身材“局部真理”的其他船客的语气。关键是韵脚的三个汉字集中反映了她的身材特点，且音节整齐，更吸引读者，便于记忆。
语音超常借用确实能更形象塑造人物，这是语言的工具性，也是其审美价值的一个方面，让读者如听其声，如见其人，让单纯的平面人物活跃起来，是优秀作品的一个基本要素。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一、语音借用，勾勒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的直接勾勒是文学作品的常见手法，但钱钟书是通过少见的语音借用实现的。
（一）外语语音借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留学背景的新文学作家作品中大量出现外语，钱钟书在《围城》中只选取外语语音部分借用。
（1）那姓张的在美国人洋行里做买办……他说“Very well”二字，声音活像小洋狗在咕噜——“vurry wull”.（《围城》35页）
（2）……她说话常有“Tiens！”“Ola，la”那些法文感叹，把自己身躯扭摆出媚态柔姿。（《围城》56页）
例（1）中张先生的英语带浓厚鼻音，此处直接用借用英语字母描摹他的发音，符合其买办身份。同时用英文形式描摹，更突出他崇洋心理，讽刺暗示张先生实则是追随洋人的狗。
例（2）同样是直接借用法语发音，刚从法国回来的沈太太借外语提高自己身价，且与“媚态柔姿”呼应。
在《围城》中借用外语语音，一方面语音记录精确，这源自钱钟书先生自己的留学背景和外语的使用功底；另一方面也贴合人物身份和心理，将《围城》中形形色色人物崇洋嘴脸展示得淋漓尽致。
（二）汉语语音借用
除了外语语音，钱钟书也经常借用汉语语音。
（3）“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tombeau）。（《围城》5页）
（4）李梅亭拿出一匣名片……背面是花体英文字：“Professor May Din Lea.”……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围城》144页）
例（3）作者努力强调鲍小姐的南洋口音，以区别于其他内地出国的留学生。因口音问题，鲍小姐“东坡”二字发音不准，又因大家都是搭法国船回国，故联想到法语tombeau的发音。由音到意，恰又是一个中国人认为极不吉利的“坟墓”的意思，这让本来就心里别扭的苏小姐听了更别扭，两人的关系也是尴尬得别扭了。两个女性性格一下子鲜明起来。一个作风低俗，自以为洋化；一个自命清高，性情古怪。二人的矛盾由这里开始，为下文两女人明争暗夺方鸿渐，埋下了伏笔。
例（4）本想附庸风雅，显得国际化，这个不学无术的李梅亭特意找人依自己名字的中文发音凑成英文名，且冠以教授头衔“Professor May Din Lea”，意思恰巧是“五月喧闹草地教授”，其苦心塑造的教授形象陡降。更恰当亦更幽默的是赵辛楣想到了“Mating”这个单词和“梅亭”发音更加相似，且是“交配”之意。本是不雅之词，但结合李梅亭一路的行径，迷恋王美玉，勾搭寡妇倒也是贴合其卑劣肮脏思想的好名字。而且是“交配教授”，级别之高让人不禁联想到当时整个自视甚高的教育界或者文化界。
二、歧义音译，在人物塑造中引入情感
将外国人或事物的名称写入中文作品，除已成定例或外国人自定汉语名外，一般来说是以音译的方法译出。以音译词不产生歧义，不与上下文混淆为最基本的原则。但钱先生在外文与汉语对译时，常故意使用带歧义的音译词，造成调笑的效果达到讽刺的目的。
（5）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围城》1页）
（6）诗后细注着字句的出处，什么李义山、爱利恶德（T.S.Eliot）、拷背延耳（Tristan Corbiere）、来屋拜地（Leopardi）、肥儿飞儿（Fran zWerfel）的诗篇都有。（《围城》69页）
例（5）用在整部《围城》开头，是载着中国留学生的法国邮船。其船名定有确定的法语意思，但作者却并不想费笔墨解释，而是单纯根据原始语音将船名翻译为“白拉日隆”号。这四个字，在汉语中有其固定意义，容易联想到“白混日子”、“拉回国也没用”等。这恰恰符合钱钟书努力讽刺的所谓留学归国的学生，他们如方鸿渐一般，仗着家里的钱财，在国外混了两年，除了奢靡生活，什么都没学到，指望他们回国效力，那就是白日做梦，所以这艘船远涉重洋，把他们“拉”回来也“白拉”。在全部人物出场前，作者即做此明确的暗示，整部《围城》的人物共性清晰可见。
例（6）是曹元朗歪诗的注释，是外国诗人的名字。本身引用外国人的名字是没有什么实在意义的，不能反映个人情感。但钱钟书为了讽刺曹元朗附庸风雅，所做歪诗无论意象还是主题都让人作呕，故意选择“爱利恶德”、“来屋拜地”、“肥儿飞儿”等词来翻译人名。这几个词在汉语里都能组合成新意义，构成有意义的短语，且贬义浓烈。读者马上形成“恶俗”、“低贱”、“痴肥”的印象，强烈讽刺了曹元朗之流借作新诗之名，盲目崇洋的行为。
钱钟书使用歧义音译，让音译这一客观行为牵涉到个人情感，这是其在人物塑造上奇创的语音使用手段，增添了文章情趣，更制造了讽刺的文学效果。
三、谐音双关，人物塑造中起暗示作用
钱钟书在《围城》的语言上之所以能造成强烈的讽刺意味，重要的一点是他融合中国传统讽刺手法，尤其是谐音双关。谐音和双关都是增强语言表现力的语用手段，在《围城》中多的是通过暗示来实现的，尤其在人物形象塑造时。
（7）约翰牛一味吹牛，Uncle Sam原来就是Uncle Sham；至于马克斯妙喻所谓“善鸣的法兰西雄鸡”呢，它确有雄鸡的本能——迎着东方引吭长啼，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的太阳（《围城》302页）。
外国人名“约翰牛”中的一个语素“牛”字，被作者谐音双关为“吹牛”的牛，暗指在日本侵略中国时，英国作为与中国“并肩作战”的盟友，根本不伸手援助，但是大话却是一定要说的。有利于塑造当时袖手旁观的外国人形象，也暗中表达作者希望当局不要指望外国援助，靠本国力量抗日的愿望。
四、译文合韵，强化人物形象
与所有有留学背景的作家一样，钱钟书主动翻译外国诗句，但他更注重翻译诗句的中国化外形，具体表现在翻译时的“译文合韵”上。
（8）鲍小姐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围城》12页）
“瘦”“重”“痛”全部押韵，符合中国诗歌的特点。但是倾向口语，故意将译文翻得通俗化甚至世俗化、庸俗化，形容鲍小姐这个庸俗的人很贴切，更符合欣赏鲍小姐丰满身材“局部真理”的其他船客的语气。关键是韵脚的三个汉字集中反映了她的身材特点，且音节整齐，更吸引读者，便于记忆。
语音超常借用确实能更形象塑造人物，这是语言的工具性，也是其审美价值的一个方面，让读者如听其声，如见其人，让单纯的平面人物活跃起来，是优秀作品的一个基本要素。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