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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中央外事学校学习,后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任科员开始,我一生与新中国的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外交生涯里,在日内瓦任裁军事务大使、常驻日内瓦大使级代表兼中国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联合国促进人权小组国际人权专家的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日内瓦的裁军和人权外交事务,对大家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两项事务常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而其运作情况却不怎么为人所知。
裁军大使
裁军斗争是个重要的、长期的、复杂的国际斗争。各国都承认,不要扩军,要裁军,特别是裁减核武器,才能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可是,一国的军事实力是保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减不减,减什么,如何少减或不减自己而换取他国多裁减,何时谈,何时不谈,都是裁军谈判的内容。
日内瓦有个特殊的国际组织“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简称CD),中国、东西方大国和重要的不结盟国家均派有常驻大使级代表。“裁军谈判会议”有自己的议事规则,不附属于联合国,以全体成员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定。联合国的“协商一致”有几种,其中联合国大会的“协商一致”,实际上是几个大国和一些主要国家私下取得一致立场,多数国家不持异议,便算“协商一致”,无法律约束力。“裁军谈判会议”不同,成员如谈判国际条约那样,对条约的内容、用词甚至标点符号,都需政府授权才能签字。
1983年,我担任裁军事务大使,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各国按政治立场分成东方(指社会主义集团,东欧巨变后继续使用这一名称)、西方集团、不结盟集团。作为集团成员,需首先在本集团协调确定立场,不单独表态。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但不是该组织成员,也不属于任何其他集团。因为特殊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被各国接受为“独立一方”。中国在“裁军谈判会议”(后发展到在日内瓦的各种国际活动)享有“独立一方”的地位,便于在国际上斡旋,有利于维护我国权益,在对外活动中发挥特殊作用。
中国1985年宣布裁军百万后,又积极参加国际裁军谈判,国内一些军事单位的领导想不通,裁军大使在瞎积极什么呢?我利用回国休假机会,当面向他们解释,参加国际裁军谈判,不是要裁自己的军,而是通过国际斡旋,要求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首先裁军,对我国安全有利。
1985年,中国向联合国大会独家提出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决议草案。此前,中国多年不参加国际裁军谈判,尽管各方劝告或施压,一直软硬不吃。这次主动提出裁军议案,是考虑国际斗争的全面需要,以改变孤立地位。在双边磋商时,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气冲冲地质问,中国提出要他人裁军的提案,为什么不自己首先裁軍。我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器,占全世界核武库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几,有充分理由要求它们先裁,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2.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只有那么一点,难道要全部裁掉?中国已裁军百万,而且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准备与各方商谈如何履行裁军义务。3.日本因有国际条约约束,不得拥有核武器,且日本受到美国核保护。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到巨大损失。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仁至义尽。日本有何资格要求中国裁军?我这番批驳使他一时讲不出话来。日本驻日内瓦裁军大使出来打圆场,对我讲:他是军人,不懂国际政治,我请客,大家继续合作。后来,我接受邀请吃了顿日本寿司。
联合国大会的工作程序是,提案先在负责国际安全的第一委员会审议,最后在全体大会表决,以全体大会表决投票为最终结果。中国独家提出两个裁军提案,虽然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政治立场,但国际风云变幻,各国立场究竟如何,在没有结果之前谁也说不准,还是冒一定风险的。我焦急等待着,如熬刑一般。没有想到,苏美两国代表首先告诉我,他们准备投赞成票。我理解,联大一旦通过中国提案,这就意味着承认两超的核大国地位,美苏认为是它们的光荣,且它们正在进行裁减核武器谈判,不怕他国要求它们率先裁军。英、法也支持美苏先裁军,这对它们有利。不结盟运动代表也早早告诉我,他们支持中国议案。只有印度持保留立场,在第一委员会投了弃权票,后来也不愿一国孤立,在全体大会上投了赞成票。
联大的议事规则规定,各国议案在正式表决前,他国可临时提修正案,且先表决修正案。因此,联大常有立场相反的修正案被通过,而原提案被否决的情况。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就要靠各国代表的临场经验了。中国代表团准备了几套应对方案,而且在投票前接受了各国代表提出的无碍“两超率先裁军”的修正意见,避免了投票时有人提修正案,乱了阵脚。最后等到全体大会全票通过,无人提修正案,无人发表保留意见,我们才放下心来。
外交部通报表扬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军方兄弟单位也发电致贺,声称联大通过的议案未损害军方利益。我们提出的议案能让国内外各方满意,是不容易的。
美苏大量发展核武器,影响到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特别是苏联,需要减少对核武器的投入。再说,核武器具有大规模毁灭力量,主要是起威慑作用,也不需要许多。因此,美苏达成协议,仅生产和储存一定数额的核武器,其余全部销毁。
苏联军方邀请各国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的代表,到苏联境内实地参观销毁运载核武器导弹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后乘大汽车沿伏尔加河行进。在途中休息时,苏导弹部队备冷餐招待,大帐篷里播放人造卫星返回的影片,厕所有现代化的冲水设备。这与接待我们居住一夜的伏尔加格勒饭店里的简陋设备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天下大雨,我们先乘大轿车到几公里远的导弹旁观看,然后回特定的帐篷里观看等候。没过多久,只听震天的一声响,导弹变成了灰烬。这时天气转晴,躲在车子里的苏军歌舞团出来表演。其实,苏联销毁核武器更像是一场表演!销毁的只是导弹而已,核弹头是制造费力最大、最不易的,谁也不愿意销毁。对核弹头怎么办?在一次有美国总统裁军顾问参加的国际裁军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无人能回答。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通过的核不扩散条约,主要内容是无核武器国家承担不拥有和生产核武器的义务,已拥有核武器的五大国不能增加核武器的产量。这岂不是大小国不平等吗?就是有不平等!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所以我们国家才提出要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政治主张。拉丁美洲无核区公约实际上限制了有潜力生产核武器的阿根廷和巴西。东南亚无核区的讨论是为了约束印度、巴基斯坦生产核武器。中东无核区则是针对以色列、伊朗发展核武器。目前,印、巴均已生产核武器,伊朗已宣布可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世界各国都要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古代有了国家即如此,单纯的国际人道主义是不存在的,有关核武器的谈判还是任重道远。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也具有针对性。美、苏两个大国宣称拥有化学武器,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销毁。日本、德国声明,二次大战期间曾生产化学武器,承担销毁义务,但需要时间。
销毁任何武器,国际条款中均有检查条款。任何条约参加国均有权提出核查其他条约国的要求。有例行检查,还有“突击性”、“挑战性”检查,即事先不通知,国际检查人员可到被核查国家的任何地方检查。同时,条约其他条款规定,在公约秘书处储存、已定下来的国际核查人员名单,应事先取得各签约国的同意。他们必须是来自各签约国,公正、有专业水平的国际检查人员。国际条约的各个条款相互制约。在谈判中各国代表均“斤斤计较”,反复推敲,以免“陷进去”,吃大亏。我国的立场需“细化”,才经得起他国反对。其实,通过人造卫星和地面特工,可随时进行侦查、反侦查,但这些手段没有法律效力,不能算数。
日內瓦“裁军谈判会议”每年举行两到三次,由东、西、不结盟集团和中国各推一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我作为“独立一方”的代表,担任主席的机会便多一些。公开会议上,成员国按报名次序发言,公开辩论。非正式磋商中,各方酝酿妥协方案,主席可起较大作用。我担任主席时,主要是两项裁军议题: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和禁止核试验。我利用主席权力,相继约请成员国与我单独交谈,进一步了解不同集团内部各国观点的异同,并讲我的看法,以此来争取谈判结果。外交部领导肯定了我的做法。以往,我沿袭国内开会的传统习惯,有不同意见先不讲,等他国代表讲完我再讲。在法国巴黎进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起草小组最后谈判时,我及早报告有不同意见,小组主席接受了我的要求。他说,原先认为中国没有不同意见,不打算邀请中国参加文件修订了。在成员国大会对公约草案正式表决前,我又要求登主席台,正式强调了中国的一些看法。与会各国代表感到惊讶,说中国人真变了。
人权斗争
从1989年起,根据国内的安排,我不再担任裁军大使,转而在日内瓦担任主管人权事务的大使和中国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兼任联合国促进人权小组的人权专家。据我多年的工作体会,人权问题是统治者对人民权利的压制和人民反抗的结果。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产生国家以来,便有权力和权利的矛盾和斗争。国内如此,国际上更是如此,人权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从来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一次访问日内瓦时,美国大使邀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使参加欢迎宴会。在宴会上,我讲,中国有个《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不同意,人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权来自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权怎么可能一个标准呢?德奎利亚尔点头说是。用讲笑话的方式阐明我国观点,不怕挑起争论,反而使各国更尊重中国大使。这也是我的一个体会。
长期以来,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互指责,是人权委员会的主要斗争。我国本可提出审查美国人权的方案,“对着干”,因实际上通不过,便作罢。1989年美国联合西方、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不明真相的发展中国家共20余国的空前强大的联合提案,要求谴责中国的人权。西方国家的策略是以西藏问题为突破口,着重强调西藏人民传统的宗教、文化不容侵犯。当然它们也很精明,为争取多数,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法国代表、欧洲人权组织发言人、法国密特朗总统夫人在会上大肆攻击中国政府侵犯西藏宗教、文化。我立即发言痛斥,并紧急发电报,请国内转发我驻法大使,向一直对华友好的密特朗总统做工作。中国代表团向西方集团、拉美集团、非洲集团、亚洲集团成员分别宣讲了中国的立场。后来,中国政府还派高级官员去有关国家,争取他们投美国反华提案的反对票。我还利用人权委员会议事规则,进行反复、迂回的斗争。结果,大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美国反华提案。会后,法国大使私下对我讲,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大的国际政治力量。李鹏总理在当时举行的全国人大会上,报告人权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引起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
对于联合国促进人权小组的人权专家,国内了解的人不多,我着重介绍一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审议有公开讨论和秘密审查两种。人权专家的审议均秘密进行。各国都积极争取派出人权专家。通过多年努力,我国在亚洲地区争得多数票使我当选。人权专家权力很大,可通过1503程序,审议任何国家的人权问题。所谓1503程序,是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1503号决定: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均可向联合国秘书处控告任何国家政府侵犯人权的情况,即所谓“自由民告官”。按理说,这是社会一大进步,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却成为相互指责的新途径。联合国秘书处将收到的文电交给人权专家审议,以示公允。表面上,人权专家一旦上任,便与本国政府脱离关系,不代表任何国家。实际上,人权专家脱离不了本国政府的立场。不少人权专家就是现任大使,法国人权专家是法院院长。
这里,我先讲讲与美国大使和美人权专家的特殊关系。政治上,我们相互是重要斗争对象,是对立的;具体接触中,我们是朋友,相互宴请,交谈许多在会场中不便讲的事情。经国内批准,我可用专家的私人身份接触他们,甚至可与美人权专家共同提出联合议案(人权会上每年通过的各国提案,多是例行公事)。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有益的,符合中美两国既斗争又适当合作的复杂情况。
有一次,我去拜会在我之前到日内瓦任职的美国人权大使,是礼节性的拜会。美代表团有前后两扇大门,我到达以后,车辆先进头扇大门,第二扇大门却不打开,将我的汽车夹在中间。美安全人员用扫描仪在汽车下面扫来扫去,确认无危险物后才放行。我到了办公楼前,无人迎接。进了楼,美安全人员用密码打开办公室,我才看到美国大使坐在椅子上,未站起来,仅伸手示意让我坐。我知道,他这是耍威风,对我搞下马威!我也不示弱,翘着二郎腿,神神气气的样子,洋洋洒洒地介绍自己的简历,讲在中国接待了哪些美国重要议员团,包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领袖、议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等等。美大使态度一下变了,赶快把座位移到我身边,说中国大使真了不起,他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远没有这样多。后来,他到中国代表团回访时,我并未报复,而是按国际礼节在大门迎送,请他喝中国茶,品尝有中国特色的点心。此后,美国大使常邀我参加只有四五人参加的小型午宴,大家随便谈。美国大使当时年已70多岁,与一个30多岁的意大利籍女国际职员结婚,在住处举行婚礼,我和夫人送他们一块上等的绸料作为贺礼。还有一次,我应邀参加美国国庆宴会。席间,由美国童子军表演,敲敲打打,不断变化队形,很是热闹。不过,仅有三明治和可乐招待,美国大使并不觉得寒酸,认为理应如此,不要花费太多。
我与美国人权专家也逐渐熟稔起来,轮流便宴,事先透露自己对人权会议的看法和对他国专家的估计,有时候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有一次,美国人权专家按轮流原则担任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我在会场看到由西方把持的“非政府组织”散发攻击中国政府的资料。按人权会议规定,这是不能允许的。我马上告诉美国人权专家,他立即要求秘书处工作人员没收那些资料。按照1503程序组成的五人专家小组(每个地区推选一人),中国、俄国、古巴人权专家相互支持比较多,美、法专家相对孤立。一次,美国政府因军事基地演习使平民受伤,受到指控。古巴、俄国、法国人权专家均表示应予谴责。我最后发言,讲军事演习使平民受伤,是坏事,但美国政府愿赔偿,表示悔过,我将投弃权票。这种“又拉又打”的态度,使美国专家哭笑不得。会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称如果小组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政府(有我一票弃权则通不过),他回国难以交代。
我与英国人权专家原无私下交往。有一次,美国提出了一个涉及英国印度洋重要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岛的提案,英国人权专家坚决反对。正愁无人支持时,我主动支持他,并帮助说服其他人权专家也支持,结果否决了美国的提案。一向对中国怒目相对的英国人权专家,主动向我表示感谢。此后,他常与我磋商。
我在日内瓦工作多年,不管是担任裁军大使,还是担任人权大使兼人权专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外交部领导的肯定。今天回顾,我对外交谈判有几点体会,在当时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能现在也还有些启发意义:第一,谈判代表一定要能言善辩。无论是裁军谈判会议还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小范围内部磋商,相当程度上都决定着最后的结果,代表们面对面短兵相接,是了解各方观点的好办法,也是考验一名代表真才实学的好途径。有的中小国家,如瑞典、澳大利亚、古巴等虽然实力不强,但其代表在会上能言善辩,也能起到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作用。特别是在大国立场对立僵持时,能干的中小国家代表能起很大的作用。我国原来受传统的苏联莫洛托夫方式——“不讲是金,少讲是银,多讲是废铜铁”影响比较大,实际上行不通。参加国际磋商就是要会唇枪舌剑,就是要勾心斗角。第二,语言要讲究分寸,恰当使用,尽可能留有余地。如讲“奉国内指示”,则表示没有磋商余地,大家不轻易使用。我学习使用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如“我暂时有以下意见”、“我对某位代表发言的某个观点有保留”,改变了以往我们或不发言,或一讲一大篇的做法。第三,外交谈判既要有原则性,又要很灵活,既有斗争,又有合作,这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的。多年的外交实践还使我认识到,要在本国实力和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做适当妥协,不做任何妥协,简单硬碰硬是行不通的,也对我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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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大使
裁军斗争是个重要的、长期的、复杂的国际斗争。各国都承认,不要扩军,要裁军,特别是裁减核武器,才能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可是,一国的军事实力是保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减不减,减什么,如何少减或不减自己而换取他国多裁减,何时谈,何时不谈,都是裁军谈判的内容。
日内瓦有个特殊的国际组织“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简称CD),中国、东西方大国和重要的不结盟国家均派有常驻大使级代表。“裁军谈判会议”有自己的议事规则,不附属于联合国,以全体成员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定。联合国的“协商一致”有几种,其中联合国大会的“协商一致”,实际上是几个大国和一些主要国家私下取得一致立场,多数国家不持异议,便算“协商一致”,无法律约束力。“裁军谈判会议”不同,成员如谈判国际条约那样,对条约的内容、用词甚至标点符号,都需政府授权才能签字。
1983年,我担任裁军事务大使,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各国按政治立场分成东方(指社会主义集团,东欧巨变后继续使用这一名称)、西方集团、不结盟集团。作为集团成员,需首先在本集团协调确定立场,不单独表态。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但不是该组织成员,也不属于任何其他集团。因为特殊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被各国接受为“独立一方”。中国在“裁军谈判会议”(后发展到在日内瓦的各种国际活动)享有“独立一方”的地位,便于在国际上斡旋,有利于维护我国权益,在对外活动中发挥特殊作用。
中国1985年宣布裁军百万后,又积极参加国际裁军谈判,国内一些军事单位的领导想不通,裁军大使在瞎积极什么呢?我利用回国休假机会,当面向他们解释,参加国际裁军谈判,不是要裁自己的军,而是通过国际斡旋,要求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首先裁军,对我国安全有利。
1985年,中国向联合国大会独家提出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决议草案。此前,中国多年不参加国际裁军谈判,尽管各方劝告或施压,一直软硬不吃。这次主动提出裁军议案,是考虑国际斗争的全面需要,以改变孤立地位。在双边磋商时,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气冲冲地质问,中国提出要他人裁军的提案,为什么不自己首先裁軍。我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器,占全世界核武库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几,有充分理由要求它们先裁,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2.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只有那么一点,难道要全部裁掉?中国已裁军百万,而且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准备与各方商谈如何履行裁军义务。3.日本因有国际条约约束,不得拥有核武器,且日本受到美国核保护。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到巨大损失。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仁至义尽。日本有何资格要求中国裁军?我这番批驳使他一时讲不出话来。日本驻日内瓦裁军大使出来打圆场,对我讲:他是军人,不懂国际政治,我请客,大家继续合作。后来,我接受邀请吃了顿日本寿司。
联合国大会的工作程序是,提案先在负责国际安全的第一委员会审议,最后在全体大会表决,以全体大会表决投票为最终结果。中国独家提出两个裁军提案,虽然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政治立场,但国际风云变幻,各国立场究竟如何,在没有结果之前谁也说不准,还是冒一定风险的。我焦急等待着,如熬刑一般。没有想到,苏美两国代表首先告诉我,他们准备投赞成票。我理解,联大一旦通过中国提案,这就意味着承认两超的核大国地位,美苏认为是它们的光荣,且它们正在进行裁减核武器谈判,不怕他国要求它们率先裁军。英、法也支持美苏先裁军,这对它们有利。不结盟运动代表也早早告诉我,他们支持中国议案。只有印度持保留立场,在第一委员会投了弃权票,后来也不愿一国孤立,在全体大会上投了赞成票。
联大的议事规则规定,各国议案在正式表决前,他国可临时提修正案,且先表决修正案。因此,联大常有立场相反的修正案被通过,而原提案被否决的情况。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就要靠各国代表的临场经验了。中国代表团准备了几套应对方案,而且在投票前接受了各国代表提出的无碍“两超率先裁军”的修正意见,避免了投票时有人提修正案,乱了阵脚。最后等到全体大会全票通过,无人提修正案,无人发表保留意见,我们才放下心来。
外交部通报表扬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军方兄弟单位也发电致贺,声称联大通过的议案未损害军方利益。我们提出的议案能让国内外各方满意,是不容易的。
美苏大量发展核武器,影响到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特别是苏联,需要减少对核武器的投入。再说,核武器具有大规模毁灭力量,主要是起威慑作用,也不需要许多。因此,美苏达成协议,仅生产和储存一定数额的核武器,其余全部销毁。
苏联军方邀请各国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的代表,到苏联境内实地参观销毁运载核武器导弹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后乘大汽车沿伏尔加河行进。在途中休息时,苏导弹部队备冷餐招待,大帐篷里播放人造卫星返回的影片,厕所有现代化的冲水设备。这与接待我们居住一夜的伏尔加格勒饭店里的简陋设备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天下大雨,我们先乘大轿车到几公里远的导弹旁观看,然后回特定的帐篷里观看等候。没过多久,只听震天的一声响,导弹变成了灰烬。这时天气转晴,躲在车子里的苏军歌舞团出来表演。其实,苏联销毁核武器更像是一场表演!销毁的只是导弹而已,核弹头是制造费力最大、最不易的,谁也不愿意销毁。对核弹头怎么办?在一次有美国总统裁军顾问参加的国际裁军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无人能回答。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通过的核不扩散条约,主要内容是无核武器国家承担不拥有和生产核武器的义务,已拥有核武器的五大国不能增加核武器的产量。这岂不是大小国不平等吗?就是有不平等!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所以我们国家才提出要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政治主张。拉丁美洲无核区公约实际上限制了有潜力生产核武器的阿根廷和巴西。东南亚无核区的讨论是为了约束印度、巴基斯坦生产核武器。中东无核区则是针对以色列、伊朗发展核武器。目前,印、巴均已生产核武器,伊朗已宣布可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世界各国都要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古代有了国家即如此,单纯的国际人道主义是不存在的,有关核武器的谈判还是任重道远。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也具有针对性。美、苏两个大国宣称拥有化学武器,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销毁。日本、德国声明,二次大战期间曾生产化学武器,承担销毁义务,但需要时间。
销毁任何武器,国际条款中均有检查条款。任何条约参加国均有权提出核查其他条约国的要求。有例行检查,还有“突击性”、“挑战性”检查,即事先不通知,国际检查人员可到被核查国家的任何地方检查。同时,条约其他条款规定,在公约秘书处储存、已定下来的国际核查人员名单,应事先取得各签约国的同意。他们必须是来自各签约国,公正、有专业水平的国际检查人员。国际条约的各个条款相互制约。在谈判中各国代表均“斤斤计较”,反复推敲,以免“陷进去”,吃大亏。我国的立场需“细化”,才经得起他国反对。其实,通过人造卫星和地面特工,可随时进行侦查、反侦查,但这些手段没有法律效力,不能算数。
日內瓦“裁军谈判会议”每年举行两到三次,由东、西、不结盟集团和中国各推一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我作为“独立一方”的代表,担任主席的机会便多一些。公开会议上,成员国按报名次序发言,公开辩论。非正式磋商中,各方酝酿妥协方案,主席可起较大作用。我担任主席时,主要是两项裁军议题: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和禁止核试验。我利用主席权力,相继约请成员国与我单独交谈,进一步了解不同集团内部各国观点的异同,并讲我的看法,以此来争取谈判结果。外交部领导肯定了我的做法。以往,我沿袭国内开会的传统习惯,有不同意见先不讲,等他国代表讲完我再讲。在法国巴黎进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起草小组最后谈判时,我及早报告有不同意见,小组主席接受了我的要求。他说,原先认为中国没有不同意见,不打算邀请中国参加文件修订了。在成员国大会对公约草案正式表决前,我又要求登主席台,正式强调了中国的一些看法。与会各国代表感到惊讶,说中国人真变了。
人权斗争
从1989年起,根据国内的安排,我不再担任裁军大使,转而在日内瓦担任主管人权事务的大使和中国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兼任联合国促进人权小组的人权专家。据我多年的工作体会,人权问题是统治者对人民权利的压制和人民反抗的结果。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产生国家以来,便有权力和权利的矛盾和斗争。国内如此,国际上更是如此,人权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从来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一次访问日内瓦时,美国大使邀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使参加欢迎宴会。在宴会上,我讲,中国有个《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不同意,人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权来自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权怎么可能一个标准呢?德奎利亚尔点头说是。用讲笑话的方式阐明我国观点,不怕挑起争论,反而使各国更尊重中国大使。这也是我的一个体会。
长期以来,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互指责,是人权委员会的主要斗争。我国本可提出审查美国人权的方案,“对着干”,因实际上通不过,便作罢。1989年美国联合西方、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不明真相的发展中国家共20余国的空前强大的联合提案,要求谴责中国的人权。西方国家的策略是以西藏问题为突破口,着重强调西藏人民传统的宗教、文化不容侵犯。当然它们也很精明,为争取多数,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法国代表、欧洲人权组织发言人、法国密特朗总统夫人在会上大肆攻击中国政府侵犯西藏宗教、文化。我立即发言痛斥,并紧急发电报,请国内转发我驻法大使,向一直对华友好的密特朗总统做工作。中国代表团向西方集团、拉美集团、非洲集团、亚洲集团成员分别宣讲了中国的立场。后来,中国政府还派高级官员去有关国家,争取他们投美国反华提案的反对票。我还利用人权委员会议事规则,进行反复、迂回的斗争。结果,大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美国反华提案。会后,法国大使私下对我讲,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大的国际政治力量。李鹏总理在当时举行的全国人大会上,报告人权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引起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
对于联合国促进人权小组的人权专家,国内了解的人不多,我着重介绍一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审议有公开讨论和秘密审查两种。人权专家的审议均秘密进行。各国都积极争取派出人权专家。通过多年努力,我国在亚洲地区争得多数票使我当选。人权专家权力很大,可通过1503程序,审议任何国家的人权问题。所谓1503程序,是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1503号决定: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均可向联合国秘书处控告任何国家政府侵犯人权的情况,即所谓“自由民告官”。按理说,这是社会一大进步,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却成为相互指责的新途径。联合国秘书处将收到的文电交给人权专家审议,以示公允。表面上,人权专家一旦上任,便与本国政府脱离关系,不代表任何国家。实际上,人权专家脱离不了本国政府的立场。不少人权专家就是现任大使,法国人权专家是法院院长。
这里,我先讲讲与美国大使和美人权专家的特殊关系。政治上,我们相互是重要斗争对象,是对立的;具体接触中,我们是朋友,相互宴请,交谈许多在会场中不便讲的事情。经国内批准,我可用专家的私人身份接触他们,甚至可与美人权专家共同提出联合议案(人权会上每年通过的各国提案,多是例行公事)。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有益的,符合中美两国既斗争又适当合作的复杂情况。
有一次,我去拜会在我之前到日内瓦任职的美国人权大使,是礼节性的拜会。美代表团有前后两扇大门,我到达以后,车辆先进头扇大门,第二扇大门却不打开,将我的汽车夹在中间。美安全人员用扫描仪在汽车下面扫来扫去,确认无危险物后才放行。我到了办公楼前,无人迎接。进了楼,美安全人员用密码打开办公室,我才看到美国大使坐在椅子上,未站起来,仅伸手示意让我坐。我知道,他这是耍威风,对我搞下马威!我也不示弱,翘着二郎腿,神神气气的样子,洋洋洒洒地介绍自己的简历,讲在中国接待了哪些美国重要议员团,包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领袖、议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等等。美大使态度一下变了,赶快把座位移到我身边,说中国大使真了不起,他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远没有这样多。后来,他到中国代表团回访时,我并未报复,而是按国际礼节在大门迎送,请他喝中国茶,品尝有中国特色的点心。此后,美国大使常邀我参加只有四五人参加的小型午宴,大家随便谈。美国大使当时年已70多岁,与一个30多岁的意大利籍女国际职员结婚,在住处举行婚礼,我和夫人送他们一块上等的绸料作为贺礼。还有一次,我应邀参加美国国庆宴会。席间,由美国童子军表演,敲敲打打,不断变化队形,很是热闹。不过,仅有三明治和可乐招待,美国大使并不觉得寒酸,认为理应如此,不要花费太多。
我与美国人权专家也逐渐熟稔起来,轮流便宴,事先透露自己对人权会议的看法和对他国专家的估计,有时候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有一次,美国人权专家按轮流原则担任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我在会场看到由西方把持的“非政府组织”散发攻击中国政府的资料。按人权会议规定,这是不能允许的。我马上告诉美国人权专家,他立即要求秘书处工作人员没收那些资料。按照1503程序组成的五人专家小组(每个地区推选一人),中国、俄国、古巴人权专家相互支持比较多,美、法专家相对孤立。一次,美国政府因军事基地演习使平民受伤,受到指控。古巴、俄国、法国人权专家均表示应予谴责。我最后发言,讲军事演习使平民受伤,是坏事,但美国政府愿赔偿,表示悔过,我将投弃权票。这种“又拉又打”的态度,使美国专家哭笑不得。会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称如果小组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政府(有我一票弃权则通不过),他回国难以交代。
我与英国人权专家原无私下交往。有一次,美国提出了一个涉及英国印度洋重要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岛的提案,英国人权专家坚决反对。正愁无人支持时,我主动支持他,并帮助说服其他人权专家也支持,结果否决了美国的提案。一向对中国怒目相对的英国人权专家,主动向我表示感谢。此后,他常与我磋商。
我在日内瓦工作多年,不管是担任裁军大使,还是担任人权大使兼人权专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外交部领导的肯定。今天回顾,我对外交谈判有几点体会,在当时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能现在也还有些启发意义:第一,谈判代表一定要能言善辩。无论是裁军谈判会议还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小范围内部磋商,相当程度上都决定着最后的结果,代表们面对面短兵相接,是了解各方观点的好办法,也是考验一名代表真才实学的好途径。有的中小国家,如瑞典、澳大利亚、古巴等虽然实力不强,但其代表在会上能言善辩,也能起到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作用。特别是在大国立场对立僵持时,能干的中小国家代表能起很大的作用。我国原来受传统的苏联莫洛托夫方式——“不讲是金,少讲是银,多讲是废铜铁”影响比较大,实际上行不通。参加国际磋商就是要会唇枪舌剑,就是要勾心斗角。第二,语言要讲究分寸,恰当使用,尽可能留有余地。如讲“奉国内指示”,则表示没有磋商余地,大家不轻易使用。我学习使用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如“我暂时有以下意见”、“我对某位代表发言的某个观点有保留”,改变了以往我们或不发言,或一讲一大篇的做法。第三,外交谈判既要有原则性,又要很灵活,既有斗争,又有合作,这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决定的。多年的外交实践还使我认识到,要在本国实力和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做适当妥协,不做任何妥协,简单硬碰硬是行不通的,也对我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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