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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经济发展，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质量高速度的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似乎一夜之间，“四新经济”就火了。
上海、江苏、湖北等省市纷纷提出要大力发展“四新经济”。2016年末，湖北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新经济的若干意见》，给出了“五不原则”、“奖励人才”、“取消限制”和“推进双创”四大“锦囊”，为湖北发展“新经济”保驾护航。
什么是“四新经济”和“新经济”？它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近日，本刊特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姜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叶学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沈艳对此作了解答。
“新经济”不只有“新”
《支点》：尽管“四新经济”和“新经济”很火，但在定义上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应该怎样界定它们？
姜江：实际上，“新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新经济”这一说法。不过，那时的“新经济”是指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所产生的大量高新技术产业。现在大家提的“新经济”是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在制度创新、需求升级、资源要素条件改变等多因素驱动下，聚焦于科技和產业的新一轮变革。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如今的“新经济”包含的内容更多。
“四新经济”则是“新经济”的萌芽阶段，如果发展得好，就可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
叶学平：换句话来说，“四新经济”是当前探索“新经济”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中，新技术是核心，只有通过新技术应用，才能改变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并产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新技术是指技术方面的不断革新，比如空间物理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产业则指通过运用新技术，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衍生出的新产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新业态是指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带动下，从现有领域中衍生或叠加出的新环节、新活动；新模式则指以市场需求为中心，打破原先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重新实现要素的高效组合。
《支点》：这是否意味着“新经济”和“传统经济”要割裂开来？
姜江：并非如此，大家在提“新经济”时，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分为“新”和“旧”。任何具备可持续发展、拥有创新能力的经济形态，都值得关注。哪怕是农业这种传统产业，只要有创新，能够支持产业转型升级，都应该被纳入“新经济”范畴。
叶学平：从经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也不成立。经济发展要有“新经济”，也需要“传统经济”。虽说目前有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但不能说它们没有市场需求。而且，有些产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它们不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如果能够在技术、模式等方面有所创新，就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所以，任何产业都存在创新的可能，“新旧”之间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
“新经济”还处在孕育期
《支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新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叶学平：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最明显的表现是经济增长从高速变中高速，传统动能逐渐减弱。如何让经济增速“稳中求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姜江：这意味着低端过剩产能要加速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可谓是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同时，“新经济”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能够真正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沈艳：简而言之，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新经济”来代替传统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推进，我国具备大力发展“新经济”的人力基础和技术基础。推动供给侧改革，加快“新经济”发展，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质量高速度的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支点》：目前“新经济”的发展态势如何？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姜江：“新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从我们研究的数据来看，“四新经济”的增速、利润、附加值等都很高，同时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率也不错。
但是，目前的“四新经济”，还没有形成像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放在全球来看，也不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在最近发布的“2016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首次排在前25名之列，但和排名前十的“第一方阵”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是，我们的技术、商业模式等原创性不足，很多都是复制国外，再基于国内市场情况做一些调整。因此，“新经济”目前还处在孕育期。
沈艳：不久前，我们与财新智库、数联铭品合作制定了“财智BBD新经济指数”（NEI）。2016年5月的NEI为30.1，即“新经济”占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为30.1%。我们估算，按照名义增速，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已经进入或逼近衰退（即负增长），这部分经济主要是传统经济，主要为制造业的上游、房地产和出口；约三分之一的新经济（包括高端制造业和部分消费、服务业）仍然保持两位数的正增长；剩下三分之一的经济保持个位数的增长，主要为制造业中下游、部分消费和服务业。
研究数据还显示，目前，“新经济”上行的增量还不能完全抵消传统经济向下调整的减量，也难以独自承担稳增长的重任。“新经济”里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行业的产业链短，对钢铁、水泥、石化等二产传统行业的溢出效应有限。因此，“新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支点》：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有利于“新经济”发展，这对政府提出了哪些挑战？ 姜江：政府是“生态环境”的构筑者。“新经济”对政府提出的挑战主要有：制度缺位、制度越位和制度不到位。
制度缺位是指政策制定滞后于“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如云计算、干细胞等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专项法律条规缺失；制度越位是指“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颇受管制，现在比较火的“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等分享经济就是如此；制度不到位则是一些措施没有很好地执行，如光伏、风电等一些产业政策就是这样。
总之，“新经济”发展犹如“摸着石头过河”，若发生“触底”事件就全面叫停，这会对稚弱的“四新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
《支点》：那么，政府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姜江：举个例子，“网约车”在欧盟也有，他们也面临和我们一樣的“触底”问题，即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一刀切”，而是在出台制度之前，经过多方论证，判断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之后，再明确制度框架。
欧盟在2016年发布的“分享经济指南”，一开始就明确了分享经济对促进欧盟经济振兴、带动就业、提升消费者福利等方面的利好，并提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括不对服务提供者施加从业批准、许可等准入条件。然后就分享经济面临的问题，明确了平台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包括消费者保护责任等。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沈艳：未来政策的关键点在于：第一，加快改革政策落地。国有企业改革、服务业开放和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可以逐步壮大“新经济”规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措施落地，开放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准入。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特别是对医疗、信息（包括征信、评级和有助于改善市场透明度方面的业务）、通信等行业的管制，降低制度成本，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将资源配置向“新经济”倾斜，而不是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加快去产能步伐，防止僵尸企业过度消耗优质资源，改善“新经济”对稀缺资源的可获得性。
第三，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切实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营造创新环境，提高“新经济”效率。
叶学平：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并不是市场主体。它应该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减少企业负担，让市场有序运行、公平竞争。至于市场往哪里调，那是市场自己的事，政府不应该管太多。
当然，这并不是说产业发展就不需要支持。发展新技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企业常常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因此，支持产业发展，在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政府应该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成立政府引导基金，让专业市场人士挑选优质企业，从而支持他们发展。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自身。
进入“无人区”状态
《支点》：对企业来说，应该如何主动出击？
姜江：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新经济”时代，我们格外需要“企业家精神”，希望企业家能扎扎实实地做产品，而不是以投机者的身份出现。正如之前所说，我们的很多创新并非原创，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努力。
现在就有点像任正非所说的“无人区”状态，只能自己探索到底该怎么做。实际上，发展“四新经济”的很多企业，每年可能只有几十万元、一百万元、两百万元营收。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若提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确实有价值，就要想方设法地坚持下去。
叶学平：现在各地都在发展“四新经济”，企业就应该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技术储备，以及当地的产业条件，来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并与别人形成差异化分工。如果大家都去做一样的事情，又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同质化竞争，这样就没有太大意义。比如，湖北在光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机器人、智能装备等方面已经具备优势，企业就可以往这些方向去突破。简而言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似乎一夜之间，“四新经济”就火了。
上海、江苏、湖北等省市纷纷提出要大力发展“四新经济”。2016年末，湖北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新经济的若干意见》，给出了“五不原则”、“奖励人才”、“取消限制”和“推进双创”四大“锦囊”，为湖北发展“新经济”保驾护航。
什么是“四新经济”和“新经济”？它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近日，本刊特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姜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叶学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沈艳对此作了解答。
“新经济”不只有“新”
《支点》：尽管“四新经济”和“新经济”很火，但在定义上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应该怎样界定它们？
姜江：实际上，“新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新经济”这一说法。不过，那时的“新经济”是指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所产生的大量高新技术产业。现在大家提的“新经济”是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在制度创新、需求升级、资源要素条件改变等多因素驱动下，聚焦于科技和產业的新一轮变革。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如今的“新经济”包含的内容更多。
“四新经济”则是“新经济”的萌芽阶段，如果发展得好，就可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
叶学平：换句话来说，“四新经济”是当前探索“新经济”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中，新技术是核心，只有通过新技术应用，才能改变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并产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新技术是指技术方面的不断革新，比如空间物理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产业则指通过运用新技术，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衍生出的新产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新业态是指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带动下，从现有领域中衍生或叠加出的新环节、新活动；新模式则指以市场需求为中心，打破原先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重新实现要素的高效组合。
《支点》：这是否意味着“新经济”和“传统经济”要割裂开来？
姜江：并非如此，大家在提“新经济”时，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分为“新”和“旧”。任何具备可持续发展、拥有创新能力的经济形态，都值得关注。哪怕是农业这种传统产业，只要有创新，能够支持产业转型升级，都应该被纳入“新经济”范畴。
叶学平：从经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也不成立。经济发展要有“新经济”，也需要“传统经济”。虽说目前有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但不能说它们没有市场需求。而且，有些产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它们不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如果能够在技术、模式等方面有所创新，就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所以，任何产业都存在创新的可能，“新旧”之间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
“新经济”还处在孕育期
《支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新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叶学平：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最明显的表现是经济增长从高速变中高速，传统动能逐渐减弱。如何让经济增速“稳中求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姜江：这意味着低端过剩产能要加速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可谓是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同时，“新经济”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能够真正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沈艳：简而言之，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国迫切需要发展“新经济”来代替传统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推进，我国具备大力发展“新经济”的人力基础和技术基础。推动供给侧改革，加快“新经济”发展，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质量高速度的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支点》：目前“新经济”的发展态势如何？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姜江：“新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从我们研究的数据来看，“四新经济”的增速、利润、附加值等都很高，同时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率也不错。
但是，目前的“四新经济”，还没有形成像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放在全球来看，也不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在最近发布的“2016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首次排在前25名之列，但和排名前十的“第一方阵”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是，我们的技术、商业模式等原创性不足，很多都是复制国外，再基于国内市场情况做一些调整。因此，“新经济”目前还处在孕育期。
沈艳：不久前，我们与财新智库、数联铭品合作制定了“财智BBD新经济指数”（NEI）。2016年5月的NEI为30.1，即“新经济”占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为30.1%。我们估算，按照名义增速，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已经进入或逼近衰退（即负增长），这部分经济主要是传统经济，主要为制造业的上游、房地产和出口；约三分之一的新经济（包括高端制造业和部分消费、服务业）仍然保持两位数的正增长；剩下三分之一的经济保持个位数的增长，主要为制造业中下游、部分消费和服务业。
研究数据还显示，目前，“新经济”上行的增量还不能完全抵消传统经济向下调整的减量，也难以独自承担稳增长的重任。“新经济”里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行业的产业链短，对钢铁、水泥、石化等二产传统行业的溢出效应有限。因此，“新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支点》：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有利于“新经济”发展，这对政府提出了哪些挑战？ 姜江：政府是“生态环境”的构筑者。“新经济”对政府提出的挑战主要有：制度缺位、制度越位和制度不到位。
制度缺位是指政策制定滞后于“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如云计算、干细胞等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专项法律条规缺失；制度越位是指“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颇受管制，现在比较火的“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等分享经济就是如此；制度不到位则是一些措施没有很好地执行，如光伏、风电等一些产业政策就是这样。
总之，“新经济”发展犹如“摸着石头过河”，若发生“触底”事件就全面叫停，这会对稚弱的“四新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
《支点》：那么，政府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姜江：举个例子，“网约车”在欧盟也有，他们也面临和我们一樣的“触底”问题，即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一刀切”，而是在出台制度之前，经过多方论证，判断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之后，再明确制度框架。
欧盟在2016年发布的“分享经济指南”，一开始就明确了分享经济对促进欧盟经济振兴、带动就业、提升消费者福利等方面的利好，并提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括不对服务提供者施加从业批准、许可等准入条件。然后就分享经济面临的问题，明确了平台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包括消费者保护责任等。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沈艳：未来政策的关键点在于：第一，加快改革政策落地。国有企业改革、服务业开放和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可以逐步壮大“新经济”规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措施落地，开放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准入。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特别是对医疗、信息（包括征信、评级和有助于改善市场透明度方面的业务）、通信等行业的管制，降低制度成本，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将资源配置向“新经济”倾斜，而不是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加快去产能步伐，防止僵尸企业过度消耗优质资源，改善“新经济”对稀缺资源的可获得性。
第三，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切实采取措施保护知识产权，营造创新环境，提高“新经济”效率。
叶学平：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并不是市场主体。它应该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减少企业负担，让市场有序运行、公平竞争。至于市场往哪里调，那是市场自己的事，政府不应该管太多。
当然，这并不是说产业发展就不需要支持。发展新技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企业常常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因此，支持产业发展，在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政府应该以市场化方式参与，成立政府引导基金，让专业市场人士挑选优质企业，从而支持他们发展。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自身。
进入“无人区”状态
《支点》：对企业来说，应该如何主动出击？
姜江：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新经济”时代，我们格外需要“企业家精神”，希望企业家能扎扎实实地做产品，而不是以投机者的身份出现。正如之前所说，我们的很多创新并非原创，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努力。
现在就有点像任正非所说的“无人区”状态，只能自己探索到底该怎么做。实际上，发展“四新经济”的很多企业，每年可能只有几十万元、一百万元、两百万元营收。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若提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确实有价值，就要想方设法地坚持下去。
叶学平：现在各地都在发展“四新经济”，企业就应该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技术储备，以及当地的产业条件，来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并与别人形成差异化分工。如果大家都去做一样的事情，又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同质化竞争，这样就没有太大意义。比如，湖北在光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机器人、智能装备等方面已经具备优势，企业就可以往这些方向去突破。简而言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