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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大国的历史，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自身实力崛起的过程中，几乎都经历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资本”再到“输出知识”这三部曲。其中美国和英国的道路最为典型。相比之下，作为后发的中国，目前可谓正处在从“输出商品”向“输出资本”初步过渡的阶段。在加入WTO之后的十年里，中国的对外出口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中国的商品漂洋过海，几乎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在2009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估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将继续稳坐在世界头号出口国的位置上。
然而，中国大量的出口很多都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直接投资或者国内居民消费，而是以国家外汇储备的形式储存起来，最新的数据已经高达2.8万亿美元。这些储备中有80%左右是美元资产，其中近9000亿为美国国债，这些国债的投资收益率仅在3%左右，比中国还低，相当于无偿借给美国。而投资的机构债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宣称中国投资的大量两房债券不存在大量亏损，但肯定也不存在大量盈利。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高于当初防范金融风险所需要的数量。因此，如何将这些巨额外汇储备转化为真正更有商业价值的对外投资，为中国国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是中国在成长为资本大国之路上所必须要加紧学习的一课。
正因为如此，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或许会目睹中国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转变，在感受“中国制造”的力量同时，将会进一步感受到“中国资本”的力量。
事实上，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走出去”战略，支持一些有实力的大企业在海外拓展。如今，5年过去，中国在非洲、东南亚等地的直接投资已经风生水起，颇具规模，甚至在国际社会引起部分发达国家的不少“忌恨”。联想收购IBM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资本海外并购的经典案例。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国外资产价格普遍低迷，中国资本投资海外更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
2011年农历新春伊始，中国的几起跨国收购案例便备受关注。不久前，中国工商银行就与香港的东亚银行联合宣布，工行将收购美国东亚银行80%的股权，从而获得了美国商业银行牌照，填补工行在美零售银行牌照的空白。零售银行牌照一直是中国银行业在美国发展的一道关键障碍，此次工行收购美国东亚银行股权成功绕开了这一障碍。通俗地讲，因为有了这次并购，以后普通美国居民就有可能将钱存到中国的银行。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并购的案例已经并不新鲜，但是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中国金融业的对美并购。在中国依然被认为是“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的时候，此次收购是中国的金融力量进一步深入美国的标志。
不仅如此，中国的高铁也开始进军美国。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仅仅在几年之前，中国还是高铁技术的净进口方，但经过几年的消化和创新，中国正跃跃欲试，开始向国外投资高铁建设，其中就包括美国。中国最大的轨道交通制造商中国南车已与美国通用电气达成协议，宣布在美国建立合资公司，以促进高速铁路及其他轨道交通技术在美国市场的推广发展。
在过去30多年里，中美经贸谈判的内容大多是中国从美国引进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这次却是由中国向美国转让高铁技术和产品，代表了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地位提高。多年以来，世界的高速铁路市场一直被日本、德国、法国等高铁强国占据，中国高铁的“走出去”将全面搅动原有的世界高铁市场格局。
但是中国资本进军美国市场也并非一帆风顺。近日，全力拓展北美市场的华为公司在美国遇到了打着安全旗号的投资壁垒。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干预下，华为被迫正式放弃了去年一起价值仅为200万美元的收购。而2005年，中国油气巨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事件同样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功败垂成，这一幕如今仍然历历在目。
华为和中海油的遭遇只是中国资本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外市场所遇坎坷的一个缩影。美国频繁祭起国家安全的大旗来防范中国公司的并购，既是反映了美国相关方在市场竞争中运用政治工具的熟稔，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实力衰落的折射，因为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投资保护主义，骨子深处体现的都是不自信。
尽管的“中国资本”与当初的“中国制造”一样，在征伐海外的过程中，将无疑会遭遇到各种商业尤其是政治上的抵制力量，但不管如何，中国的资本之船已经全面扬帆起航，它必然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理性对待中企海外收购受挫
梅新育
一笔200万美元的交易，能够危及一个2009年GDP就高达14.1111万亿美元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没错，这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华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资产的评价。这已经是华为近年来在美国第三次收购资产受挫了。
再加上过去12个月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相继否决西北有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美国矿业公司第一黄金公司（Firstgold）、唐山曹妃甸投资集团投资光纤设备制造商埃姆科（Emcore），说中国企业在美国受到了更严格的安全审查，实不为过。
无疑，保护国家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天赋权利，但华为收购三叶系统公司专利技术果真能够危及美国安全？从这家公司的业务和交易额来看，难以得出这般结论。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在一些国家遭到了更严厉的审查，这在国内外商界和政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更严格的安全审查本身是坏事，但这件坏事是由中国崛起这件好事引起的。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新玩家，而无论是个人、群众、机构还是政府，对新加入游戏的玩家都有个适应、习惯的过程，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我们需要投入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让越来越多的东道国、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适应和习惯中国投资的发展。
与此同时，作为守成霸权，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势力把崛起的中国视为新兴强有力挑战者，使得事情分外复杂。我们完全可以将对中国投资更严格的安全审查视为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另类认可，我们必须承受这种崛起的代价，这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无可逃避的阶段。
虽然我们要对美国的这些做法表示谴责，但我们也无须因为美国对中国投资实施草木皆兵的限制就机械地以牙还牙。我们对外国投资的管理必须立足于长远眼光和安全、效率原则，不因一时一事而动摇。
我国刚刚宣布了正式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这本身就是吸取了西方国家相应制度的经验教训而建立的。我们的安全审查要把关，但也不必草木皆兵，审查门槛不宜太低，以至于“抓小放大”，过度耗费监管资源，却错过了关键的目标。人才、资本、商品纷至沓来才是最符合我们根本利益的景象。
不仅如此，由于某些企业的某些海外并购决策本身就是失误，政府就更不应当耗费过多资源去为企业的决策失误“保驾护航”。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挫，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谴责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反华歇斯底里情绪，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此案与山姆大叔纠缠不休，因为中海油在此案中本身就选错了并购对象。怎能指望一个把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国家不阻挠他收购其战略资源公司？
尽管我们必须正视无可逃避的现实，但正视现实不等于完全被动地接受现实，我们需要采取适当的策略，力求最大限度降低被否决的风险，最大限度提高成功的几率，最大限度缩短东道国利益相关者适应和习惯中国投资发展的阶段。为此，我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我们的企业不能盲目追求通过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美梦，总体上仍然要以自身滚动发展为基础，在海外直接投资中以绿地投资（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绿地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为基础。
第二，我们的收购目标必须切合实际。类似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结果遭遇美国全社会反对的教训，我们实在是不能再次重演了。
第三，不片面追求一蹴而就的速成战略。为了公司发展目标，能够一次性达成我们的目的固然最好，假如不能一蹴而就实现控股时，可通过渐进方式在一定年限内逐步提高持股比例，或是与收购标的签署协定，约定我们虽然暂时不控股，但掌握管理权。
第四，寻找合适的并购时机。其他条件相同，东道国陷入危机时对外资开放度会大一些，经济景气时期对外资会更多地“挑挑拣拣”。既然我们已经是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就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高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我们有能力采取上述策略，利用经济周期不同步为自己寻找最佳并购时机。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然而，中国大量的出口很多都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直接投资或者国内居民消费，而是以国家外汇储备的形式储存起来，最新的数据已经高达2.8万亿美元。这些储备中有80%左右是美元资产，其中近9000亿为美国国债，这些国债的投资收益率仅在3%左右，比中国还低，相当于无偿借给美国。而投资的机构债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宣称中国投资的大量两房债券不存在大量亏损，但肯定也不存在大量盈利。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高于当初防范金融风险所需要的数量。因此，如何将这些巨额外汇储备转化为真正更有商业价值的对外投资，为中国国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是中国在成长为资本大国之路上所必须要加紧学习的一课。
正因为如此，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或许会目睹中国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转变，在感受“中国制造”的力量同时，将会进一步感受到“中国资本”的力量。
事实上，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走出去”战略，支持一些有实力的大企业在海外拓展。如今，5年过去，中国在非洲、东南亚等地的直接投资已经风生水起，颇具规模，甚至在国际社会引起部分发达国家的不少“忌恨”。联想收购IBM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资本海外并购的经典案例。而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国外资产价格普遍低迷，中国资本投资海外更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
2011年农历新春伊始，中国的几起跨国收购案例便备受关注。不久前，中国工商银行就与香港的东亚银行联合宣布，工行将收购美国东亚银行80%的股权，从而获得了美国商业银行牌照，填补工行在美零售银行牌照的空白。零售银行牌照一直是中国银行业在美国发展的一道关键障碍，此次工行收购美国东亚银行股权成功绕开了这一障碍。通俗地讲，因为有了这次并购，以后普通美国居民就有可能将钱存到中国的银行。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并购的案例已经并不新鲜，但是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中国金融业的对美并购。在中国依然被认为是“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的时候，此次收购是中国的金融力量进一步深入美国的标志。
不仅如此，中国的高铁也开始进军美国。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仅仅在几年之前，中国还是高铁技术的净进口方，但经过几年的消化和创新，中国正跃跃欲试，开始向国外投资高铁建设，其中就包括美国。中国最大的轨道交通制造商中国南车已与美国通用电气达成协议，宣布在美国建立合资公司，以促进高速铁路及其他轨道交通技术在美国市场的推广发展。
在过去30多年里，中美经贸谈判的内容大多是中国从美国引进高科技产品和技术，这次却是由中国向美国转让高铁技术和产品，代表了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地位提高。多年以来，世界的高速铁路市场一直被日本、德国、法国等高铁强国占据，中国高铁的“走出去”将全面搅动原有的世界高铁市场格局。
但是中国资本进军美国市场也并非一帆风顺。近日，全力拓展北美市场的华为公司在美国遇到了打着安全旗号的投资壁垒。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干预下，华为被迫正式放弃了去年一起价值仅为200万美元的收购。而2005年，中国油气巨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事件同样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功败垂成，这一幕如今仍然历历在目。
华为和中海油的遭遇只是中国资本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外市场所遇坎坷的一个缩影。美国频繁祭起国家安全的大旗来防范中国公司的并购，既是反映了美国相关方在市场竞争中运用政治工具的熟稔，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实力衰落的折射，因为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投资保护主义，骨子深处体现的都是不自信。
尽管的“中国资本”与当初的“中国制造”一样，在征伐海外的过程中，将无疑会遭遇到各种商业尤其是政治上的抵制力量，但不管如何，中国的资本之船已经全面扬帆起航，它必然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塑造全球经济新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理性对待中企海外收购受挫
梅新育
一笔200万美元的交易，能够危及一个2009年GDP就高达14.1111万亿美元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没错，这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华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资产的评价。这已经是华为近年来在美国第三次收购资产受挫了。
再加上过去12个月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相继否决西北有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美国矿业公司第一黄金公司（Firstgold）、唐山曹妃甸投资集团投资光纤设备制造商埃姆科（Emcore），说中国企业在美国受到了更严格的安全审查，实不为过。
无疑，保护国家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天赋权利，但华为收购三叶系统公司专利技术果真能够危及美国安全？从这家公司的业务和交易额来看，难以得出这般结论。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在一些国家遭到了更严厉的审查，这在国内外商界和政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更严格的安全审查本身是坏事，但这件坏事是由中国崛起这件好事引起的。中国是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新玩家，而无论是个人、群众、机构还是政府，对新加入游戏的玩家都有个适应、习惯的过程，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我们需要投入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让越来越多的东道国、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适应和习惯中国投资的发展。
与此同时，作为守成霸权，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势力把崛起的中国视为新兴强有力挑战者，使得事情分外复杂。我们完全可以将对中国投资更严格的安全审查视为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另类认可，我们必须承受这种崛起的代价，这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无可逃避的阶段。
虽然我们要对美国的这些做法表示谴责，但我们也无须因为美国对中国投资实施草木皆兵的限制就机械地以牙还牙。我们对外国投资的管理必须立足于长远眼光和安全、效率原则，不因一时一事而动摇。
我国刚刚宣布了正式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这本身就是吸取了西方国家相应制度的经验教训而建立的。我们的安全审查要把关，但也不必草木皆兵，审查门槛不宜太低，以至于“抓小放大”，过度耗费监管资源，却错过了关键的目标。人才、资本、商品纷至沓来才是最符合我们根本利益的景象。
不仅如此，由于某些企业的某些海外并购决策本身就是失误，政府就更不应当耗费过多资源去为企业的决策失误“保驾护航”。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挫，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谴责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反华歇斯底里情绪，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此案与山姆大叔纠缠不休，因为中海油在此案中本身就选错了并购对象。怎能指望一个把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国家不阻挠他收购其战略资源公司？
尽管我们必须正视无可逃避的现实，但正视现实不等于完全被动地接受现实，我们需要采取适当的策略，力求最大限度降低被否决的风险，最大限度提高成功的几率，最大限度缩短东道国利益相关者适应和习惯中国投资发展的阶段。为此，我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我们的企业不能盲目追求通过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美梦，总体上仍然要以自身滚动发展为基础，在海外直接投资中以绿地投资（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绿地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为基础。
第二，我们的收购目标必须切合实际。类似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结果遭遇美国全社会反对的教训，我们实在是不能再次重演了。
第三，不片面追求一蹴而就的速成战略。为了公司发展目标，能够一次性达成我们的目的固然最好，假如不能一蹴而就实现控股时，可通过渐进方式在一定年限内逐步提高持股比例，或是与收购标的签署协定，约定我们虽然暂时不控股，但掌握管理权。
第四，寻找合适的并购时机。其他条件相同，东道国陷入危机时对外资开放度会大一些，经济景气时期对外资会更多地“挑挑拣拣”。既然我们已经是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就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高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我们有能力采取上述策略，利用经济周期不同步为自己寻找最佳并购时机。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