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芳的散文是写得越来越好了。记得她刚入文学院的时候文字还显青稚;非常流畅，只是让人可把握到的东西还不够多。经过这几年的沉淀历练，刘云芳对文字的掌控能力大大增强，她对生活、世情、人伦、天道也都有了更丰富、更入里的体悟与表达。在我看来，她的散文，就如这篇《与地摊有关的生活史》（以下简称《生活史》），仿若一尾新鲜河鱼，经她投进粗陶瓦罐，加入山野采撷的香料佐料，大火煮沸再文火慢炖，终于端出来一碗清爽而又绵柔的美味鱼汤。好喝，并且余味悠长。
　　刘云芳把地摊写活了。
　　地摊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其年龄差不多跟商业一样古老。世间第一个商人肯定是个摆地摊的，他脑洞足够大，第一个把用不了的东西放在路边供人挑拣，来换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他是商家货真价实的祖师爷。店铺肯定是很久很久之后才出现的，要待到有人有足够大的房子，有足够多的商品，附近还要有足够多的顾客，才可能养得起一个店铺。地摊虽小却有极强的生命力。店铺出现后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多，却始终不能让地摊灭绝。很可能人类活多久，地摊就会存在多久。地摊的内容大致相仿，无非卖些日常嚼用，赚些散碎银两。不过历史上也着实出现过一些奇人奇摊。传说，三千年前山东人姜子牙曾在河北南皮钓鱼。太公貌似垂钓，实为练摊也。太公大获全胜，他成功把鱼竿连同自己一块售与周文王，建立了不朽功业，赢得千古美名。他的摊子足够大足够狂野，只是历来没人把他当作“练家子”。
　　刘云芳的《生活史》并没有扯这些陈年旧账。她的聚焦点始终放在当下，好像对周围的生活充满不尽的激情，精神上压根并没有历史癖的发生。她写的差不多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母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背着两大块木头下山去集上卖，“她把摊位设在牛羊集的门口，从一旁搬块砖来坐，纳起了鞋底。……鞋底不过是道具，可以遮掩她心里的恐慌。她纳着鞋底，余光却扫视着人群，心里在念经：希望他们停下来，哪怕不买，问问也好。”母亲的地摊摆得像模像样，师从何人或者无师自通，文中没有提及。母亲执着而诚实的精神却从字底洇透出来。“扁担挑着的两个铁桶里，一边是凉粉，一边是碗筷和调料。那凉粉，她一大早起来熬制，又在井水里泡了一上午。她从地里拔了小葱，又摘了红的、青的辣子，把新蒜剁成末儿，再带一壶村里老人酿的陈醋。这些小料分别用瓶瓶罐罐装了。她要一直挑到矿石沟。”小小一碗凉粉，母亲做起来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不存在任何心机与伪诈。她甚至不知道心机与伪诈为何物。母亲是用自己的一颗心经营自己的地摊，她相信天道酬勤，恪守童叟无欺。从小耳濡目染，“我”毫不费力就秉承了母亲的地摊家学。“小学时，我喜欢在学校里兜售一些小玩意儿，那些东西来自于爱修电器的叔叔，几个螺丝、钉子或者一截旧电视的废天线。我配上夸张的故事使它们听起来充满神奇，再以一毛两毛的价格卖掉它们。”如今很多家长对孩子苦口婆心讲尽道理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他們不懂得什么时候言传都不如身教。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正因为母亲说得少，做得多，她的教育才取得难以想象的成功。母亲的精神甚至通过“我”成功传递到孩子身上。“孩子五岁的时候，忽然从家里翻出那两个大架子来，我们在客厅里把它们安装上，把他的衣服、帽子、围巾一件件挂上去，他把摆摊变成一种表演。他背着装了零钱的小包，扮演摊主，让我扮演买家。善良的摊主连卖带送，不一会儿就把架子上的货物清空了。他伸伸胳膊说，妈妈，你把我也买走吧。我递给他一元硬币，他便扑进了我的怀里。”
　　刘云芳写的都是当下生活，都是热腾腾的生活细节、内心感受。可是，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却被她成功塑造了出来。母亲、“我”和儿子都喜欢摆摊，每个人对地摊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母亲骨子里似乎还是把农业当成本业，而把摆摊经商视为末业，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她听说自己的女儿摆摊便很难接受，觉得自己没照顾好女儿，让女儿受苦了。“我”生于80年代，思想开放，传统窠臼荡然无存，非常享受摆摊的过程，根本不觉得摆摊低人一等。“我”的儿子还是一个懵懂孩子，摆摊只是他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刘云芳的讲述，完全在场，非常写实，却让我体会到一种溢出时间拘囿，具有某种恒久意味的东西。这让我颇感讶异，因为一些自诩为人类而写作的作家，口口声声要超越时空抵达永恒，而他们的作品却俗套琐碎空洞乏味，难以卒读;刘云芳从未发表过大而无当的玄论，只是认真诚实地生活，认真诚实地写作，却在朴实、坦诚的书写中渐渐抵近了人生的某些奥秘，从而让自己的文字溢出个人的生活范围，搭建起一条沟通人心与人心、超越地域与时间的文学桥梁。我并无意否认为人类写作，优秀作家确实应该追求超越性写作。超越地域与肤色，让地球上每个人都读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当然好。但是口头上标榜超越性从来都无济于事，必须脚踏实地用扎实的文本创造出超越性。就像刘云芳的《生活史》，它的溢出性和历史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而不是信口开河喊出来的。
　　《生活史》贵在有心。因为有心在，它的每个文字都被灵魂附体，共同组成一条散发着生命热力与内在光芒的文字流，浩浩汤汤，一泄千里，穿过心灵的平原，滋润每个喜欢文字的人。文字都是人写的，难道会有无心的文字？文字是人写的不假，但是手不对心，无心无肺的文字也很多。《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对于这段话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仓颉模仿鸟迹创造文字，借此人类智慧获得巨大发展，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仓颉的发明感天动地，所以，天降祥瑞，鬼神喜极而泣。另一种观点认为，仓颉造字后，人的复杂心思被打开了，道德水准不断下降，引发越来越多的欺伪狡诈、争夺杀戮，从此天下再无宁日。天降凶兆，鬼神忧虑不安失声痛哭。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文字的发明，既给人带来巨大方便和佑助，也被人用来欺世盗名、杀伐掠夺。从文学创作方面讲，没有文字，文学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繁盛局面;同时，文字的发明也确实方便了一些人玩弄词藻沽名钓誉。他们的空心之作像僵尸一样在世间窜走，这实在是对文字的巨大浪费。在看多了僵尸文字厌烦透顶的时刻，读到刘云芳的文字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在她干净、明丽的文字后面，可以清楚感到有一个认真、诚实的生命在认真生活、坦诚告白。通过她的文字，你可以感受到她的纯朴与热情，善良与勇敢，隐忍与执着;可以体味强与弱，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卑微与高贵。
　　《生活史》让人思考何为创作的根本。创作的根本不在智而在心。智当然重要，傻瓜自然写不出好的文字。但是，正常人的智商没有多大的差别，每个拥有正常智商的人都是潜在的优秀创作家。写出好的文字的根本，是作者要始终拥有一颗敏感、诚实的心灵，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激情，用心写出的文字才是真的文字，活的文字，才有可能真正走向读者的心灵，获得心的回应。文字是记录的符号，并无什么玄虚，只有被灵魂附体，才会变成通灵宝玉，才可能绽放美丽，让人神魂颠倒，无法自已。失了灵魂，文字就失了味道。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诗文同理，文学的真实鲜活存在于生命之中，失却了生命滋养的文字只能是一具具僵尸而已。
　　（司敬雪，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现任河北文学馆馆长。曾出版文学评论专著《二十世纪晚期中国小说伦理》《鲁迅与我们》等。）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