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陶行知研究的缘分颇深。1982年年初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参与学校组织的《陶行知全集》（8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版）编辑出版工作。之后，我的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和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均与陶行知相关。从此，我便走上了一条学陶研陶的道路。這一走就是40年。

壹

　　在长期的陶行知研究中，我发现，大家习惯于从政治和教育的角度来研究陶行知其人其说。在我看来，从这两个角度去分析，是“必要的”但却又是“很不够的”。说它是“必要的”，是因为这两者确实是陶行知一生活动的主要领域。缺少这两个角度的考察，陶行知一生活动的主要方面就无法反映出来；说它是“很不够的”，是因为从这两个角度去认识陶行知，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很难从整体上把握陶行知其人其说的全部内涵。
　　我一直认为，文化与教育犹如孪生兄弟，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文化的传承与进步离不开教育的作用，教育的变革与发展也有赖于文化的支撑。文化与教育总是在不断适应与耦合中实现共生共荣的目标。我想，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把陶行知作为近现代中国的一位综合性文化巨人来认识，并以与其相关的四个世界为对象进行研究，才有可能真实地从生活、思想、实践及影响四个角度去展现陶行知的全貌，这也是我撰写《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的初衷。

　　陶行知是接受了中西不同文化与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直接影响到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可以说，陶行知既是在中西不同文化的冲撞和交融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同时，又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通的使者。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随着其教育思想的成熟，他又对不同文化进行了认真地审视与评判，在冲突的文化中进行抉择和汲取，从而完成传承和创新文化的任务。
　　在我看来，陶行知在广义文化界的诸多方面，均为中国乃至世界作出过巨大贡献。除了教育领域外，他在语言文字、文学创作、大众艺术、科学普及、新闻出版等诸多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为繁荣近现代中国的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我将其谓为“文化巨人”。文化巨人的历史作用表现在：站立于时代文化发展的前沿，独立于文化思潮的浪尖；领文化之风骚，开时代之先河。正因如此，陶行知才是这样一位在诸多方面都独领风骚的文化巨人。

贰

　　回首陶行知的一生，我将这位文化巨人一生的活动和事迹划分为“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创造世界”“接受世界”四大部分。我认为，从这四方面去考察陶行知在近现代中国的实践与贡献，探讨这位伟人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实践创造和作用影响，追慕其人、其言、其行，不但可以进一步拓宽陶行知研究的视阈，而且有助于人们深入学习和借鉴先贤，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走近陶行知的“生活世界”。陶行知是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儿。其所处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国与新兴的西方在军事冲突、外交纠纷、经济竞争的时代，还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体系同在却又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果对“五四”时期激情洋溢、奋力创造的杰出人物做些文化背景上的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典型的文化复合体——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儿。陶行知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群英们别无二致，既饱经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正所谓：旧学问与新知识兼备，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行知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人”的范本。陶行知的人生志向明显受时代环境的震荡，发生过四次重大的转变——医学救国、文学救国、政治救国、教育救国。正是这样的成长路径，铸就了他为中国教育普及坚定踏实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品格，逐步具备了超人的能力，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走近陶行知的“精神世界”。思想体系的完善是陶行知文化巨人形成的精神动力。通过青少年时期的知识学习与文化积累，以及外界环境的影响，陶行知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丰富的精神世界，既是其文化巨人形成的界标，又是指导其进行创造实践活动的指南。就政治理念而言，陶行知起初是欧美式的自由主义者、旧民主主义者，最后发展为反蒋反专制反独裁、拥护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民主主义者；从哲学观点来看，起初陶行知信奉王阳明的知行观，后来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最后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接受者；在教育观方面，从主张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到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到最后融汇中西建立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在艰辛的求学、不懈的追求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模范人格：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乐于奉献的伟大情操、炽烈真诚的教育激情、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开拓求新的创造精神。这些优秀品质，既成为他一生执着地追求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动力与保障，又激励与鞭策一代又一代青年沿着他所指引的路径、踏着其脚印去寻求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出路。走近陶行知的精神世界，可以发现，陶行知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也是时代进程的缩影，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在中西文化之间摇摆与取舍。 　　走近陶行知的“创造世界”。陶行知的创造世界是酝酿于生活世界之中，建立在精神世界之上的人生境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巨人，关键的标志就在于其能够创造性地在文化教育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并创造出新的理论，通过自己在文化理论与实践中的创造性成就来构筑创造世界。陶行知一贯倡导创造，为了推动中国形成创造之风，他专门写了《创造宣言》，其“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創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名言警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迷茫青年。在他的心目中，创造是永恒的主题。因此，他以身垂范，无论干哪项工作，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该项事业之中，并以巨大的热情去创造，直至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创造出一个新领域。在教育方面，为了真正实现中国教育大众化，陶行知先后开展了七大教育运动，创造性地兴办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上海山海工学团等新式学校，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开辟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实践的新局面；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学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新教育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而且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示。在文艺创作方面，陶行知创作了明白晓畅、风格独特的“陶派诗”，开拓了中国近现代诗歌创作的一代新风；他还提倡新文字与大众文，不愧为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在科学普及方面，力倡科学实验与科学调查，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写儿童科学丛书，培养科普骨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开拓了中国科学普及教育的新局面。在我看来，这些创新成就汇聚起来，造就了陶行知的创造世界。
　　走近陶行知的“接受世界”。陶行知在国内外拥有着广阔的接受与研究受众，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这些构成陶行知的接受世界。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董必武誉之为“当今一圣人”， 宋庆龄赞之为“万世师表”，林伯渠称之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旗手”。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陶行知，对陶行知的思想、事业、人格与精神予以充分肯定。不仅在国内，陶行知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前中国研究所所长、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2007年，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哲学、教育学教授戴维·汉森（David T.Hansen）在他主编出版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教育思想家就是陶行知。将之与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并列，足见陶行知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以及被国际人士的高度认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既是符合世界现代教育潮流的教育思想，又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普及教育行动指南。正因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实践性、科学性和创造性，因此，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陶行知的接受世界一直兴盛不衰，硕果累累，繁荣兴旺。

叁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某些时期常常以其猝然而至的一连串巨大事变而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对于世界各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来说，20世纪正是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在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痛苦，然而也是最伟大的变革：专制独裁的君主政体让位于人民民主的共和政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变为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古老的传统文化受到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强有力挑战。在一次次历史性的大地震之后，现代文明的宏伟大厦终于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逐步建造起来。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能造就英雄、需要文化巨人而又产生文化巨人的时代。诚如恩格斯在评价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文化状况时所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陶行知便是诞生在这一伟大时代的颇具代表性的英雄人物、文化巨人。一个时代的文化取向和共有特征，往往是由独领时代风骚的文化巨人或文化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创新成就、言论著述、后期影响等方面的因素来决定并构成的。陶行知的四个世界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文化群英们、文化巨人们所普遍具有的世界。其实，在那个激荡的时代，他们是时代造就的英雄，同时也引领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中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谋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追求人民大众的自由幸福，为发展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英勇奋斗，开拓创造，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不朽贡献。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