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第三次土地革命”的那些来自各地对现有土地制度的挑战都是以探索、试验的形式。在各地政府明里暗里的支持下进行的。名目各种各样，而且多数是用各种“优厚条件”和“发展前景”让农民“自愿”的。结果大同小异，就是各地政府和资本集团在利益的驱动下，设法让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支配权不再属于自己。
　　其实，我们不能断言这样的探索有无问题。改革到今天，再次出现对既有土地制度的探索，已经不单是经济层面而是行政体制和政治制度“深水区”的问题，也不仅是承包权、承包期而是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支配，流通交易等更深刻层面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探索改革势在必行。而探索改革必定涉及现有铡度的改善和存废，也考验着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情愫。
　　农民钟情依赖土地已数千年，“自愿”失地，往往是他们在现行土地制度、强大的公权与资本面前的无奈选择。尽管，不少地方开出了诸多优惠条件。只要“自愿放弃”土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耕地承包权，就可住新房，办社保。转身份，找工作等等。但是，城市就业现状。物价水平变化，公司效益起伏。行政领导更替，小股东地位微弱等等因素决定了失地农民未来的风险很大，失地农民的“名富实贫”、“近富远贫”的现象已经存在，如部分农民负债搬迁买房已经返贫，随着时间推移还将比较普遍地暴露。一旦未来农民上班无“岗”，种地无田，股份无利，生活无着，怎么办?难道让几亿农民都靠“最低保障”兜着?这是目前很多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诘问。
　　当今中国。土地承包权长期不变是当局对农民的承诺，是农民最稳固的兜底保障。土地新政有多条探索途径，唯一不能的是对农民釜底抽薪。
　　周晓翔
　　
　　善意的关注
　　
　　在深圳推进的从“暂住”到“居住”的变革，为户籍制度的词库里增添了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的名词，且激起了人们对户籍制度进一步改革的美好期待。
　　户籍制度存在的本初是国家为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全面控制和限制人口流动而设立的。在加速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更多的人从农村、农业中解放出来流向城市。加之各类不同人才在城市之间流动的常态化，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某些城市与“在籍人口”的比例便严重失衡，如深圳的6:1。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仍固守着户籍制度，便是在人为地制造本地人和外地人，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对立。这种对立强化了人们对彼此身份差异的关注，同时模糊了流入城市寻找美好生活的人们的身份认同。他们离开了乡村又融不进城市，从而丧失了认同感、归宿感。又在—定程度上加重了自身和社会的焦虑感以及自身与社会对不安全感的确认。这形成了一种社会之间的隔膜和一定程度上社会自身的撕裂，这与人们进城追求幸福的愿望已经背遭而驰。
　　显然由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无法在户籍制度自身的系统内得到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地区、城乡之间差距的缩小及覆盖所有^的社会保障网络的建成。到那时，大城市才不用担心人们蜂拥进来，而人口也可以在市场资源配置规律下自由、自愿地流动。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和让人们看到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愿。
　　在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人们不妨对为解决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探索都抱以善意，但更重要的是持续不断的强烈关注。
　　程国
　　
　　越南的背影
　　
　　从1975年到1979年，柬埔寨的知识阶层、教士、社会团体、技术人员和艺术家被波尔布特和他那些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战士”残酷清洗，最后红色高棉被兵分七路的10万“越南志愿军”以入侵的方式赶下台，柬埔寨人才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
　　越共和红色高棉的前身均为越南胡志明主导成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后来，它们之间的分歧加剧，甚至超过了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分歧。在苏联的全面支持下。1975年刚实现“南北统一”的越南，组成了所谓“志愿军”推翻了红色高棉的统治，随即扶持了以韩桑林为首的新政权。随后，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情况也由越南军方“选择性地公布出来，以获得国际道义支持”。由此可以看出，越南不但是红色高棉政权的重要缔造者，同样是将其推翻的主要外界力量。
　　越南军队在柬埔寨驻扎了10年，高峰期达到20万人，直至1989年9月被迫撤出。其间，越南除了帮助柬埔寨政府不断与红色高棉游击队战斗外，还与泰国、中国分别在柬泰、越中边境地区发生战斗，尤其与中国的交恶长达10年之久，损失惨重。1989年越南军队撤离柬埔寨后，洪森说了这么一句话：“越南人什么也没有从柬埔寨带走，除了他们士兵的尸体。”
　　论军事实力，红色高棉远不敌越南军队，越南军队远不敌中国军队，而各方之间的战争为何能够长期坚持不懈，自然与背后的支持力量有关。这一场冷战时期柬埔寨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越南人的悲剧?历史的伤痕已经深深被烙下，柬埔寨在努力发展经济，却也必须在“强迫与自愿相结合”的情况下去公审红色高棉，而越南人逐渐放下了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仇恨了，只在经济突飞猛进的道路上留给柬埔寨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背影。
　　滇人
　　
　　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
　　
　　今天，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仍不认为美国经济会衰退，但我们的判断是，美国经济正走向衰退。最明显的标志是房价在过去12个月里降了5％，而大量的空置房屋则表明房价还会进一步下跌。昂贵的油价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消费者的信心急剧下滑。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虽然在三季度强劲反弹，但增速很难持续，因为强劲的货币阻碍了出口；况且欧洲的很多银行也卷入了美国的次贷危机。目前看来，世界经济的最大希望在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它们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衰退的影响，使世界经济增长整体上仍高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进口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从前19％下降到14％，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正在减弱。显然，世界已经不那么需要美国。
　　
　　奥巴马和希拉里
　　
　　奥巴马与希拉里是民主党的两个重量级人物，在奥巴马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一种试图变革的新生力量，而在希拉里身上，人们则看到了一种试图改变现实的决心和能力，就像她本人所说的，“是时候重塑美国了”。与代表草根力量的奥巴马不同的是，希拉里拥有着雄厚的经济支持和组织力，受到精英阶层的瞩目，有着深厚的党内基础。目前看来，她最有可能代表民主党角逐2008年的大选。但问题是，让他们脱颖而出的力量也可能是毁灭他们的力量。奥巴马的年轻和活力也意味着经验不足，而如今的美国正处于多事之秋，需要的是有经验、有决断的强势领导人。希拉里在治国上的经验和能力自然更胜一筹。但还是那个老问题：美国人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位女总统了吗?
　　
　　伊拉克不仅是布什的错
　　
　　对于美国近年来的外交失误，有一种并不复杂但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国家被一群政客导入歧途，这些人在9·11之前就试图引导美国走上极端的外交路线。这个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就是人们熟知的新保守主义者，总统布什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认为世界充满了危险，应该保持警惕并不惜代价地捍卫国家利益；这些人劫持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不幸的是，这只是小说而不是事实，是对历史的误读。事实上，美国公众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伊拉克战争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因而也是战争的帮凶。在过去6年里，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国人对政府要求多多，却很少进行严肃的追问和质询。事实是，大部分美国人在9·11后都一窝蜂地支持政府的报复行动，只是看情形不妙才开始改弦更张。
　　
　　原料缺乏年代
　　
　　高油价、高原物料价、与高粮食价的“三高年代”，受影响的不只是小老百姓，企业获利能力也大受成本上升的影响。眼前最让人担忧的，是各类原料价格的上涨，到底是短期因素?还是长期趋势?短期来看，全球原料的缺乏，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中国大陆、印度大量消耗全球的原物料，创造惊人的经济成长，是5年来让全球原料价格大涨的罪魁祸首之一。但长期看来，仍有几个让世界进入“原料缺乏年代”的结构性因素。原料的所有权愈来愈集中，就是其一。原料价格操纵在少数跨国大公司、大托拉斯手中，是几波石油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最近，原料所有权新一波的整合，仍在快速进行中。风潮的背后，俨然就是西方原料跨国企业的旧势力，与新兴能源国新势力间的拉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