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瞿秋白相识是在1922年,当时只是文字之交。随后,他们在上海大学会面。其时,瞿秋白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茅盾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兼课教师。后通过郑振铎的介绍,茅盾与瞿秋白的接触日渐频繁起来。秋白文思敏捷,侃侃而谈,语锋常带鼓动力。茅盾认为,秋白不啻具备文人气质,而且不乏政治家的风度,从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4年冬,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居上海闸北顺泰里12号,恰好在茅盾家的隔壁(茅盾住11号),彼此交往更多起来。此时茅盾是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支部会议经常在茅盾家召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常出席。
　　1927年,茅盾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编。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全部由共产党员掌握。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民,诸多编辑除一人外皆为共产党员。编报方针那时由中央宣传部领导,适好瞿秋白兼管宣传部。“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的右派、左派都来干预报纸的编辑事务,说什么《民国日报》太“红”了,刊登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消息太多了,云云。茅盾向瞿秋白汇报了上述情况,瞿秋白说:“我们另办一张报纸吧!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好多话只能讲一半;倒不如把这个报纸索性交给国民党左派,抽回我们的同志另办新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秋白主张这张新报纸仍由茅盾任总编辑。但因不久时局逆转,环境恶劣,办报一事流产了。
　　1930年夏,瞿秋白和杨之华由莫斯科返回上海,闻知茅盾从日本东京回沪,便欲恢复联系。此时,为了地下斗争的需要,秋白改姓何,之华改姓林,以暗号代真名给茅盾写信,让开明书店代转。茅盾、孔德沚夫妇按地址寻访。才发现瞿秋白夫妇乃栖居在一所普通的楼房里,楼上卧室兼书房,楼下是作客厅兼饭堂。
　　1932年夏,茅盾偕夫人再访瞿秋白。茅盾带着刚刚写好的《子夜》的开头几章,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边阅边谈,从午后1时直到6时。其间,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因前者未涉及土地革命,而写工人罢工又有盲动主义倾向,秋白建议茅盾再行修改。晚餐后,秋白即接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暗语预示党的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但仓促间难觅去处,茅盾便带他们来到自己家里。彼时茅盾住愚园路树德里,房东是一位宁波生意人。茅盾告诉房东,他们是老家亲戚,来上海治病的,过几日即告归。实则杨之华仅留一夜,次日即转移他处;而秋白在茅盾处住了一周余。
　　这期间,瞿秋白与茅盾谈话的主题,依然是《子夜》。秋白阅稿堪称细致入微。书稿中吴荪甫所乘“轿车”,茅盾写作“福特”。秋白说:“‘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像吴荪甫那样有钱有势的资本家,他坐的应是‘雪铁龙’。”并强调说:“大资本家面临绝望境地时,往往具有疯狂的破坏力,甚或兽性发作,但书中对此未作表现……”茅盾觉得秋白的意见颇为中肯,便一一作了修润和丰赡。
　　


　　一周后,为了秋白的安全,茅盾安排他到鲁迅家暂避风险。当时鲁迅住北四川路一座公寓楼房内,这幢楼内住的是清一色的外国人(其中有少量日本人),而公寓斜对面即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环境孤寂,气氛森然,那时很少有人去,安全得多。于是茅盾便拜托冯雪峰带秋白至鲁迅家。后来,瞿秋白在鲁迅处3次避难,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即由此时始。
　　1933年下半年,瞿秋白与茅盾在上海一起参与并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秋白不断介绍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用化名写了不少锋芒犀利的杂文,直指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茅盾时常因其精湛深邃的见解而折服。但秋白又是极其谦逊之人。有一次,他给茅盾写信,署名“犬耕”,茅盾不解其意,问之,秋白回答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但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他这番自知之明、自我解剖,令茅盾敬重有加。
　　1933年末,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临行向茅盾辞行,此为两位挚友的诀别。1935年6月,年仅36岁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茅盾获知噩耗,极其沉痛,他为中国失去这位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为自己失去这位肝胆相照的诤友而痛惜万分。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