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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政治衰退的现代性困境，文章研究了阿伦特对社会领域的批评思想，对社会领域兴起所产生的消极政治后果作出了重要补充和完善。文章通过对社会领域政治危害的系统研究发现，阿伦特所作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是她进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框架，也是我们理解政治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工具。社会领域入侵政治领域，将私人领域家务管理的必然性带入自由的政治领域，继而引起了市民的兴起、公民的衰亡以及政治在人类活动中地位的衰退。面对社会领域对政治和人造成的侵蚀，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共政治对人生意义实现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社会领域;公民;行动;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6-0074-06
引 言
阿伦特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直接由政治衰退和人的危机开始。在她看来，传统政治哲学确立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二分的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说明20世纪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领域的深入剖析是阿伦特进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她从对社会领域概念的阐释，建立起了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三分的理论框架，形成了政治现代性批判的独特视野。因此对阿伦特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理解阿伦特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重要进路。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阿伦特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分析劳动、制作、行动和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形成的对应关系，从阐释社会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区别以及解读公共领域的重要意义等方面展开。目前的研究显然更侧重于对公共领域的阐释，而忽略了社会领域对政治与人产生危害等方面。所以本文即由此开始，从社会视角进行现代性批判研究，这样不仅可以引领对阿伦特社会批判思想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阿伦特所倡导的本真政治和真正的人的生活。
一、 社会领域的兴起
在阿伦特看来，社会领域的兴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领域①的衰落是现代性以来发生的基本改变。社会是一个带有贬义的伪公共空间，它表征了现代文明的病症。对社会领域的否定是阿伦特进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公共领域中的政治阿伦特所理解的政治不是通常意义上统治的权力政治，而是指平等的公民在公共空间中就政治事务进行理性言说和共同行动的活动。活动是实现人的尊严、自由和意义的方式。然而，公共领域却不断地受到经济事务的侵蚀，后果就是社会领域的兴起和公共领域的衰落。
阿伦特以古希腊对“家庭/城邦”即“私人/公共”的二分法，作为界定和分析社会的概念框架。古希腊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进行了严格区分。生殖、生产和消费是私人领域的主要活动内容。私人领域与生命的保存、延续相关。人类在其中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制约，此外妻子、儿女以及奴隶还要受到家长的统治。与私人领域着重关注物质利益不同，公共领域是公民商谈政治事务的场所。当家长走出晦暗的私人领域、走向光辉的公共领域时，他可以与公共领域中的同侪就政治议题进行讨论。
阿伦特指出，尽管私人领域是晦暗的，但是私人领域中的个人财产却是异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们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只有在基本需求被满足的基础上，一个人才有可能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民。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从家庭的本质出发来说明城邦的形成过程。家庭是政治共同体出现和存在的前提。以家庭为单位的村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发生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加以进一步地推导说明[1]（6）。他特别指出，城邦中的公民在伦理上是完美和幸福的，因为他们能够实现人之为人的目的。不过，伦理上的完美需要具备中等富裕和健康等基本条件。只有拥有一定私人财产的成年男性才能成为参与城邦事务的主体。贫穷之人或者伤残之人因为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很难成为完美的人。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社会领域既不是私人领域，也不是公共领域，而是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一个变种。社会是一个与现代性同时萌生、晚近而暧昧的空间。古希腊将人们生活的空间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与政治、自由、不朽（immortality）相关，私人领域与经济、必然和无意义相关。当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领域，成为公共领域或者政治的重要内容时，社会领域就形成了。社会领域的出现意味着受制于必然性的私人事务入侵本真政治。在古希腊人的理念中，只有公共政治生活才代表人类自由的生活样态。而近现代人却将在社会领域中追求私人利益的活动视为有意义的人类活动。
阿伦特指出，宗教改革对社会领域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以及望远镜的发明决定了现代的基本特征。它们在促成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也摧毁了政治领域和自由行动赖以存在的基础，导致了社会领域的兴起。“在现代的开端有三大事件，它们决定了现代的性质：发现美洲，并随之探索整个地球;宗教改革，通过对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褫夺，开始了剥夺个人财产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双重过程;发明望远镜，并发展出一种新科学，它从宇宙的角度来考察地球的本性。”[2]（248）在三大历史事件中，宗教改革对社会领域兴起的作用最大。宗教改革在扩大基督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同时，剥夺了个人的私有财产。而这些财产是人们进入政治领域的物质前提。
在阿伦特看来，对个人财产的剥夺，意味着人失去了在世界上的位置。阿伦特沿袭古希腊划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来阐释私有财产的重要意义。私人财产既是保障两个领域各自完整和独立的基础，又是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私人财产表明一个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拥有自己的位置。在世界中的位置是进入公共领域的物质前提。如果一个人没有私有财产、总是挣扎在必然性中，那么他就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闲暇。
资本主义开启的财富或者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进一步加速了社会领域的兴盛。阿伦特认为，财富（资本）积累是对私人财产的剥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或资本，与作为人类进入公共领域前提的私人财产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私人财产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稳定性。财产拥有者从来没有把财产视为进一步获得财富的手段。按照古希腊传统，如果一个人无节制地扩充占有物，他就会被视为受制于必然性的奴隶而受到鄙视。但是资本主义的财富或资本的特点是流动性和非私人性。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将稳定的财产转化为流动的财富。财富的积累同无止境的劳动和消费构成“良性循环”。劳动产生消费产品，消费反过来刺激劳动生产，而加速化的劳动—消费更大大增加了资本积累的速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不在于为世界增添稳固的物质产品，而是系于劳动—消费这一无限循环的过程本身。“劳动和消费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这个过程是由生命的必要需求强加给人的” [2]（126）。阿伦特指出，扩张的财富破坏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界限，社会领域占据了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位置，现代人又重新陷入了孤独的劳动和消费的必然性循环之中。“剥夺和财富积累并非仅仅带来新财产，或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是又回馈给这个过程，带来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2]（255）。财富破坏了过去为人们提供世界居所的财产，也就破坏了人们跨入公共领域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决定了消费社会出现的必然性。本应从必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没有走向自由的公共政治领域，而是被吸入到了无尽的劳动、消费以及財富的积累之中。 在阿伦特看来，财富的积累对社会领域的兴起与行动地位的衰落负有重要责任。社会领域在其最先进入公共领域时，伪装成为财产所有人的组织。财产所有人需要借助这一组织来保护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进入社会领域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财富，而不是为了追求公共幸福。财富或者说资本逻辑决定了社会领域的主题只能是劳动、消费、积累等经济行为以及在公共行为伪装下的经济管理。
二、 社会领域与公民政治行动的缺失
阿伦特指出，与社会领域相伴而生的是因公共领域衰退而出现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而这又直接造成了市民兴起和公民衰落的严重后果。从事经济活动的市民阶层产生于中世纪的城市之中。即在自12世纪起，不受封建义务裹挟、具有一定自主权、以商业为主要活动的城市中产生。而居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从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群体，就具有了市民身份。他们在城市中获得了贸易、自由行动等权利。到了16世纪，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早期民族国家出现，过去属于城市自治的事务交由国家处理。法律赋予市民以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主权和政治的参与。“随着城邦和共和国堕落到市政（municipality）层面，有两件事情发生了：一是整个世界都被法律所浸染，而法律的主权不在公民，二是不再以行动和德性来界定公民身份，而是根据他对物和在物中的权利来界定。”[3]（46）公民的内涵从古典城邦共和政制中的政治参与主体转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物权主体。共和意义上的公民消融在对物的占有和权利中。为此，我们用市民来指称中世纪以及后来的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即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并且具有市民心态的人。他们“都把本身利益当作自己的目的”[4]（201）。市民将从事活动的终极意义系于物质财富的满足而不是卓越人性的实现。“所有个人都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算计选择什么行动将产生价值的最高效果。”[5]（47）
与市民相对的是共和意义上的公民。阿伦特从政治而不是法律的意义上理解公民。她对公民的理解深受雅典城邦的影响。雅典城邦被学界视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度，因而也形成了最原初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公民概念。雅典城邦生活“体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自由”[6]（56）。雅典的公民身份意味着践行积极生活的行为模式。公民是城邦中具有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资格的人。公民可以就城邦的公共事务，与同侪展开无功利地言谈沟通。“就其希腊的原创造来看，民主的基本特征就是开辟一个具有自身负责理由的共有世界。所以，在这个民主中，一切都取决于这种变换不定的、超越出特殊世界性的、并因此而是开放的论证，希腊人将它称之为‘议事’（bouleúein，bouleúesthai）。”[7]（14）共同体的善是公民追求的至高目标，每个公民都将城邦的伟大作为政治参与的首要考量。因此，在阿伦特那里，公民不是拥有一国国籍的法律身份，而是表征投身政治并在政治空间展示卓越、实现不朽的人及其生存方式。
但是，市民对公民身份的不断侵蚀使公民不再是高贵身份的代名词，而是成为了一个法律概念。对人们的行为起引导示范作用的不是前现代社会作为典范的高贵公民——英雄，而是享有法律权利的市民。尽管市民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对物质的追求并没有培养出他们卓越的政治能力和献身共善的高贵品格。
因此公民的政治行动越来越少，而曾经被鄙视的、市民化的劳动和制作活动却成为主流的人类活动。自16世纪以来尤其是资本主义之后，劳动、制作和行动这三种人类活动的等级秩序发生了根本倒转。前现代社会主要将具有内在价值的政治、哲学或宗教活动视为真正的人的活动。而近现代社会却将劳动和制作视为文明人的首要关怀。不仅如此，现代性的趋势是制作活动向劳动活动转换，制作者向劳动者转变。劳动由前现代最受鄙视、最不自由的活动，上升为最具人性的活动。
制作和劳动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但是前者却日益被后者侵蚀。制作活动的最重要特征是其产品的持久性，它是人们创造持久对象的活动。人们通过制作活动，建造出一个我们出生之时进入、死后仍然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能够帮助人类抵抗自然变迁的稳定居所。尽管制作活动本身不是公共活动，但是由于制作产品对世界具有的建构性，因此制作尚有一定的公共性。与制作活动不同，劳动的目的在于生产维持人类生命存续的消费品。劳动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它从属于自然的循环往复。其它动物直接消费它们能够找到的一切对象，而人类则通过劳动来生产自己的消费品。虽然人和动物消费的内容不同，但是人和动物在本质上都受制于自然必然性。劳动产品的重要特点是其缺乏持久性，产品在生产出来之后马上会被消费掉。劳动活动在本质上是无世界性的，因为劳动者不需要与他人的言说交往就可以独立完成活动。所以，制作和劳动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但是现代社会进行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迫切要求，促使制作产品也和劳动产品一样，迅速转化为应一时之需的消费品。原本为世界增添新物的持久制作产品，成为了转瞬即逝的消费品。劳动和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制作产品向消费品的转变，极大地损害了世界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在阿伦特看来，无论是制作还是劳动处于人类生活的中心，都会对政治产生不良影响。一是，日益被伪需求吞噬的人们忽视了政治生活的意义。在虚假的消费面前，人们迷失于人造必然性中，渐渐退化为劳动和消费动物。劳动者和消费者将自己闭锁在政治世界之外。在阿伦特看来，被封闭在生命必然性中的人无异于兽类。因为他们几乎将物质需求的满足和对物质的占有视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政治生活对于实现人性卓越的意义被物质生活所遮蔽。人们在必然性主导的社会中产生出几乎一样的欲求和经验，那就是活着，更好地活着。二是，政治空间的萎缩使人们失去了在行动中彰显复数性、独特性和自由特性的前提。政治是公民在公共空间就政治事务展开商谈的活动。人们在其中既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性，又实现了与他人的合作性。因此，政治是一个以行动方式，将人们既联系起来又区分开来的公共纽带。而劳动的兴起却将人们压缩进充满必然性的空间。这意味着人们丧失了展现独特性和体验自由的空间。原本与政治世界紧密关联的公民，在必然性的窒息氛围中被迫退回到自我的内在世界。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相契合，社会则将各种行为标准强加于人。这些标准将人们变成划一的社会成员，以便使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事业”中去。如此一来，社会所谓正常化的“行为”，就代替了成就人类卓越的“行動”。 阿伦特指出，物质的丰富虽然缩短了劳动时间，但是却没有使自由的政治领域在现代社会得到复兴，反而是使劳动这种受制于必然性的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丰富，减少了人们用以维持生命所需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的增加，本应有助于人们从必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继而投入到自由的政治生活当中。但是，阿伦特发现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闲暇增加带来的不是政治的繁荣，而是政治的行政化、技术化和工具化。政治在经济社会的挤压下，不再是人们进行无功利的自由言说和行动的场域，而是日益成为维护市民生活、促进劳动消费顺利进行的手段。政治世界失去了实现人的卓越与不朽的超越价值。被晦暗的物质生活裹挟的大众，似乎除了生命需求之外已经别无他求。
三、 社会领域产生的政治后果
阿伦特对社会这一伪公共领域持批评态度。较之于社会领域兴起为人们带来的益处，阿伦特更关注它带来的弊病。在她看来，社会领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首先，社会领域对本真的政治已经造成了侵害。社会领域形成的标志是物质利益成为国家和政治的要务。政治本应当是公民戮力合作、共同行动的伟大事业。但是社会领域的兴起却使本真的自由政治退化为经济的婢女。政治成为全国性家务管理的工具，它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和消费，保证人类生命过程的顺利进行。阿伦特指出，由必需性原则控制的、被社会化的政治不再是自由自觉的人类活动。现代人将自由与政治分离开来，有意义的生活成为了劳动者和技艺人的生产活动，而不是自由平等的政治行动。在阿伦特看来，真正的政治应当将经济事务排除在外，社会问题应以行政而不是政治方式解决。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衰落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极权主义就是政治衰落的极端表现。尽管极权主义已经成为记忆，但是只要人们缺乏熱心政治事务的公共精神，那么自由民主制仍然有转变为极权主义的可能。即使极权主义的阴霾已经散去，但是极权主义因素仍然时刻威胁着人类。当人类得以显现的政治空间被社会领域挤压之时，共同世界的衰落就会为极权主义的再次兴起提供丰厚的土壤。被抛回到自我内在世界的孤独大众也会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依据，并再次成为极权主义的帮凶。
其次，社会领域对人的存在构成了威胁。社会是一个与真正的、人的生活相悖的领域。原本意在彰显人的复数和自由本性的政治，却被功能化为千人一面的经济活动。阿伦特将社会描述为向人们施加各种规则、倾向于将人类“标准化”的领域。服务于劳动和消费的角色，决定了社会领域的同一性特征。为了尽可能排除人们自发行动对物质生产可能造成的妨碍，社会编制出无数“规范化”的原则，以便保证社会成员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兴趣、一种利益。在一切为了满足需要的逻辑下，社会成为了抹煞个体差异的机器。社会不需要个性，只需要一致。正如雅斯贝尔斯指出的：“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连接而成稳定的组织，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过程。人被转变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这就推进了普遍的齐一化。这架机器不需要优秀卓越的个人，只需要具有特定才能的、符合通常标准的人。”[8]（246）社会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一致性倾向，导致了将人们既连接在一起又将人们分开的共同世界的消失。
社会领域加速了人们独特性以及政治自由的丧失。人获得独特性和自由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由人们共同承诺建构起来的、能够保障人们自发行动的政治空间。但是失去共同世界的人们，在极端的孤寂中被挤压成没有思想和行动能力的无知群氓。因此，阿伦特指出，要严格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劳动、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不平等的人际关系等等，都必须保持严格的私人性质。国家的经济事务则要以行政而不是政治手段加以解决。
最后，犹太人被迫害的历史已经在实践上揭示了社会领域兴起的政治后果。阿伦特指出，反犹主义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实现政教分离。人们仇视迫害犹太人的主要原因不是宗教信仰分歧，而是政治、经济等世俗因素。尤其是犹太人政治意识和能力的缺乏，使其成为被纳粹迫害的对象。
希特勒夺取政权前的50年被许多研究者描述为欧洲犹太人的黄金时代。犹太人利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迅速而且自认为成功地融入到了欧洲的主流文化和生活中。犹太人与居住国积极地同化。阿伦特认为，德国犹太人是所有犹太人中最能与欧洲文化同化的。相当数量的德国犹太人成功地获得了社会声望，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占据科学、艺术等领域的主导位置。犹太人以为只要积极接受同化，就能像其他的非犹太公民一样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帝国主义的兴起，犹太人在经济、政治中的特权却逐渐消失，并成为众矢之的。人们仇视没有政治权力但却富有的犹太人。失去民族国家庇护的犹太人发现，德国社会的非犹太同胞根本没有接受他们，他们从来都不被视为社会的普通成员。
阿伦特指出，政治不等于社会，拥有社会地位不代表拥有政治权力，缺乏政治身份和能力的人无法获得免于纳粹摧残的政治防护。自由主义的法律制度虽然给予犹太人在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但是却没有赋予他们政治上的实质平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犹太人长期处于无领土和无政权的散居状态。政治经验的欠缺使犹太人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度和判断力。多数犹太人都没有参与到居住国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几乎没有获得过政治上的权力。这导致了在社会生活中相对成功的犹太人缺乏政治保护。欧洲犹太人在政治上脆弱的事实，证明了忽视政治的致命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可将政治和社会混淆，而是必须要认清政治的重要性。阿伦特意识到，选择融入德国文化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个幻想，选择成为有政治意识的社会局外人才是切实可行的。
面对社会领域对政治和人的威胁，阿伦特试图以政治的复兴作为走出困境的路径。阿伦特崇尚能够使人们自我显现和承担公共责任的政治生活。在她看来，公共政治空间是一个人们在出生时进入，死后离开的公共世界。每个人都可以以其在公共世界中的位置，提出对世界的独特看法。公民间在意见的交流中共同照亮了整个世界，从而保证了人们对自身和世界把握的客观性。阿伦特认为，政治是人们把握世界、认知自我以及追寻自由的最优方式。一个人成为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自己的行动以及和他人的互动关系决定的。“一个人自身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作为状况，取决于他在生命旅途中所遭遇到的他人以及召唤着他的种种可能的信念”[8]（24）。尽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自然和社会等因素的制约，但是人在根本上不是受动的而是主动的，人永远处于动态的生成过程之中。 结 语
作为经历了“黑暗时代”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带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问题：为什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人类没有走向自由，而是走向了奴役？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动摇了世界文明的根基，那么，在既有的现代性条件下，达成人之为人的生存状态何以可能？
阿伦特将“黑暗时代”概括为社会领域兴起、公共政治领域被遮蔽的历史时期。人们不再过问公共政治之事，而只是关注一己私利。黑暗的降临源于社会对政治的反对，原本为人们提供显现机会和意义来源的公共政治空间被挤压殆尽。随着政治衰退而来的是人与世界的疏离以及公民的衰落。人们践履自由所必需的空间的丧失以及交往纽带的断裂，导致了人由复数性的存在状态异化为单面的孤独存在。被抛回到自我居所的人们，只是在必需性的驱使下才机械地和他人聚合在一起。在以维持生命为目的的机械共同体中，人的独特性、自由和意义都变得无足轻重。
总之，阿伦特提出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政治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社会领域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但是它不过是放大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不仅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而且还诱使现代人将社会领域误认为意义实现之所。阿伦特指出，现代人在社会领域所进行的、私人化的市民生活，既无法使人获得政治普遍性，又无法使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迷失于社会领域的现代人处于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状态。阿伦特对于社会领域病症的诊断，旨在启发现代人积极走出社会领域的藩篱，勇敢走向实现人生意义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4.
[2]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3][美]阿蘭·博耶等.公民共和主义[M].应奇，刘训练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01.
[5][英]巴特·范·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条件[M].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6]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7][德]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夏 雪）
Social Prosperity and Political Decline
— A Study on Arendt’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in the Social Sphere
PANG Nan1，YE Ying2
（1. School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02，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Research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caused by political decline， this paper studies Arendt’s critical thoughts on the social sphere and make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to the negativ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phere. Through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political hazards in the social sphe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Arendt’s division of private sphere， social sphere and public spher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her criticism of modern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tool for us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modernity. The invasion of the social sphere into the political sphere brings the inevitability of domestic management in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the free political sphere， which then leads to the rise of bourgeois， the decline of citizens and the decline of politics in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face of the erosion of politics and people caused by the social sphe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examin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politic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social sphere; citizen; action; politics
〔收稿时间〕2019-05-11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古典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编号为17ZXB005）。
〔作者简介〕庞楠（1984-），女，汉，山西太原，法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叶颖（1977-），男，汉，福建福州，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关键词〕 社会领域;公民;行动;政治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6-0074-06
引 言
阿伦特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直接由政治衰退和人的危机开始。在她看来，传统政治哲学确立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二分的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说明20世纪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领域的深入剖析是阿伦特进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她从对社会领域概念的阐释，建立起了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三分的理论框架，形成了政治现代性批判的独特视野。因此对阿伦特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理解阿伦特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重要进路。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阿伦特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分析劳动、制作、行动和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形成的对应关系，从阐释社会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区别以及解读公共领域的重要意义等方面展开。目前的研究显然更侧重于对公共领域的阐释，而忽略了社会领域对政治与人产生危害等方面。所以本文即由此开始，从社会视角进行现代性批判研究，这样不仅可以引领对阿伦特社会批判思想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阿伦特所倡导的本真政治和真正的人的生活。
一、 社会领域的兴起
在阿伦特看来，社会领域的兴起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领域①的衰落是现代性以来发生的基本改变。社会是一个带有贬义的伪公共空间，它表征了现代文明的病症。对社会领域的否定是阿伦特进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公共领域中的政治阿伦特所理解的政治不是通常意义上统治的权力政治，而是指平等的公民在公共空间中就政治事务进行理性言说和共同行动的活动。活动是实现人的尊严、自由和意义的方式。然而，公共领域却不断地受到经济事务的侵蚀，后果就是社会领域的兴起和公共领域的衰落。
阿伦特以古希腊对“家庭/城邦”即“私人/公共”的二分法，作为界定和分析社会的概念框架。古希腊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进行了严格区分。生殖、生产和消费是私人领域的主要活动内容。私人领域与生命的保存、延续相关。人类在其中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制约，此外妻子、儿女以及奴隶还要受到家长的统治。与私人领域着重关注物质利益不同，公共领域是公民商谈政治事务的场所。当家长走出晦暗的私人领域、走向光辉的公共领域时，他可以与公共领域中的同侪就政治议题进行讨论。
阿伦特指出，尽管私人领域是晦暗的，但是私人领域中的个人财产却是异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们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只有在基本需求被满足的基础上，一个人才有可能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民。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从家庭的本质出发来说明城邦的形成过程。家庭是政治共同体出现和存在的前提。以家庭为单位的村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发生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加以进一步地推导说明[1]（6）。他特别指出，城邦中的公民在伦理上是完美和幸福的，因为他们能够实现人之为人的目的。不过，伦理上的完美需要具备中等富裕和健康等基本条件。只有拥有一定私人财产的成年男性才能成为参与城邦事务的主体。贫穷之人或者伤残之人因为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很难成为完美的人。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社会领域既不是私人领域，也不是公共领域，而是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一个变种。社会是一个与现代性同时萌生、晚近而暧昧的空间。古希腊将人们生活的空间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与政治、自由、不朽（immortality）相关，私人领域与经济、必然和无意义相关。当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领域，成为公共领域或者政治的重要内容时，社会领域就形成了。社会领域的出现意味着受制于必然性的私人事务入侵本真政治。在古希腊人的理念中，只有公共政治生活才代表人类自由的生活样态。而近现代人却将在社会领域中追求私人利益的活动视为有意义的人类活动。
阿伦特指出，宗教改革对社会领域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以及望远镜的发明决定了现代的基本特征。它们在促成资本主义兴起的同时，也摧毁了政治领域和自由行动赖以存在的基础，导致了社会领域的兴起。“在现代的开端有三大事件，它们决定了现代的性质：发现美洲，并随之探索整个地球;宗教改革，通过对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褫夺，开始了剥夺个人财产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双重过程;发明望远镜，并发展出一种新科学，它从宇宙的角度来考察地球的本性。”[2]（248）在三大历史事件中，宗教改革对社会领域兴起的作用最大。宗教改革在扩大基督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同时，剥夺了个人的私有财产。而这些财产是人们进入政治领域的物质前提。
在阿伦特看来，对个人财产的剥夺，意味着人失去了在世界上的位置。阿伦特沿袭古希腊划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来阐释私有财产的重要意义。私人财产既是保障两个领域各自完整和独立的基础，又是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私人财产表明一个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拥有自己的位置。在世界中的位置是进入公共领域的物质前提。如果一个人没有私有财产、总是挣扎在必然性中，那么他就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闲暇。
资本主义开启的财富或者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进一步加速了社会领域的兴盛。阿伦特认为，财富（资本）积累是对私人财产的剥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或资本，与作为人类进入公共领域前提的私人财产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私人财产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稳定性。财产拥有者从来没有把财产视为进一步获得财富的手段。按照古希腊传统，如果一个人无节制地扩充占有物，他就会被视为受制于必然性的奴隶而受到鄙视。但是资本主义的财富或资本的特点是流动性和非私人性。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将稳定的财产转化为流动的财富。财富的积累同无止境的劳动和消费构成“良性循环”。劳动产生消费产品，消费反过来刺激劳动生产，而加速化的劳动—消费更大大增加了资本积累的速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不在于为世界增添稳固的物质产品，而是系于劳动—消费这一无限循环的过程本身。“劳动和消费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这个过程是由生命的必要需求强加给人的” [2]（126）。阿伦特指出，扩张的财富破坏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界限，社会领域占据了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位置，现代人又重新陷入了孤独的劳动和消费的必然性循环之中。“剥夺和财富积累并非仅仅带来新财产，或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而是又回馈给这个过程，带来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2]（255）。财富破坏了过去为人们提供世界居所的财产，也就破坏了人们跨入公共领域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决定了消费社会出现的必然性。本应从必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没有走向自由的公共政治领域，而是被吸入到了无尽的劳动、消费以及財富的积累之中。 在阿伦特看来，财富的积累对社会领域的兴起与行动地位的衰落负有重要责任。社会领域在其最先进入公共领域时，伪装成为财产所有人的组织。财产所有人需要借助这一组织来保护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进入社会领域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财富，而不是为了追求公共幸福。财富或者说资本逻辑决定了社会领域的主题只能是劳动、消费、积累等经济行为以及在公共行为伪装下的经济管理。
二、 社会领域与公民政治行动的缺失
阿伦特指出，与社会领域相伴而生的是因公共领域衰退而出现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而这又直接造成了市民兴起和公民衰落的严重后果。从事经济活动的市民阶层产生于中世纪的城市之中。即在自12世纪起，不受封建义务裹挟、具有一定自主权、以商业为主要活动的城市中产生。而居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从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群体，就具有了市民身份。他们在城市中获得了贸易、自由行动等权利。到了16世纪，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早期民族国家出现，过去属于城市自治的事务交由国家处理。法律赋予市民以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主权和政治的参与。“随着城邦和共和国堕落到市政（municipality）层面，有两件事情发生了：一是整个世界都被法律所浸染，而法律的主权不在公民，二是不再以行动和德性来界定公民身份，而是根据他对物和在物中的权利来界定。”[3]（46）公民的内涵从古典城邦共和政制中的政治参与主体转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物权主体。共和意义上的公民消融在对物的占有和权利中。为此，我们用市民来指称中世纪以及后来的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即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并且具有市民心态的人。他们“都把本身利益当作自己的目的”[4]（201）。市民将从事活动的终极意义系于物质财富的满足而不是卓越人性的实现。“所有个人都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算计选择什么行动将产生价值的最高效果。”[5]（47）
与市民相对的是共和意义上的公民。阿伦特从政治而不是法律的意义上理解公民。她对公民的理解深受雅典城邦的影响。雅典城邦被学界视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度，因而也形成了最原初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公民概念。雅典城邦生活“体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自由”[6]（56）。雅典的公民身份意味着践行积极生活的行为模式。公民是城邦中具有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资格的人。公民可以就城邦的公共事务，与同侪展开无功利地言谈沟通。“就其希腊的原创造来看，民主的基本特征就是开辟一个具有自身负责理由的共有世界。所以，在这个民主中，一切都取决于这种变换不定的、超越出特殊世界性的、并因此而是开放的论证，希腊人将它称之为‘议事’（bouleúein，bouleúesthai）。”[7]（14）共同体的善是公民追求的至高目标，每个公民都将城邦的伟大作为政治参与的首要考量。因此，在阿伦特那里，公民不是拥有一国国籍的法律身份，而是表征投身政治并在政治空间展示卓越、实现不朽的人及其生存方式。
但是，市民对公民身份的不断侵蚀使公民不再是高贵身份的代名词，而是成为了一个法律概念。对人们的行为起引导示范作用的不是前现代社会作为典范的高贵公民——英雄，而是享有法律权利的市民。尽管市民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对物质的追求并没有培养出他们卓越的政治能力和献身共善的高贵品格。
因此公民的政治行动越来越少，而曾经被鄙视的、市民化的劳动和制作活动却成为主流的人类活动。自16世纪以来尤其是资本主义之后，劳动、制作和行动这三种人类活动的等级秩序发生了根本倒转。前现代社会主要将具有内在价值的政治、哲学或宗教活动视为真正的人的活动。而近现代社会却将劳动和制作视为文明人的首要关怀。不仅如此，现代性的趋势是制作活动向劳动活动转换，制作者向劳动者转变。劳动由前现代最受鄙视、最不自由的活动，上升为最具人性的活动。
制作和劳动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但是前者却日益被后者侵蚀。制作活动的最重要特征是其产品的持久性，它是人们创造持久对象的活动。人们通过制作活动，建造出一个我们出生之时进入、死后仍然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能够帮助人类抵抗自然变迁的稳定居所。尽管制作活动本身不是公共活动，但是由于制作产品对世界具有的建构性，因此制作尚有一定的公共性。与制作活动不同，劳动的目的在于生产维持人类生命存续的消费品。劳动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它从属于自然的循环往复。其它动物直接消费它们能够找到的一切对象，而人类则通过劳动来生产自己的消费品。虽然人和动物消费的内容不同，但是人和动物在本质上都受制于自然必然性。劳动产品的重要特点是其缺乏持久性，产品在生产出来之后马上会被消费掉。劳动活动在本质上是无世界性的，因为劳动者不需要与他人的言说交往就可以独立完成活动。所以，制作和劳动是两种不同的活动。但是现代社会进行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迫切要求，促使制作产品也和劳动产品一样，迅速转化为应一时之需的消费品。原本为世界增添新物的持久制作产品，成为了转瞬即逝的消费品。劳动和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制作产品向消费品的转变，极大地损害了世界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在阿伦特看来，无论是制作还是劳动处于人类生活的中心，都会对政治产生不良影响。一是，日益被伪需求吞噬的人们忽视了政治生活的意义。在虚假的消费面前，人们迷失于人造必然性中，渐渐退化为劳动和消费动物。劳动者和消费者将自己闭锁在政治世界之外。在阿伦特看来，被封闭在生命必然性中的人无异于兽类。因为他们几乎将物质需求的满足和对物质的占有视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政治生活对于实现人性卓越的意义被物质生活所遮蔽。人们在必然性主导的社会中产生出几乎一样的欲求和经验，那就是活着，更好地活着。二是，政治空间的萎缩使人们失去了在行动中彰显复数性、独特性和自由特性的前提。政治是公民在公共空间就政治事务展开商谈的活动。人们在其中既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性，又实现了与他人的合作性。因此，政治是一个以行动方式，将人们既联系起来又区分开来的公共纽带。而劳动的兴起却将人们压缩进充满必然性的空间。这意味着人们丧失了展现独特性和体验自由的空间。原本与政治世界紧密关联的公民，在必然性的窒息氛围中被迫退回到自我的内在世界。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相契合，社会则将各种行为标准强加于人。这些标准将人们变成划一的社会成员，以便使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事业”中去。如此一来，社会所谓正常化的“行为”，就代替了成就人类卓越的“行動”。 阿伦特指出，物质的丰富虽然缩短了劳动时间，但是却没有使自由的政治领域在现代社会得到复兴，反而是使劳动这种受制于必然性的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丰富，减少了人们用以维持生命所需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的增加，本应有助于人们从必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继而投入到自由的政治生活当中。但是，阿伦特发现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闲暇增加带来的不是政治的繁荣，而是政治的行政化、技术化和工具化。政治在经济社会的挤压下，不再是人们进行无功利的自由言说和行动的场域，而是日益成为维护市民生活、促进劳动消费顺利进行的手段。政治世界失去了实现人的卓越与不朽的超越价值。被晦暗的物质生活裹挟的大众，似乎除了生命需求之外已经别无他求。
三、 社会领域产生的政治后果
阿伦特对社会这一伪公共领域持批评态度。较之于社会领域兴起为人们带来的益处，阿伦特更关注它带来的弊病。在她看来，社会领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首先，社会领域对本真的政治已经造成了侵害。社会领域形成的标志是物质利益成为国家和政治的要务。政治本应当是公民戮力合作、共同行动的伟大事业。但是社会领域的兴起却使本真的自由政治退化为经济的婢女。政治成为全国性家务管理的工具，它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和消费，保证人类生命过程的顺利进行。阿伦特指出，由必需性原则控制的、被社会化的政治不再是自由自觉的人类活动。现代人将自由与政治分离开来，有意义的生活成为了劳动者和技艺人的生产活动，而不是自由平等的政治行动。在阿伦特看来，真正的政治应当将经济事务排除在外，社会问题应以行政而不是政治方式解决。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衰落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极权主义就是政治衰落的极端表现。尽管极权主义已经成为记忆，但是只要人们缺乏熱心政治事务的公共精神，那么自由民主制仍然有转变为极权主义的可能。即使极权主义的阴霾已经散去，但是极权主义因素仍然时刻威胁着人类。当人类得以显现的政治空间被社会领域挤压之时，共同世界的衰落就会为极权主义的再次兴起提供丰厚的土壤。被抛回到自我内在世界的孤独大众也会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依据，并再次成为极权主义的帮凶。
其次，社会领域对人的存在构成了威胁。社会是一个与真正的、人的生活相悖的领域。原本意在彰显人的复数和自由本性的政治，却被功能化为千人一面的经济活动。阿伦特将社会描述为向人们施加各种规则、倾向于将人类“标准化”的领域。服务于劳动和消费的角色，决定了社会领域的同一性特征。为了尽可能排除人们自发行动对物质生产可能造成的妨碍，社会编制出无数“规范化”的原则，以便保证社会成员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兴趣、一种利益。在一切为了满足需要的逻辑下，社会成为了抹煞个体差异的机器。社会不需要个性，只需要一致。正如雅斯贝尔斯指出的：“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连接而成稳定的组织，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过程。人被转变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这就推进了普遍的齐一化。这架机器不需要优秀卓越的个人，只需要具有特定才能的、符合通常标准的人。”[8]（246）社会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一致性倾向，导致了将人们既连接在一起又将人们分开的共同世界的消失。
社会领域加速了人们独特性以及政治自由的丧失。人获得独特性和自由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由人们共同承诺建构起来的、能够保障人们自发行动的政治空间。但是失去共同世界的人们，在极端的孤寂中被挤压成没有思想和行动能力的无知群氓。因此，阿伦特指出，要严格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劳动、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不平等的人际关系等等，都必须保持严格的私人性质。国家的经济事务则要以行政而不是政治手段加以解决。
最后，犹太人被迫害的历史已经在实践上揭示了社会领域兴起的政治后果。阿伦特指出，反犹主义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实现政教分离。人们仇视迫害犹太人的主要原因不是宗教信仰分歧，而是政治、经济等世俗因素。尤其是犹太人政治意识和能力的缺乏，使其成为被纳粹迫害的对象。
希特勒夺取政权前的50年被许多研究者描述为欧洲犹太人的黄金时代。犹太人利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迅速而且自认为成功地融入到了欧洲的主流文化和生活中。犹太人与居住国积极地同化。阿伦特认为，德国犹太人是所有犹太人中最能与欧洲文化同化的。相当数量的德国犹太人成功地获得了社会声望，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占据科学、艺术等领域的主导位置。犹太人以为只要积极接受同化，就能像其他的非犹太公民一样成为真正的德国人。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帝国主义的兴起，犹太人在经济、政治中的特权却逐渐消失，并成为众矢之的。人们仇视没有政治权力但却富有的犹太人。失去民族国家庇护的犹太人发现，德国社会的非犹太同胞根本没有接受他们，他们从来都不被视为社会的普通成员。
阿伦特指出，政治不等于社会，拥有社会地位不代表拥有政治权力，缺乏政治身份和能力的人无法获得免于纳粹摧残的政治防护。自由主义的法律制度虽然给予犹太人在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但是却没有赋予他们政治上的实质平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犹太人长期处于无领土和无政权的散居状态。政治经验的欠缺使犹太人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度和判断力。多数犹太人都没有参与到居住国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几乎没有获得过政治上的权力。这导致了在社会生活中相对成功的犹太人缺乏政治保护。欧洲犹太人在政治上脆弱的事实，证明了忽视政治的致命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可将政治和社会混淆，而是必须要认清政治的重要性。阿伦特意识到，选择融入德国文化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个幻想，选择成为有政治意识的社会局外人才是切实可行的。
面对社会领域对政治和人的威胁，阿伦特试图以政治的复兴作为走出困境的路径。阿伦特崇尚能够使人们自我显现和承担公共责任的政治生活。在她看来，公共政治空间是一个人们在出生时进入，死后离开的公共世界。每个人都可以以其在公共世界中的位置，提出对世界的独特看法。公民间在意见的交流中共同照亮了整个世界，从而保证了人们对自身和世界把握的客观性。阿伦特认为，政治是人们把握世界、认知自我以及追寻自由的最优方式。一个人成为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自己的行动以及和他人的互动关系决定的。“一个人自身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作为状况，取决于他在生命旅途中所遭遇到的他人以及召唤着他的种种可能的信念”[8]（24）。尽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自然和社会等因素的制约，但是人在根本上不是受动的而是主动的，人永远处于动态的生成过程之中。 结 语
作为经历了“黑暗时代”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带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问题：为什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人类没有走向自由，而是走向了奴役？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动摇了世界文明的根基，那么，在既有的现代性条件下，达成人之为人的生存状态何以可能？
阿伦特将“黑暗时代”概括为社会领域兴起、公共政治领域被遮蔽的历史时期。人们不再过问公共政治之事，而只是关注一己私利。黑暗的降临源于社会对政治的反对，原本为人们提供显现机会和意义来源的公共政治空间被挤压殆尽。随着政治衰退而来的是人与世界的疏离以及公民的衰落。人们践履自由所必需的空间的丧失以及交往纽带的断裂，导致了人由复数性的存在状态异化为单面的孤独存在。被抛回到自我居所的人们，只是在必需性的驱使下才机械地和他人聚合在一起。在以维持生命为目的的机械共同体中，人的独特性、自由和意义都变得无足轻重。
总之，阿伦特提出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政治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社会领域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但是它不过是放大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不仅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而且还诱使现代人将社会领域误认为意义实现之所。阿伦特指出，现代人在社会领域所进行的、私人化的市民生活，既无法使人获得政治普遍性，又无法使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迷失于社会领域的现代人处于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状态。阿伦特对于社会领域病症的诊断，旨在启发现代人积极走出社会领域的藩篱，勇敢走向实现人生意义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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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夏 雪）
Social Prosperity and Political Decline
— A Study on Arendt’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in the Social Sphere
PANG Nan1，YE Ying2
（1. School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02，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Research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caused by political decline， this paper studies Arendt’s critical thoughts on the social sphere and make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to the negativ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phere. Through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political hazards in the social sphe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Arendt’s division of private sphere， social sphere and public spher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her criticism of modern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tool for us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modernity. The invasion of the social sphere into the political sphere brings the inevitability of domestic management in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the free political sphere， which then leads to the rise of bourgeois， the decline of citizens and the decline of politics in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face of the erosion of politics and people caused by the social sphe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examin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politic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social sphere; citizen; action; politics
〔收稿时间〕2019-05-11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古典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编号为17ZXB005）。
〔作者简介〕庞楠（1984-），女，汉，山西太原，法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叶颖（1977-），男，汉，福建福州，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