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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外商投资协会会长的石广生虽然已经从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数年，但并未完全远离外贸工作，举手投足间一如往昔般干练果决，讲话声音洪亮，爽朗地大笑，讲到激动处，还站起身来挥动着手，毫不掩饰他作为一个新中国“老外贸”的自豪与骄傲。
初历外贸——遇到了难忘的“尴尬”
1960年，21岁的石广生从河北昌黎农村考入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系。当时的他，对什么是“外贸”还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只是“对外语感兴趣，想看看外部世界，更想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此，他发奋学习，政治进步在大学就入了党。
1965年，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他，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中国驻外使馆商务参赞处。在当时，出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待遇。“我们从农村来的，像当时大部分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一样，之前从没穿过皮鞋，没戴过手表，更没穿过西装，毕业出国，这三样全有了。”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出国的日子：9月30号，本想在北京看“十一”的国庆焰火，但是那天他却和几位刚毕业的同学一起乘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火车上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到了莫斯科。那里正下着鹅毛大雪，冰天雪地，零下一二十度。次日，转乘飞机前往目的地非洲马里。大约飞行六七个小时后到了首都巴马科，一下飞机就感到迎面袭来的一股热浪，实在难忍：这个国家最热的时候有将近50℃的酷暑，据说是世界上三大火炉(苏丹、埃及、马里)之一。马里也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
到了马里之后，石广生发现，学了五年法语的他对当地人讲的话却一句也听不懂，原来，当地的法语语音带着很浓重的当地口音。为了锻炼他的翻译能力，参赞派他到远离首都巴马科的瓦加杜古农村，我国援建的糖厂工地去实习和锻炼，给援建专家当翻译。为了尽快掌握语言，石广生每天和马里工人们生活，工作在一起，熟悉他们的声音语调，法语水平很快得到提高。不过，刚刚接触翻译工作的他，却难免遇到令人尴尬的局面。有一次，毛里塔尼亚的总统达达赫到糖厂去参观。在参观中，他问专家组长，除了甘蔗之外，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植物来制造酒精。因为甘蔗渣可制造酒精，糖厂一般都有酒精车间，废物利用。他说出这种植物的名字，石广生却没听说过这个单词。“当时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急得满头大汗，可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植物是什么。这位总统还说，你们杭州就有这种植物。石广生想，杭州的植物多着呢，谁知道是哪一种，还是想不出，“尴尬”了一刻多钟。这时候，一位中国专家悄悄提醒他，有可能说的是薄荷。无奈之下，石广生只能硬着头皮把那个词先翻译成了薄荷，回去一查，幸好果然是薄荷。“从此，薄荷这个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置身非洲——深感中非友谊深入人心
经过一年的锻炼，石广生回到了我驻马里使馆商务参赞处，主要从事中马贸易往来和援外项目的有关贸易工作，在非洲工作生活了五年，石老深感中非友谊深入人心。
1960年代初，中国与非洲刚刚独立的马里、几内亚、加纳(习称马，几，加)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援助项目支持了他们独立的民族经济，中国的大批专家与当地非洲人民同甘共苦，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地的人民亲眼看到中国人是怎样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看到了中国是在真心的无私的帮助他们。1963年底至1964年，周恩来总理成功访问亚非14国，著名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就是在非洲提出的，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石老说，中国真情确实打动了非洲。周总理访问后，在马里境内，随便走到哪里，包括农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会用不标准的中文说“您好”。在援建工地，非洲朋友常对他说，中国人援助他们搞建设，常年不回家，真了不起。
1968年11月，马里发生军事政变，中尉拉奥特雷推翻了经济十分困难的凯塔政权，一时间，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受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散布对中国的流言蜚语。政变前到处“您好”，政变后乘车上街却经常听到“打倒中国”的恶语，但是不到两天，新政权即强调，马里仍然与中国友好，中国仍是马里的朋友。援建工地的马里工作人员(包括工人)在这非常时期，总是对中国朋友说，谁也不敢动你们，有我们在。在马里，朴素善良的人民根据他们的感受，得出了一个朴素的概念，即谁与中国友好，谁就是好人(用邦巴拉语说就是“啊玛伊”)，与中国人不友好，就是坏人(啊卡伊)。石老说，每当看到这些情景，他们从事过援外工作的人，总是内心感到，再苦再累，“值了”。
二度外派——目睹了“发达”与“落后”
在马里五年的工作结束后，石广生回国经过两年的干校劳动，又被派往中国驻欧洲的比利时使馆商务参赞处工作，而且一去又是三年多。在这里，他看到一个与非洲完全不同的世界：丰富的商品，现代化的生活、豪华的建筑……城市，农村差别很小，绝大部分农村家里都有自己的卫生间，电话，电视已经普及，欧洲大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而当时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看不出是个城市，土路土房，就是所谓高级的总统府也是前法国的总督府(马里曾是法国殖民地)。几乎没什么工厂独立五年后才有中国帮助援建的几家真正的工厂——烟厂糖厂甘蔗园，皮革厂、茶场等，这就构成了马里的工业。农村可用“贫穷”形容，很多农村家庭就是措一个棚子、一席草席、几个搪瓷盆，外面褡个锅就是全部家当，农民几乎只穿个短裤，不穿上衣，包括妇女在内。除南部和北部非洲外，非洲很少国家有电视，更没有高速公路。
这种经济上的巨大落差让他印象深刻：世界的差距太大了!“当时，可以说马里和中国的生活水平相差了一百年，中国和比利时又相差了一百年。不过，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以往需要一百年才能实现的经济飞跃，现在回头想想，感触很深。”石老说，几十年来世界在变，非洲也在变，但是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仍然是太大了，很不公平，这是世界的责任。
推销商品——时受冷遇
1970年代初，石广生从比利时回国后到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搞出口，不久当了副处长，负责公司的建筑五金出口业务。石老说，“当时中国既缺外汇，又缺原料，被逼出了个办法，搞‘以进养出’，每年国家用一些外汇专门进口原料，再加工为制成品后出口，我记得增值最多10％左右。”因为中国刚刚从出口茶叶，肠衣，猪鬃等土特产品开始向制成品转型，国家缺外汇，只能这样。石老记得，加工后的制成品对外推销更难。亚洲小五金市场基本上是由英国名牌占领，中国至多有少量产品销往港、澳和东南亚，这还要靠港、澳同胞的转口：非洲基本上是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的市场，主要是英国的；拉美国家和中国还没建交，市场基本上是美国的。“我们全国每年出口建筑小五金2000多万美元(当时全国五矿公
初历外贸——遇到了难忘的“尴尬”
1960年，21岁的石广生从河北昌黎农村考入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系。当时的他，对什么是“外贸”还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只是“对外语感兴趣，想看看外部世界，更想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此，他发奋学习，政治进步在大学就入了党。
1965年，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他，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中国驻外使馆商务参赞处。在当时，出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待遇。“我们从农村来的，像当时大部分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一样，之前从没穿过皮鞋，没戴过手表，更没穿过西装，毕业出国，这三样全有了。”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出国的日子：9月30号，本想在北京看“十一”的国庆焰火，但是那天他却和几位刚毕业的同学一起乘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火车上过了一个星期，终于到了莫斯科。那里正下着鹅毛大雪，冰天雪地，零下一二十度。次日，转乘飞机前往目的地非洲马里。大约飞行六七个小时后到了首都巴马科，一下飞机就感到迎面袭来的一股热浪，实在难忍：这个国家最热的时候有将近50℃的酷暑，据说是世界上三大火炉(苏丹、埃及、马里)之一。马里也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
到了马里之后，石广生发现，学了五年法语的他对当地人讲的话却一句也听不懂，原来，当地的法语语音带着很浓重的当地口音。为了锻炼他的翻译能力，参赞派他到远离首都巴马科的瓦加杜古农村，我国援建的糖厂工地去实习和锻炼，给援建专家当翻译。为了尽快掌握语言，石广生每天和马里工人们生活，工作在一起，熟悉他们的声音语调，法语水平很快得到提高。不过，刚刚接触翻译工作的他，却难免遇到令人尴尬的局面。有一次，毛里塔尼亚的总统达达赫到糖厂去参观。在参观中，他问专家组长，除了甘蔗之外，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植物来制造酒精。因为甘蔗渣可制造酒精，糖厂一般都有酒精车间，废物利用。他说出这种植物的名字，石广生却没听说过这个单词。“当时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急得满头大汗，可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植物是什么。这位总统还说，你们杭州就有这种植物。石广生想，杭州的植物多着呢，谁知道是哪一种，还是想不出，“尴尬”了一刻多钟。这时候，一位中国专家悄悄提醒他，有可能说的是薄荷。无奈之下，石广生只能硬着头皮把那个词先翻译成了薄荷，回去一查，幸好果然是薄荷。“从此，薄荷这个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置身非洲——深感中非友谊深入人心
经过一年的锻炼，石广生回到了我驻马里使馆商务参赞处，主要从事中马贸易往来和援外项目的有关贸易工作，在非洲工作生活了五年，石老深感中非友谊深入人心。
1960年代初，中国与非洲刚刚独立的马里、几内亚、加纳(习称马，几，加)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援助项目支持了他们独立的民族经济，中国的大批专家与当地非洲人民同甘共苦，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地的人民亲眼看到中国人是怎样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看到了中国是在真心的无私的帮助他们。1963年底至1964年，周恩来总理成功访问亚非14国，著名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就是在非洲提出的，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石老说，中国真情确实打动了非洲。周总理访问后，在马里境内，随便走到哪里，包括农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会用不标准的中文说“您好”。在援建工地，非洲朋友常对他说，中国人援助他们搞建设，常年不回家，真了不起。
1968年11月，马里发生军事政变，中尉拉奥特雷推翻了经济十分困难的凯塔政权，一时间，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受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散布对中国的流言蜚语。政变前到处“您好”，政变后乘车上街却经常听到“打倒中国”的恶语，但是不到两天，新政权即强调，马里仍然与中国友好，中国仍是马里的朋友。援建工地的马里工作人员(包括工人)在这非常时期，总是对中国朋友说，谁也不敢动你们，有我们在。在马里，朴素善良的人民根据他们的感受，得出了一个朴素的概念，即谁与中国友好，谁就是好人(用邦巴拉语说就是“啊玛伊”)，与中国人不友好，就是坏人(啊卡伊)。石老说，每当看到这些情景，他们从事过援外工作的人，总是内心感到，再苦再累，“值了”。
二度外派——目睹了“发达”与“落后”
在马里五年的工作结束后，石广生回国经过两年的干校劳动，又被派往中国驻欧洲的比利时使馆商务参赞处工作，而且一去又是三年多。在这里，他看到一个与非洲完全不同的世界：丰富的商品，现代化的生活、豪华的建筑……城市，农村差别很小，绝大部分农村家里都有自己的卫生间，电话，电视已经普及，欧洲大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而当时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看不出是个城市，土路土房，就是所谓高级的总统府也是前法国的总督府(马里曾是法国殖民地)。几乎没什么工厂独立五年后才有中国帮助援建的几家真正的工厂——烟厂糖厂甘蔗园，皮革厂、茶场等，这就构成了马里的工业。农村可用“贫穷”形容，很多农村家庭就是措一个棚子、一席草席、几个搪瓷盆，外面褡个锅就是全部家当，农民几乎只穿个短裤，不穿上衣，包括妇女在内。除南部和北部非洲外，非洲很少国家有电视，更没有高速公路。
这种经济上的巨大落差让他印象深刻：世界的差距太大了!“当时，可以说马里和中国的生活水平相差了一百年，中国和比利时又相差了一百年。不过，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以往需要一百年才能实现的经济飞跃，现在回头想想，感触很深。”石老说，几十年来世界在变，非洲也在变，但是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仍然是太大了，很不公平，这是世界的责任。
推销商品——时受冷遇
1970年代初，石广生从比利时回国后到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搞出口，不久当了副处长，负责公司的建筑五金出口业务。石老说，“当时中国既缺外汇，又缺原料，被逼出了个办法，搞‘以进养出’，每年国家用一些外汇专门进口原料，再加工为制成品后出口，我记得增值最多10％左右。”因为中国刚刚从出口茶叶，肠衣，猪鬃等土特产品开始向制成品转型，国家缺外汇，只能这样。石老记得，加工后的制成品对外推销更难。亚洲小五金市场基本上是由英国名牌占领，中国至多有少量产品销往港、澳和东南亚，这还要靠港、澳同胞的转口：非洲基本上是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的市场，主要是英国的；拉美国家和中国还没建交，市场基本上是美国的。“我们全国每年出口建筑小五金2000多万美元(当时全国五矿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