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为限制被害人承诺在故意伤害罪中的有效性,学界以善良风俗或者伤害程度为由进行的尝试,都因根本上缺乏立法支持而不具可行性.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生命法益予以严格保护,当重伤行为严重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时,被害人承诺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以实现法律对于生命权的周延保护.我国刑法采用了“单一制”的共同犯罪立法体例,现行《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的”的概括性规定包含实行、教唆、帮助以及同意杀人等多种侵害他人生命的行为,为本文以“严重危及生命的重伤行为”作为故意伤害罪中被害人承诺有效与否的界分标准提供了规范支撑,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限制被害人承诺在故意伤害罪中的有效性,学界以善良风俗或者伤害程度为由进行的尝试,都因根本上缺乏立法支持而不具可行性.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生命法益予以严格保护,当重伤行为严重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时,被害人承诺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以实现法律对于生命权的周延保护.我国刑法采用了“单一制”的共同犯罪立法体例,现行《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的”的概括性规定包含实行、教唆、帮助以及同意杀人等多种侵害他人生命的行为,为本文以“严重危及生命的重伤行为”作为故意伤害罪中被害人承诺有效与否的界分标准提供了规范支撑,由此得出的解释结论也能与现行《刑法》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无过当防卫权的规定保持规范语义上的一致性.
其他文献
实施替代交易的减损义务与继续履行请求权无法兼容.减损义务的正当性在于债权人负有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以及避免整体社会财富的浪费.维护债务人的个人自主性,肯定其改变心意的价值,以及违约救济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也可以为排除继续履行请求权提供正当性.肯定债权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从而其不负实施替代交易的减损义务,将导致债权人实施投机行为、间接损失扩大、强加给债务人以不被需要的给付、赋予债权人过重的谈判筹码等不合理的结果.否定继续履行请求权并不会产生鼓励违约、无法提供充分救济、规则模糊等问题.因此,当债权人能够实施替代
属地主义以绝对排他性领土管辖权为前提假设,构造了领土管辖与域外管辖相对立的二元结构.然而,如何确切界分域外管辖与领土管辖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事实上,领土管辖在涉及跨界法律关系时,不可避免地成为域外管辖;与域外管辖相对的不是一般的领土管辖,而是域内管辖,即效力完全位于一国领土内的纯粹领土管辖.因此,属地主义不符合领土管辖权的真实法律特征.国家管辖权理论应摆脱属地主义的束缚,回归1927年“荷花号”案判决,秉持国家域外管辖权之一般自由说.否定属地主义不等于否定领土管辖权,应将领土管辖权视为国家实施域外管辖的
现有司法解释为处理银行卡盗刷责任分配,凝聚了共识,提供了解释的文本基础,但仍有调整之余地.在调整范围上,真卡盗刷与伪卡盗刷不应被区分,应统一纳入《电子商务法》第57条第2款的非授权支付责任分配结构内.收单机构、特约商户不应直接对持卡人承担盗刷的赔偿责任.支付机构只应承担约定的“先行赔付”责任,不得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在涉及网络支付功能时,持卡人的授权支付,必须结合格式条款订入的规则加以确定.通过法律续造,电信运营商的责任可获补足,收单行与从事收单业务的支付机构应同等视之.司法解释确立的法定追偿权主要功能在
内部证成决定了案件审判逻辑结构的正确,外部证成决定了案件逻辑适用前提的正确.对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相似性的比较,是确保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存在类似关系的重要前提.一些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虽然在案情方面看起来相似,但在具体法律证成中存在根本差异.由于在本质上没有类案关系,参照指导性案例对这些待决案件做出裁判是错误的,这不仅会导致个案中的司法不公,造成“异案同判”,甚至会破坏整个指导性案例的参照系统.只有当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内部、外部证成均具有相似性时,才可以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参照指导性案例达到“同案
法律评注是德国法典化运动的产物,它的出现使法律科学不再脱离司法实践.因为对现行法的诠释始终以判例法为依托,法律评注取代大部头的法学著作和教科书而成为德国法学文献的标准形式,并将法学者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团结在评注这一平台之上.作为法教义学的重要传播媒介,法律评注致力于将法律科学和司法裁判联系起来,并追求成文法的内部体系化,使制定法更具实用性.法律评注的百年发展史,不仅成就了作为技艺的法学,而且对于将现行法理解为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融合的产物作出了贡献,并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了法的续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