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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3
新时期以来，随着影视艺术的发展，影视改编渐成趋势。有很多现代文学名著被搬上银屏。在这一过程中，老舍的许多名著也被搬上了银屏。本文将电视剧《我这一辈子》与原著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联系当下大众文化语境和观众审美心理，对电视剧的改编发表一些粗浅的见解。
一
《我这一辈子》是老舍1937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在老舍一生的创作中仿佛并未占得什么重要位置。然而在影视界，此篇小说却很受欢迎。
早在1950年，新中国电影刚刚起步之时，小说《我这一辈子》就被搬上了电影屏幕。50年之后的世纪之交，小说《我这一辈子》又被改编为22集电视连续剧（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广东巨星影业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联手出品，编剧马军骧，导演并主演为张国立）。据北京特雷森信息中心统计的收视调查显示：《我这一辈子》最高收视率高达14.8﹪，和同期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5.52﹪与《刘老根》的6.56﹪相比要高出一倍以上。[1]
当下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中一部由现代文学改编而来的电视剧受到大众的追捧，实属不易。在受到大众认可的同时，在评论家中间却颇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我》剧忠实于原著的程度。
面对上述现象，很自然地会引起我们的思考：由一部在文学史上并未引起很多关注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引起大众的青睐？在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中如何把握忠实于原著与改编者的二度创造之间的关系？《我》剧究竟是成功的改编还是对老舍的误读？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回到原著与电视剧，对二者进行文本细读。
二
小说《我这一辈子》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巡警“我”幼年读过书，聪敏机灵。十五岁学了裱糊手艺。为鬼和神忙活着，也为活人糊顶棚。二十几岁上“我”娶妻生了子。终日勤勤恳恳，为的是全家人能填饱肚子。“我”的和气和精明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妻子跟着师哥跑了。“我”改行作了巡警之后，要么管一些街道上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站门房充当摆设，过着无聊的生活。女儿嫁了个巡警，儿子也走上了巡警之路。到头来，我们谁也逃不出“巡警”这个圈。 “我”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事，为的是能体面地活着。如今老了，“我”还在为下一顿的窝窝饼子奔忙，死亡近在眼前。“一个漂亮的、能干的、好强的、努力的、勤劳的、好心眼的人，一路走的是下坡路，身不由己，刹不住脚，一直滑下去，垮下去，坠入黑暗，跌入深渊，整个儿地被毁掉”。[2]这正如鲁迅所说的：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忆讲述的方式，“独白很多，心理活动很多，思绪很多，而故事和情节并不多。从这个角度看，在写法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阳光》很相似，像散文诗”[3]。对这样一篇颇似散文诗一般的作品进行改编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更何况是改编为一部22集的电视连续剧。这绝对考验改编者对原著精神内质的理解和其二度创造的能力。
（一）“三个人的一辈子”：一幅巡警的群像
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将原著仅限于清末民初的时间跨度改变为从清末到解放前夕。时间跨度的扩展为电视剧的扩容奠定了基础。原著唯一的主人公是“我”。通过“我”的讲述展现“我”的悲剧一生。电视剧则将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改变为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将“我”改名为“福海”，同时在“福海”的身边增设了两个主要人物——刘方子和赵二。使小说“我”“一个人的一辈子”变为福海和结拜兄弟刘方子、赵二“三个人的一辈子”。并且将三人的恩怨贯穿始终。
老舍以巡警为主人公，集中写巡警形象的只有《我这一辈子》一篇，但纵观老舍的全部创作却可以发现巡警形象散见于他的许多作品。比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作品中都有巡警的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老舍笔下的巡警群像。可见，巡警形象是老舍重点关注的一类底层平民形象。因此，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在主人公“我”之外增添两个个性鲜明，极具代表性的巡警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与老舍的一生创作的关注重点相吻合的。可以说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将原著扩充丰富，将老舍在多篇作品中刻画的巡警形象集中于“城南三虎”身上，具有极大的浓缩性。
剧中的“我”即福海，是一个没有一点道德瑕疵的绝对的好人。他做事认真、负责、凭良心办事。对街坊热情，对妻子宽容、对朋友义气，对儿子关心，对瑞姑娘真心。但命运总是捉弄他，受了一辈子的苦。到死他都不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世道。剧中最使人记忆深刻的是福海在站门房时给那家公子当马骑的情形，人的人格、尊严荡然无存。这正反映了那种年月里巡警们的一种“奴仆性”。在那样的世道里，要讨生活只能给有钱有势的人当牛做马，过着一种和天下穷人完全一样的受屈辱的苦日子。
如果说福海是一个绝对好人而未享到好报的悲剧形象，那么巡警刘方子和赵二则是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
以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看，刘方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形象。他夺兄之妻，见利忘义。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做警察局局长，他见风使舵，巴结上司；为了得到凤英，他暗耍手段，陷害福安。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来评价，他绝对是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刘方子的所作所为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试图使自己强大，努力摆脱弱者命运，成为一名强者，这同福海的要求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但由于那个不平等的社会限制了他，使他本应实现的欲望没能实现，所以他以不合情理的方式去实现。这不是刘方子的错，而是不道德的社会造就了他。深入挖掘刘方子的内心，其实它是相当痛苦的，他始终生活在对福海的愧疚中，这说明他良心未泯。当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之时，他骨子里具有的“保家卫国”、“勇毅力行”的中华传统美德被唤醒，以生命来证明中国人的强大。以动态的方式观察一个人，人就具有了复杂状态。
在剧中，赵二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私生子，母亲面对生活的无奈做妓女有了他，他从小就受人白眼。但本性善良，重情讲义。面对福海的不幸，他痛恨刘方子的无义和卑鄙。但他对待事情和工作不像福海那样认真、负责。在无情的生活面前学会了“汤事儿”。他看到刘方子做坏事却能步步高升后也经不住了诱惑。因为他明白：“什么世道出什么人，就这世道，就得刘方子吃香。就像你哥哥，老实巴交的，就像我这德性的，但凡是有点良心的吧，吃不开。”在与四太太的私情被揭穿而被剁去一根胳膊后，他彻底对生活绝望。他抛去了以往憑良心做事的原则，为日本人做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能被人瞧得起。却反而众叛亲离。但他并没有坏的彻底，他内心深处仍保留了本真的善良，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使他更加恨自己，骂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是典型的没落满人的自嘲与自责。它既受着良心的拷问与折磨，又受着社会上来自各方面的唾骂与攻击。他一方面有“软的欺，硬的怕，不管阔人街上拉屎，单管穷人家里烧香”的爪牙性，另一方面又有着给有钱人做牛做马，低头弯腰讨生活的奴仆性。 编剧就是通过“三个人的一辈子”浓缩了老舍笔下的巡警群像。对复杂人性的开掘，黑暗社会的批判和传统道德的反思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实事求是地说，纵观全剧，该剧编剧所表示要做到“忠实于老舍的精神内涵，即一个落魄之人一直在努力使自己能体面地生活”[4]的宗旨，应该来说还是基本实现了的。
（二）瑞格格与顺子：老舍的个人记忆与满汉情结
在电视剧《我这一辈子》中，与“福海”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一个女性形象就是瑞格格。这是一个在原著中没有，为改编者加入的角色。有评论者认为瑞格格角色的加入是为了在福海与妻子大妹儿之间加入第二个女性，展现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从而增加电视剧的观赏性。我们不能排除编剧的这种商业考虑，但细细考察瑞格格的身份及气质，我认为其又是与老舍的个人记忆与其整个创作相吻合的。可以说瑞格格的身上有老舍母亲的身影，有对满族女人坚韧、刚烈性格的赞美，也有对汉族女人温柔、贤惠的歌颂。
对老舍身世稍有关注的人们都知道老舍出身于贫穷的满族旗人之家。在老舍一岁时，父亲战死于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属正黄旗的母亲给了他决定一生文化气质的“生命的教育”。母亲是一位刚强、坚韧、能吃苦、有尊严的典型满族劳动妇女。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老舍母亲终日给店铺伙计或屠夫们浆洗、缝补衣袜。她行侠仗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常年侍奉孀居的姑母，从无怨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老舍的母亲不仅有满人的烈，还有汉人的柔。她不仅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对一切亲情、友情看的都很重。她热心助人、热情好客。小院子破旧不堪，她总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爱花爱草，即使是家里穷得快断了吃食的时候，仍然给院子里的石榴树和夹竹桃浇水。
在《我》剧中，瑞格格的性格、气质与老舍母亲很是相似。她的身份确定无疑是满族后裔。由于父亲帮着闹神拳而满门抄斩，她与母亲逃出来成为幸存者。从贵族降为平民的她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她为了家里的生活也曾经为别人浆洗衣服。剧中，瑞格格母亲菊婶曾经对福海说：满门抄斩那会儿，瑞子和她从王府里逃出来，硬是没有流过一滴泪。在剧中，瑞格格也同样显示了她温柔的一面。她对福海的孩子顺子视如己出，悉心照顾。对邻居朋友热情关心。对自己的情敌大妹儿，对有愧于福海的刘方子和赵二都能够热情招待。她也是个干家务的能手，院子、屋子、桌子、炉灶总是干净、利索。她的贴饼子、做针线活、打水做饭都麻利、干练。太多的细节不胜枚举。
纵观老舍的一生和全部创作，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编导在改编老舍作品时有意加入老舍母亲的影子也与老舍的深层创作心理相契合。可以说瑞格格这个人物的设置一方面体现了老舍对母亲的深深眷恋，另一方面也是对“割不断的血缘”——满、汉文化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一面的肯定。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新的以商品和大众传媒为基础的多元语境业已形成。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众文化的迅速成熟，开始成为人们日常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于是，在大众文化日益崛起的历史视野中，中国的影视创作无一例外的追求内容的娱乐化和通俗化，从而使影视作品与启蒙思想和传统美学形成整体性的疏离。创作者不再将影视剧作为启蒙和教化大众的工具。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下，电影电视的制作日趋商业化。电视剧收视率的多少和投资成本的回收率成为导演们亟需考虑的问题。因此，导演们多走的是商业化运作的路子。于是，导演们极力增加电视剧中能够吸引观众的故事和情节，电视剧中娱乐性、通俗性、戏剧性因素增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电视剧《我这一辈子》适当的增加故事情节和戏剧性是可以理解的。
综观《我这一辈子》整部剧，还是体现出了导演的人文关怀，走了一条雅俗共赏的道路。总体来说，在商业和沿袭的二难选择中，《我》剧做了一次较好的折中，它在遵循原著内蕴的同时，放眼老舍的整个创作，关注当下人的审美需求，努力开掘原著的现代意义。可以说是一次将原著更加丰富化的成功改编。
注释：
[1]骆玉兰：《〈我这一辈子〉热播原因：老舍名著 出色表演》，http：//ent.sina.com.cn/v/2002-03-21/76890.html。转引自张敬华：《重叠的影像——中国影视比较初探》，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届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论文。
[2]舒乙：《有人味儿的爪牙——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第90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3]舒乙：《有人味儿的爪牙——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第9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4]张思涛主编：《香港电影回顺》，第1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3
新时期以来，随着影视艺术的发展，影视改编渐成趋势。有很多现代文学名著被搬上银屏。在这一过程中，老舍的许多名著也被搬上了银屏。本文将电视剧《我这一辈子》与原著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联系当下大众文化语境和观众审美心理，对电视剧的改编发表一些粗浅的见解。
一
《我这一辈子》是老舍1937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在老舍一生的创作中仿佛并未占得什么重要位置。然而在影视界，此篇小说却很受欢迎。
早在1950年，新中国电影刚刚起步之时，小说《我这一辈子》就被搬上了电影屏幕。50年之后的世纪之交，小说《我这一辈子》又被改编为22集电视连续剧（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广东巨星影业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联手出品，编剧马军骧，导演并主演为张国立）。据北京特雷森信息中心统计的收视调查显示：《我这一辈子》最高收视率高达14.8﹪，和同期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5.52﹪与《刘老根》的6.56﹪相比要高出一倍以上。[1]
当下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中一部由现代文学改编而来的电视剧受到大众的追捧，实属不易。在受到大众认可的同时，在评论家中间却颇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我》剧忠实于原著的程度。
面对上述现象，很自然地会引起我们的思考：由一部在文学史上并未引起很多关注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引起大众的青睐？在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中如何把握忠实于原著与改编者的二度创造之间的关系？《我》剧究竟是成功的改编还是对老舍的误读？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回到原著与电视剧，对二者进行文本细读。
二
小说《我这一辈子》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巡警“我”幼年读过书，聪敏机灵。十五岁学了裱糊手艺。为鬼和神忙活着，也为活人糊顶棚。二十几岁上“我”娶妻生了子。终日勤勤恳恳，为的是全家人能填饱肚子。“我”的和气和精明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妻子跟着师哥跑了。“我”改行作了巡警之后，要么管一些街道上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站门房充当摆设，过着无聊的生活。女儿嫁了个巡警，儿子也走上了巡警之路。到头来，我们谁也逃不出“巡警”这个圈。 “我”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事，为的是能体面地活着。如今老了，“我”还在为下一顿的窝窝饼子奔忙，死亡近在眼前。“一个漂亮的、能干的、好强的、努力的、勤劳的、好心眼的人，一路走的是下坡路，身不由己，刹不住脚，一直滑下去，垮下去，坠入黑暗，跌入深渊，整个儿地被毁掉”。[2]这正如鲁迅所说的：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忆讲述的方式，“独白很多，心理活动很多，思绪很多，而故事和情节并不多。从这个角度看，在写法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阳光》很相似，像散文诗”[3]。对这样一篇颇似散文诗一般的作品进行改编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更何况是改编为一部22集的电视连续剧。这绝对考验改编者对原著精神内质的理解和其二度创造的能力。
（一）“三个人的一辈子”：一幅巡警的群像
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将原著仅限于清末民初的时间跨度改变为从清末到解放前夕。时间跨度的扩展为电视剧的扩容奠定了基础。原著唯一的主人公是“我”。通过“我”的讲述展现“我”的悲剧一生。电视剧则将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改变为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将“我”改名为“福海”，同时在“福海”的身边增设了两个主要人物——刘方子和赵二。使小说“我”“一个人的一辈子”变为福海和结拜兄弟刘方子、赵二“三个人的一辈子”。并且将三人的恩怨贯穿始终。
老舍以巡警为主人公，集中写巡警形象的只有《我这一辈子》一篇，但纵观老舍的全部创作却可以发现巡警形象散见于他的许多作品。比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作品中都有巡警的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老舍笔下的巡警群像。可见，巡警形象是老舍重点关注的一类底层平民形象。因此，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在主人公“我”之外增添两个个性鲜明，极具代表性的巡警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与老舍的一生创作的关注重点相吻合的。可以说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将原著扩充丰富，将老舍在多篇作品中刻画的巡警形象集中于“城南三虎”身上，具有极大的浓缩性。
剧中的“我”即福海，是一个没有一点道德瑕疵的绝对的好人。他做事认真、负责、凭良心办事。对街坊热情，对妻子宽容、对朋友义气，对儿子关心，对瑞姑娘真心。但命运总是捉弄他，受了一辈子的苦。到死他都不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世道。剧中最使人记忆深刻的是福海在站门房时给那家公子当马骑的情形，人的人格、尊严荡然无存。这正反映了那种年月里巡警们的一种“奴仆性”。在那样的世道里，要讨生活只能给有钱有势的人当牛做马，过着一种和天下穷人完全一样的受屈辱的苦日子。
如果说福海是一个绝对好人而未享到好报的悲剧形象，那么巡警刘方子和赵二则是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
以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看，刘方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形象。他夺兄之妻，见利忘义。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做警察局局长，他见风使舵，巴结上司；为了得到凤英，他暗耍手段，陷害福安。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来评价，他绝对是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刘方子的所作所为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试图使自己强大，努力摆脱弱者命运，成为一名强者，这同福海的要求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但由于那个不平等的社会限制了他，使他本应实现的欲望没能实现，所以他以不合情理的方式去实现。这不是刘方子的错，而是不道德的社会造就了他。深入挖掘刘方子的内心，其实它是相当痛苦的，他始终生活在对福海的愧疚中，这说明他良心未泯。当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之时，他骨子里具有的“保家卫国”、“勇毅力行”的中华传统美德被唤醒，以生命来证明中国人的强大。以动态的方式观察一个人，人就具有了复杂状态。
在剧中，赵二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私生子，母亲面对生活的无奈做妓女有了他，他从小就受人白眼。但本性善良，重情讲义。面对福海的不幸，他痛恨刘方子的无义和卑鄙。但他对待事情和工作不像福海那样认真、负责。在无情的生活面前学会了“汤事儿”。他看到刘方子做坏事却能步步高升后也经不住了诱惑。因为他明白：“什么世道出什么人，就这世道，就得刘方子吃香。就像你哥哥，老实巴交的，就像我这德性的，但凡是有点良心的吧，吃不开。”在与四太太的私情被揭穿而被剁去一根胳膊后，他彻底对生活绝望。他抛去了以往憑良心做事的原则，为日本人做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能被人瞧得起。却反而众叛亲离。但他并没有坏的彻底，他内心深处仍保留了本真的善良，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使他更加恨自己，骂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是典型的没落满人的自嘲与自责。它既受着良心的拷问与折磨，又受着社会上来自各方面的唾骂与攻击。他一方面有“软的欺，硬的怕，不管阔人街上拉屎，单管穷人家里烧香”的爪牙性，另一方面又有着给有钱人做牛做马，低头弯腰讨生活的奴仆性。 编剧就是通过“三个人的一辈子”浓缩了老舍笔下的巡警群像。对复杂人性的开掘，黑暗社会的批判和传统道德的反思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实事求是地说，纵观全剧，该剧编剧所表示要做到“忠实于老舍的精神内涵，即一个落魄之人一直在努力使自己能体面地生活”[4]的宗旨，应该来说还是基本实现了的。
（二）瑞格格与顺子：老舍的个人记忆与满汉情结
在电视剧《我这一辈子》中，与“福海”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一个女性形象就是瑞格格。这是一个在原著中没有，为改编者加入的角色。有评论者认为瑞格格角色的加入是为了在福海与妻子大妹儿之间加入第二个女性，展现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从而增加电视剧的观赏性。我们不能排除编剧的这种商业考虑，但细细考察瑞格格的身份及气质，我认为其又是与老舍的个人记忆与其整个创作相吻合的。可以说瑞格格的身上有老舍母亲的身影，有对满族女人坚韧、刚烈性格的赞美，也有对汉族女人温柔、贤惠的歌颂。
对老舍身世稍有关注的人们都知道老舍出身于贫穷的满族旗人之家。在老舍一岁时，父亲战死于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属正黄旗的母亲给了他决定一生文化气质的“生命的教育”。母亲是一位刚强、坚韧、能吃苦、有尊严的典型满族劳动妇女。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老舍母亲终日给店铺伙计或屠夫们浆洗、缝补衣袜。她行侠仗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常年侍奉孀居的姑母，从无怨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老舍的母亲不仅有满人的烈，还有汉人的柔。她不仅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对一切亲情、友情看的都很重。她热心助人、热情好客。小院子破旧不堪，她总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爱花爱草，即使是家里穷得快断了吃食的时候，仍然给院子里的石榴树和夹竹桃浇水。
在《我》剧中，瑞格格的性格、气质与老舍母亲很是相似。她的身份确定无疑是满族后裔。由于父亲帮着闹神拳而满门抄斩，她与母亲逃出来成为幸存者。从贵族降为平民的她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她为了家里的生活也曾经为别人浆洗衣服。剧中，瑞格格母亲菊婶曾经对福海说：满门抄斩那会儿，瑞子和她从王府里逃出来，硬是没有流过一滴泪。在剧中，瑞格格也同样显示了她温柔的一面。她对福海的孩子顺子视如己出，悉心照顾。对邻居朋友热情关心。对自己的情敌大妹儿，对有愧于福海的刘方子和赵二都能够热情招待。她也是个干家务的能手，院子、屋子、桌子、炉灶总是干净、利索。她的贴饼子、做针线活、打水做饭都麻利、干练。太多的细节不胜枚举。
纵观老舍的一生和全部创作，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编导在改编老舍作品时有意加入老舍母亲的影子也与老舍的深层创作心理相契合。可以说瑞格格这个人物的设置一方面体现了老舍对母亲的深深眷恋，另一方面也是对“割不断的血缘”——满、汉文化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一面的肯定。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新的以商品和大众传媒为基础的多元语境业已形成。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众文化的迅速成熟，开始成为人们日常文化娱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于是，在大众文化日益崛起的历史视野中，中国的影视创作无一例外的追求内容的娱乐化和通俗化，从而使影视作品与启蒙思想和传统美学形成整体性的疏离。创作者不再将影视剧作为启蒙和教化大众的工具。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下，电影电视的制作日趋商业化。电视剧收视率的多少和投资成本的回收率成为导演们亟需考虑的问题。因此，导演们多走的是商业化运作的路子。于是，导演们极力增加电视剧中能够吸引观众的故事和情节，电视剧中娱乐性、通俗性、戏剧性因素增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电视剧《我这一辈子》适当的增加故事情节和戏剧性是可以理解的。
综观《我这一辈子》整部剧，还是体现出了导演的人文关怀，走了一条雅俗共赏的道路。总体来说，在商业和沿袭的二难选择中，《我》剧做了一次较好的折中，它在遵循原著内蕴的同时，放眼老舍的整个创作，关注当下人的审美需求，努力开掘原著的现代意义。可以说是一次将原著更加丰富化的成功改编。
注释：
[1]骆玉兰：《〈我这一辈子〉热播原因：老舍名著 出色表演》，http：//ent.sina.com.cn/v/2002-03-21/76890.html。转引自张敬华：《重叠的影像——中国影视比较初探》，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届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论文。
[2]舒乙：《有人味儿的爪牙——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第90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3]舒乙：《有人味儿的爪牙——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第9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4]张思涛主编：《香港电影回顺》，第1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