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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郑仁桃君从江苏常熟到广丰访我，我俩先是在客厅，后是在书房，畅谈了三个时辰，内容涉及人生的意义、做人的道理和事业的兴废，也涉及历史的掌故、社会的多变和世事的沧桑。
仁桃君的老家在广丰县铜钹山区，他十一岁丧父，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七年前只身来到江苏常熟，从最小的商贩做起，一直到现在成为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华东地区最大的代理商。他与我同庚，虽个小貌平，但思想深邃，与众不同，是个成功的商人。一方面，他有着先进的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有着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有着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另一方面，他知书达理、学识甚广，好书法、懂音乐、爱好文学，尤其擅写古体诗词，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一次，仁桃君与我谈辛弃疾，谈佛教文化，居然多处使我卡壳。
我与仁桃君于2005年5月相识于江苏省昆山市，其时我受县委县政府派遣，到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昆山市招商引资，在一次宴会上认识，其后交往日多，终成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前不久，仁桃兄耗资数百万元买断了清华大学无铅汽油专利技术（专营江西和福建两省市场），并决定回家乡投资五千万元建厂置业。
这回，常熟市阳澄湖的大闸蟹刚刚上市，又逢国庆长假，他是特意给我捎螃蟹来的。途中，他曾发给我一则短信：正是菊黄蟹肥时，捎来几只表心意。一路横行到广丰，请问龙王在哪里？仁桃君从六百公里之外的阳澄湖专为送蟹而来，我深知这情之深义之重。这也让我想起另外两位朋友来，一是广东朋友林峰，也是商人，每年中秋前他总要托人带来几盒广州酒家的月饼（全国四大名牌月饼之一），有一年因找不到人捎带，他居然空运到南昌，然后由我朋友带回。另一位是诗人祝成明，他在贵阳谋事，知我爱茶，今年国庆回老家，坐两天一夜的火车，翻四千米高的云贵高原，除了一背包书外，独独给我带回一盒产自贵州都匀市的有机茶———都匀毛尖（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我十分感动，古人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佳话，而今，我的一些朋友，有的还是商人，他们并无求于我，却有如此举动，这不能不给我的内心带来巨大的震撼，同时也不得不让我对商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审视。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与仁桃君促膝长谈，他不经意中说及的一些小事常让我深思。有一次，一位与其长期合作的朋友失信，导致仁桃君损失不轻，其妻要索赔，仁桃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位朋友与我合作多年，从未失信也从未欺骗过我，这回失信定有其难言之隐，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再踩他一脚，万一他真是恶意诓我，那我也权当交了一回学费，花钱买一次教训罢了。又有一次，公司里一位新来的司机违章被交警罚款四千元，其妻要批评他，仁桃劝住，他微笑着对司机说：“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司机被交警拦罚太正常了，你是新来的，有些情况不熟，有些方法没掌握而已，今后工作做细做实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每每做成一桩生意之后，仁桃君总要请妻女在外边吃餐饭，给她们也给自己买点礼品，并让年幼的女儿举杯敬酒，说：“爸爸是个成功的商人，我和妈妈分享爸爸成功的喜悦！”仁桃君所谈件件事情虽小，但对我的冲击却很大，在一个“唯己”和“唯利”的年代里，在听过太多浅陋庸俗自私的话语之后，仁桃君的故事无异如三月里一阵杨柳风过。
我们曾多次深入探讨人生意义和处世哲学，并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看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内容：
伟大的人生有目标，平庸的人生只有目的。
多数人总是有目的没目标，有欲望没理想，有思维没思想，有见识没见解。
生活可以过得平实，但思想一定要高远。
生命苦短。欲超越短暂生命者，常人靠生儿育女，伟人靠传播思想。
眼光和见识决定一个人的路走得多长多远，胸襟和气度决定一个人的路走得多直多宽。
人应有格，既不能出格，也不能辱格，更不能丧格。
才与能是两码事，有才无能者甚众，有能无才者不菲，因此有才者不可恃才，有能者不可傲物。
从商也好，为政也好，倘没有健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容易变得自私、虚伪、贪婪、无情。
做人要有境界，要胸怀万物，要有施惠于人的雅量，要有容人于胸的气度。
做人不但要舍得吃苦，还要舍得吃亏。
做人要褪去商人的铜臭而留其精明，丢弃文人的迂腐而留其清高，抛却政客的虚伪而留其气魄，割舍小市民的势利而留其善良。
恶习不能沾。
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
包容他人的缺点是一种美德，包容他人的优点是一种胸怀。
当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比如在我的发展问题上就有着认识上的差异，他说：“你既然从政了，就应把这条路走到底，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官做大，只有把官做大了，你才能做更多更大的事业，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才能更好地造福百姓，像我，只有把企业做大了，才能更好地反哺社会。”我不以为然，因为我深知，从政和经商的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经商是纯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而从政则充斥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很多时候要以人格和尊严为代价，我的脾气过于刚性，不太适应官场。当然，我并没有反驳他的观点，只是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曾有缘与博山能仁寺一位高僧谈禅，高僧从宽大的僧袍中拿出一根人的肋骨，问我知不知道是谁的，我摇摇头，高僧说：“不管他是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最后都是黄土岗上一抔土，都成了一根无人知晓的肋骨。”讲完之后我告诉仁桃君：“也不是我消极厌世，只是不愿意做无聊的争斗和无意义的事情罢了。”仁桃君深思之后说：“话虽如此，人活百年也不过沧海一粟，千古流芳也好，遗臭万年也好，碌碌无为也好，身后事我们管不了，但人生的过程十分重要，我们既为人，就一定要把人生扮靓。”
对骆宾王和张謇墓葬的不同看法显示了我与仁桃君价值观上的差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和清末状元张謇的墓穴都在江苏南通的狼山脚下，只是骆墓显得冷僻简陋，而张墓却宽大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仁桃君的观点是：骆宾王虽文气冲天，但他曾助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兵败后隐迹江湖，最后客死长江边上，没有给人们带来福祉，因此，后人尤其是南通人对他并不怎么客气，只给他一孤坟一碑记而已。而张謇却不一样，他四十一岁中状元后，没有去做官，而是在南通大兴实业，开轮埠公司、垦牧公司，办纱厂、炼油厂、钢铁厂，还大办教育、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公园和气象台等社会事业，硬是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因此，大受其惠的南通人把他视为圣人贤德，对他爱戴有加，把他的坟墓修得豪华气派。仁桃君更推崇张謇，他说自己受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狼山脚下》影响，常到与常熟隔江相望的南通登狼山望海，也是张墓去的多，骆墓去的少。虽然我与仁桃君持不同的观点，但对他的做法我却能理解和支持，因为仁桃君首先是一位追求成功和利益最大化的商人，其次才是一位有着儒雅气质的商人，让他在骆宾王和张謇之间选择，自是后者无疑了。而我却以为，对骆宾王和张謇，不应厚此薄彼，张謇为一方百姓造福，做了大量有益于南通人民的实事好事，厚葬他敬仰他膜拜他一点都不过分。可是，怠慢骆宾王就没什么道理了，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才气冲天，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精神食粮，无论是其七岁所作的《咏鹅》还是从军路上的边塞诗，无论是长篇歌行《帝京篇》还是被诬入狱后的言志诗，无论是令武则天本人都动容的《讨武氏檄文》还是助徐敬业起义兵败后逃亡途中的感怀之作，莫不闪烁着其过人的才华和超常的智慧，让人尤其钦佩的还是他不畏强权的胆识和勇气，他明知“反武”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且不论“反武”的是与非，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他坚定地站到徐敬业一边，此等气概，自唐而下，又有几位文人能及？ 当然，骆宾王毕竟没有像张謇那样为南通人们留下直接的物质财富，所以轻视了他、冷落了他，这让我觉得十分遗憾，南通人就这么势利吗？就算不是势利，也逃不了“功利”二字的嫌疑。要是我去狼山，定然是先吊骆墓再祭张墓的了。
诗人
“在雪夜中坚守/在一支笔和一柄剑之间/坚守/文字像初春的鸟鸣一般/催开黑夜的花朵”……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狂热地爱着的这些诗句便会不自禁地跃入我的脑海，撞进我的内心，冲击我的灵魂！这时，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一个诗人，一个在雪夜中跋涉、在笔与剑之间坚守的诗人。
诗人来自农村，早先在乡下教书，后来进了县报社，做了记者并编辑副刊。诗人的家庭负担沉重，生活相当拮据———父亲在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中被严重炸伤并留下后遗症；由于政策因素，在大学生尚且不能分配的情况下，当了20多年民办老师的老母亲被辞退回家；妻子下了岗；胞弟因为仗义代人受过进了班房。因此，诗人活得很累，过得清苦，为了营生，他想尽了办法：每月要发三十多条新闻稿（多挣稿费和奖金）；开了一个移动书报亭（兼卖饮料和冰棍）；替一家报社做发行人（每天要沿街送报）。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大街上，总是这般模样：头发凌乱，常布有尘灰，像霜后的干草；有点嫌脏的衬衫，冷天则老着一件藏青色西装，不系领带；胯下是一辆即使不上锁也绝对没人要的破旧摩托车，后架上往往是一大包货物或者一大捆报纸；永远憨厚的脸上，只要一碰见熟人，立马堆满可掬的笑容。看上去整个像做小生意老亏本的那种人，尤其像前些年经常骑个烂嘉陵出没于城乡之间贩卖猪腿的农民，要不是那副深度眼镜及镜片后那双深邃的眼睛，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会写诗，而且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
他是个腼腆、内向、不善言辞的人，无论多么熟悉并交好，他也不会跟你有太多的话说，面对陌生人，他更显得拘谨，甚至于语无伦次，往往无法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直让人怀疑他诗人的身份。可是，这样一个人，却写出了许许多多让人拍案、让人震撼、让人深思、让人感动的好诗。只要一捧读他的诗章，只要一走进他所营造的诗境，你就一定会流连忘返，就一定会热泪盈眶。你先前关于他所有不太好的印象和看法就会一扫而光，他内心的喧哗定会让你深深震撼，他“简洁的、单纯的、未被污染的内心”（《独立秋风》序作者、评论家褚兢语）定会将你感染，他在诗中所蕴含的大爱将让你久久地感动。
是啊，生活的磨难不但没有压弯诗人的脊梁，反而造就了他的柔韧：“悠悠人生啊/本不该是一场游戏/游戏怎能诠释我的一场/梦呢”。（《多雨季节》）腼腆的外表并没有使诗人觉得卑微，反而滋养了他绵绵的情蕴：“走在春天的内部/你就在采蜜的花蕊里编一句可爱的谎言吧/把你的蜜浆捣成毒酒灌醉我/然后把秋天的唇盖在我缠你的魂上”。（《写给慧的第109首》）
诗人在贫瘠的荒原上不停地耕耘，诗歌成了他生命的主题。他反复地吟诵———“爱成一首永恒的植物/脉管里充满的是哗哗血流/诗人蹲在这脉管里/上上下下/浪漫了几千年/闯荡了几千年”。（《爱》）“一个诗人与诗歌/沉湎于千年的琴曲/诗歌成为知音”。（《高山流水·听俞伯牙的知音曲后》）当然，诗人并非圣人，他也有迷茫的时候，也有怀疑的时刻，也曾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一次酒醉之后，诗人抱着我大哭，悲鸣：兄弟，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出去，要去南方！）———“在这种反复无常的气候里/我的心能保持一种恒温吗……我该以怎样的目光/穿透冬天的云和雾”。（《冬日情思》）“夜的中心白雪落到一只灯塔的顶端/抒情的诗人竭尽心血看到了冷峻的光芒/嘶鸣的马匹背负黑夜的巨梦/倾听南方那一章飞翔的音乐/海啊吹号手的心魂早已迷失了……夜色如潮般退落脱了铐的内心/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冬日呓语》）这些诗句都是诗人灰色心绪的表露。然而，诗人毕竟还是坚持住了，当精神向度与尘世浮华激烈交锋之后，诗人最终毅然选择了远离繁华、热闹和喧嚣，选择了他最崇爱、最珍惜的爱人———诗神。虽然坚守的道路是凄清的，坚守的滋味是苦涩的，坚守的旅程是寂寞的，但是，没有关系，诗人已经做好了独自前行的准备，他一路高唱：“岁月篡改了我的容颜/却永远也篡改不了我年轻的爱情”。（《一片红枫及其他》）“做一片红枫，一生伴随阳光与音乐，瘦骨伶仃，仍以天作谱，以地作词，用心刻下自己的魂”。（散文诗《枫》）“暴雨过后/我能否飞翔/我不能为一场春天的阴谋/而拒绝酝酿”（《酝酿自己内心的蜜》）。
三年前，诗人送我一本他自己的诗集《独立秋风》，我一直珍藏着。我知道，我珍藏的不仅仅是一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诗集，我珍藏的是一位诗人的心，是一位诗人的精神，是一位诗人的铮铮傲骨。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翻读它，那些诗章我虽然早已谙熟，但它们仍然像高山轻云、似峡谷清流、如三月煦风，每次重温都会迅速渗入我的脉管，与我的血液相融，与我的心跳共振。我是如此炽热地爱着这些诗，尤其爱着这几句：吹号手的梦魂/先锋者的心灵/从另一种锋利的光芒中/像翅膀辟开茫茫的黑夜/十万匹白马从雷声的故乡中/艰难地归返。
诗人乃我之至交，姓刘，名志明。
杨剑
早在中学时代，我便知杨剑其人。当时，同学中爱好书法的甚多，他们每谈书法，必提杨剑，常见他们围在一起，说杨剑的字是多么多么的好，说杨剑的作品又获什么什么大奖了。我虽然不懂书法，但也不禁心生好奇：这杨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直到我大学毕业分回老家，与杨剑同处一城工作，才有机缘认识，不料一来二去，竟与杨剑意气相投，成了无话不说的挚交。
早就享誉海内外的杨剑，不用说其书艺自是十分精湛的了，他的作品曾被国内外数十家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纪念馆等专业机构珍藏，还在香港、澳门、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法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并收藏或高价拍售，作品还被刻碑于泰山摩崖碑林。由于我是个标准的外行，因此对杨剑的作品无法作出更多的评价。这里，只想说说与杨剑交往过程中的一些琐事，一些虽然琐碎但我认为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杨剑在县城一个叫养村山的地方建有两间房子，我第一次到他家做客时，看见门额上有一块匾，上书“驾龙堂”三个大字（匾名源自《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可见杨剑志向之高远，品质之清奇），是行书，笔力雄浑古朴，苍劲大气。待看落款：“程思远题”。不禁一惊：程思远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吗？杨剑笑笑，将惊疑不已的我让进三楼工作室———静远室（杨剑自号静远室主），然后从书橱里取出一大叠信件、宣纸（是作品）、照片和印章，淡淡地说：“还有更多的名人呢，我一般不示之于人。”我细细翻看，愈加惊叹———有臧克家给杨剑的亲笔勉辞：青年是宝藏，青年是黄金。宝藏要挖掘，黄金要熔炼。有冰心亲手写给杨剑的鼓励的话：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建功立业的人，都因为把宝贵的时光轻轻放过，以致默默无闻。有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跟杨剑互赠的多幅作品。有艺术大师、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陶给杨剑的题词与合影，我从钱君陶先生给杨剑的一封信里还看到这么一段话：你那个地方太小了，要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你会有大成就的！还有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吴俊发、著名书画家刘华云、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葛鸿桢、著名书画家、学者洪丕漠、徐无闻等人交往的书信和互赠的作品以及合影。杨剑说：“浙江有几个文化商人出高价购买这些名家的作品和信函，尤其是已过世的冰心和臧老给我的信，出价最高的达五万元。这些人也真是，我怎么可能出卖呢？”我十分迷惑：“你怎么会跟这么多名人有往来呢？”杨剑没有正面回我的话，他感慨万千：“搞书法是件苦差使，要是没有这些长辈和名师的不断鼓励，我哪能坚持下去？又哪会有今天的成绩？”
除了书法名家之外，杨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广丰县文联主席。前年，我在福建作家陈元武的帮助下，在网上开了个文学论坛，去年，县里成立作家协会，我是其中一员，便将论坛贡献出来，并升级为“广丰文学网”，作为作协会员的发表和交流阵地，当时有人说：要是能请杨主席题个词，增大一下影响，就怕杨主席不肯。我说“不会吧，让我来试试”。想不到还没听完我的话，杨剑就说“哪还有什么问题”？第二天，他来到我办公室，给我一个信封，我取出来一看，是张宣纸，打开，是“广丰文学网”五个大字。过了几天，准备召开作协成立大会，我说：主席，要开成立大会了，能不能再题个词？第二天，他又来到我办公室，又递给我一个信封。这回除了“广丰县作家协会”七字之外，他还特意为作协的成立写了副贺联：胸中诗文无小我，笔下乾坤有大千。在制作会员证时，有人说：省作协会员证的扉页上有一方名家篆印，十分的精致、漂亮，杨剑的篆刻全国一流……这回，我觉得实在是难以启齿，已经多次麻烦杨剑了，但为了作协，我还是拨通了杨剑的手机，说得很含糊：省作协会员证上有个篆印，真是漂亮，要是我们的证书上也有一个该多好！说完我也就忘了此事，因为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直到作协成立大会前一天，诗人、上饶县文联主席郑渭波特地前来祝贺，我考虑到杨剑和渭波都是文联主席，又互相熟悉，便打电话告知杨剑，岂料杨剑来时，又给了我一个信封，鼓鼓的，我迟疑着接过，很沉，杨剑说一声“小心掉地上”，我取出来，居然是一方非常精致的玉石篆印，我一下子就发起愣来，在场的文朋诗友也无不深深感动，尤其是多情的诗人志明和林子，差点哭出声来。前些天，县作协副主席、排山中学校长余新勇让我为其学校的“天桂”文学社创刊作个序，并询问我能否请杨剑为文学社创刊题词，我当即打电话杨剑，他在重庆参加活动，很忙，我说了个意思，他说回来就写，新勇君怕有变故，惴惴地说：“要不我们还是找别人写吧！”我说，你就等几天吧，要是他真不写，你再找人写也不迟啊？几天后，我开完一个会回来，办公室一同事给我一个信封，说是杨剑来找我，没找着就让他把信封转交给我，我笑了笑，看也不看就拿起电话：“余校长，杨剑为你写好了字，啥时来取？”
杨剑是文联主席，在县里也算是官场中人，但于功名他却十分淡泊。多年以来，有太多或真正爱好或贪图虚荣或假装斯文的官员（有的还是高官）都很“看得起”杨剑，都以拥有杨剑的作品为乐事，都想与杨剑为友，也有许多领导很“关心”杨剑，常许诺杨剑提个副处干干或换个更好的位子什么的，但杨剑每次都婉言谢绝，在权力和艺术之间，杨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杨剑跟我之所以成为挚友，可能就是因为有着这个共同点吧，杨剑说我虽在官场，但没有染上官场的恶习，终究还是个文化人，因此愿意与我为友，并赠送我一幅篆书作品———君子无所争（《论语》句），我岂能不知杨剑君的深意呢？
老纪
老纪属情绪化一类人，他乐则大喜，忧则大悲，遇有可贺之事，必溢于言形于色表于行，会手舞之足蹈之，情到深处还会举杯邀月，当空长笑。我常以“小人得志”讥他，他却说：“兄弟，你错了，我投身教育事业，十年磨一剑，如今儿子考上清华，学生考取北大，学校高考成绩又列全市前茅，岂有不欢天喜地钟鼓乐之鞭炮庆祝之理？怎么能说是小人得志呢？再说我已四十好几了，要说得志那也是大人得志，嘿嘿！”他得意至极，一脸憨态。
老纪有着极强的化解困难的本领，要是遇到实在解不开的麻烦事，老纪往往会悲从中来，愤慨不已，状如疯汉，甚至于呼天抢地，狂怒异常，貌似泼妇。曾经有位领导对老纪有所误会，因此对学校不太支持，而当时学校又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呼天不应叫地无门的老纪十分忧虑，仰天长啸：“八千学子，出路安在？”他多次找领导求助并理论，未果，气甚，怒极，竟写下遗言并发短信于我，害得我四处寻找，后在其四哥家中找到了他，我告其兄：“近日要密切注意老纪的行踪，千万别出了差错！”再有一次，我与老纪在一澡堂洗澡，刚脱下衣服的老纪忽然接到电话，是一不太讲理的家长因为学生之间的小小矛盾扬言要“毁掉他（另一学生）”，老纪温言解释，好话讲了一箩，岂料对方固执己见，老纪终于忍耐不住，暴跳如雷，赤足跺地，跺得地板震天响：“妈的，毁我的学生，你下辈子吧！”老纪狂怒的声音奇大无比，澡堂里的男人们以为有人打架，赤条条地跑出来看热闹，有人认识老纪，问：“干吗发这么大火啊，谁惹你了？”不认识他的人露出不屑的神情：“神经病！”火气大也好，神经病也好，我了解老纪，谁要敢动他的学生，他就跟谁急。 老纪对教育有独到的见解，对于学校管理也有一套特别的措施。他曾出任实验学校的首任校长，在任十年那是硕果累累，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十年校长生涯奠定了老纪在县里教育界的重要位置。但是老纪为人过于耿直，虽然深得广大家长和全校师生的爱戴，但也得罪了不少人，要命的是有些领导很不喜欢他，而他偏偏又不能盲目地顺从领导，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当老纪调离学校时，全校师生情绪激昂，部分班级甚至拒绝上课，一些老师居然要向政府写联名信，要求留下老纪，被眼泪汪汪的老纪拦住了：“我老纪对你们的举动表示感谢，可是，你们这样做除了给我老纪加上一条煽动老师上访的罪名外，没有任何意义。”
老纪后来进了机关，任了个闲职。他终究是个闲不住的人，终于还是辞掉了那个不大不小不咸不淡的官职，从他人手里接下一个办不下去的只有两百多学生的私立学校。我问他：“这个学校的基础这么差，你有信心办好？”老纪说：“你最了解我的，知道我办学校的目的，你说我能办好吗？再说，一千老师八千学生那么大一所学校我都能办好，而现在这么小一个学校，你说我能办好吗？”我知道老纪的想法，他那清华大学毕业的儿子已经到美国留学，跟着导师从事科研工作，每年已经有十数万美元的收入，老纪不会缺钱，他办学校的动机不完全是为了赚钱，简单得很，那就是他离不开教育，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学生，他的一生是属于学校和学生的，因此，我断言老纪必定能够办好学校，就对他说：“老纪，我相信你！”老纪像是找到了知己，湿润着双眼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我扯开他的手，哈哈一笑：“别，我最怕你煽情了！”
果然，老纪办学的效果半年就出来了———许多老师因为信任老纪，不嫌学校小，纷纷到老纪的学校任教；家长因为信任老纪进而信任老纪的学校，许多在外务工人员听说老纪办学校了，便纷纷把子女托付给了老纪；部分老师也基于对老纪的信任，将子女送到了老纪的学校———此时的老纪又是一副踌躇满怀，小人得志的样子：“感谢你对我老纪的信任，你给我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子，我老纪就必须还你一个才华横溢的学子，不然，我不但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自己啊！”
我现在很少跟老纪联系，因为我现在根本用不着担心他了。
月娥姐
管小马说：“母亲走得很急，很突然，她说不舒服，我就去拿备用氧气包，等回到她房间里，老人家就走了，前后不到一刻钟。”
王印眉说：“外婆的床上，枕边，翻出了很多书，都是你写的，还有报纸杂志，上面都有你的文章，书里边还夹着很多张照片，是跟你的合影。这些书报照片，连同外婆送我陪嫁的百年枕香扇，我都好好收藏着！”
我呆了半晌：“老人家不是健康着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几次都想来看她的，没想到……带我去看看她吧！”
十都村水口外北边一圆形山阜上，一座朝西南方向略倾的新坟，是老人家的栖居地，旁边有座稍小的老坟，是老人家的先生的安息地。左边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十都古村，右边山势延伸至枫树垄水库堤坝，后边是山阜的主体，坡上有错落的树木，前方是偌大一平原，远望一山雄峙，形如古时官帽，名纱帽山，是老人家出生的地方。那纱帽山下的村子里，古时曾有人中过状元，还是文武双状元；曾有人当过大官，还是在金銮殿里走动的大官；曾有人成为大学者，还是诗词歌赋天文地理无所不通的大学者；曾有人做过大生意，还是通江达海省里省外的大生意。这些关于老人家娘家的描述，是她生前告诉我的，现在，站在她的坟前，面对远处的纱帽山，又看看墓碑前老人端庄从容、慈眉善目的黑白瓷板相片，这些话再度响起，就如老人与我亲语。
看得出来，这里风水不错。王印眉说：“这地是外婆自己选的，她生前就经常来，反复交代舅舅，百年后一定要在这里栖息，她要陪着外公，望着娘家，守着古村，荫着子孙，继续过她想过的生活。”
老人家姓饶，名月娥。十都古村72个姓氏5800多人口无论男女老少黑白胖瘦全都叫她“月娥姐”，或者直接叫“姐”，连她的子孙也跟着村人们一起叫“姐”。我很能理解这种叫法，像我二姐，因为绣花绣得好，以前在镇上开个小小的绣花店，因此全镇无论男女老少统一叫她“绣花姐”。因此，当我认识老人家后，也就顺着当地人的习惯，叫她“月娥姐”了，虽然月娥姐比我年长了45岁。
我是2012年底认识月娥姐的，那是我在城里当城管局长，写了一本叫《我是城管》的书，这本书反响不错，关注的人挺多，因此常有朋友发来一些反馈的信息。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张图片，是一位极老极老的老人就着一盏白炽灯泡认真地捧读着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是城管》，朋友说从网上看到的，觉得这老人可能是我最年长的粉丝，于是便下载发我了。我也觉得挺新奇，便把照片存入电脑，刚好被办公室同事纪云才看见，他说：哎哟，这不是月娥姐吗？经他确认，果然是月娥姐。纪云才还说：月娥姐是十都人，他儿子管小马是当地村主任，就是上次陪你参观十都大屋游玩六石岩的那位，老人是你的粉丝，可喜欢你的文章了，小马主任跟我说了几次，说月娥姐想见见你，想跟你要个签名书，合个影。我见你实在太忙，就没好意思跟你说，要不是见到这张照片，我都把这事忘记了，看来，老人家是真的喜欢你的文章啊。
于是，我就与纪云才一起，风尘仆仆地来到十都。月娥姐可乐坏了，她连续四五趟出入房间，拿出了许多报纸杂志，有我文章的地方便折着，也不知老人家从哪里弄来的，她居然收藏了我所有公开出版的专著。我拿出一套签好名的书送给她，并给她一些刊有我照片、载有我访谈文章的报刊，她高兴得不得了，坚持让我在她收藏的书和报纸上签名，并小心翼翼地对着签名吹气，似乎想吹干笔迹，然后如获至宝地放回床上去。最后，月娥姐还抓着我的胳膊，要跟我合影，一口气照了七八张，后来，她让儿子到城里照相馆把照片洗了出来，天天坐在村口桥头的小店门前，见有游人，便拿出照片和书与人拉话，并向游人推荐我的文章。
那以后，我每每去十都王家大屋或者六石仙岩，总会前去看望月娥姐，对她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
仁桃君的老家在广丰县铜钹山区，他十一岁丧父，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七年前只身来到江苏常熟，从最小的商贩做起，一直到现在成为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华东地区最大的代理商。他与我同庚，虽个小貌平，但思想深邃，与众不同，是个成功的商人。一方面，他有着先进的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有着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有着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另一方面，他知书达理、学识甚广，好书法、懂音乐、爱好文学，尤其擅写古体诗词，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一次，仁桃君与我谈辛弃疾，谈佛教文化，居然多处使我卡壳。
我与仁桃君于2005年5月相识于江苏省昆山市，其时我受县委县政府派遣，到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昆山市招商引资，在一次宴会上认识，其后交往日多，终成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前不久，仁桃兄耗资数百万元买断了清华大学无铅汽油专利技术（专营江西和福建两省市场），并决定回家乡投资五千万元建厂置业。
这回，常熟市阳澄湖的大闸蟹刚刚上市，又逢国庆长假，他是特意给我捎螃蟹来的。途中，他曾发给我一则短信：正是菊黄蟹肥时，捎来几只表心意。一路横行到广丰，请问龙王在哪里？仁桃君从六百公里之外的阳澄湖专为送蟹而来，我深知这情之深义之重。这也让我想起另外两位朋友来，一是广东朋友林峰，也是商人，每年中秋前他总要托人带来几盒广州酒家的月饼（全国四大名牌月饼之一），有一年因找不到人捎带，他居然空运到南昌，然后由我朋友带回。另一位是诗人祝成明，他在贵阳谋事，知我爱茶，今年国庆回老家，坐两天一夜的火车，翻四千米高的云贵高原，除了一背包书外，独独给我带回一盒产自贵州都匀市的有机茶———都匀毛尖（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我十分感动，古人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佳话，而今，我的一些朋友，有的还是商人，他们并无求于我，却有如此举动，这不能不给我的内心带来巨大的震撼，同时也不得不让我对商业社会里的人际关系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审视。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与仁桃君促膝长谈，他不经意中说及的一些小事常让我深思。有一次，一位与其长期合作的朋友失信，导致仁桃君损失不轻，其妻要索赔，仁桃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位朋友与我合作多年，从未失信也从未欺骗过我，这回失信定有其难言之隐，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再踩他一脚，万一他真是恶意诓我，那我也权当交了一回学费，花钱买一次教训罢了。又有一次，公司里一位新来的司机违章被交警罚款四千元，其妻要批评他，仁桃劝住，他微笑着对司机说：“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司机被交警拦罚太正常了，你是新来的，有些情况不熟，有些方法没掌握而已，今后工作做细做实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每每做成一桩生意之后，仁桃君总要请妻女在外边吃餐饭，给她们也给自己买点礼品，并让年幼的女儿举杯敬酒，说：“爸爸是个成功的商人，我和妈妈分享爸爸成功的喜悦！”仁桃君所谈件件事情虽小，但对我的冲击却很大，在一个“唯己”和“唯利”的年代里，在听过太多浅陋庸俗自私的话语之后，仁桃君的故事无异如三月里一阵杨柳风过。
我们曾多次深入探讨人生意义和处世哲学，并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看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内容：
伟大的人生有目标，平庸的人生只有目的。
多数人总是有目的没目标，有欲望没理想，有思维没思想，有见识没见解。
生活可以过得平实，但思想一定要高远。
生命苦短。欲超越短暂生命者，常人靠生儿育女，伟人靠传播思想。
眼光和见识决定一个人的路走得多长多远，胸襟和气度决定一个人的路走得多直多宽。
人应有格，既不能出格，也不能辱格，更不能丧格。
才与能是两码事，有才无能者甚众，有能无才者不菲，因此有才者不可恃才，有能者不可傲物。
从商也好，为政也好，倘没有健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容易变得自私、虚伪、贪婪、无情。
做人要有境界，要胸怀万物，要有施惠于人的雅量，要有容人于胸的气度。
做人不但要舍得吃苦，还要舍得吃亏。
做人要褪去商人的铜臭而留其精明，丢弃文人的迂腐而留其清高，抛却政客的虚伪而留其气魄，割舍小市民的势利而留其善良。
恶习不能沾。
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言行。
包容他人的缺点是一种美德，包容他人的优点是一种胸怀。
当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比如在我的发展问题上就有着认识上的差异，他说：“你既然从政了，就应把这条路走到底，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官做大，只有把官做大了，你才能做更多更大的事业，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才能更好地造福百姓，像我，只有把企业做大了，才能更好地反哺社会。”我不以为然，因为我深知，从政和经商的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经商是纯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而从政则充斥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很多时候要以人格和尊严为代价，我的脾气过于刚性，不太适应官场。当然，我并没有反驳他的观点，只是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曾有缘与博山能仁寺一位高僧谈禅，高僧从宽大的僧袍中拿出一根人的肋骨，问我知不知道是谁的，我摇摇头，高僧说：“不管他是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最后都是黄土岗上一抔土，都成了一根无人知晓的肋骨。”讲完之后我告诉仁桃君：“也不是我消极厌世，只是不愿意做无聊的争斗和无意义的事情罢了。”仁桃君深思之后说：“话虽如此，人活百年也不过沧海一粟，千古流芳也好，遗臭万年也好，碌碌无为也好，身后事我们管不了，但人生的过程十分重要，我们既为人，就一定要把人生扮靓。”
对骆宾王和张謇墓葬的不同看法显示了我与仁桃君价值观上的差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和清末状元张謇的墓穴都在江苏南通的狼山脚下，只是骆墓显得冷僻简陋，而张墓却宽大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仁桃君的观点是：骆宾王虽文气冲天，但他曾助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兵败后隐迹江湖，最后客死长江边上，没有给人们带来福祉，因此，后人尤其是南通人对他并不怎么客气，只给他一孤坟一碑记而已。而张謇却不一样，他四十一岁中状元后，没有去做官，而是在南通大兴实业，开轮埠公司、垦牧公司，办纱厂、炼油厂、钢铁厂，还大办教育、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公园和气象台等社会事业，硬是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因此，大受其惠的南通人把他视为圣人贤德，对他爱戴有加，把他的坟墓修得豪华气派。仁桃君更推崇张謇，他说自己受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狼山脚下》影响，常到与常熟隔江相望的南通登狼山望海，也是张墓去的多，骆墓去的少。虽然我与仁桃君持不同的观点，但对他的做法我却能理解和支持，因为仁桃君首先是一位追求成功和利益最大化的商人，其次才是一位有着儒雅气质的商人，让他在骆宾王和张謇之间选择，自是后者无疑了。而我却以为，对骆宾王和张謇，不应厚此薄彼，张謇为一方百姓造福，做了大量有益于南通人民的实事好事，厚葬他敬仰他膜拜他一点都不过分。可是，怠慢骆宾王就没什么道理了，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才气冲天，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精神食粮，无论是其七岁所作的《咏鹅》还是从军路上的边塞诗，无论是长篇歌行《帝京篇》还是被诬入狱后的言志诗，无论是令武则天本人都动容的《讨武氏檄文》还是助徐敬业起义兵败后逃亡途中的感怀之作，莫不闪烁着其过人的才华和超常的智慧，让人尤其钦佩的还是他不畏强权的胆识和勇气，他明知“反武”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且不论“反武”的是与非，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他坚定地站到徐敬业一边，此等气概，自唐而下，又有几位文人能及？ 当然，骆宾王毕竟没有像张謇那样为南通人们留下直接的物质财富，所以轻视了他、冷落了他，这让我觉得十分遗憾，南通人就这么势利吗？就算不是势利，也逃不了“功利”二字的嫌疑。要是我去狼山，定然是先吊骆墓再祭张墓的了。
诗人
“在雪夜中坚守/在一支笔和一柄剑之间/坚守/文字像初春的鸟鸣一般/催开黑夜的花朵”……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狂热地爱着的这些诗句便会不自禁地跃入我的脑海，撞进我的内心，冲击我的灵魂！这时，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一个诗人，一个在雪夜中跋涉、在笔与剑之间坚守的诗人。
诗人来自农村，早先在乡下教书，后来进了县报社，做了记者并编辑副刊。诗人的家庭负担沉重，生活相当拮据———父亲在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中被严重炸伤并留下后遗症；由于政策因素，在大学生尚且不能分配的情况下，当了20多年民办老师的老母亲被辞退回家；妻子下了岗；胞弟因为仗义代人受过进了班房。因此，诗人活得很累，过得清苦，为了营生，他想尽了办法：每月要发三十多条新闻稿（多挣稿费和奖金）；开了一个移动书报亭（兼卖饮料和冰棍）；替一家报社做发行人（每天要沿街送报）。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大街上，总是这般模样：头发凌乱，常布有尘灰，像霜后的干草；有点嫌脏的衬衫，冷天则老着一件藏青色西装，不系领带；胯下是一辆即使不上锁也绝对没人要的破旧摩托车，后架上往往是一大包货物或者一大捆报纸；永远憨厚的脸上，只要一碰见熟人，立马堆满可掬的笑容。看上去整个像做小生意老亏本的那种人，尤其像前些年经常骑个烂嘉陵出没于城乡之间贩卖猪腿的农民，要不是那副深度眼镜及镜片后那双深邃的眼睛，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会写诗，而且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
他是个腼腆、内向、不善言辞的人，无论多么熟悉并交好，他也不会跟你有太多的话说，面对陌生人，他更显得拘谨，甚至于语无伦次，往往无法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直让人怀疑他诗人的身份。可是，这样一个人，却写出了许许多多让人拍案、让人震撼、让人深思、让人感动的好诗。只要一捧读他的诗章，只要一走进他所营造的诗境，你就一定会流连忘返，就一定会热泪盈眶。你先前关于他所有不太好的印象和看法就会一扫而光，他内心的喧哗定会让你深深震撼，他“简洁的、单纯的、未被污染的内心”（《独立秋风》序作者、评论家褚兢语）定会将你感染，他在诗中所蕴含的大爱将让你久久地感动。
是啊，生活的磨难不但没有压弯诗人的脊梁，反而造就了他的柔韧：“悠悠人生啊/本不该是一场游戏/游戏怎能诠释我的一场/梦呢”。（《多雨季节》）腼腆的外表并没有使诗人觉得卑微，反而滋养了他绵绵的情蕴：“走在春天的内部/你就在采蜜的花蕊里编一句可爱的谎言吧/把你的蜜浆捣成毒酒灌醉我/然后把秋天的唇盖在我缠你的魂上”。（《写给慧的第109首》）
诗人在贫瘠的荒原上不停地耕耘，诗歌成了他生命的主题。他反复地吟诵———“爱成一首永恒的植物/脉管里充满的是哗哗血流/诗人蹲在这脉管里/上上下下/浪漫了几千年/闯荡了几千年”。（《爱》）“一个诗人与诗歌/沉湎于千年的琴曲/诗歌成为知音”。（《高山流水·听俞伯牙的知音曲后》）当然，诗人并非圣人，他也有迷茫的时候，也有怀疑的时刻，也曾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一次酒醉之后，诗人抱着我大哭，悲鸣：兄弟，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出去，要去南方！）———“在这种反复无常的气候里/我的心能保持一种恒温吗……我该以怎样的目光/穿透冬天的云和雾”。（《冬日情思》）“夜的中心白雪落到一只灯塔的顶端/抒情的诗人竭尽心血看到了冷峻的光芒/嘶鸣的马匹背负黑夜的巨梦/倾听南方那一章飞翔的音乐/海啊吹号手的心魂早已迷失了……夜色如潮般退落脱了铐的内心/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冬日呓语》）这些诗句都是诗人灰色心绪的表露。然而，诗人毕竟还是坚持住了，当精神向度与尘世浮华激烈交锋之后，诗人最终毅然选择了远离繁华、热闹和喧嚣，选择了他最崇爱、最珍惜的爱人———诗神。虽然坚守的道路是凄清的，坚守的滋味是苦涩的，坚守的旅程是寂寞的，但是，没有关系，诗人已经做好了独自前行的准备，他一路高唱：“岁月篡改了我的容颜/却永远也篡改不了我年轻的爱情”。（《一片红枫及其他》）“做一片红枫，一生伴随阳光与音乐，瘦骨伶仃，仍以天作谱，以地作词，用心刻下自己的魂”。（散文诗《枫》）“暴雨过后/我能否飞翔/我不能为一场春天的阴谋/而拒绝酝酿”（《酝酿自己内心的蜜》）。
三年前，诗人送我一本他自己的诗集《独立秋风》，我一直珍藏着。我知道，我珍藏的不仅仅是一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诗集，我珍藏的是一位诗人的心，是一位诗人的精神，是一位诗人的铮铮傲骨。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翻读它，那些诗章我虽然早已谙熟，但它们仍然像高山轻云、似峡谷清流、如三月煦风，每次重温都会迅速渗入我的脉管，与我的血液相融，与我的心跳共振。我是如此炽热地爱着这些诗，尤其爱着这几句：吹号手的梦魂/先锋者的心灵/从另一种锋利的光芒中/像翅膀辟开茫茫的黑夜/十万匹白马从雷声的故乡中/艰难地归返。
诗人乃我之至交，姓刘，名志明。
杨剑
早在中学时代，我便知杨剑其人。当时，同学中爱好书法的甚多，他们每谈书法，必提杨剑，常见他们围在一起，说杨剑的字是多么多么的好，说杨剑的作品又获什么什么大奖了。我虽然不懂书法，但也不禁心生好奇：这杨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直到我大学毕业分回老家，与杨剑同处一城工作，才有机缘认识，不料一来二去，竟与杨剑意气相投，成了无话不说的挚交。
早就享誉海内外的杨剑，不用说其书艺自是十分精湛的了，他的作品曾被国内外数十家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纪念馆等专业机构珍藏，还在香港、澳门、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法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并收藏或高价拍售，作品还被刻碑于泰山摩崖碑林。由于我是个标准的外行，因此对杨剑的作品无法作出更多的评价。这里，只想说说与杨剑交往过程中的一些琐事，一些虽然琐碎但我认为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杨剑在县城一个叫养村山的地方建有两间房子，我第一次到他家做客时，看见门额上有一块匾，上书“驾龙堂”三个大字（匾名源自《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可见杨剑志向之高远，品质之清奇），是行书，笔力雄浑古朴，苍劲大气。待看落款：“程思远题”。不禁一惊：程思远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吗？杨剑笑笑，将惊疑不已的我让进三楼工作室———静远室（杨剑自号静远室主），然后从书橱里取出一大叠信件、宣纸（是作品）、照片和印章，淡淡地说：“还有更多的名人呢，我一般不示之于人。”我细细翻看，愈加惊叹———有臧克家给杨剑的亲笔勉辞：青年是宝藏，青年是黄金。宝藏要挖掘，黄金要熔炼。有冰心亲手写给杨剑的鼓励的话：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建功立业的人，都因为把宝贵的时光轻轻放过，以致默默无闻。有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跟杨剑互赠的多幅作品。有艺术大师、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陶给杨剑的题词与合影，我从钱君陶先生给杨剑的一封信里还看到这么一段话：你那个地方太小了，要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你会有大成就的！还有与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吴俊发、著名书画家刘华云、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葛鸿桢、著名书画家、学者洪丕漠、徐无闻等人交往的书信和互赠的作品以及合影。杨剑说：“浙江有几个文化商人出高价购买这些名家的作品和信函，尤其是已过世的冰心和臧老给我的信，出价最高的达五万元。这些人也真是，我怎么可能出卖呢？”我十分迷惑：“你怎么会跟这么多名人有往来呢？”杨剑没有正面回我的话，他感慨万千：“搞书法是件苦差使，要是没有这些长辈和名师的不断鼓励，我哪能坚持下去？又哪会有今天的成绩？”
除了书法名家之外，杨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广丰县文联主席。前年，我在福建作家陈元武的帮助下，在网上开了个文学论坛，去年，县里成立作家协会，我是其中一员，便将论坛贡献出来，并升级为“广丰文学网”，作为作协会员的发表和交流阵地，当时有人说：要是能请杨主席题个词，增大一下影响，就怕杨主席不肯。我说“不会吧，让我来试试”。想不到还没听完我的话，杨剑就说“哪还有什么问题”？第二天，他来到我办公室，给我一个信封，我取出来一看，是张宣纸，打开，是“广丰文学网”五个大字。过了几天，准备召开作协成立大会，我说：主席，要开成立大会了，能不能再题个词？第二天，他又来到我办公室，又递给我一个信封。这回除了“广丰县作家协会”七字之外，他还特意为作协的成立写了副贺联：胸中诗文无小我，笔下乾坤有大千。在制作会员证时，有人说：省作协会员证的扉页上有一方名家篆印，十分的精致、漂亮，杨剑的篆刻全国一流……这回，我觉得实在是难以启齿，已经多次麻烦杨剑了，但为了作协，我还是拨通了杨剑的手机，说得很含糊：省作协会员证上有个篆印，真是漂亮，要是我们的证书上也有一个该多好！说完我也就忘了此事，因为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直到作协成立大会前一天，诗人、上饶县文联主席郑渭波特地前来祝贺，我考虑到杨剑和渭波都是文联主席，又互相熟悉，便打电话告知杨剑，岂料杨剑来时，又给了我一个信封，鼓鼓的，我迟疑着接过，很沉，杨剑说一声“小心掉地上”，我取出来，居然是一方非常精致的玉石篆印，我一下子就发起愣来，在场的文朋诗友也无不深深感动，尤其是多情的诗人志明和林子，差点哭出声来。前些天，县作协副主席、排山中学校长余新勇让我为其学校的“天桂”文学社创刊作个序，并询问我能否请杨剑为文学社创刊题词，我当即打电话杨剑，他在重庆参加活动，很忙，我说了个意思，他说回来就写，新勇君怕有变故，惴惴地说：“要不我们还是找别人写吧！”我说，你就等几天吧，要是他真不写，你再找人写也不迟啊？几天后，我开完一个会回来，办公室一同事给我一个信封，说是杨剑来找我，没找着就让他把信封转交给我，我笑了笑，看也不看就拿起电话：“余校长，杨剑为你写好了字，啥时来取？”
杨剑是文联主席，在县里也算是官场中人，但于功名他却十分淡泊。多年以来，有太多或真正爱好或贪图虚荣或假装斯文的官员（有的还是高官）都很“看得起”杨剑，都以拥有杨剑的作品为乐事，都想与杨剑为友，也有许多领导很“关心”杨剑，常许诺杨剑提个副处干干或换个更好的位子什么的，但杨剑每次都婉言谢绝，在权力和艺术之间，杨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杨剑跟我之所以成为挚友，可能就是因为有着这个共同点吧，杨剑说我虽在官场，但没有染上官场的恶习，终究还是个文化人，因此愿意与我为友，并赠送我一幅篆书作品———君子无所争（《论语》句），我岂能不知杨剑君的深意呢？
老纪
老纪属情绪化一类人，他乐则大喜，忧则大悲，遇有可贺之事，必溢于言形于色表于行，会手舞之足蹈之，情到深处还会举杯邀月，当空长笑。我常以“小人得志”讥他，他却说：“兄弟，你错了，我投身教育事业，十年磨一剑，如今儿子考上清华，学生考取北大，学校高考成绩又列全市前茅，岂有不欢天喜地钟鼓乐之鞭炮庆祝之理？怎么能说是小人得志呢？再说我已四十好几了，要说得志那也是大人得志，嘿嘿！”他得意至极，一脸憨态。
老纪有着极强的化解困难的本领，要是遇到实在解不开的麻烦事，老纪往往会悲从中来，愤慨不已，状如疯汉，甚至于呼天抢地，狂怒异常，貌似泼妇。曾经有位领导对老纪有所误会，因此对学校不太支持，而当时学校又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呼天不应叫地无门的老纪十分忧虑，仰天长啸：“八千学子，出路安在？”他多次找领导求助并理论，未果，气甚，怒极，竟写下遗言并发短信于我，害得我四处寻找，后在其四哥家中找到了他，我告其兄：“近日要密切注意老纪的行踪，千万别出了差错！”再有一次，我与老纪在一澡堂洗澡，刚脱下衣服的老纪忽然接到电话，是一不太讲理的家长因为学生之间的小小矛盾扬言要“毁掉他（另一学生）”，老纪温言解释，好话讲了一箩，岂料对方固执己见，老纪终于忍耐不住，暴跳如雷，赤足跺地，跺得地板震天响：“妈的，毁我的学生，你下辈子吧！”老纪狂怒的声音奇大无比，澡堂里的男人们以为有人打架，赤条条地跑出来看热闹，有人认识老纪，问：“干吗发这么大火啊，谁惹你了？”不认识他的人露出不屑的神情：“神经病！”火气大也好，神经病也好，我了解老纪，谁要敢动他的学生，他就跟谁急。 老纪对教育有独到的见解，对于学校管理也有一套特别的措施。他曾出任实验学校的首任校长，在任十年那是硕果累累，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十年校长生涯奠定了老纪在县里教育界的重要位置。但是老纪为人过于耿直，虽然深得广大家长和全校师生的爱戴，但也得罪了不少人，要命的是有些领导很不喜欢他，而他偏偏又不能盲目地顺从领导，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当老纪调离学校时，全校师生情绪激昂，部分班级甚至拒绝上课，一些老师居然要向政府写联名信，要求留下老纪，被眼泪汪汪的老纪拦住了：“我老纪对你们的举动表示感谢，可是，你们这样做除了给我老纪加上一条煽动老师上访的罪名外，没有任何意义。”
老纪后来进了机关，任了个闲职。他终究是个闲不住的人，终于还是辞掉了那个不大不小不咸不淡的官职，从他人手里接下一个办不下去的只有两百多学生的私立学校。我问他：“这个学校的基础这么差，你有信心办好？”老纪说：“你最了解我的，知道我办学校的目的，你说我能办好吗？再说，一千老师八千学生那么大一所学校我都能办好，而现在这么小一个学校，你说我能办好吗？”我知道老纪的想法，他那清华大学毕业的儿子已经到美国留学，跟着导师从事科研工作，每年已经有十数万美元的收入，老纪不会缺钱，他办学校的动机不完全是为了赚钱，简单得很，那就是他离不开教育，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学生，他的一生是属于学校和学生的，因此，我断言老纪必定能够办好学校，就对他说：“老纪，我相信你！”老纪像是找到了知己，湿润着双眼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我扯开他的手，哈哈一笑：“别，我最怕你煽情了！”
果然，老纪办学的效果半年就出来了———许多老师因为信任老纪，不嫌学校小，纷纷到老纪的学校任教；家长因为信任老纪进而信任老纪的学校，许多在外务工人员听说老纪办学校了，便纷纷把子女托付给了老纪；部分老师也基于对老纪的信任，将子女送到了老纪的学校———此时的老纪又是一副踌躇满怀，小人得志的样子：“感谢你对我老纪的信任，你给我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子，我老纪就必须还你一个才华横溢的学子，不然，我不但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自己啊！”
我现在很少跟老纪联系，因为我现在根本用不着担心他了。
月娥姐
管小马说：“母亲走得很急，很突然，她说不舒服，我就去拿备用氧气包，等回到她房间里，老人家就走了，前后不到一刻钟。”
王印眉说：“外婆的床上，枕边，翻出了很多书，都是你写的，还有报纸杂志，上面都有你的文章，书里边还夹着很多张照片，是跟你的合影。这些书报照片，连同外婆送我陪嫁的百年枕香扇，我都好好收藏着！”
我呆了半晌：“老人家不是健康着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几次都想来看她的，没想到……带我去看看她吧！”
十都村水口外北边一圆形山阜上，一座朝西南方向略倾的新坟，是老人家的栖居地，旁边有座稍小的老坟，是老人家的先生的安息地。左边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十都古村，右边山势延伸至枫树垄水库堤坝，后边是山阜的主体，坡上有错落的树木，前方是偌大一平原，远望一山雄峙，形如古时官帽，名纱帽山，是老人家出生的地方。那纱帽山下的村子里，古时曾有人中过状元，还是文武双状元；曾有人当过大官，还是在金銮殿里走动的大官；曾有人成为大学者，还是诗词歌赋天文地理无所不通的大学者；曾有人做过大生意，还是通江达海省里省外的大生意。这些关于老人家娘家的描述，是她生前告诉我的，现在，站在她的坟前，面对远处的纱帽山，又看看墓碑前老人端庄从容、慈眉善目的黑白瓷板相片，这些话再度响起，就如老人与我亲语。
看得出来，这里风水不错。王印眉说：“这地是外婆自己选的，她生前就经常来，反复交代舅舅，百年后一定要在这里栖息，她要陪着外公，望着娘家，守着古村，荫着子孙，继续过她想过的生活。”
老人家姓饶，名月娥。十都古村72个姓氏5800多人口无论男女老少黑白胖瘦全都叫她“月娥姐”，或者直接叫“姐”，连她的子孙也跟着村人们一起叫“姐”。我很能理解这种叫法，像我二姐，因为绣花绣得好，以前在镇上开个小小的绣花店，因此全镇无论男女老少统一叫她“绣花姐”。因此，当我认识老人家后，也就顺着当地人的习惯，叫她“月娥姐”了，虽然月娥姐比我年长了45岁。
我是2012年底认识月娥姐的，那是我在城里当城管局长，写了一本叫《我是城管》的书，这本书反响不错，关注的人挺多，因此常有朋友发来一些反馈的信息。有一次，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张图片，是一位极老极老的老人就着一盏白炽灯泡认真地捧读着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是城管》，朋友说从网上看到的，觉得这老人可能是我最年长的粉丝，于是便下载发我了。我也觉得挺新奇，便把照片存入电脑，刚好被办公室同事纪云才看见，他说：哎哟，这不是月娥姐吗？经他确认，果然是月娥姐。纪云才还说：月娥姐是十都人，他儿子管小马是当地村主任，就是上次陪你参观十都大屋游玩六石岩的那位，老人是你的粉丝，可喜欢你的文章了，小马主任跟我说了几次，说月娥姐想见见你，想跟你要个签名书，合个影。我见你实在太忙，就没好意思跟你说，要不是见到这张照片，我都把这事忘记了，看来，老人家是真的喜欢你的文章啊。
于是，我就与纪云才一起，风尘仆仆地来到十都。月娥姐可乐坏了，她连续四五趟出入房间，拿出了许多报纸杂志，有我文章的地方便折着，也不知老人家从哪里弄来的，她居然收藏了我所有公开出版的专著。我拿出一套签好名的书送给她，并给她一些刊有我照片、载有我访谈文章的报刊，她高兴得不得了，坚持让我在她收藏的书和报纸上签名，并小心翼翼地对着签名吹气，似乎想吹干笔迹，然后如获至宝地放回床上去。最后，月娥姐还抓着我的胳膊，要跟我合影，一口气照了七八张，后来，她让儿子到城里照相馆把照片洗了出来，天天坐在村口桥头的小店门前，见有游人，便拿出照片和书与人拉话，并向游人推荐我的文章。
那以后，我每每去十都王家大屋或者六石仙岩，总会前去看望月娥姐，对她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