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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活动,迎神赛会具有全民性、反规范性、迷信性、奢靡性,对政府的威权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禁止迎神赛会、规范民间俗信行为遂成为政治统治的内在诉求。民国时期,上海地方政府禁止迎神赛会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7),从严禁到弛禁;第二阶段(1927-1934)"毁庙"与"崇神";第三阶段(1934-1937)禁者自禁,迎者自迎。地方政府在党国权威的长效利益和地方秩序的眼前急务权衡中选择了后者,禁止迎神赛会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