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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休闲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也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有效路径。基于对北京市x社区老年人休闲的抽样调查，文章探讨城市老年人休闲的时间结构、内容结构和认知结构，以及老年人休闲与其成功老龄化的关系。研究发现，现阶段的老年人休闲生活处于自生状态，老年人普遍有着较为充沛的闲暇时间，且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群的老年人在休闲时间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与此同时，现行老年人的休闲生活也暴露出时间利用率低、活动内容单一等问题。老年人闲暇生活的时间与其成功老龄化并未显现出显著关系，而老年人对闲暇生活的评价则与其成功老龄化显著相关。在老龄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中国，这些研究发现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和本土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休闲；休闲生活；老年人；成功老龄化
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曾言，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主导理念，在古希腊是存在，在中世纪是上帝，在17、18世纪是自然，在19世纪是社会，而在20世纪则是个体生命。那么在21世纪呢？宏大叙事的消解、现代性的拷问以及对生活世界的投入，使人类对生命与个人体验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老龄化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现代社会里，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类开始更加注重对生命的体验与反思性实践，“优死”成为一项社会运动便是最好的佐证。职是之故，老年人退休之后的生命体验就变得愈益关键。
对城市老年人而言，“退休”意味着生活重心的转移——原来被工作充盈的生活被更多的自由时间取而代之，而这些自由时间的生命体验就成为检验老年人退休生活质量的试金石。除了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外，高质量的休闲生活还可以有效地改变老年人医疗卫生资源的支出结构，这对“未富先老”的中国可谓意义深远。目前国内学术界在休闲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休闲时间数理与结构的调查、经济发展与休闲的关系、各阶层的休闲行为、休闲对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影响，以及未来社会人们对休闲价值的认知和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但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微观研究还鲜有涉猎。现有老年研究更多是越过“老有所乐”而直接跃升至对“老有所为”（Productive aging）的探讨。尽管“老有所为”也是老年休闲生活的应有内涵甚或是最高级表征；但对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老年人来说，厘清当下老年人的“老有所乐”是更为前置的任务。因为，明晰老年休闲的现况、澄清“老有所乐”的意义与探索中国的成功老龄化之路息息相关。
二、文献回顾
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以自己所喜爱的且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作为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休闲被理解为一種“成为人”的过程；它是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是个体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平台。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个体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休闲生活之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人们在休闲生活中获得或补偿到工作之外的力量源泉。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美国国家抽样调查发现，41%的被调查者认为休闲比工作更重要，23%的人则认为工作和休闲同等重要，而36%的人认为工作比休闲重要。尽管很难据此断定休闲已被人们广泛认同，但至少肯定了休闲在人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表1可见，自1870年以来，法、德、英、美、日五国各国个体的有效工作时间基本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作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国家，日本国民每人每年的有效工作时间明显要高于表中所列的西方国家。受制于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差异可以理解。但需指出的是，大部分亚洲国家所倡导的是一种“惜时如命”的文化。以中国为例，中国人历来就有“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说法，以致绝大部分中国人更愿意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而少有人花时间专注于休闲。但对退休的中国城市老年人而言，工作场域的角色中断，使休闲可能成为其过上有意义老年生活的一种选择。
活动理论视角认为，老年人参与的休闲活动越多，人们的生活满足感越高。海外实证研究表明，休闲活动的参与率和活动品质越高，老年人的成功老龄化结果就越显著。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研究显示，休闲是影响老年人成功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休闲活动不仅为老年人体验新奇和多样性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老年人生活方式的积极化提供了一种路径。随着个体所感知的休闲控制和竞争力的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逐渐上升。Huang对台湾老年人的研究也发现，身体性和灵性的休闲活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成功老龄化理论则进一步提供了理解老年人休闲对他们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作用机理。Rowe和Kahn于1987年提出的经典成功老龄化理论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避免疾病和功能的丧失，二是维持身体和认知功能水平，三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老年人的休闲对成功老龄化这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尤其对老年人工具性、社会性的功能保持作用卓著。不仅如此，一些创意性的休闲活动，比如学习乐器、园艺、舞蹈等，还能给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带来新的意义、新的技能和新的支持网络，并体现老年人新的价值。美国不少质性研究都指出，老年人自身也认为休闲是成功老龄化的一个关键要素。
反观国内，目前对老年人的休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支持证据并不充分。可能的缘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此类研究需要长时间历时性观察；另一方面，个体活动的复杂性和个体化致使此类研究较难在现实中操作落地。众所周知，在中国，城市老年人相对农村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但具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具有高质量的休闲生活呢？答案显然不是绝对的。然而，人们却习惯性地将空闲和休闲等同起来。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休闲的高度。那些每天都有着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的退休老年人并不一定就过着有意义的休闲生活；相反却可能过着自由却孤寂、悲凉，或是感伤、愤懑的老年生活。综上所述，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老年人休闲生活这一现象，但微观层面的研究尚不多。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本研究从活动理论出发，聚焦北京市x社区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旨在探察当前城市老年人休闲的结构特征及其与成功老龄化的关系，从而为本土老年社会工作的实践与探索提供方向，以此奠定从“老有所乐”迈向“老有所为”的基石。 三、数据与分析方法
x社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老旧社区，占地面积0.14平方公里。社区共有居民3038户，8816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1384人，占所有人口的15.70%。近年来社区在东西南北开辟了6处健身广场，安装了52组健身器材，改善了老年人日常健身的硬件设施。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x社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根据该社区老年人的构成情况，本研究采用了以年龄分层抽样的方法来抽取样本。以随机人户的方式发放问卷共163份，由访问员提问、老年人作答，收回有效问卷146份，问卷的有效率为89.6%。数据使用SPSS软件分析完成。
表2样本基本情况显示，女性老年人占比为55.6%。60～69岁的老年人所占比重最大，接近50%；39.4%的老年人处于70～79岁；11.3%的老年人为80岁及以上。在有效样本中，近一半老年人的文化水平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水平。所占比重最高的为初中文化，为34.3%；其次，小学文化的老年人占了20.3%；居于第三位的是高中/中专文化，为19.3%；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占了16.4%；同时，还有9.7%的老年人没上过学或识字很少。从工作类型来看，老年男性的工作类型依次集中在行政干部、工人、科教/技术及商业/服务业，而老年女性则依次集中在工人、行政干部、科教/技术、商业/服务业；同时，有3.50%的老年女性无工作或原是农民。
四、结果分析
（一）老年人休闲生活的时间结构
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的休闲时间大致呈正态分布，均值为5.91小时，最多12小时，最少0小时。从整体看，该社区老年人的休闲时间是较为充裕的。其中，男性老年人的日均休闲时间要比女性老年人多出0.61个小时（P<0.1），并具有统计差异。在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性别社会中，女性被更多地赋予了“照顾者”和“牺牲者”的角色任务。当老年人退休后，女性老年人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其闲暇生活只能在家务劳动之余进行有限选择；而男性则有更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也更可能在公共空间实践各类休闲活动。
随着年龄的递增，老年人的休闲时间逐渐增多。60～69岁年龄段老年人的休闲时间最少，其次为70～79岁年龄段，最多的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根据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60～69岁与70～79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在日休闲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70～79岁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要比60～69岁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的休闲时间更多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与上述两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可能与当下60～69岁老年人承担著照料孙子女的重任有关。一项对中韩两国的研究显示，中国祖父母参与照料孙子女的比例高达58%，而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仅为6%。可以推测，在孙子女照料上的时间卷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老年人自身休闲活动的选择和投入。
研究还发现，不同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在每日的休闲活动上所投入的时间是不同的（见表3）。
在调查对象中，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老年人的日休闲活动时间最富裕，约6.5个小时，超过了平均水平。而处于最低位的则是没上过学的老年人，他们的日平均休闲活动时间为4.56个小时。此外，初中文化水平和高中/中专文化水平老年人的日均休闲时间相差不多，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但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P>0 05），该社区里不同文化水平的老年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在自评经济状况这一指标上，自评经济状况越好，老年人每日的休闲活动时间越多；反之，则相反，但同样不具有统计差异（P>0.05）。
（二）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内容结构
合理的休闲生活是个体在现代化语境下获得自我认同的有效途径。作为一种社会权利，休闲与其他市场以外的健康、教育及娱乐的机会一样，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客观所需；即使是那些经济资源最少的人们也需要有机会参加促进健康、快乐的活动。对老年人而言，适合自身的休闲活动更是其老年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充足的闲暇时间中，x社区的老年人在日休闲活动、周次性休闲活动、团体性休闲活动三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日休闲活动内容
如表4所示，老年人日休闲活动最经常的项目是看电视/听广播，参与率达到了98.1%；其次是锻炼身体/运动，也高达92.3%；再次是阅读书/报，接近73%；而老年人在艺术活动、棋类、养宠物等相对品质更高的休闲活动中则参与率很低。作为老年人最经常的休闲方式一一看电视/听广播占据了84.1%的老年人每天至少2个小时的休闲时间。结合上文老年人每日休闲时间的平均水平，可以粗略地推断，在绝大多数老年人的休闲生活中，电视占据了主导角色。
新闻类节目是老年人最经常看的节目，高达89.9%的老年人经常收看此类节目；其次是电视剧或电影，再次是综艺节目；而广告类节目是老年人群中收看比例最低的。有些老年人尽管经常看广告，但却是被迫地看。正如社区中一位老年人所说，他们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电视机跟前，很多广告类的节目是自己所讨厌的，却也只能被迫无奈地接受。这说明，目前电台的节目编排未充分体现层次性，缺少一种年龄视角。
作为消遣型的休闲活动——看电视/听广播和阅读书/报位列老年人日常休闲生活的惯选之首，其便捷性和可行性的活动优势使它们当仁不让地擢升为老年人日常休闲生活的主要选择。作为发展型的锻炼/运动类活动也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经常选择。而艺术类活动、棋牌类活动和养宠物等活动仅仅是极少一部分人的选择。数据显示，只有18.7%的老年人参与艺术类活动，譬如绘画、书法、唱歌、跳舞等。棋牌类活动同样也只有18.7%的老年人每天会参与。而作为消遣型的养宠物这一活动也仅有14.8%的老年人每天会参与。
从日休闲活动内容来看，老年人的休闲内容呈现出鲜明的“非经济化”的低层次特征。也就是说目前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内容结构仅仅表现为低水平的参与，所参与的活动大多无需较大的经济投入。当然，这也是老年人的一种理性选择。 2.周次性休闲活动内容
在老年人周次性活动中，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探亲访友、团体或组织活动、社区老年大学或辅导站学习和宗教活动。“经常参加”比例最高的是“团体或组织”活动，44.7%的老年人会经常参加此类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活动每周偶尔参加或经常参加的老年人仅为3%，绝大部分老年人从不参加。实地调查中，仅有4位老年人表示对宗教有着强烈的兴趣，每周、甚至每天都会花很多時间在这一活动上。他们认为：“信佛让我内心非常平静，对物质条件不会有过度的追求……每天过得非常充实……”而中国人喜好的“串门走亲戚”，在此次的调查中显示只有21.5%的老年人会经常参与这类活动。卡方检验显示，周次性活动均未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根据非参数检验显示，只有老年大学或辅导站的学习这一周次性休闲活动在不同文化水平下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P<0.05）。大体上没上过学和大学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参与水平较高，而中间部分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有略微的变化。其中，大学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参加老年大学或辅导站的学习频次最高。
3.团体性休闲活动内容
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各方面（尤其是情感上）所依赖的亲密友谊是在参与各种共同的业余活动中得以发展和表达的。由此可见，组织性活动是老年人生活十分重要的一环。根据对老年人参加组织活动的多选题分析（见表5），23.2%的老年人从不参与任何组织活动。而在各类组织活动中，老年人最经常参加的组织活动为社区中心主办的活动，其次为党派协会的活动，所占百分比分别为37.1%和24.9%。另外，10.6%的老年人参加了退休老年人组织，这些组织多为老年人退休前单位的组织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7%的老年人参与了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由此可见，社区中心在老年人组织类休闲活动中发挥了主力作用。而经常性的党派组织活动则为那些党派人士参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政治资本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分化。
针对旅游这类活动，有71.5%的老年人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未曾外出旅游过。15.6%的人有过一周以内的旅游，10.2%的人有过一周以上的国内旅游，而仅有2.4%和0.4%的人分别有一周以内国外旅游和一周以上的国外旅游。
在探亲访友、宗教活动和旅游等三类较常见的发展型活动中，老年人的参与率普遍偏低。对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团体性活动仅局限于社区中心所主办的活动。而在社区中心所创办的老年大学或辅导站学习活动，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参加。
放松型活动占据了老年人闲暇时间的很大一部分，发展型和消遣型活动各占一定的比重，但其他如创造型和超越型活动只有极少部分人参与。整体而言，老年人的休闲活动缺乏一定的协调性和充实性，老年人的大部分休闲时间可以说是被休息和电视/广播占据了。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尚未规模化地惠及这些老年群体，舞蹈、戏曲、绘画等艺术类活动还是“阳春白雪”，只有极小比例的老年人能够投入到这些“深度”体验的休闲活动。
同时，由于社区内资源的匮乏，老年人在公共空间参与休闲活动的机会也不多。社区尽管具有一定数量的休闲设施，但与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相比，有限的软硬件设置显得捉襟见肘。毋庸讳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单一性和低层次。
（三）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认知和评价
如何更深入地走人老年人群的‘休闲世界”，需要研究者进一步了解他们对休闲生活的认知和评价，以此完整呈现其休闲生活的本原。
1.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定位
对老年人而言，他们每天都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进行自由支配。那么他们在参与休闲的过程中到底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数据显示（见表6），老年人参加休闲活动频次最高的目的是为了健康长寿，高达88.5%的人都选择了这一项；其次为愉悦精神，66.6%的人将其设为休闲目标；第三为消磨时间，超过1/4的人选择了此项；第四为学习提高，24.2%的人选择了此目标；第五为结交朋友，22.7%的人将此设为目标；另有4.7%的老年人选择了“没什么目的”。
由此可见，休闲活动更多是一种工具性行为，大多数老年人把它当作是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愉悦精神退居其次。同时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把休闲活动的目的之一定位为消磨时间。整体上，少有老年人把休闲定位于学习提高。
根据多选题的列联表分析（见表7），男女两性在休闲活动的目的定位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尽管健康长寿和愉悦精神是男女两性选择中最频繁的选择，但对男性来说，其后的选择依次为学习提高、消磨时间、结交朋友、没什么目的；而对女性而言，其后的定位则在于消磨时间、结交朋友、学习提高、没什么目的。由此可见，男性老年人的休闲活动目的更趋向于一种学习型活动的发展；而女性则更多趋向于以时间的自然消耗为目的，并追求一种情感上的宣泄。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各年龄段的老年人在休闲活动的目标定位上并无二致。只有8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消磨时间这个选项上相对于前两者占了更大的比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发生衰退，他们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更多地受到身体状况的限制，因此这一结果符合老年人的身体特性。同时，由于目前社区内极其欠缺功能分化的硬件设施，老年人选择的空间很小。在文化水平的列联表分析中发现，老年人的休闲定位呈现出显著的层次性，“学习提高”和“消磨时间”的分化十分明显。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休闲活动“学习提高”的要求越趋强烈；而文化水平越低，消磨时间的目的性就更加明显。同时，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对结交朋友越更有指向性。作为一种和社会联系的方式，结交朋友不仅能给老年人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更能使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但相对而言，老年人对这一取向的定位偏低。
2.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评价
数据显示，62.5%的老年人对自己的休闲生活感到满意，28.8%的老年人持中立态度，近10%的老年人不满意。其中，女性的平均满意度要略微高于男性。 3.老年人对休闲生活阻碍因素的认知
数据显示（见表8），在老年人休闲活动的阻碍因素中，健康限制是最普遍的；其次分别是经济条件有限、家务负担重、外出活动缺乏安全感、家里休闲设施少；而本人不感兴趣、没有合适的人做伴等也占有一定比例。对老年人而言，除去健康限制，经济条件是阻碍他们参加休闲活动的最主要因素。经济条件的约束使他们在选择休闲活动时有了更多的顾虑，活动也多体现为一些看电视/听广播、锻炼身体等无须太多物資投入的活动类型。家务负担重是第三重要因素。尤其是孙子女正处于抚育期的老年人，他们承担着照顾孙辈的重任，每天的时间基本花费在孩子的接送和饮食照顾上，这也可以从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日均休闲时间上得到印证。
（四）休闲对老年人的影响
1.老年人休闲时间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调查表明，91.4%的老年人在退休后都不再出去工作，仅有7.1%和1.5%的老年人退休后还分别承担兼职和全职工作，可见绝大多数老年人退休后都有较充足的自由时间。那么，老年人在休闲上投入的时间是否和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关系呢？根据皮尔逊相关系数显示（P>0.05），两者并无显著关系。老年人在休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并不一定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同理，在休闲上投入的时间很少也不意味着有很低的生活满意度，可见休闲生活非常复杂且极具个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规模的核心化，尽管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迁，但以家人的福祉为取向的价值观依然影响显著。对老年人而言，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在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仍占据主导，他们的生活更是以子女和孙辈为重心，以致子女乃至孙辈的生活成为他们生活好坏的重要影响因素。归根究底，休闲在当前的老年人生活中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工具，或是获得健康的一种路径。故此，尽管老年人花了很多时间在休闲生活上，但事实上，这些行为仍然只是大多数老年人的一种工具性或无意识行为，以致未能真正体现出休闲在老年人自我实现上的意涵与作用。
2.老年人休闲活动内容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根据日休闲内容的频度，本研究检验了它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尽管国外的相关研究已证实老年人的休闲活动频度与其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这可能受制于本研究的样本局限。而且，国外的相关研究多以历时性研究为主，而本研究只是一个截面研究，故只能得出一些初步的发现。同时，由于生理特点的制约，老年人的休闲行为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冬季是老年人各种病症的高发期，且由于气候因素的影响，x社区老年人在这一季节参与的休闲活动量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老年人休闲活动的测量，最终对结果产生了影响。
3.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评价与其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根据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评价与其生活满意度的方差分析（P<0.01），二者关系显著（见表9）。但这并不是说老年人的休闲生活的满足感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可能的解释是，老年人在休闲活动中所获得的更高控制感提升了他们的抗逆力，进而其对生活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甚或，休闲生活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应有之义。总而言之，二者到底是何种关系尚需更深入的探索。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休闲以一定的文化为基础，渗透了历史、物质和个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老年人而言，他们的休闲行为因其在社会群体中的特殊位置而表现出特质。本研究对北京市X社区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问卷抽样调查显示，该社区老年人具有充沛的休闲时间，且不同年龄群体老年人的休闲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x社区老年人的休闲活动内容比较单一，且老年人的休闲行为呈现出“被动化”特征。受制于社会条件和老年人自身休闲意识的匮乏或不足，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普遍暴露出时间利用率低和活动单一的特点。电视/广播占据了老年人休闲生活的绝大部分，大多数老年人每天都要花上数个小时在看电视上，以此消磨他们的时间。可以说，这种单调、低层次的休闲内容与行为在该社区里的老年人群中具有普遍性。老年人大多参加的是放松型、消遣型以及部分的发展型活动，而较高层次的创造型和超越型活动只有极少数老年人参与。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休闲意识的缺失，很多老年人没有参加过一些在公共空间主办的休闲活动，即使有也仅限于由社区中心所主办的老年活动。只有老年大学或辅导站的学习这一周次性休闲活动在不同文化水平下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即文化层次高的老年人参加此类学习型活动的频次明显更高。结合国外休闲与成功老龄化的研究发现来看，与简单的休闲活动项目，创造型的休闲活动能够给老年生活带来更多意义和正向影响。从预防的效果来说，有规律的、专心的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对于老年人的成功老龄化更为有效。
其次，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在休闲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众所周知，性别是由一系列社会结构建构和重构出来的关系，并通过生产而延续。对身处其中的老年人而言，性别不平等继而又烙印在他们的休闲时间、内容与行为之中。相对地，女性老年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从而影响了她们的休闲行为；性别文化又进一步影响男女两性老年人在休闲实践中的获得感与控制感，进而可能影响了休闲评价与成功老龄化的关系。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人们的自由时间相对更为充裕，休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内涵。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导向和发展更多局限于社会中的部分群体，老年群体尤其是女性老年人被排斥在外围。
再次，在对休闲生活的认知和评价上，老年人表现出较高的趋同性。健康长寿是老年人参加休闲活动的主要目的。总体来看，老年人更注重身体健康，而精神健康则居于其次。历史上，休闲具有鲜明的“社会阶层性”，它只专属于社会中的某一类成员——“有钱、有闲”群体，这与老年群体所固守的“勤俭文化”相冲突——对很多老年人而言，他们依然坚持着“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健康是老年生活所有问题的总纲。诚然，没有健康的身体，不可能有丰富而充实的老年生活。但目前少有老年人从精神健康的角度出发来进行休闲实践，这可以从x社区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核心内容为看电视/听广播和锻炼身体得到一定的验证。 然后，男女两性老年人在动机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男性老年人的休闲目的更趋向于自我发展取向，而女性老年人在休闲目的上表现为无意识的自然行为。在休闲制约因素上，健康因素是最主要的；经济压力和休闲设施匮乏次之。整体上，老年人的休闲心理趋向满意。尽管男性老年人要比女性老年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但是在休闲满意度上女性老年人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最后，老年人的休闲时间、日休闲内容并不和他们的成功老龄化显著相关；而他们对自身休闲生活的满意度与成功老龄化却有显著关系。由此可见，老年人的休闲心理与成功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挖掘，以此探寻提高老年社会工作成效的路径。当然，本文受制于样本规模，在结论的代表性上还存在局限，希冀未来可以进行更有代表性的、乃至包含农村的老年休闲研究。
（二）对策建议
在后现代社会，休闲已被人们视为应对老年歧视、女性歧视、疾病歧视的有效路径。尤其在“互联网+”背景下，休闲以更加便捷可及的方式作用于個体或团体的生理、心理和精神，逐渐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和行为。对老年人而言，成功老龄化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老年人对老化过程的调适；有意义的老年休闲生活是老年人预防身心功能退化或丧失、并促成其自我认同与成功老龄化的有效途径。故此，如何合理参与休闲活动来引导和帮助老年人群体更好地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并支持老年人达致成功老龄化，应当成为老年社会工作的应有之义。那么，在老龄化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本土的老年社会工作又当如何回应“老年休闲”与成功老龄化这一议题呢？
从社会工作的视野出发，应当加快对老年休闲与成功老龄化的研究与政策倡议。当前，中国的城市老年人大多拥有充沛的闲暇时间，但大多数老年人缺乏相应的休闲意识、知识和技能。从决策层面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资本的不完备，政府对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回应物质大于精神，老年群体的非物质需求被简单化或漠视，鲜有政策关注老年人休闲或精神世界；更遑论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老年人的制度建设。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幼儿抚育设施和照料资源的匮缺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架空老年人的休闲权利。
而且，当前中国社会整体上弥漫着对老龄化的恐慌，缺乏对老龄化应有的科学认知。人们尚未认识到，尽管挑战重重，但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诚如理查德·波斯纳在《衰老与老龄》中所指出的，适切的制度设计与文化规范等要素可以有效缓解和调整老龄化带来的冲突与挑战，甚至化风险为新的机遇。对中国而言，尽管国内关于成功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聚焦老年人休闲与成功老龄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突破点。关键是，如何打破人们对老年人身体衰弱、刚愎自用的刻板印象，并设计出契合不同老年人身体心灵特点的支持体系。正如国外的研究所指出的，公园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对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平台，并由此促成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参与；问题是，现有的制度设计未能有效考量老年人的需求和偏好。为此，本土老年社会工作应着力加强对当前老年休闲的微观实证研究，厘定出当前中国城市老年人休闲的结构特征、制约因素和理论议题，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适应中国城市社区老年人休闲的实践模式与成功老龄化路径，在老年休闲教育、制度设计、政策实践等方面回应社会需求。
在微观实务层面，应当加强老年社会工作的临床实践，注重在循证实践的视野下进行本土老年社会工作的探索与积累。一方面，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服务供给从“单位制”一“街居制”一‘社区制”的转轨，老年人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都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老年人以往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权威形象正逐渐转变为无奈的“守夜人”，或是在“家庭实用主义”的导向下成为二孩政策的“被绑架者”。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盛行下的中国城市老年人也开始喷涌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中老年“广场舞”团、夕阳红老年旅游专列……这些都在彰显着社会变迁进程中城市人的个体化特质。老年社会工作者在践行社会服务设计、输送、协调及政策实践等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以上背景，以形成契合中国城市社区与家庭的整合性老年服务。由此，让老年人的“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自成一体，最终实现成功老龄化。
关键词：休闲；休闲生活；老年人；成功老龄化
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曾言，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主导理念，在古希腊是存在，在中世纪是上帝，在17、18世纪是自然，在19世纪是社会，而在20世纪则是个体生命。那么在21世纪呢？宏大叙事的消解、现代性的拷问以及对生活世界的投入，使人类对生命与个人体验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老龄化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现代社会里，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类开始更加注重对生命的体验与反思性实践，“优死”成为一项社会运动便是最好的佐证。职是之故，老年人退休之后的生命体验就变得愈益关键。
对城市老年人而言，“退休”意味着生活重心的转移——原来被工作充盈的生活被更多的自由时间取而代之，而这些自由时间的生命体验就成为检验老年人退休生活质量的试金石。除了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外，高质量的休闲生活还可以有效地改变老年人医疗卫生资源的支出结构，这对“未富先老”的中国可谓意义深远。目前国内学术界在休闲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休闲时间数理与结构的调查、经济发展与休闲的关系、各阶层的休闲行为、休闲对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影响，以及未来社会人们对休闲价值的认知和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但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微观研究还鲜有涉猎。现有老年研究更多是越过“老有所乐”而直接跃升至对“老有所为”（Productive aging）的探讨。尽管“老有所为”也是老年休闲生活的应有内涵甚或是最高级表征；但对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老年人来说，厘清当下老年人的“老有所乐”是更为前置的任务。因为，明晰老年休闲的现况、澄清“老有所乐”的意义与探索中国的成功老龄化之路息息相关。
二、文献回顾
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以自己所喜爱的且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作为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休闲被理解为一種“成为人”的过程；它是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是个体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平台。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个体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休闲生活之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人们在休闲生活中获得或补偿到工作之外的力量源泉。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美国国家抽样调查发现，41%的被调查者认为休闲比工作更重要，23%的人则认为工作和休闲同等重要，而36%的人认为工作比休闲重要。尽管很难据此断定休闲已被人们广泛认同，但至少肯定了休闲在人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表1可见，自1870年以来，法、德、英、美、日五国各国个体的有效工作时间基本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作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国家，日本国民每人每年的有效工作时间明显要高于表中所列的西方国家。受制于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差异可以理解。但需指出的是，大部分亚洲国家所倡导的是一种“惜时如命”的文化。以中国为例，中国人历来就有“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说法，以致绝大部分中国人更愿意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而少有人花时间专注于休闲。但对退休的中国城市老年人而言，工作场域的角色中断，使休闲可能成为其过上有意义老年生活的一种选择。
活动理论视角认为，老年人参与的休闲活动越多，人们的生活满足感越高。海外实证研究表明，休闲活动的参与率和活动品质越高，老年人的成功老龄化结果就越显著。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研究显示，休闲是影响老年人成功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休闲活动不仅为老年人体验新奇和多样性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老年人生活方式的积极化提供了一种路径。随着个体所感知的休闲控制和竞争力的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逐渐上升。Huang对台湾老年人的研究也发现，身体性和灵性的休闲活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成功老龄化理论则进一步提供了理解老年人休闲对他们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的作用机理。Rowe和Kahn于1987年提出的经典成功老龄化理论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避免疾病和功能的丧失，二是维持身体和认知功能水平，三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老年人的休闲对成功老龄化这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尤其对老年人工具性、社会性的功能保持作用卓著。不仅如此，一些创意性的休闲活动，比如学习乐器、园艺、舞蹈等，还能给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带来新的意义、新的技能和新的支持网络，并体现老年人新的价值。美国不少质性研究都指出，老年人自身也认为休闲是成功老龄化的一个关键要素。
反观国内，目前对老年人的休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支持证据并不充分。可能的缘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此类研究需要长时间历时性观察；另一方面，个体活动的复杂性和个体化致使此类研究较难在现实中操作落地。众所周知，在中国，城市老年人相对农村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但具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具有高质量的休闲生活呢？答案显然不是绝对的。然而，人们却习惯性地将空闲和休闲等同起来。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休闲的高度。那些每天都有着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的退休老年人并不一定就过着有意义的休闲生活；相反却可能过着自由却孤寂、悲凉，或是感伤、愤懑的老年生活。综上所述，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老年人休闲生活这一现象，但微观层面的研究尚不多。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本研究从活动理论出发，聚焦北京市x社区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旨在探察当前城市老年人休闲的结构特征及其与成功老龄化的关系，从而为本土老年社会工作的实践与探索提供方向，以此奠定从“老有所乐”迈向“老有所为”的基石。 三、数据与分析方法
x社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老旧社区，占地面积0.14平方公里。社区共有居民3038户，8816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共1384人，占所有人口的15.70%。近年来社区在东西南北开辟了6处健身广场，安装了52组健身器材，改善了老年人日常健身的硬件设施。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x社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根据该社区老年人的构成情况，本研究采用了以年龄分层抽样的方法来抽取样本。以随机人户的方式发放问卷共163份，由访问员提问、老年人作答，收回有效问卷146份，问卷的有效率为89.6%。数据使用SPSS软件分析完成。
表2样本基本情况显示，女性老年人占比为55.6%。60～69岁的老年人所占比重最大，接近50%；39.4%的老年人处于70～79岁；11.3%的老年人为80岁及以上。在有效样本中，近一半老年人的文化水平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水平。所占比重最高的为初中文化，为34.3%；其次，小学文化的老年人占了20.3%；居于第三位的是高中/中专文化，为19.3%；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占了16.4%；同时，还有9.7%的老年人没上过学或识字很少。从工作类型来看，老年男性的工作类型依次集中在行政干部、工人、科教/技术及商业/服务业，而老年女性则依次集中在工人、行政干部、科教/技术、商业/服务业；同时，有3.50%的老年女性无工作或原是农民。
四、结果分析
（一）老年人休闲生活的时间结构
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的休闲时间大致呈正态分布，均值为5.91小时，最多12小时，最少0小时。从整体看，该社区老年人的休闲时间是较为充裕的。其中，男性老年人的日均休闲时间要比女性老年人多出0.61个小时（P<0.1），并具有统计差异。在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性别社会中，女性被更多地赋予了“照顾者”和“牺牲者”的角色任务。当老年人退休后，女性老年人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其闲暇生活只能在家务劳动之余进行有限选择；而男性则有更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也更可能在公共空间实践各类休闲活动。
随着年龄的递增，老年人的休闲时间逐渐增多。60～69岁年龄段老年人的休闲时间最少，其次为70～79岁年龄段，最多的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根据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60～69岁与70～79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在日休闲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70～79岁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要比60～69岁这一年龄段的老年人的休闲时间更多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与上述两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可能与当下60～69岁老年人承担著照料孙子女的重任有关。一项对中韩两国的研究显示，中国祖父母参与照料孙子女的比例高达58%，而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仅为6%。可以推测，在孙子女照料上的时间卷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老年人自身休闲活动的选择和投入。
研究还发现，不同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在每日的休闲活动上所投入的时间是不同的（见表3）。
在调查对象中，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的老年人的日休闲活动时间最富裕，约6.5个小时，超过了平均水平。而处于最低位的则是没上过学的老年人，他们的日平均休闲活动时间为4.56个小时。此外，初中文化水平和高中/中专文化水平老年人的日均休闲时间相差不多，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但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P>0 05），该社区里不同文化水平的老年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在自评经济状况这一指标上，自评经济状况越好，老年人每日的休闲活动时间越多；反之，则相反，但同样不具有统计差异（P>0.05）。
（二）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内容结构
合理的休闲生活是个体在现代化语境下获得自我认同的有效途径。作为一种社会权利，休闲与其他市场以外的健康、教育及娱乐的机会一样，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客观所需；即使是那些经济资源最少的人们也需要有机会参加促进健康、快乐的活动。对老年人而言，适合自身的休闲活动更是其老年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充足的闲暇时间中，x社区的老年人在日休闲活动、周次性休闲活动、团体性休闲活动三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日休闲活动内容
如表4所示，老年人日休闲活动最经常的项目是看电视/听广播，参与率达到了98.1%；其次是锻炼身体/运动，也高达92.3%；再次是阅读书/报，接近73%；而老年人在艺术活动、棋类、养宠物等相对品质更高的休闲活动中则参与率很低。作为老年人最经常的休闲方式一一看电视/听广播占据了84.1%的老年人每天至少2个小时的休闲时间。结合上文老年人每日休闲时间的平均水平，可以粗略地推断，在绝大多数老年人的休闲生活中，电视占据了主导角色。
新闻类节目是老年人最经常看的节目，高达89.9%的老年人经常收看此类节目；其次是电视剧或电影，再次是综艺节目；而广告类节目是老年人群中收看比例最低的。有些老年人尽管经常看广告，但却是被迫地看。正如社区中一位老年人所说，他们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电视机跟前，很多广告类的节目是自己所讨厌的，却也只能被迫无奈地接受。这说明，目前电台的节目编排未充分体现层次性，缺少一种年龄视角。
作为消遣型的休闲活动——看电视/听广播和阅读书/报位列老年人日常休闲生活的惯选之首，其便捷性和可行性的活动优势使它们当仁不让地擢升为老年人日常休闲生活的主要选择。作为发展型的锻炼/运动类活动也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经常选择。而艺术类活动、棋牌类活动和养宠物等活动仅仅是极少一部分人的选择。数据显示，只有18.7%的老年人参与艺术类活动，譬如绘画、书法、唱歌、跳舞等。棋牌类活动同样也只有18.7%的老年人每天会参与。而作为消遣型的养宠物这一活动也仅有14.8%的老年人每天会参与。
从日休闲活动内容来看，老年人的休闲内容呈现出鲜明的“非经济化”的低层次特征。也就是说目前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内容结构仅仅表现为低水平的参与，所参与的活动大多无需较大的经济投入。当然，这也是老年人的一种理性选择。 2.周次性休闲活动内容
在老年人周次性活动中，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探亲访友、团体或组织活动、社区老年大学或辅导站学习和宗教活动。“经常参加”比例最高的是“团体或组织”活动，44.7%的老年人会经常参加此类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活动每周偶尔参加或经常参加的老年人仅为3%，绝大部分老年人从不参加。实地调查中，仅有4位老年人表示对宗教有着强烈的兴趣，每周、甚至每天都会花很多時间在这一活动上。他们认为：“信佛让我内心非常平静，对物质条件不会有过度的追求……每天过得非常充实……”而中国人喜好的“串门走亲戚”，在此次的调查中显示只有21.5%的老年人会经常参与这类活动。卡方检验显示，周次性活动均未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根据非参数检验显示，只有老年大学或辅导站的学习这一周次性休闲活动在不同文化水平下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P<0.05）。大体上没上过学和大学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参与水平较高，而中间部分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有略微的变化。其中，大学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参加老年大学或辅导站的学习频次最高。
3.团体性休闲活动内容
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各方面（尤其是情感上）所依赖的亲密友谊是在参与各种共同的业余活动中得以发展和表达的。由此可见，组织性活动是老年人生活十分重要的一环。根据对老年人参加组织活动的多选题分析（见表5），23.2%的老年人从不参与任何组织活动。而在各类组织活动中，老年人最经常参加的组织活动为社区中心主办的活动，其次为党派协会的活动，所占百分比分别为37.1%和24.9%。另外，10.6%的老年人参加了退休老年人组织，这些组织多为老年人退休前单位的组织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7%的老年人参与了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由此可见，社区中心在老年人组织类休闲活动中发挥了主力作用。而经常性的党派组织活动则为那些党派人士参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政治资本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分化。
针对旅游这类活动，有71.5%的老年人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未曾外出旅游过。15.6%的人有过一周以内的旅游，10.2%的人有过一周以上的国内旅游，而仅有2.4%和0.4%的人分别有一周以内国外旅游和一周以上的国外旅游。
在探亲访友、宗教活动和旅游等三类较常见的发展型活动中，老年人的参与率普遍偏低。对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团体性活动仅局限于社区中心所主办的活动。而在社区中心所创办的老年大学或辅导站学习活动，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参加。
放松型活动占据了老年人闲暇时间的很大一部分，发展型和消遣型活动各占一定的比重，但其他如创造型和超越型活动只有极少部分人参与。整体而言，老年人的休闲活动缺乏一定的协调性和充实性，老年人的大部分休闲时间可以说是被休息和电视/广播占据了。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尚未规模化地惠及这些老年群体，舞蹈、戏曲、绘画等艺术类活动还是“阳春白雪”，只有极小比例的老年人能够投入到这些“深度”体验的休闲活动。
同时，由于社区内资源的匮乏，老年人在公共空间参与休闲活动的机会也不多。社区尽管具有一定数量的休闲设施，但与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相比，有限的软硬件设置显得捉襟见肘。毋庸讳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单一性和低层次。
（三）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认知和评价
如何更深入地走人老年人群的‘休闲世界”，需要研究者进一步了解他们对休闲生活的认知和评价，以此完整呈现其休闲生活的本原。
1.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定位
对老年人而言，他们每天都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进行自由支配。那么他们在参与休闲的过程中到底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数据显示（见表6），老年人参加休闲活动频次最高的目的是为了健康长寿，高达88.5%的人都选择了这一项；其次为愉悦精神，66.6%的人将其设为休闲目标；第三为消磨时间，超过1/4的人选择了此项；第四为学习提高，24.2%的人选择了此目标；第五为结交朋友，22.7%的人将此设为目标；另有4.7%的老年人选择了“没什么目的”。
由此可见，休闲活动更多是一种工具性行为，大多数老年人把它当作是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愉悦精神退居其次。同时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把休闲活动的目的之一定位为消磨时间。整体上，少有老年人把休闲定位于学习提高。
根据多选题的列联表分析（见表7），男女两性在休闲活动的目的定位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尽管健康长寿和愉悦精神是男女两性选择中最频繁的选择，但对男性来说，其后的选择依次为学习提高、消磨时间、结交朋友、没什么目的；而对女性而言，其后的定位则在于消磨时间、结交朋友、学习提高、没什么目的。由此可见，男性老年人的休闲活动目的更趋向于一种学习型活动的发展；而女性则更多趋向于以时间的自然消耗为目的，并追求一种情感上的宣泄。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各年龄段的老年人在休闲活动的目标定位上并无二致。只有8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消磨时间这个选项上相对于前两者占了更大的比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发生衰退，他们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更多地受到身体状况的限制，因此这一结果符合老年人的身体特性。同时，由于目前社区内极其欠缺功能分化的硬件设施，老年人选择的空间很小。在文化水平的列联表分析中发现，老年人的休闲定位呈现出显著的层次性，“学习提高”和“消磨时间”的分化十分明显。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休闲活动“学习提高”的要求越趋强烈；而文化水平越低，消磨时间的目的性就更加明显。同时，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对结交朋友越更有指向性。作为一种和社会联系的方式，结交朋友不仅能给老年人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更能使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但相对而言，老年人对这一取向的定位偏低。
2.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评价
数据显示，62.5%的老年人对自己的休闲生活感到满意，28.8%的老年人持中立态度，近10%的老年人不满意。其中，女性的平均满意度要略微高于男性。 3.老年人对休闲生活阻碍因素的认知
数据显示（见表8），在老年人休闲活动的阻碍因素中，健康限制是最普遍的；其次分别是经济条件有限、家务负担重、外出活动缺乏安全感、家里休闲设施少；而本人不感兴趣、没有合适的人做伴等也占有一定比例。对老年人而言，除去健康限制，经济条件是阻碍他们参加休闲活动的最主要因素。经济条件的约束使他们在选择休闲活动时有了更多的顾虑，活动也多体现为一些看电视/听广播、锻炼身体等无须太多物資投入的活动类型。家务负担重是第三重要因素。尤其是孙子女正处于抚育期的老年人，他们承担着照顾孙辈的重任，每天的时间基本花费在孩子的接送和饮食照顾上，这也可以从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日均休闲时间上得到印证。
（四）休闲对老年人的影响
1.老年人休闲时间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调查表明，91.4%的老年人在退休后都不再出去工作，仅有7.1%和1.5%的老年人退休后还分别承担兼职和全职工作，可见绝大多数老年人退休后都有较充足的自由时间。那么，老年人在休闲上投入的时间是否和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关系呢？根据皮尔逊相关系数显示（P>0.05），两者并无显著关系。老年人在休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并不一定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同理，在休闲上投入的时间很少也不意味着有很低的生活满意度，可见休闲生活非常复杂且极具个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规模的核心化，尽管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迁，但以家人的福祉为取向的价值观依然影响显著。对老年人而言，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在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仍占据主导，他们的生活更是以子女和孙辈为重心，以致子女乃至孙辈的生活成为他们生活好坏的重要影响因素。归根究底，休闲在当前的老年人生活中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工具，或是获得健康的一种路径。故此，尽管老年人花了很多时间在休闲生活上，但事实上，这些行为仍然只是大多数老年人的一种工具性或无意识行为，以致未能真正体现出休闲在老年人自我实现上的意涵与作用。
2.老年人休闲活动内容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根据日休闲内容的频度，本研究检验了它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尽管国外的相关研究已证实老年人的休闲活动频度与其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这可能受制于本研究的样本局限。而且，国外的相关研究多以历时性研究为主，而本研究只是一个截面研究，故只能得出一些初步的发现。同时，由于生理特点的制约，老年人的休闲行为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冬季是老年人各种病症的高发期，且由于气候因素的影响，x社区老年人在这一季节参与的休闲活动量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老年人休闲活动的测量，最终对结果产生了影响。
3.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评价与其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根据老年人对休闲生活的评价与其生活满意度的方差分析（P<0.01），二者关系显著（见表9）。但这并不是说老年人的休闲生活的满足感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可能的解释是，老年人在休闲活动中所获得的更高控制感提升了他们的抗逆力，进而其对生活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甚或，休闲生活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应有之义。总而言之，二者到底是何种关系尚需更深入的探索。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休闲以一定的文化为基础，渗透了历史、物质和个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老年人而言，他们的休闲行为因其在社会群体中的特殊位置而表现出特质。本研究对北京市X社区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问卷抽样调查显示，该社区老年人具有充沛的休闲时间，且不同年龄群体老年人的休闲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x社区老年人的休闲活动内容比较单一，且老年人的休闲行为呈现出“被动化”特征。受制于社会条件和老年人自身休闲意识的匮乏或不足，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普遍暴露出时间利用率低和活动单一的特点。电视/广播占据了老年人休闲生活的绝大部分，大多数老年人每天都要花上数个小时在看电视上，以此消磨他们的时间。可以说，这种单调、低层次的休闲内容与行为在该社区里的老年人群中具有普遍性。老年人大多参加的是放松型、消遣型以及部分的发展型活动，而较高层次的创造型和超越型活动只有极少数老年人参与。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休闲意识的缺失，很多老年人没有参加过一些在公共空间主办的休闲活动，即使有也仅限于由社区中心所主办的老年活动。只有老年大学或辅导站的学习这一周次性休闲活动在不同文化水平下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即文化层次高的老年人参加此类学习型活动的频次明显更高。结合国外休闲与成功老龄化的研究发现来看，与简单的休闲活动项目，创造型的休闲活动能够给老年生活带来更多意义和正向影响。从预防的效果来说，有规律的、专心的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对于老年人的成功老龄化更为有效。
其次，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在休闲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众所周知，性别是由一系列社会结构建构和重构出来的关系，并通过生产而延续。对身处其中的老年人而言，性别不平等继而又烙印在他们的休闲时间、内容与行为之中。相对地，女性老年人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从而影响了她们的休闲行为；性别文化又进一步影响男女两性老年人在休闲实践中的获得感与控制感，进而可能影响了休闲评价与成功老龄化的关系。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人们的自由时间相对更为充裕，休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内涵。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导向和发展更多局限于社会中的部分群体，老年群体尤其是女性老年人被排斥在外围。
再次，在对休闲生活的认知和评价上，老年人表现出较高的趋同性。健康长寿是老年人参加休闲活动的主要目的。总体来看，老年人更注重身体健康，而精神健康则居于其次。历史上，休闲具有鲜明的“社会阶层性”，它只专属于社会中的某一类成员——“有钱、有闲”群体，这与老年群体所固守的“勤俭文化”相冲突——对很多老年人而言，他们依然坚持着“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健康是老年生活所有问题的总纲。诚然，没有健康的身体，不可能有丰富而充实的老年生活。但目前少有老年人从精神健康的角度出发来进行休闲实践，这可以从x社区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核心内容为看电视/听广播和锻炼身体得到一定的验证。 然后，男女两性老年人在动机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男性老年人的休闲目的更趋向于自我发展取向，而女性老年人在休闲目的上表现为无意识的自然行为。在休闲制约因素上，健康因素是最主要的；经济压力和休闲设施匮乏次之。整体上，老年人的休闲心理趋向满意。尽管男性老年人要比女性老年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但是在休闲满意度上女性老年人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最后，老年人的休闲时间、日休闲内容并不和他们的成功老龄化显著相关；而他们对自身休闲生活的满意度与成功老龄化却有显著关系。由此可见，老年人的休闲心理与成功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挖掘，以此探寻提高老年社会工作成效的路径。当然，本文受制于样本规模，在结论的代表性上还存在局限，希冀未来可以进行更有代表性的、乃至包含农村的老年休闲研究。
（二）对策建议
在后现代社会，休闲已被人们视为应对老年歧视、女性歧视、疾病歧视的有效路径。尤其在“互联网+”背景下，休闲以更加便捷可及的方式作用于個体或团体的生理、心理和精神，逐渐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和行为。对老年人而言，成功老龄化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老年人对老化过程的调适；有意义的老年休闲生活是老年人预防身心功能退化或丧失、并促成其自我认同与成功老龄化的有效途径。故此，如何合理参与休闲活动来引导和帮助老年人群体更好地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并支持老年人达致成功老龄化，应当成为老年社会工作的应有之义。那么，在老龄化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本土的老年社会工作又当如何回应“老年休闲”与成功老龄化这一议题呢？
从社会工作的视野出发，应当加快对老年休闲与成功老龄化的研究与政策倡议。当前，中国的城市老年人大多拥有充沛的闲暇时间，但大多数老年人缺乏相应的休闲意识、知识和技能。从决策层面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资本的不完备，政府对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回应物质大于精神，老年群体的非物质需求被简单化或漠视，鲜有政策关注老年人休闲或精神世界；更遑论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老年人的制度建设。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幼儿抚育设施和照料资源的匮缺极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架空老年人的休闲权利。
而且，当前中国社会整体上弥漫着对老龄化的恐慌，缺乏对老龄化应有的科学认知。人们尚未认识到，尽管挑战重重，但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诚如理查德·波斯纳在《衰老与老龄》中所指出的，适切的制度设计与文化规范等要素可以有效缓解和调整老龄化带来的冲突与挑战，甚至化风险为新的机遇。对中国而言，尽管国内关于成功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聚焦老年人休闲与成功老龄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突破点。关键是，如何打破人们对老年人身体衰弱、刚愎自用的刻板印象，并设计出契合不同老年人身体心灵特点的支持体系。正如国外的研究所指出的，公园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对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平台，并由此促成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参与；问题是，现有的制度设计未能有效考量老年人的需求和偏好。为此，本土老年社会工作应着力加强对当前老年休闲的微观实证研究，厘定出当前中国城市老年人休闲的结构特征、制约因素和理论议题，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适应中国城市社区老年人休闲的实践模式与成功老龄化路径，在老年休闲教育、制度设计、政策实践等方面回应社会需求。
在微观实务层面，应当加强老年社会工作的临床实践，注重在循证实践的视野下进行本土老年社会工作的探索与积累。一方面，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服务供给从“单位制”一“街居制”一‘社区制”的转轨，老年人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都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老年人以往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权威形象正逐渐转变为无奈的“守夜人”，或是在“家庭实用主义”的导向下成为二孩政策的“被绑架者”。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盛行下的中国城市老年人也开始喷涌出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中老年“广场舞”团、夕阳红老年旅游专列……这些都在彰显着社会变迁进程中城市人的个体化特质。老年社会工作者在践行社会服务设计、输送、协调及政策实践等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以上背景，以形成契合中国城市社区与家庭的整合性老年服务。由此，让老年人的“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自成一体，最终实现成功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