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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9日至10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王岐山副总理、戴秉国国务委员，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希拉里国务卿、盖特纳财长共同主持对话。中美双方分别有20多个部门的近30位负责人参加对话。其中，中方则有约20个机构参加有关经济领域的会谈，包括8位部委领导人。美方有16位部级领导人与会。双方共同讨论涉及两国、地区乃至全球性的重大议题。
对话的背景与时机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维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日益走上机制化的轨道。2006年，在两国元首的共同推动下，双方开启了中美战略对话。2007年，两国又开启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两个对话轨道将中美竞争性合作置于可控的框架内。奥巴马政府就任以来，两国将这两个重要的对话机制合并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主要意图就是在金融危机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的背景下，就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广泛议题进行全面交流、沟通，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确保两国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合作。2009年7月和2010年5月，中美两国分别举行了第一轮和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对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此轮对话除了上述背景之外，中美两国还面对着一些新的形势。
首先，中美关系面临新形势。在2010年，中美关系曾遭遇波折，在双边领域，两国在经贸、人权、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加剧，在地区事务上，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步伐的加快，两国的竞争性凸显，战略疑虑加重。中美关系一度呈现出“自由落体”和“随波漂流”的状况。面对危局，两国元首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拨正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航向。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此次访问不仅有效扭转了此前双边关系的下滑势头，实现了“止跌回升”，而且两国元首就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让中美关系企稳的态势走实、走深就成为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面临的一项特殊任务。
其次，国际格局加速变动。当世界刚刚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新的深刻复杂变化，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启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迅速蔓延到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沙特、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广大地区；日本遭遇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故三重灾害；拉登被击毙，反恐及南亚局势出现新变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所有这些都对全球及地区稳定、大国关系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两个在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需要就此展开广泛的沟通，全面交换对局势的看法，表达各自关切的重点，探讨如何与国际社会一道，确保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合理地处理和解决。
第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进一步凸显。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交替之际，中国完成了对日本的双重超越。首先，在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由于日本在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灾难中遭受沉重打击，中国在东亚地区领头羊的地位进一步确立。這些变化使得中美关系不仅仅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最快的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而且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经济体的关系，东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国家与亚太地区最有权势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美国似乎在中东变局中受到了某种鼓舞，加大了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的力度。双方能否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做到求同存异，以同化异，探索确保共同繁荣而不是相互摧毁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任务，已更迫切地摆在两国面前。
对话的内容与成果
顾名思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核心内容涉及战略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前两次对话中，考虑到金融危机的背景，双方将对话的中心主要放在经济领域。而在此次对话中，由于2010年中美摩擦中所涉及的战略层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双方在磋商和讨论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在战略和经济两个主题之间寻求平衡。
在本轮战略对话，中美军方的代表首次参与到了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并举行了首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成为此轮对话的亮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美方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防部副部长弗卢努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卡特赖特、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拉德等参加了对话。建立制度化的战略安全对话，是中美安全关系的一个标志性进展，对解决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缺失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对话涉及中美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抵近侦查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问题、中东局势、反恐合作等。其中，针对去年两国在亚太地区竞争性加剧的现状，亚太事务是双方讨论的一个重点，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都认为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决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并于年内尽早举行首轮磋商。这对保持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有着重大意义，表明双方都在有意识地规避在亚太地区出现战略对抗的局面，正如戴秉国国务委员指出的那样：“双方一致认为，太平洋足够广阔，完全能够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利益，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并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一起，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这一地区的持久繁荣，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让太平洋永久太平。”
5月10日，对话双方公布了《2011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清单》，其中包含有48项具体成果，涵盖促进高层交往、双边对话和磋商、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加强双边合作、能源和环境合作、签署和续签的文件、对口磋商七大领域。
在经济层面，本轮对话最突出的亮点就是跳出了前两轮对话中双方纠缠一些具体纠纷的范式，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不再成为焦点。两国对话官员将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深化合作，构筑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围绕这一主题，双方讨论了四大议题：一是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包括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推进新兴产业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促进创新合作等具体内容；二是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主要包括金融业改革，跨境金融监管合作，资本跨境流动金融监管措施等具体内容；三是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包括调整消费和储蓄率，完善社会安全网，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等议题；四是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主要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与挑战，涉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影响、日本特大自然灾害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对世界经济强劲、持续和平衡增长所造成的影响等议题。
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王岐山副总理和美国财长盖特纳共同签署的《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该文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战略安全对话的48项成果一道从积极的角度向世人全面展示了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巨大潜力。在20项条款中，中美互相承认了对方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应有的国际地位，确定了双方在全球和地区合作中的主要平台，承诺进行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表示在转变经济方式方面相向而行，在金融监管领域加强跨境合作，在投资贸易方面拓宽领域、放松限制、提供更多的便利。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美双方迄今为止都未同第三国签订过如此全面、涵盖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框架。在签署这个框架后，它将规范中美经济合作的政策方向，包括处理好两国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矛盾与摩擦。”“该协议是中美经济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两国还在一些双方关注的重要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这其中包括：双方同意在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以及清洁能源、绿色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扩大两国地方政府、企业等各层面的交流合作；美方承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并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将继续推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美方欢迎中国金融企业赴美投资，认可中方在资本充足率、综合并表等监管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
此次对话不仅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具体成果，还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改善了中美关系的气氛，增强了战略互信。在对话中，双方都对中美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表态，参加对话开幕式的拜登副总统表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和美国都是积极因素。面对广泛的全球性挑战，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中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美中关系将影响21世纪世界的未来。王岐山副总理表示，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未来也终将证明，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中美合作的潮流。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来自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来自于历史和哲学的思考。戴秉国国务委员表示，只要中美双方看清21世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势、中美关系的大势，毫不动摇地坚持两国元首确定的大方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就一定能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开创出崭新的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之路，中美两国人民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能够持久地生活在和平、友谊、合作的阳光之中。
而美方的两位主谈官员则再次用大秀中国成语的方式为对话营造积极的气氛。希拉里表示，中美两国现在就像同一条船上的两个人，我们必须时刻向同一个方向行进。就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言，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美两国没有相互孤立，我们时刻位于穿越亚太乃至全世界的关系网之中。盖特纳指出，当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启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世界经济正遭受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打击。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中两国的行动，金融危机的恶焰已被扑灭，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增长；世界贸易正在扩大，各地的企业正在投资和增加雇用，通货紧缩的恐惧已经消退。这表明美中两国的经济十分互补，双方合作对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健康和稳定十分重要。中国有一句俗语非常雄辩地表达了同样的智慧，这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双方在对话中都强调要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正如希拉里在对话中表示的那样，19世纪大国关系中的零和游戏不适合21世纪的中美关系，双方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新型的大国合作之路。通过对话，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謀求遏制中国，无意搞乱中国；中方则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意挑战美国。
对话的意义与影响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带着沉甸甸的成果落幕了。它的价值正越来越被中美双方，乃至国际社会所认识。一个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正在通过这个平台，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寻找共识，消除误会，这个平台正在通过细化落实两国元首互访所达成的宏观共识来为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提供纽带，它在政治、经贸、军事、地区稳定、环境、能源等方面的价值也正在通过变得越来越长的成果清单而广为人知。
通过这次对话双方似乎更加理解了倾听而不是相互指责的重要性，理解了放眼全局而不是拘泥于具体矛盾的意义，理解了相互尊重才是中美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否则这次对话不可能取得如此广泛的成果。当然，我们不会去指望通过一次对话就能解决两国关系中种种复杂的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依然会引发吵吵嚷嚷，中国贸易顺差依旧会成为美国政客的竞选牌路，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欢迎中国对美投资，可能只是“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时举起所谓“人权”的大旗对中国横加指责，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时地会沉渣泛起。但是至少我们从这一轮中美对话中看到了双方的妥协和让步，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意识形态而又各自都追求持续发展的大国之间，可以找到共存共荣，积累信任，造福世界的路径。这次对话生动地体现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先生倡导的中美相处之道，这就是“共同进化”，转换成中国成语也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对话的背景与时机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维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日益走上机制化的轨道。2006年，在两国元首的共同推动下，双方开启了中美战略对话。2007年，两国又开启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两个对话轨道将中美竞争性合作置于可控的框架内。奥巴马政府就任以来，两国将这两个重要的对话机制合并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主要意图就是在金融危机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的背景下，就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广泛议题进行全面交流、沟通，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确保两国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合作。2009年7月和2010年5月，中美两国分别举行了第一轮和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对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此轮对话除了上述背景之外，中美两国还面对着一些新的形势。
首先，中美关系面临新形势。在2010年，中美关系曾遭遇波折，在双边领域，两国在经贸、人权、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加剧，在地区事务上，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步伐的加快，两国的竞争性凸显，战略疑虑加重。中美关系一度呈现出“自由落体”和“随波漂流”的状况。面对危局，两国元首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拨正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航向。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此次访问不仅有效扭转了此前双边关系的下滑势头，实现了“止跌回升”，而且两国元首就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让中美关系企稳的态势走实、走深就成为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面临的一项特殊任务。
其次，国际格局加速变动。当世界刚刚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新的深刻复杂变化，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启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迅速蔓延到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沙特、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广大地区；日本遭遇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故三重灾害；拉登被击毙，反恐及南亚局势出现新变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所有这些都对全球及地区稳定、大国关系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两个在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需要就此展开广泛的沟通，全面交换对局势的看法，表达各自关切的重点，探讨如何与国际社会一道，确保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合理地处理和解决。
第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进一步凸显。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交替之际，中国完成了对日本的双重超越。首先，在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由于日本在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灾难中遭受沉重打击，中国在东亚地区领头羊的地位进一步确立。這些变化使得中美关系不仅仅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最快的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而且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经济体的关系，东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国家与亚太地区最有权势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美国似乎在中东变局中受到了某种鼓舞，加大了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的力度。双方能否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做到求同存异，以同化异，探索确保共同繁荣而不是相互摧毁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任务，已更迫切地摆在两国面前。
对话的内容与成果
顾名思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核心内容涉及战略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前两次对话中，考虑到金融危机的背景，双方将对话的中心主要放在经济领域。而在此次对话中，由于2010年中美摩擦中所涉及的战略层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双方在磋商和讨论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在战略和经济两个主题之间寻求平衡。
在本轮战略对话，中美军方的代表首次参与到了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并举行了首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成为此轮对话的亮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美方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防部副部长弗卢努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卡特赖特、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拉德等参加了对话。建立制度化的战略安全对话，是中美安全关系的一个标志性进展，对解决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缺失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对话涉及中美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抵近侦查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问题、中东局势、反恐合作等。其中，针对去年两国在亚太地区竞争性加剧的现状，亚太事务是双方讨论的一个重点，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都认为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决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并于年内尽早举行首轮磋商。这对保持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有着重大意义，表明双方都在有意识地规避在亚太地区出现战略对抗的局面，正如戴秉国国务委员指出的那样：“双方一致认为，太平洋足够广阔，完全能够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利益，我们应该携手合作，并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一起，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这一地区的持久繁荣，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让太平洋永久太平。”
5月10日，对话双方公布了《2011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清单》，其中包含有48项具体成果，涵盖促进高层交往、双边对话和磋商、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加强双边合作、能源和环境合作、签署和续签的文件、对口磋商七大领域。
在经济层面，本轮对话最突出的亮点就是跳出了前两轮对话中双方纠缠一些具体纠纷的范式，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不再成为焦点。两国对话官员将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深化合作，构筑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围绕这一主题，双方讨论了四大议题：一是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包括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推进新兴产业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促进创新合作等具体内容；二是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主要包括金融业改革，跨境金融监管合作，资本跨境流动金融监管措施等具体内容；三是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包括调整消费和储蓄率，完善社会安全网，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等议题；四是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主要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与挑战，涉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影响、日本特大自然灾害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对世界经济强劲、持续和平衡增长所造成的影响等议题。
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王岐山副总理和美国财长盖特纳共同签署的《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该文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战略安全对话的48项成果一道从积极的角度向世人全面展示了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巨大潜力。在20项条款中，中美互相承认了对方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应有的国际地位，确定了双方在全球和地区合作中的主要平台，承诺进行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表示在转变经济方式方面相向而行，在金融监管领域加强跨境合作，在投资贸易方面拓宽领域、放松限制、提供更多的便利。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美双方迄今为止都未同第三国签订过如此全面、涵盖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框架。在签署这个框架后，它将规范中美经济合作的政策方向，包括处理好两国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矛盾与摩擦。”“该协议是中美经济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两国还在一些双方关注的重要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这其中包括：双方同意在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以及清洁能源、绿色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扩大两国地方政府、企业等各层面的交流合作；美方承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并将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将继续推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美方欢迎中国金融企业赴美投资，认可中方在资本充足率、综合并表等监管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
此次对话不仅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具体成果，还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改善了中美关系的气氛，增强了战略互信。在对话中，双方都对中美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表态，参加对话开幕式的拜登副总统表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和美国都是积极因素。面对广泛的全球性挑战，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中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美中关系将影响21世纪世界的未来。王岐山副总理表示，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未来也终将证明，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中美合作的潮流。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来自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来自于历史和哲学的思考。戴秉国国务委员表示，只要中美双方看清21世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势、中美关系的大势，毫不动摇地坚持两国元首确定的大方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就一定能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开创出崭新的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之路，中美两国人民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能够持久地生活在和平、友谊、合作的阳光之中。
而美方的两位主谈官员则再次用大秀中国成语的方式为对话营造积极的气氛。希拉里表示，中美两国现在就像同一条船上的两个人，我们必须时刻向同一个方向行进。就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言，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美两国没有相互孤立，我们时刻位于穿越亚太乃至全世界的关系网之中。盖特纳指出，当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启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世界经济正遭受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打击。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中两国的行动，金融危机的恶焰已被扑灭，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增长；世界贸易正在扩大，各地的企业正在投资和增加雇用，通货紧缩的恐惧已经消退。这表明美中两国的经济十分互补，双方合作对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健康和稳定十分重要。中国有一句俗语非常雄辩地表达了同样的智慧，这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双方在对话中都强调要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正如希拉里在对话中表示的那样，19世纪大国关系中的零和游戏不适合21世纪的中美关系，双方必须“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新型的大国合作之路。通过对话，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謀求遏制中国，无意搞乱中国；中方则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意挑战美国。
对话的意义与影响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带着沉甸甸的成果落幕了。它的价值正越来越被中美双方，乃至国际社会所认识。一个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正在通过这个平台，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寻找共识，消除误会，这个平台正在通过细化落实两国元首互访所达成的宏观共识来为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提供纽带，它在政治、经贸、军事、地区稳定、环境、能源等方面的价值也正在通过变得越来越长的成果清单而广为人知。
通过这次对话双方似乎更加理解了倾听而不是相互指责的重要性，理解了放眼全局而不是拘泥于具体矛盾的意义，理解了相互尊重才是中美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否则这次对话不可能取得如此广泛的成果。当然，我们不会去指望通过一次对话就能解决两国关系中种种复杂的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依然会引发吵吵嚷嚷，中国贸易顺差依旧会成为美国政客的竞选牌路，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欢迎中国对美投资，可能只是“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时举起所谓“人权”的大旗对中国横加指责，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时地会沉渣泛起。但是至少我们从这一轮中美对话中看到了双方的妥协和让步，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意识形态而又各自都追求持续发展的大国之间，可以找到共存共荣，积累信任，造福世界的路径。这次对话生动地体现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先生倡导的中美相处之道，这就是“共同进化”，转换成中国成语也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