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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很多重要的决策部署,尤其是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大发展指导理念和“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其中,最能吸引媒体和公众眼球的还是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应该说,全面放开两孩,是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并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
然而,对于全面放开两孩政策,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科学家丹尼尔·谢赫曼先生却对此表现得出奇地冷静,他甚至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状况表示了担忧。11月6日,本人与谢赫曼先生就此进行了交流。随后,在11月7日武汉“城市合伙人”计划开幕式上,他也公开表达了类似观点。
谢赫曼先生说,尽管中国将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但是,中国人口增长和老龄化问题仍将十分突出。人口的增长不会因为放开两孩立竿见影,甚至还会呈现负增长。原因有三:一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财务越来越独立,她们的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导致其意愿越来越低;二是,原来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中国城镇化提速后,由于生活和受教育成本提高,从农村迁往城镇的人口生育意愿也在下降;三是,过去几十年来的一胎政策产生了惯性思维和滞后效应。即便全面放开,符合条件的夫妻并不一定都有生育两孩的意愿,而且一些夫妻也已经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
谢赫曼教授还列举了新加坡、北欧、日本等国家的现状,表达了对中国未来人口增长的担忧,包括男女性别比的问题。
那么,谢赫曼教授的担忧是否有道理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南京大学人口学者陈友华也表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但由于少子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顾宝昌也认为,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意愿看,全面放开两孩后,总和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2,还是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看来,谢赫曼教授的担忧并非毫无依据。统计显示,2014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2020年这一比例可能接近20%。而且,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持续减少,2014年末中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67.0%,较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从人口经济学讲,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这导致了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力工资率上涨快于生产率的提升,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全面实施两孩政策,难以扭转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局面。当前,除了实施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外,中国还应全面提升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才能缓解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中国的人口红利,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为此,谢赫曼教授建议,与其过度欢呼全面两孩政策,不如尽早关注孩子的教育,包括降低教育成本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不仅要重视城市人口的教育,更要重视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教育;应该提高教师待遇和重视师资质量;还应提升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中国航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现任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然而,对于全面放开两孩政策,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科学家丹尼尔·谢赫曼先生却对此表现得出奇地冷静,他甚至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状况表示了担忧。11月6日,本人与谢赫曼先生就此进行了交流。随后,在11月7日武汉“城市合伙人”计划开幕式上,他也公开表达了类似观点。
谢赫曼先生说,尽管中国将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但是,中国人口增长和老龄化问题仍将十分突出。人口的增长不会因为放开两孩立竿见影,甚至还会呈现负增长。原因有三:一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财务越来越独立,她们的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导致其意愿越来越低;二是,原来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中国城镇化提速后,由于生活和受教育成本提高,从农村迁往城镇的人口生育意愿也在下降;三是,过去几十年来的一胎政策产生了惯性思维和滞后效应。即便全面放开,符合条件的夫妻并不一定都有生育两孩的意愿,而且一些夫妻也已经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
谢赫曼教授还列举了新加坡、北欧、日本等国家的现状,表达了对中国未来人口增长的担忧,包括男女性别比的问题。
那么,谢赫曼教授的担忧是否有道理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南京大学人口学者陈友华也表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但由于少子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顾宝昌也认为,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意愿看,全面放开两孩后,总和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2,还是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看来,谢赫曼教授的担忧并非毫无依据。统计显示,2014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2020年这一比例可能接近20%。而且,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持续减少,2014年末中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67.0%,较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从人口经济学讲,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这导致了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力工资率上涨快于生产率的提升,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全面实施两孩政策,难以扭转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局面。当前,除了实施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外,中国还应全面提升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才能缓解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中国的人口红利,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为此,谢赫曼教授建议,与其过度欢呼全面两孩政策,不如尽早关注孩子的教育,包括降低教育成本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不仅要重视城市人口的教育,更要重视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教育;应该提高教师待遇和重视师资质量;还应提升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中国航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现任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