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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真相的方式：由“你看到了吗？”到“你动脑了吗？”
与人聊天，每当提及别国的好，借此批评我们的现状，不时会遇到这样的反驳：你去过某国吗？言下之意，你非亲眼所见，不能轻信。这个问题倒不难回答。我是没去过某国，但是我相信逻辑。你见过你爷爷，所以你相信你爷爷的存在，但是你见过你爷爷的爷爷吗？你不能以没见过为由就得出你爷爷的爷爷不存在的结论。发现真相并不只有一条路径，除了我们亲眼所见，还可以运用逻辑推断。
果真“迷信权威”吗？
有一种说法，“文革”期间，我们由于迷信权威遭受愚弄，如今，我们怀疑一切，是吃一堑长一智，符合人的本性。持有此观点的人大概不晓得或忽略了顾准、张志新、杨小凯、林昭、遇罗克等人的存在，这些人都是对迷信权威的反证。他们有的入学识渊博、见识很广，因此看到了真相。但是，也有的人并没有多少学识、见识，为什么也看到了真相呢？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当揭发、告密等等倾轧行为层出不穷，而且就发生在亲朋好友乃至家庭成员之间时，当年的人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被推出去呵斥、批斗乃至肉体消灭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吗？看到种种不人道的做法，难道他们对上头的决策从来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吗？更抽象一些的问题是，他们所遇到的究竟是智识上的难题，还是道德上的难题？作家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讲述了一名权威信仰者的故事，指出在历史洪流深处还隐藏着一些个人精明且自私的算计，那位母亲对权威的跟随更多是对地位、待遇的追逐，为此，不惜斩杀夫妻恩情、母女之情，除了人格上的卑下，甚至还有些许大小姐脾气。其实，此类情形不是个别，也不仅在中国出现过。学者崔卫平在《作恶还是反抗？——邪恶体制下的个人选择》一文中，讲述了一名农村警察进城的故事，他之所以成为希特勒的信徒，是因为希特勒让他进了城，他之所以充当了希特勒的刽子手，是因为他嫉妒、怨恨那些曾经的上等人。把问题推到智识上是精明的、有利的，只要说自己轻信了权威，就可以让内心的怯懦与自私成功地逃离。正因此，不少站出来忏悔的人，有意地压低自己的智识，否认内心曾有的煎熬。于是，“迷信权威”的假象就被制造出来了，并被无限放大。
为什么“怀疑一切”？
如果“迷信权威”本身就是掺假的，那么“怀疑一切”又有多少真诚呢？借别国之好，批评本国之坏，不是为别国唱赞歌，除别有用心者外，大都是希望本国能够有所改变。就算别国的现实究竟怎样是无解的，我们置身的现实并不是无解的，周遭的世界果真好到不需要改变吗？就算别国未必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本身还有改进的空间，为什么不能努力改变一下呢？如果你果真认为我们已经没有改进的空间了，请问，你见过如欧洲一样的城市，你见过如非洲一样的乡村了吗？你见过了小公务员、大企业家的志得意满，你见过底层青年、失地农民、失业工人等等弱势群体的焦灼无望吗？如果你都见过了，是否依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且无需改变的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同“文革”时完全一样，不是智识不足，而是道德蒙尘，封闭的内心和冷漠的品性，使得我们本能地把与自己利益无涉的问题高高挂起。在巨大的苦痛面前，只要我们假装看不见，就可以免受“无情”之责难。在浅白的道理面前，只要我们假装不相信，就可以免受“麻木”之责难。
政府与公民的互动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具有对自己的行为予以合理化的倾向，否则便难以平静地生活。循此逻辑，追寻由“迷信权威”发展至“怀疑一切”的轨迹，更深层的逻辑会慢慢显露出来。史载，乾隆年间，江南一带妖术盛行，皇帝要求老百姓揭发施行妖术之人，但由于妖术本身乃捏造之事，导致各地冤案频发。对此，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指出：“施行妖术和指控妖术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乾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让他们公报私仇）。”而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没有一个平民百姓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上述分析在程度上不一定准确，但是在逻辑上自洽，可以拿来注解历史上的种种闹剧，以及所谓的“迷信权威”“怀疑一切”。相比普遍的是非，人们更关注自身的利害，相比智识的缺乏，人们身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勇气的缺乏；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供给不足的时候，一些人（多数或少数姑且不论）精明而势利，练就了极强的生存本领，能够敏锐地发现权威所提供的斗争武器和时机，拿来作为互相倾轧的工具，以实现他们心目的矫正正义、实体正义，其间恐惧、怨毒、嫉妒充盈了他们的内心，使得他们不相信普遍正义的存在，不相信人内心的纯净，不相信人可以和平共处。出现此种心理机制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在制度设置上，应当为民做主、供给正义的公权力主体，特别是司法机关，所供给的正义量是不足的，以致人们在公力救济之外不得不进行私力救济，不少时候，公力救济甚至变成了私力救济的工具。
我们亟需这样一些公民
林肯曾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讲，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二者相互塑造。2003年，当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死于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时，三位博士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五名法学老师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了孙志刚案件的依法审理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是一个很好的政府和公民互动的先例。
衡量一个国家的历史，标准不是民族，不是领土，不是文化，而是制度。为什么有的国家国民同宗同族而纷争不断，有的国家多民族混居而安定和谐，原因就在于前者制度的历史是短暂的，在漫长的时间里，它的制度无数次拆迁重建，几乎每次大的变革都是将制度连根拔起，形成不了科学稳定的体系，后者，则反之。当前，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同落后的制度正义生产力存在矛盾，因此，我们特别需要这样一些公民，对制度有一些的“不服从”，跳出一己之私，理性地、温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我们的制度施加以手术刀式的改革，推动我们的制度不断走向完美。
与人聊天，每当提及别国的好，借此批评我们的现状，不时会遇到这样的反驳：你去过某国吗？言下之意，你非亲眼所见，不能轻信。这个问题倒不难回答。我是没去过某国，但是我相信逻辑。你见过你爷爷，所以你相信你爷爷的存在，但是你见过你爷爷的爷爷吗？你不能以没见过为由就得出你爷爷的爷爷不存在的结论。发现真相并不只有一条路径，除了我们亲眼所见，还可以运用逻辑推断。
果真“迷信权威”吗？
有一种说法，“文革”期间，我们由于迷信权威遭受愚弄，如今，我们怀疑一切，是吃一堑长一智，符合人的本性。持有此观点的人大概不晓得或忽略了顾准、张志新、杨小凯、林昭、遇罗克等人的存在，这些人都是对迷信权威的反证。他们有的入学识渊博、见识很广，因此看到了真相。但是，也有的人并没有多少学识、见识，为什么也看到了真相呢？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当揭发、告密等等倾轧行为层出不穷，而且就发生在亲朋好友乃至家庭成员之间时，当年的人们难道真的不知道被推出去呵斥、批斗乃至肉体消灭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吗？看到种种不人道的做法，难道他们对上头的决策从来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吗？更抽象一些的问题是，他们所遇到的究竟是智识上的难题，还是道德上的难题？作家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讲述了一名权威信仰者的故事，指出在历史洪流深处还隐藏着一些个人精明且自私的算计，那位母亲对权威的跟随更多是对地位、待遇的追逐，为此，不惜斩杀夫妻恩情、母女之情，除了人格上的卑下，甚至还有些许大小姐脾气。其实，此类情形不是个别，也不仅在中国出现过。学者崔卫平在《作恶还是反抗？——邪恶体制下的个人选择》一文中，讲述了一名农村警察进城的故事，他之所以成为希特勒的信徒，是因为希特勒让他进了城，他之所以充当了希特勒的刽子手，是因为他嫉妒、怨恨那些曾经的上等人。把问题推到智识上是精明的、有利的，只要说自己轻信了权威，就可以让内心的怯懦与自私成功地逃离。正因此，不少站出来忏悔的人，有意地压低自己的智识，否认内心曾有的煎熬。于是，“迷信权威”的假象就被制造出来了，并被无限放大。
为什么“怀疑一切”？
如果“迷信权威”本身就是掺假的，那么“怀疑一切”又有多少真诚呢？借别国之好，批评本国之坏，不是为别国唱赞歌，除别有用心者外，大都是希望本国能够有所改变。就算别国的现实究竟怎样是无解的，我们置身的现实并不是无解的，周遭的世界果真好到不需要改变吗？就算别国未必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本身还有改进的空间，为什么不能努力改变一下呢？如果你果真认为我们已经没有改进的空间了，请问，你见过如欧洲一样的城市，你见过如非洲一样的乡村了吗？你见过了小公务员、大企业家的志得意满，你见过底层青年、失地农民、失业工人等等弱势群体的焦灼无望吗？如果你都见过了，是否依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且无需改变的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同“文革”时完全一样，不是智识不足，而是道德蒙尘，封闭的内心和冷漠的品性，使得我们本能地把与自己利益无涉的问题高高挂起。在巨大的苦痛面前，只要我们假装看不见，就可以免受“无情”之责难。在浅白的道理面前，只要我们假装不相信，就可以免受“麻木”之责难。
政府与公民的互动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具有对自己的行为予以合理化的倾向，否则便难以平静地生活。循此逻辑，追寻由“迷信权威”发展至“怀疑一切”的轨迹，更深层的逻辑会慢慢显露出来。史载，乾隆年间，江南一带妖术盛行，皇帝要求老百姓揭发施行妖术之人，但由于妖术本身乃捏造之事，导致各地冤案频发。对此，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指出：“施行妖术和指控妖术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乾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让他们公报私仇）。”而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没有一个平民百姓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上述分析在程度上不一定准确，但是在逻辑上自洽，可以拿来注解历史上的种种闹剧，以及所谓的“迷信权威”“怀疑一切”。相比普遍的是非，人们更关注自身的利害，相比智识的缺乏，人们身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勇气的缺乏；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供给不足的时候，一些人（多数或少数姑且不论）精明而势利，练就了极强的生存本领，能够敏锐地发现权威所提供的斗争武器和时机，拿来作为互相倾轧的工具，以实现他们心目的矫正正义、实体正义，其间恐惧、怨毒、嫉妒充盈了他们的内心，使得他们不相信普遍正义的存在，不相信人内心的纯净，不相信人可以和平共处。出现此种心理机制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在制度设置上，应当为民做主、供给正义的公权力主体，特别是司法机关，所供给的正义量是不足的，以致人们在公力救济之外不得不进行私力救济，不少时候，公力救济甚至变成了私力救济的工具。
我们亟需这样一些公民
林肯曾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讲，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二者相互塑造。2003年，当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死于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时，三位博士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五名法学老师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了孙志刚案件的依法审理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是一个很好的政府和公民互动的先例。
衡量一个国家的历史，标准不是民族，不是领土，不是文化，而是制度。为什么有的国家国民同宗同族而纷争不断，有的国家多民族混居而安定和谐，原因就在于前者制度的历史是短暂的，在漫长的时间里，它的制度无数次拆迁重建，几乎每次大的变革都是将制度连根拔起，形成不了科学稳定的体系，后者，则反之。当前，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同落后的制度正义生产力存在矛盾，因此，我们特别需要这样一些公民，对制度有一些的“不服从”，跳出一己之私，理性地、温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我们的制度施加以手术刀式的改革，推动我们的制度不断走向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