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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便欣赏过戈发的表演。那是《财富》论坛首次到中国举办，世界500强大亨的太太们被安排到菖蒲河公园的老戏院享受一番慈禧太后式的听京戏体验。那天，台上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就是Ghaffar Pourazar，中文名叫做戈发，是伊朗裔英国人。他用恰到好处的英文念白和唱词，让台下老外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充分感受了一把中国传统戏剧的魅力。我敢说“充分”，是因为早年我曾陪西方游客看过京剧演出，是他们强烈要求的，但看了十来分钟，一个个坐不住了。我发现，像京剧这样的中国国粹，对于多数西方人来说无异于异国情调，仅满足好奇而已。我从来不相信梅兰芳当年访美演出，底下的观众真能听懂。人家出于礼貌自然会鼓掌，但那跟真心欣赏是两码事。老美也会盛赞，因为他们深知这艺术来自古老的文明，他们听不懂不是戏不好，而是他们自身未能摸到门道。然而，我们往往把人家的礼节性赞美当真了。但菖蒲河那次，老外的欣赏能力得以提高（当然离我们戏迷的水平仍差十万八千里），因为戈发对演出做了精心设计，剧目从武到文，由浅入深，英文部分毫不突兀（即便对于中国观众），稍加点化，那些可能令老外昏昏然之处便顿时趣味盎然。
我第二次见到戈发是五年后，在美国加州一个国际戏剧节，我的一部英文话剧应邀在那儿首演，而戈发则是去开设京剧欣赏讲座。这些年，戈发很少有机会演出，但他还不时去陶然亭公园，跟退休的京剧演员练嗓子。提到京剧的前景，他的口吻跟那些比他正宗的专业演员如出一辙：京剧没落了，因为现代人对好东西根本不在乎。如果他会说相声当主持，估计在中国能找到不少活儿，可他偏偏迷恋京剧。他说他的遭遇不算惨，有位国宝级的京剧大师，某次应邀去电视台表演，电视台给她的酬劳只有同一档节目邀请的一个三线小歌星的零头，结果她被气得没几天就死了。
戈发30岁才开始学京剧，虽然练得极为认真，而且是全职，但毕竟没有咱们科班的童子功。当然，他知道如何扬长避短，攻的是武生，擅长猴戏。戈发的最大价值不是作为一名普通京剧演员，也不是像他鄙视的那种只会在电视上比划两下逗中国观众一笑的外国标本，而是作为中国京剧传到海外的一座桥梁。除了英文和京剧，他还学过西方戏剧，因此他能够边讲边示范，向普通学生及爱好者介绍京剧的奥秘。在中国很难找出几个有他这样知识结构的。对京剧感兴趣的老外倒不少，但学到能讲解京剧的真是少之又少。如今他不时在海外帮孔子学院教授京剧欣赏，而他梦想的中西结合大型节目则仍遥遥无期。
被忽视的一环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间涉及到很多复杂的环节，我们一向关注其中曝光率较高的某个环节，而忽视了其他同样关键的内容。这些曝光高的展示往往是我方主动安排的，一般是政府行为，如北京奥运的开幕式、某国家一流剧团的海外巡演、中国影片从三大影展载誉而归等等，国内的媒体会大幅度报道，从官方到民间都引以为豪。很少人注意到，除了奥运开幕式，其他这类成就在海外的影响力均极为有限，最多仅能影响到少数文化人而已。
文化走出去除了高调展示外，下一步应是外国人的演绎。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着长期的狭隘意识，因为我们把“正宗”当作无形的规则，忽视了文化传播中正宗与影响力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传播越广，必定越不正宗，这就如同在全国推广普通话，能说的人越多，说得标准的比例便越低。拿京剧来讲，历史上所有海外演出加起来，恐怕不及一部意大利歌剧《图兰朵》某一年的演出场次。《图兰朵》讲中国故事但不是京剧，但某种意义上它撩拨了外国人对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兴奋点。2012年我采访歌剧大师多明戈，问他中国歌剧如何寻找西方观众；他回答道，先请西方作曲家来写中国题材的剧目。这其实就是《图兰朵》的套路。近期北京上演了一部音乐剧《大梦神猴》，改编自《西游记》的头几回，是美国百老汇的幕后班子，孙悟空的角色由黑人演员扮演。这全然违反我们的想象，但看完之后，我深信这版舞台剧要比咱们的猴戏更容易为西方观众所理解，而且其主题能产生广泛共鸣。
《红楼梦》有两个权威的英译版本，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正宗版，另一个是大卫·霍克斯的《石头记》，后者把“红楼”都翻成了“绿楼”，不是他不精通中文，而是他试图转译原文的意境，因此它的流传度也更广。如今的中国作家为了探寻西方市场，梦寐以求被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看中，而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删除了两三万字的原文内容。若用传统的翻译标准那是严重违规的，但若当作跳出来的重新演绎，毫无疑问是高超的再现。葛浩文也好，戈发也罢，他们的共同点是热爱中国文化；他们的工作需要超人的知识积累，但经济回报却少得可怜，有时还得忍受半吊子专家的批评（那些习惯了原文译文逐字对应的初级爱好者常常无知者无畏）。
老外演绎中国文化，的确有不少属于荒腔走板，但那往往是更后面的环节。第一道用西方表达来转述中国的文化者，通常都是中西两种文化的高手，他们注重转折中的中西差异，力图寻找两者的对应点。他们做的是开创性工作，常常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假设某单位委约创作一部以长江为题材的交响乐，希望获得类似格罗菲《大峡谷》的效果。从风格和受众的角度，一个极端是非常中国，大量采用民乐和民间曲调，另一个极端是完全西化，百分百西方人的视角，甚至不看标题完全不知道那跟中国有关。这两种创作法其实都不难，因为有现成的专家和既定的套路。如果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发掘中国特色和全球认知之间的重叠，那么，从理论上讲，最好在两极的正中间去探索，看哪些中国音乐元素可以借用，哪些需要改造，哪些最好用西洋音乐的手法。在这里，每一个选择都是独特的，严格说都没有对错之分，但总体能看出创作者的境界高下。我举交响乐作例子，一来器乐不涉及文字，文化跨越的能力更强，连意识形态都不是障碍（参见肖斯塔科维奇），但交响乐是西方传统，东方作品进入全球曲目几近空白。但在该领域，当今每个人都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
微妙的衔接点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是中西结合的中间点，那么，中国文化人和艺术家跟西方同行应该可以平起平坐，共同竞争，无需崇洋媚外。这牵涉到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既然是中国的内容，中国艺术家的领悟能力肯定普遍高于西方同行，但因为是西式表达，故论表达方式我们理应不如人家。问题是，内容和形式并非永远泾渭分明，有时难以区分。从结果看，中国人站在中间地带而攻克全球的，为数不多。用文字做综合介绍的，至今无人超过林语堂；电影领域仅出了一个李安；音乐界有谭盾等不多的几位，这没算郎朗、陈萨等演奏家，演奏的文化跨越难度要比作曲小得多，所谓“小提琴拉出二胡音色”只是一种修辞说法而已。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只停留在展示层面，那可能是阶段性的总结，甚至可能是一种孤芳自赏，寻求的是礼节性的掌声。走出去的薄弱环节在于中西转换的正中间，是形式与内容发生裂变的关键点，是正宗转向普适的第一步。在这里，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位中西方人士，顶着极大的压力（至少在成功之前），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创作以及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他们酷爱中国文化，但不可以钻牛角尖，而必须站得更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斟酌细节的转换以及再创作的得失。戈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个人的成败，折射出京剧艺术的尴尬。（作者供图）
我第二次见到戈发是五年后，在美国加州一个国际戏剧节，我的一部英文话剧应邀在那儿首演，而戈发则是去开设京剧欣赏讲座。这些年，戈发很少有机会演出，但他还不时去陶然亭公园，跟退休的京剧演员练嗓子。提到京剧的前景，他的口吻跟那些比他正宗的专业演员如出一辙：京剧没落了，因为现代人对好东西根本不在乎。如果他会说相声当主持，估计在中国能找到不少活儿，可他偏偏迷恋京剧。他说他的遭遇不算惨，有位国宝级的京剧大师，某次应邀去电视台表演，电视台给她的酬劳只有同一档节目邀请的一个三线小歌星的零头，结果她被气得没几天就死了。
戈发30岁才开始学京剧，虽然练得极为认真，而且是全职，但毕竟没有咱们科班的童子功。当然，他知道如何扬长避短，攻的是武生，擅长猴戏。戈发的最大价值不是作为一名普通京剧演员，也不是像他鄙视的那种只会在电视上比划两下逗中国观众一笑的外国标本，而是作为中国京剧传到海外的一座桥梁。除了英文和京剧，他还学过西方戏剧，因此他能够边讲边示范，向普通学生及爱好者介绍京剧的奥秘。在中国很难找出几个有他这样知识结构的。对京剧感兴趣的老外倒不少，但学到能讲解京剧的真是少之又少。如今他不时在海外帮孔子学院教授京剧欣赏，而他梦想的中西结合大型节目则仍遥遥无期。
被忽视的一环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间涉及到很多复杂的环节，我们一向关注其中曝光率较高的某个环节，而忽视了其他同样关键的内容。这些曝光高的展示往往是我方主动安排的，一般是政府行为，如北京奥运的开幕式、某国家一流剧团的海外巡演、中国影片从三大影展载誉而归等等，国内的媒体会大幅度报道，从官方到民间都引以为豪。很少人注意到，除了奥运开幕式，其他这类成就在海外的影响力均极为有限，最多仅能影响到少数文化人而已。
文化走出去除了高调展示外，下一步应是外国人的演绎。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着长期的狭隘意识，因为我们把“正宗”当作无形的规则，忽视了文化传播中正宗与影响力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传播越广，必定越不正宗，这就如同在全国推广普通话，能说的人越多，说得标准的比例便越低。拿京剧来讲，历史上所有海外演出加起来，恐怕不及一部意大利歌剧《图兰朵》某一年的演出场次。《图兰朵》讲中国故事但不是京剧，但某种意义上它撩拨了外国人对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兴奋点。2012年我采访歌剧大师多明戈，问他中国歌剧如何寻找西方观众；他回答道，先请西方作曲家来写中国题材的剧目。这其实就是《图兰朵》的套路。近期北京上演了一部音乐剧《大梦神猴》，改编自《西游记》的头几回，是美国百老汇的幕后班子，孙悟空的角色由黑人演员扮演。这全然违反我们的想象，但看完之后，我深信这版舞台剧要比咱们的猴戏更容易为西方观众所理解，而且其主题能产生广泛共鸣。
《红楼梦》有两个权威的英译版本，一个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正宗版，另一个是大卫·霍克斯的《石头记》，后者把“红楼”都翻成了“绿楼”，不是他不精通中文，而是他试图转译原文的意境，因此它的流传度也更广。如今的中国作家为了探寻西方市场，梦寐以求被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看中，而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删除了两三万字的原文内容。若用传统的翻译标准那是严重违规的，但若当作跳出来的重新演绎，毫无疑问是高超的再现。葛浩文也好，戈发也罢，他们的共同点是热爱中国文化；他们的工作需要超人的知识积累，但经济回报却少得可怜，有时还得忍受半吊子专家的批评（那些习惯了原文译文逐字对应的初级爱好者常常无知者无畏）。
老外演绎中国文化，的确有不少属于荒腔走板，但那往往是更后面的环节。第一道用西方表达来转述中国的文化者，通常都是中西两种文化的高手，他们注重转折中的中西差异，力图寻找两者的对应点。他们做的是开创性工作，常常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假设某单位委约创作一部以长江为题材的交响乐，希望获得类似格罗菲《大峡谷》的效果。从风格和受众的角度，一个极端是非常中国，大量采用民乐和民间曲调，另一个极端是完全西化，百分百西方人的视角，甚至不看标题完全不知道那跟中国有关。这两种创作法其实都不难，因为有现成的专家和既定的套路。如果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发掘中国特色和全球认知之间的重叠，那么，从理论上讲，最好在两极的正中间去探索，看哪些中国音乐元素可以借用，哪些需要改造，哪些最好用西洋音乐的手法。在这里，每一个选择都是独特的，严格说都没有对错之分，但总体能看出创作者的境界高下。我举交响乐作例子，一来器乐不涉及文字，文化跨越的能力更强，连意识形态都不是障碍（参见肖斯塔科维奇），但交响乐是西方传统，东方作品进入全球曲目几近空白。但在该领域，当今每个人都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
微妙的衔接点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是中西结合的中间点，那么，中国文化人和艺术家跟西方同行应该可以平起平坐，共同竞争，无需崇洋媚外。这牵涉到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既然是中国的内容，中国艺术家的领悟能力肯定普遍高于西方同行，但因为是西式表达，故论表达方式我们理应不如人家。问题是，内容和形式并非永远泾渭分明，有时难以区分。从结果看，中国人站在中间地带而攻克全球的，为数不多。用文字做综合介绍的，至今无人超过林语堂；电影领域仅出了一个李安；音乐界有谭盾等不多的几位，这没算郎朗、陈萨等演奏家，演奏的文化跨越难度要比作曲小得多，所谓“小提琴拉出二胡音色”只是一种修辞说法而已。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只停留在展示层面，那可能是阶段性的总结，甚至可能是一种孤芳自赏，寻求的是礼节性的掌声。走出去的薄弱环节在于中西转换的正中间，是形式与内容发生裂变的关键点，是正宗转向普适的第一步。在这里，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位中西方人士，顶着极大的压力（至少在成功之前），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创作以及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他们酷爱中国文化，但不可以钻牛角尖，而必须站得更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斟酌细节的转换以及再创作的得失。戈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个人的成败，折射出京剧艺术的尴尬。（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