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宗教家,佛教中国化的先驱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地位举足轻重.本文从僧肇的思想渊源、“动静相即”的物不迁论、“空有不二”的不真空论,以及对“六家七宗”般若学的批判等四个方面进行哲学的探讨和研究,剖析了僧肇思想的学术渊源,揭示其理论思想富含辩证法因素的哲学特征.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时,创造性地将龙树的中观哲学与玄学融会贯通,由此开创了佛教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新局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宗教家,佛教中国化的先驱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地位举足轻重.本文从僧肇的思想渊源、“动静相即”的物不迁论、“空有不二”的不真空论,以及对“六家七宗”般若学的批判等四个方面进行哲学的探讨和研究,剖析了僧肇思想的学术渊源,揭示其理论思想富含辩证法因素的哲学特征.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时,创造性地将龙树的中观哲学与玄学融会贯通,由此开创了佛教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新局面.
其他文献
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劳动界》引导工人阶级觉醒,既是由于工人阶级意识不足而导致早期工人运动效果不佳这一现实的需要,也是早期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者捍卫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要求.在这双重动因之下,《劳动界》同人以揭示工人现实处境的实质、阐明剥削的原理、指明斗争的方向为理论进路,层层递进,使工人理解了斗争的正当性,初窥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为此后共产党人领导工人阶级从分散的经济斗争走向有组织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从自在阶级蜕变成自为阶级打下了理论基础.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东方学家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以1866年巴拉第《中国的穆斯林》刊行为肇始标志.巴拉第与其他欧洲东方学家研究中国伊斯兰教,重视维护本国在华利益.1910年以后在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影响下,重视宣教的英美传教士取代欧洲东方学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主力.东方学家与传教士所代表的“殖民”与“宣教”,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两种主要类型.同时,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分期基本参照中国历史而非参照西方历史,说明主客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西方无法将中国研究完全“物化”.西方的中国
传说江苏句曲山,因信奉汉代三茅真人而改名茅山,被赞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史载苏州玄妙观,明清时期观前商贾云集,庙市闻名全国.许多大名鼎鼎的道教历史人物籍贯江苏,如东汉张道陵、东晋葛洪、南朝陆修静、陶弘景、隋朝王远知、唐代吴筠、宋代朱自英、元代杜道坚、明代陆西星、清代笪重光等.已经羽化的中国道教协会原会长黎遇航道长,已故著名道教学者陈国符教授,也是江苏人.另有许多大名鼎鼎的道教历史人物虽不是江苏人,但弘扬江苏道教,居功甚伟,如宋代张伯端、明代刘渊然、清代王常月等.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道教领袖人物中,江
中国佛教史学批评是佛教进入中土之后,受到传统史学影响在理论思想层面上的产物.它始于魏晋,发展于隋唐,变化于两宋,丰富于明清,转型于民国.它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伴生物,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代表着中国佛教史家自我史学意识的独立,是佛教中国化在传统史学的理论层面的反映和杰出代表.
唐代华严学者在深刻理解《华严经》中“法界”(dharmadhātu)一词多重含义及其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法界”与“事法界”范畴.然而,“理法界”与“事法界”的说法本身在《华严经》中并不存在.魏晋玄学中“理”“事”相对,“理”既是“事”的“共相”,又是万事万物的“全体与本真”,这进而影响到南北朝、隋唐佛学著作中对“理”“事”范畴的演绎:从敦煌地论文献到净影慧远的著作,乃至华严学者智俨、法藏著述中的“六相”说,展现的正是“理”(“全体”与“共相”)“事”(“个别”与“殊相”)间互为条件、同时成立的圆融
“修诵”是道教修养的重要法门.“诵”字的文化内涵是“修诵”法门得以产生的先天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古典道家的重要经典《庄子》将之进行了哲学升华,以此成为领悟大道境界的重要环节.东汉制度道教重要经典《太平经》确立了“诵”在道门修行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将“诵”在先秦社会中所具有的仪式内涵具象化了.魏晋之后,“修诵”法门在上清派与灵宝派中逐步发展.南北朝时期,寇谦之在改革天师道时创立了道家“音诵”,其作为“修诵”之别传在道门中秘传千年.
我国平台用工去实体化、去雇佣化、隐秘化及去劳动关系化等现状趋势,带来了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利益群体分化、组织程度弱化、维权渠道不畅、矛盾风险突出等挑战,给劳动关系协调工作造成巨大压力.进入新发展阶段,亟须在现有探索的基础上,研究确立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界定规则,推动建立适应平台用工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构建平台用工和谐劳动关系,统筹劳动者权益保障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首先成熟的是宗教史学,以1850年恩格斯发表《德国农民战争》为标志;接着是对宗教学理论的系统阐述,以1876-1878年恩格斯完成《反杜林论》为标志.前者比“关于宗教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eligion)概念出现早23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最初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汲取了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19世纪欧洲宗教史学、早期人类学、早期比较宗教学和宗教哲学思想的有益成分,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以革命性改造发展的产物.
张雨是元代南方世家子弟入道的典型代表,被时人称为“真儒”“儒仙”,其诗词创作不仅揭示了一代高道的生命体悟与文化参与,而且彰显了元代南方道教文学的精英气质和元代南方士人的精神风貌.张雨的一生行径和诗词创作,本质上是士人文化在元代特殊的族群政治中的延续与激变.
劳动模范是社会劳动生产领域的杰出代表和先进典型,劳模精神是劳动模范先进品质、政治品格和阶级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诠释.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领导和推动劳模运动,劳模精神历经动员式建构、仪式性建构和制度化建构三个发展阶段,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建设、群众路线、政治文本、典型教化是劳模精神制度化建构的四维机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将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应进一步明确劳模精神的制度方位、完善制度要素、创新制度执行、强化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