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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对外传播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同每一代中国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与外交理念息息相关。在这70年中，历代领导集体的对外传播思想总是在继承前任领导集体对外传播思想的基础上，基于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不同时期中国的对外传播任务、理念以及实现路径。
一、“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向世界展示中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民族屈辱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这一时期，美苏争霸的格局逐渐形成，“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主导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形同水火，以中国为代表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被夹在美苏两强之间，遭受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第三世界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受到挑战。面对这种世界局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无论是“和平共处”还是“革命外交”，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自始至终都贯穿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对外交往实践之中，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亦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增进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①自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始，就“把这项工作同贯彻我国的外交政策巧妙地融为一體，充分运用国际传媒推动对外关系的开展”。②
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以及媒介技术水平的限制，对外传播活动举步维艰，只能通过印刷媒介作为主要宣传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媒体有：新中国第一份外文刊物《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由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建设》、1958年3月4日创刊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至今仍在出版。自创办起，《中国建设》就致力于向国际社会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国福利基金会也承担了新中国初期的国际宣传任务，宋庆龄认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国际联络工作必须遵循外交政策......需要与外交部、新闻总署及‘救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笔者注）保持接触”。③
二、“和平与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让世界了解中国
随着冷战中后期世界格局的转变与美苏两强争霸的此消彼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实际情况，认为世界上虽然存在局部冲突，但形成世界范围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和平与发展将是时代的主题，因此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其中也包括外交政策的改变。“毛泽东同志那个时代的外交，其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简而言之为反帝、革命；在邓小平同志时代的外交，其主题是和平与发展”。④“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定位、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等”⑤方面的转变，使该时期的中国对外传播思想亦产生改变。
1979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就改革开放时代的对外传播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与任务做出相关指示，并确立了工作标准，即“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情况。主要是宣传报道新中国”。朱穆之将其概括为“让世界了解中国”。
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意识的引领下，我国在这一阶段的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主要是以恢复为主，并开始逐步加强对外传播事业的基础建设。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逐步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外文局、中新社等国内重要媒体和机构逐步恢复原有职能和业务，恢复国际交往，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逐步加强自身的基础建设。此外，《中国日报》作为在改革开放时期诞生的国家级综合性英文日报，是践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理念的重要媒介。这些建设工作为此后中国的对外传播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反对霸权，维护和平”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向世界说明中国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外交政策转向，使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与对外传播工作逐渐从冷战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脱出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外交原则与出发点，建立起摆脱霸权国家影响的双边与多边外交关系。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全球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威胁论”“历史终结论”等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观点甚嚣尘上，基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判断和中国的对外交往原则，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主张。在对外传播方面，则是基于“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对外传播新理念，即向世界说明和平崛起的中国。1999年2月26日，江泽民在出席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向世界阐明我们党和国家内政外交的方针政策和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介绍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这对于我们加强同各国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帮助，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在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后，无论是媒介技术、传播理念，还是发展思路、交流范围等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和突破。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外文局、中新社等媒体和机构的对外传播能力逐步增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基于卫星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事业逐步拓宽对外传播渠道，并且开始立足长远，布局新一轮的对外传播发展战略。如2000年颁布的《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作
为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同制定的对外传播发展规划，计划在21世纪初要将中国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网和国际在线网这五大网站建设成国家级重点网站，并同中央电视台网站一道共同构成中国网络对外传播的国家级网站。无论是报道受到国际瞩目的中国各方面事件（如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三峡工程、98抗洪、昆明世界园博会、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还是在国际舆论方面的斗争（如台海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总是紧跟中国外交的步伐，积极践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传播理念。 四、“建设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让中国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使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的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并同世界各国建设起愈发紧密的联系与开展深入的合作。这一时期，中国的互联网呈高速发展态势，信息技术迭代更新。与此同时，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也不再像是传统大众媒体环境下的相对隔离，互联网的发展使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之间的沟壑不断缩小，两者日益呈现出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胡锦涛指出：“在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条件下，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加强对外宣传作为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努力展示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国家形象，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外传播与宣传思想的基础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国际局势和时代发展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系统科学地论述了对外传播工作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基本经验、目标原则和使命任务等。作为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对外传播，应当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完成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使命，拓宽领域渠道，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努力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充分践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大国责任。
在这一时期，以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出台并付诸实施。2008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出台并付诸实施。“对外媒开放”，让外国记者来华自由真实地记录和传播所见所闻，以此产生良好的对外传播效应。这不仅是中国对外传播工作思路的转变，更是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体现。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让中国影响世界
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主要国家掀起了“逆全球化趋势”：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实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极右势力在欧洲泛滥。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第21次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自2008年11月的首次G20领导人峰会至2017年6月，G20成员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共计6634项，其中美国共执行1198项，欧盟成员国德、法、意三国共执行968项，英国共执行348项。世界发展何去何从，全球化是否需要继续推行，新时期的国际关系如何建构等，这些问题不仅事关全球国际關系的发展，也同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最终被确立为我国新时期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外交往和传播方面，坚持用中国眼光看待和分析对外交往活动以及全球局势，善于用中国的外交智慧处理对外交往工作和全球性事务，积极以中国的价值理念为世界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如“正确义利观”“全球伙伴关系”“国家总体安全观”“‘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的提出与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当今中国特色外交的重要旗帜，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思想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作为构建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是实现对外传播沟通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因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通过“一带一路”的平台和契机，与沿线各国媒体以及新闻教育机构展开国际合作，是当前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
自从2009年中央下发《关于印发〈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和《关于〈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实施方案》以来，我国重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这是“从硬件设施建设到核心能力打造，再到护航‘一带一路’的发展阶段，这同时也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由追逐硬实力到重视软实力、由自说自话到寻求共同话语的一个转变过程”。⑦
除了媒体领域的对外传播实践创新外，国家元首外交作为新的对外传播路径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密集的元首外交活动中，在重要外交场合积极发声，将自己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的重要传播主体，积极主动地向世界展示中国，传播中国的文化与智慧。在习近平2013至2018年的“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中，“合作”“经济”“世界”“共同”“和平”“国际”“建设”“一带一路”“共赢”“亚洲”是词频最高、权重较大的十个关键词。⑧从中可以看出，习主席的国际话语中已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入其中，并运用态度明确的词语进行了公开表达，这对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颇有助益。
（本文系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2015MZD046、16ZDA217）
「注释」
①徐锋华、杨琰：《“他者”笔下的中国——爱泼斯坦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史林》2018年第5期。
②胡正强：《周恩来对外宣传思想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③《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76-278页。转引自徐锋华：《〈中国建设〉的创办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宣传》，《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④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⑤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
⑥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求是》2018年第15期。
⑦程曼丽：《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回顾与展望（2009-2017年）》，《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8期。
⑧赵永华、孟林山：《国际话语表达与意义建构——以习近平2013-2018年的“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为例》，《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2期。
一、“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向世界展示中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民族屈辱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这一时期，美苏争霸的格局逐渐形成，“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主导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形同水火，以中国为代表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被夹在美苏两强之间，遭受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第三世界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受到挑战。面对这种世界局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无论是“和平共处”还是“革命外交”，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自始至终都贯穿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对外交往实践之中，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亦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增进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①自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始，就“把这项工作同贯彻我国的外交政策巧妙地融为一體，充分运用国际传媒推动对外关系的开展”。②
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以及媒介技术水平的限制，对外传播活动举步维艰，只能通过印刷媒介作为主要宣传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媒体有：新中国第一份外文刊物《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由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建设》、1958年3月4日创刊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至今仍在出版。自创办起，《中国建设》就致力于向国际社会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国福利基金会也承担了新中国初期的国际宣传任务，宋庆龄认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国际联络工作必须遵循外交政策......需要与外交部、新闻总署及‘救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笔者注）保持接触”。③
二、“和平与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让世界了解中国
随着冷战中后期世界格局的转变与美苏两强争霸的此消彼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实际情况，认为世界上虽然存在局部冲突，但形成世界范围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和平与发展将是时代的主题，因此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其中也包括外交政策的改变。“毛泽东同志那个时代的外交，其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简而言之为反帝、革命；在邓小平同志时代的外交，其主题是和平与发展”。④“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定位、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等”⑤方面的转变，使该时期的中国对外传播思想亦产生改变。
1979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就改革开放时代的对外传播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与任务做出相关指示，并确立了工作标准，即“真实地、丰富多彩地、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情况。主要是宣传报道新中国”。朱穆之将其概括为“让世界了解中国”。
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意识的引领下，我国在这一阶段的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主要是以恢复为主，并开始逐步加强对外传播事业的基础建设。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逐步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外文局、中新社等国内重要媒体和机构逐步恢复原有职能和业务，恢复国际交往，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逐步加强自身的基础建设。此外，《中国日报》作为在改革开放时期诞生的国家级综合性英文日报，是践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理念的重要媒介。这些建设工作为此后中国的对外传播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反对霸权，维护和平”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向世界说明中国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外交政策转向，使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与对外传播工作逐渐从冷战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脱出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外交原则与出发点，建立起摆脱霸权国家影响的双边与多边外交关系。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全球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威胁论”“历史终结论”等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观点甚嚣尘上，基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判断和中国的对外交往原则，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主张。在对外传播方面，则是基于“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对外传播新理念，即向世界说明和平崛起的中国。1999年2月26日，江泽民在出席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向世界阐明我们党和国家内政外交的方针政策和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介绍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这对于我们加强同各国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帮助，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在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后，无论是媒介技术、传播理念，还是发展思路、交流范围等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和突破。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外文局、中新社等媒体和机构的对外传播能力逐步增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基于卫星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事业逐步拓宽对外传播渠道，并且开始立足长远，布局新一轮的对外传播发展战略。如2000年颁布的《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作
为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同制定的对外传播发展规划，计划在21世纪初要将中国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网和国际在线网这五大网站建设成国家级重点网站，并同中央电视台网站一道共同构成中国网络对外传播的国家级网站。无论是报道受到国际瞩目的中国各方面事件（如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三峡工程、98抗洪、昆明世界园博会、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还是在国际舆论方面的斗争（如台海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总是紧跟中国外交的步伐，积极践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传播理念。 四、“建设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让中国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使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的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并同世界各国建设起愈发紧密的联系与开展深入的合作。这一时期，中国的互联网呈高速发展态势，信息技术迭代更新。与此同时，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也不再像是传统大众媒体环境下的相对隔离，互联网的发展使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之间的沟壑不断缩小，两者日益呈现出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胡锦涛指出：“在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条件下，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加强对外宣传作为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努力展示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国家形象，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外传播与宣传思想的基础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国际局势和时代发展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系统科学地论述了对外传播工作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基本经验、目标原则和使命任务等。作为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对外传播，应当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完成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使命，拓宽领域渠道，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努力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充分践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大国责任。
在这一时期，以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出台并付诸实施。2008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出台并付诸实施。“对外媒开放”，让外国记者来华自由真实地记录和传播所见所闻，以此产生良好的对外传播效应。这不仅是中国对外传播工作思路的转变，更是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体现。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对外传播思想：让中国影响世界
随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主要国家掀起了“逆全球化趋势”：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实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极右势力在欧洲泛滥。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第21次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自2008年11月的首次G20领导人峰会至2017年6月，G20成员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共计6634项，其中美国共执行1198项，欧盟成员国德、法、意三国共执行968项，英国共执行348项。世界发展何去何从，全球化是否需要继续推行，新时期的国际关系如何建构等，这些问题不仅事关全球国际關系的发展，也同每个国家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最终被确立为我国新时期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外交往和传播方面，坚持用中国眼光看待和分析对外交往活动以及全球局势，善于用中国的外交智慧处理对外交往工作和全球性事务，积极以中国的价值理念为世界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如“正确义利观”“全球伙伴关系”“国家总体安全观”“‘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的提出与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当今中国特色外交的重要旗帜，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思想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作为构建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是实现对外传播沟通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因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通过“一带一路”的平台和契机，与沿线各国媒体以及新闻教育机构展开国际合作，是当前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
自从2009年中央下发《关于印发〈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和《关于〈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实施方案》以来，我国重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这是“从硬件设施建设到核心能力打造，再到护航‘一带一路’的发展阶段，这同时也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由追逐硬实力到重视软实力、由自说自话到寻求共同话语的一个转变过程”。⑦
除了媒体领域的对外传播实践创新外，国家元首外交作为新的对外传播路径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密集的元首外交活动中，在重要外交场合积极发声，将自己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的重要传播主体，积极主动地向世界展示中国，传播中国的文化与智慧。在习近平2013至2018年的“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中，“合作”“经济”“世界”“共同”“和平”“国际”“建设”“一带一路”“共赢”“亚洲”是词频最高、权重较大的十个关键词。⑧从中可以看出，习主席的国际话语中已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融入其中，并运用态度明确的词语进行了公开表达，这对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颇有助益。
（本文系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分别为：2015MZD046、16ZDA217）
「注释」
①徐锋华、杨琰：《“他者”笔下的中国——爱泼斯坦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史林》2018年第5期。
②胡正强：《周恩来对外宣传思想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③《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76-278页。转引自徐锋华：《〈中国建设〉的创办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宣传》，《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④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⑤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
⑥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求是》2018年第15期。
⑦程曼丽：《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回顾与展望（2009-2017年）》，《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8期。
⑧赵永华、孟林山：《国际话语表达与意义建构——以习近平2013-2018年的“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为例》，《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