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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底，全国中共党员总数为7415.3万名，2008年10月中国妇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女党员的数量比例已经达到20.4％，千千万万的女党员几十年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谁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呢?她的名字叫缪伯英，早在“一大”召开前的1920年11月，就已经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她为中共早期革命事业和中国的妇女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共第一个女党员
1899年10月21日，缪伯英诞生在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一个姓缪的人家。父亲缪芸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任职，他常对缪伯英讲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往事，缪伯英的母亲汤尚恒虽是家庭妇女，但也略读诗书，思想开明。因此，缪伯英从小在父母身边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16年7月，缪伯英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1919年她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缪伯英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编辑的《新青年》，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感到很受启发。于是，她认识到社会弊病太深，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恋人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家就读书所得，各抒己见，讨论很热烈。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在进步同学中传阅。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间，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加入党组织后，缪伯英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她开始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观察分析问题。
1921年秋天，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了。他俩一边读书，一边从事群众运动，堪称是志同道合的一对革命伴侣。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的一间房子是缪伯英的新家，也成了北京党组织的联络站。陈独秀取道北京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就住在她家。
杰出的妇女工作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5月，担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由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广大工人群众日益觉醒，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斗争，形成了从南到北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缪伯英还与大家一起，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北方后援会，从经济上、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她还在自己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积极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
1923年2月，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当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被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后，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向社会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在从事工运、妇运、学运中，缪伯英勤于学习，积极肯干，不怕吃苦受累，工作能力不断提高。除在北京进行工作外，她还多次到南方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8月，缪伯英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没过多久，她去南京，帮助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南京分会。在这些活动中，她总是热情地投身其中。当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缪伯英的“赤化”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严明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缪伯英。中共北方区委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缪伯英等同志转移。当天，缪伯英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离京回到老家。
回到长沙不久，缪伯英受徐特立聘请，到幼时读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她领导的女师宣传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这是她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公开身份。当时，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说附小主事的思想“激进”。徐特立为之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的浪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在缪伯英的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1925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主义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到会群众数千，盛况空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等共产党员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她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政府准备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极大振奋了湖南工农群众斗争的勇气。
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祺瑞)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 诸烈士之灵”。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湖南民众掀起了驱赵(恒惕)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公决由缪伯英、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唐生智趁机倒戈，带兵进入长沙，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自长沙逃走。
把年轻的生命献给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派到武汉。夫妻俩又在一起战斗了。
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1928年3月20日，她生下第二个孩子何小英。
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谨慎。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后来回忆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也学会从容不迫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中共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缪伯英病危时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遗体也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由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二人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
中共第一个女党员
1899年10月21日，缪伯英诞生在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一个姓缪的人家。父亲缪芸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任职，他常对缪伯英讲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往事，缪伯英的母亲汤尚恒虽是家庭妇女，但也略读诗书，思想开明。因此，缪伯英从小在父母身边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16年7月，缪伯英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1919年她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缪伯英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编辑的《新青年》，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感到很受启发。于是，她认识到社会弊病太深，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恋人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家就读书所得，各抒己见，讨论很热烈。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在进步同学中传阅。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间，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加入党组织后，缪伯英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她开始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观察分析问题。
1921年秋天，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了。他俩一边读书，一边从事群众运动，堪称是志同道合的一对革命伴侣。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的一间房子是缪伯英的新家，也成了北京党组织的联络站。陈独秀取道北京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就住在她家。
杰出的妇女工作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5月，担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由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广大工人群众日益觉醒，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斗争，形成了从南到北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缪伯英还与大家一起，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北方后援会，从经济上、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她还在自己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积极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
1923年2月，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当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被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后，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向社会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在从事工运、妇运、学运中，缪伯英勤于学习，积极肯干，不怕吃苦受累，工作能力不断提高。除在北京进行工作外，她还多次到南方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8月，缪伯英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没过多久，她去南京，帮助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南京分会。在这些活动中，她总是热情地投身其中。当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缪伯英的“赤化”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严明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缪伯英。中共北方区委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缪伯英等同志转移。当天，缪伯英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离京回到老家。
回到长沙不久，缪伯英受徐特立聘请，到幼时读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她领导的女师宣传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这是她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公开身份。当时，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说附小主事的思想“激进”。徐特立为之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的浪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在缪伯英的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1925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主义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到会群众数千，盛况空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等共产党员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她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政府准备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极大振奋了湖南工农群众斗争的勇气。
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祺瑞)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 诸烈士之灵”。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湖南民众掀起了驱赵(恒惕)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公决由缪伯英、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唐生智趁机倒戈，带兵进入长沙，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自长沙逃走。
把年轻的生命献给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派到武汉。夫妻俩又在一起战斗了。
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1928年3月20日，她生下第二个孩子何小英。
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谨慎。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后来回忆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也学会从容不迫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中共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缪伯英病危时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遗体也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由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二人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