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腐，在“打虎”捷报频传的同时，正在指向一些腐败易发的平台。多年来在中国高举高打的EMBA，成为整治的新目标。
　　7月31日，中共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中组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和各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目，已参加的要立即退出。
　　在另一份配套的文件里，这些被要求与领导干部“隔离”的培训项目，又被明确列举如下：EMBA、后EMBA以及各种打着政商联谊、交友、游学等名义的总裁培训班、高级领导人员研讨会、研修班等。“EMBA、后EMBA、总裁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明确属于高收费社会化培训项目。”

官员的比例

　　在上述通知中，与EMBA有关的评价有两个：一个是“高收费”，另一个是“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后者虽没有直接用来形容EMBA，但用在了与其基因相似的总裁班身上，等量齐观的意味甚浓。分析人士认为，正是这两个特点，让EMBA与官员的身份格格不入。
　　按说，无论从其课程的设置还是收费标准，EMBA都很难与官员扯上关系。EMBA的全称是“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翻译成中文是“高级管理人员”，其中的“business”已经设定了其服务对象，即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而从课程设置看，EMBA讲的也主要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即如何更好地管理和经营企业。对官员来说，即便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考虑，这些课程也很少能派上实际用场。
　　另外，EMBA的高昂收费，对官员也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负担。目前，在国内排名靠前的EMBA的学费，都在50万元以上。按一个北京处级官员的收入标准，这笔学费需要耗费其5年左右的全部收入。
　　但官员在各个学校EMBA中的存在，又是一个现实。要了解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基于招生的考虑，各个学校都倾向于选择将这一信息广而告之。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官员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比例，平均约为5%～10%，但各校之间相差很大。其中，以官员资源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有一年公布的比例竟然高达26.3%。另外，北大光华为12%，长江商学院11%，上海交大安泰学院为4%。而在厦门大学公布的20位EMBA优秀校友中，政府官员占了4位，占比20%。
　　若将官员的这一比例，与EMBA之中的国有企业高管所占的比例相加，就是一个更为可观的数字。公开的材料显示，国有企业高管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比例，比官员在其中的比例高很多，通常在30%左右。其中中欧商学院为三分之一，北大光华为30%，人大为34%，上海交大为29%。在上述中组部等三部门下达的通知中，国有企业也在EMBA禁读之列。
　　上述两个比例加起来，“国字号”学员在有的学校已占据EMBA学员的50%左右。清华大学一位EMBA研究者认为，虽然很多学校竭力淡化上述通知对招生的影响，但一半左右的学员在禁读之列，其对招生的影响已不言自明。

“圈子文化”

　　这些以自身收入难敷学费的官员，学费的问题如何解决？一位曾在国内排名靠前的EMBA项目从事过招生工作的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官员的学费支付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官员所在的单位报销；二是有人代付；三是学校减免。“这三者中，前两者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学校为其减免学费。”
　　学校此举的目的何在？这位前EMBA招生人员说，官员，尤其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对于EMBA来说犹如至宝，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介绍生源；二是可以吸引生源。这两者，都是基于官员对企业家的巨大影响力，只不过前者是基于过去的关系，后者则是基于未来的关系。
　　官员在EMBA中的巨大作用，与在其中广泛存在的“圈子文化”有关。
　　自1995年进入中国以来，这个在国外旨在培养商科思维的培训体系，在继承重“商”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的每个EMBA项目，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学员之间资源共享的重视。上文提到的清华大学EMBA研究者说，每个学校都会在宣传中提及自己遍布全国的校友会，并重点提及其中的重量级人物，除了昭示自己的吸引力外，也是对资源共享的某种暗示。
　　上述前EMBA招生人员说，这些在各行各业事业有成的学员，他们对EMBA的觊觎，除了专业上的指导外，还有这个平台上的大量优质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能提供上下游合作的生意伙伴，也包括手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
　　浙江省一位私企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EMBA平台上积累下来的资源，由于有两年的情感积累，又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在共享资源时信任感更强，成本更低，风险也更小。“对商商之间的合作是这样，对官商之间的合作也是这样。”
　　北京市一位处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对党校等体制内的培训，比如EMBA对于官员的好处，除了在专业上更能开阔视野外，也有利于其选择一个商业上的合作对象。
　　这样，官员的参与，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三赢”的格局：商人收获官场资源，官员收获合作对象，而EMBA主办方则坐收生源充盈的渔利。

“更少数的一群人”

　　在这次事件之前，EMBA在中国经历了“黄金十二年”。
　　2002年，中国30所院校正式获得EMBA办学资质。此后，EMBA在中国的行情年年见涨：2002年秋季班，国内几大排名靠前的EMBA的收费，基本上都在20万元左右，收费最高的长江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也只有25万元，中欧和北大光华都在20万元以下。到了2012年秋季班，这几个EMBA项目的收费，全都超过了50万元。其中长江商学院涨幅最大，达到了65.8万元，是十年前的2.6倍。
　　有人根据其收费标准和上课时间，算出了EMBA每分钟的含金量：EMBA学制两年，通常每月上课4天，去除节假日，两年上课80天左右，按每天上课8小时计算，长江商学院2012级EMBA每分钟收费17元左右，每小时1000多元，每天8000多元。
　　但中国EMBA报名人数与学费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很多国家不太一样的趋势：在EMBA市场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学费的高低与报名的需求之间，通常会呈现一种反向的关系：学费的上涨，通常会抑制报名的需求；而在中国，EMBA报名的需求与学费之间，却呈现出一种同步上扬的趋势——在过去的十年里，EMBA的学费上涨了两至三倍，而其报名人数的增加，也不少于这个幅度。
　　这一趋势，在2009年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年，金融危机阴云密布，EMBA学费却逆势上扬，长江商学院的上涨比例高达35%，而报名的需求竟然不降反升，一些排名靠前的EMBA项目，报名的增长率均超过了50%。
　　浙江省上述私企老板在报名EMBA之前，曾经研究过各个学校EMBA学员的构成。他发现收费30万元和收费50万元的EMBA，在学员的构成上有明显的区别：除了经济实力外，后一类学员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共同性，都比前一类更多，相互之间的认同度也更高，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更大。
　　上文提到的前EMBA招生人员，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秘密：这些“不差钱”的学员，有时甚至希望通过提高学费的办法，提高这一项目准入的门槛，从而让自己成为“更少数的一群人”。这在业内有个说法，叫做“用高价购买纯度”。
　　如今，EMBA出现在一个具有反腐性质的中央文件里，让业内人士多少感觉到一些“负面评价”的意味。前述EMBA项目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EMBA项目来说，这一举措至少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来自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生源会大幅减少，二是前几年让人目不暇接的涨价行为，在今后几年可能风光难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