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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北京治堵、治污政策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即让有车族体验到成本,不过这关乎二三百万人的利益,因此政策的制定必须让公众尤其是广大车主参与
北京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都是近几年的突出问题,而这两者恰与不断增长的汽车有关。最近10年来,北京的小汽车拥有量增加了一倍多,从10年前的220万辆增长到目前的550多万辆。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释放出征收拥堵费和实行单双号限行政策的信号,显得并不奇怪。9月2日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已明确授权交通、环保两部门,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并提出持续重污染时,单双号限行措施将成应急选项。
近年来,北京为治堵和治污采取了诸如尾号限行、摇号购车、停车费涨价、开辟公交专用线、发展轨道交通等措施,花费的工夫不少,但效果很差,城区的交通拥堵状况依旧甚至更厉害。一个直接因素,就是所有这些措施的综合效果,都被汽车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抵消。而北京的小汽车在这些年里之所以有如此快的增长,除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有余钱来购买汽车以改善生活质量这一原因外,也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一些人的虚荣心理;二是北京作为首都,拥有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各种发展机会,这使得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外国人口。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有购车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北京国家机关多、大院多,这是导致某些特殊区段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
上述因素中,后两者又与中国行政主导的体制和不均衡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是根本因素。本质上讲,要改善北京的交通状况和空气质量,必须限制北京的人口,改革行政主导的体制,实行均衡发展。但此乃长期课题。而治堵和防污又不能等,因此,在余下的选项中,征收交通拥堵费和实行单双号限行就作为治堵和防污的有力措施而势在必行。事实上,由虚荣导致的非理性购车行为,固然有盲目一面,也是因为车的使用成本相对不高,故提高使用成本,亦有助于挤掉这方面的购车泡沫。
根据专家的介绍,小汽车的使用成本包括环保和空间两个方面。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去年全市机动车排放形成的PM2.5约占总来源的22.2%,是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而其中,小汽车的能耗标准是公共交通的8倍左右。空间成本方面,一辆停放在地下室的小汽车平均要占用40平方米的空间面积。目前这些环境成本、空间成本并没有完全体现在车主身上,而是由全社会为有车族尤其是城市核心区的有车族提供了巨额的“隐性补贴”,因而,从该角度看,这对消费水平更低的无车族甚至不去核心区的有车族来说也不公平。收取交通拥堵费就是一种让有车族体验到成本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依据真实的成本作出理性选择,减少小汽车在中心城区的使用量,甚至放弃购买。车辆少了,或者不开,自然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
所以,即使有车族对这两项政策不满,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也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两项政策毕竟关乎二三百万车主的利益,因此在具体实施时,务必做到精细、周到。政策的制定必须让公众尤其是广大车主参与,政府部门不能独家垄断。比如,拥堵费是在哪些区域、路段和时段实行;单双号限行是分区域还是全市,周期是以天为单位还是更长?都需要在调研阶段就让车主参与进来,共同制定拥堵划分规则和收费标准、重度污染的标准等,并举行听证会,广泛征求意见。政策实施后,还应当对收取资金进行透明化管理,公开使用情况。
此外,对因政策强制停驶的车主还要进行适当补偿,否则会造成权利的不平等和失衡。
公共政策因涉及到多数人利益,需要做到精致安排,尽可能避免留下过多后遗症。
(作者系知名新闻评论人)
北京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都是近几年的突出问题,而这两者恰与不断增长的汽车有关。最近10年来,北京的小汽车拥有量增加了一倍多,从10年前的220万辆增长到目前的550多万辆。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释放出征收拥堵费和实行单双号限行政策的信号,显得并不奇怪。9月2日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已明确授权交通、环保两部门,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并提出持续重污染时,单双号限行措施将成应急选项。
近年来,北京为治堵和治污采取了诸如尾号限行、摇号购车、停车费涨价、开辟公交专用线、发展轨道交通等措施,花费的工夫不少,但效果很差,城区的交通拥堵状况依旧甚至更厉害。一个直接因素,就是所有这些措施的综合效果,都被汽车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抵消。而北京的小汽车在这些年里之所以有如此快的增长,除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有余钱来购买汽车以改善生活质量这一原因外,也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一些人的虚荣心理;二是北京作为首都,拥有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各种发展机会,这使得北京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外国人口。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有购车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北京国家机关多、大院多,这是导致某些特殊区段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
上述因素中,后两者又与中国行政主导的体制和不均衡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是根本因素。本质上讲,要改善北京的交通状况和空气质量,必须限制北京的人口,改革行政主导的体制,实行均衡发展。但此乃长期课题。而治堵和防污又不能等,因此,在余下的选项中,征收交通拥堵费和实行单双号限行就作为治堵和防污的有力措施而势在必行。事实上,由虚荣导致的非理性购车行为,固然有盲目一面,也是因为车的使用成本相对不高,故提高使用成本,亦有助于挤掉这方面的购车泡沫。
根据专家的介绍,小汽车的使用成本包括环保和空间两个方面。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去年全市机动车排放形成的PM2.5约占总来源的22.2%,是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而其中,小汽车的能耗标准是公共交通的8倍左右。空间成本方面,一辆停放在地下室的小汽车平均要占用40平方米的空间面积。目前这些环境成本、空间成本并没有完全体现在车主身上,而是由全社会为有车族尤其是城市核心区的有车族提供了巨额的“隐性补贴”,因而,从该角度看,这对消费水平更低的无车族甚至不去核心区的有车族来说也不公平。收取交通拥堵费就是一种让有车族体验到成本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依据真实的成本作出理性选择,减少小汽车在中心城区的使用量,甚至放弃购买。车辆少了,或者不开,自然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
所以,即使有车族对这两项政策不满,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也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两项政策毕竟关乎二三百万车主的利益,因此在具体实施时,务必做到精细、周到。政策的制定必须让公众尤其是广大车主参与,政府部门不能独家垄断。比如,拥堵费是在哪些区域、路段和时段实行;单双号限行是分区域还是全市,周期是以天为单位还是更长?都需要在调研阶段就让车主参与进来,共同制定拥堵划分规则和收费标准、重度污染的标准等,并举行听证会,广泛征求意见。政策实施后,还应当对收取资金进行透明化管理,公开使用情况。
此外,对因政策强制停驶的车主还要进行适当补偿,否则会造成权利的不平等和失衡。
公共政策因涉及到多数人利益,需要做到精致安排,尽可能避免留下过多后遗症。
(作者系知名新闻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