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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广西，匪患严重，人心不稳。为了应对严峻的剿匪任务，当时采取了军党政一体的集中权力模式，进驻广西的解放军野战部队一个团负责一个县，团长兼任县长，政委兼任县委书记，以武力为后盾推行治安稳定、基层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等工作。分到田地和生产生活物资的贫困农民热情高涨，坚决地拥党拥军拥政。野战部队成为保障和巩固广西地方新生人民政权中的核心力量。
我于1950年11月在家乡贺县参加解放军野战部队，1963年3月转业。每每忆及那12年的军旅生涯，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
解放军的征兵工作
野战部队每完成一县的土改任务后，就将治安移交给地方部队，将政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同时留下一部分官兵或转入地方部队或转业到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充实本地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安置征战多年的老、弱、病军人;然后带着在本地征募、适应岭南环境的新兵迅即开拔到下一个县，直至土改任务完成为止。
我于1933年出生于广西贺县（今贺州市八步区）。我的父亲1940年初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当地共产党地下组织“桂东青年联盟”和民兵组织的骨干，我哥哥是游击队员。1950年11月，我父亲响应农会号召，送我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兼平乐军分区下属的区中队。区中队履行类似野战部队新兵连的功能，班长们也都是来自一四五师四三三团的老兵，各项学习和训练都是按照野战部队的标准来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思想政治学习结束后，我和区中队其他新兵一起步行一天到达当时的贺县县城贺街，并入县大队。在贺街，继续进行两个月的思想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1951年3月，我正式编入一四五师四三三团。
考虑到民众长期饱经战乱不愿当兵，农民“安土重迁”，为了顺利完成征兵工作，野战部队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征兵策略，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思想宣传教育。先以“保田保家”的口号招募土改农民加入地方部队，目的是保护土改成果。过一段时间后，再将新兵集中到县城，离开本土本乡。
不久，美军封锁台湾海峡、出兵朝鲜，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着共和圈的安全，此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征兵动员口号。由于配套工作到位，新兵们一般都能较好地适应野战部队不断提升的要求。
我们村当时有8个征兵指标，整个区共100个指标。我应征的是第二批征兵。第一批专招女兵，主要为卫生兵。后来她们大都经组织介绍和军官结婚了，所以一四五师有不少军官是贺县的女婿。我有个堂姐就是第一批参军，先在四三三团当卫生员，后来嫁给了一名东北籍的军官。我团政委卢延庆的妻子也是贺县人。
当时农会和军人的地位很高。我参军前在贺县的一个私人老板开的锡矿工厂里打工，矿主没有给我结算工钱，只给了张欠条。一直到我参军，欠条仍未兑现。一位在外教书的族人回家偶然从我母亲处看到欠条，遂将欠条交给当地的农会。农会在当时可是农村最高的权力机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现役军人的政治地位极高，欠现役军人钱财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据说当地农会一将此事质问矿主，矿主就赶紧连夜卖猪还钱了。
当年行军就靠铁脚板
同村有一名读过书的青年应征到地方部队后，他母亲实在割舍不下，每天守在区中队驻地门口不停地哭，部队领导觉得影响不好，就让这位青年回家了。而6年后，我穿着授衔军官服首次回家探亲，头戴大盖帽，肩披章，腰束带，军容威严。这位儿时伙伴半路遇到，后悔不迭，拍腿大呼“你没有文化尚且成为军官，我有文化想必也是军官无疑。”我答：“不一定，你未必吃得了军营的苦。”
这是实情，当年野战部队条件艰苦，行军基本靠脚，装备基本靠背，每人标准负重60斤，在岭南崎岖山路连续行军几天那是常事。往往行走在荒郊野岭之处，疲困之极，指挥员一下令休息，大家背包不卸，路边随处一躺，倒头就能睡着。
1951年4月，我团从贺县移驻贵县（今贵港市）。贵县完成土改后，1951年11月，我团移驻玉林，营驻地在玉林福绵乡宝岭村。此时，部队开始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主要形式是忆苦思甜，即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目的是提高军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新式整军运动是由第一野战军政委习仲勋在解放战争时期总结应用，然后中央军委在全军推广实施的。那会我是四三三团一营三连的战士。
当时部队指战员行军靠徒步，重装备则主要靠骡马来拉，因此我们营的几十头骡马都是“有编制”的，后勤保障部门按照编制拨发饲料经费。我们野战部队1个营合计1000多人，其中设置1个营部、5个连;每个连合计200多人，其中设置1个连部、4个排（3个步兵排、1个炮兵排）。每个连部合计16人，包括4个连级干部（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4个通信员、4个文化教员、1个司号员、1个卫生员、1个理发员、1个军械员。每个排3个班，合计50多人。
我在侦察通讯连时，我连共有3个排1个班：一排是侦察排，二排是通讯排，三排是电话排，还有1个对空联络班。我当时在二排的总机班，二排的另外两个班是负责架线的。后来侦察通讯连改为特务连。
我们侦察员的化装水平和专业素养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们在军营里穿军服，但在军营外从来不穿军服，我们在军营外见面也互相装作不认识，说实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认不出他们。
1952年5月，我团接到命令，急行军3天从玉林赶赴柳州。途中无暇洗漱换衣，行进中的部队气味冲天，路遇的姑娘竞都忍受不了，纷纷掩鼻避行。
當时，内有残余敌对势力，外有朝鲜战争，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也趁机展开政治宣传攻势，传播了很多蛊惑人心的流言。部队及驻地附近也发现有国民党特务，还在夜里打冷枪。敌情比较严重，部队生活艰苦，导致有逃兵和避战现象。一名军官被查出是国民党特务;一名军官开枪自残，谎称被特务打伤。为了防止逃兵私下串联，部队不允许说家乡话，一律只能说普通话。班长让士兵两两结对，要求形影不离。曾有老乡邀我一起逃回家乡，我拒绝了，我坚决认为，共产党分给我们田地，不能忘恩！ 我入伍不久就生了一个怪病，腹部红肿鼓胀，久治不愈，连队于是将我送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师部医院。当时有一个从国民党部队俘获留用的军医，非常有经验，看诊后订购了苏联出产的一种药物，我服后不久就痊愈了！我在师部医院痊愈后，立即打好背包，步行回连队。离驻地还有一段路时，正好碰上连队在路旁演练，班长和排长见我独自一人徒步几十公里跋涉归队，相顾欣喜，迎上来热情地询问：医院不派车吗？为什么不搭乘正好同路而行的友邻部队的骡马车？后来他们对连长和指导员说，这个兵肯定不会做逃兵！由此对我信任有加。后来空军来陆军招兵，我各项体检指标优秀，但连长不舍得我离玄，我就留下来了。
由于从小没鞋穿，又经常和母亲不避严寒酷暑在山野劳作，稍大后为了生计光脚闯四方，久而久之，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即使光脚走在南方酷夏热气蒸腾的沙砾或者锋利的岩石路上也无知无觉。参军后有鞋穿了，但由于长期在野外急行军、奔跑冲锋，军鞋湿了干，干了又湿……双脚在鞋内反复“蒸桑拿”，受挤压，饱经磨练。到转业时，双脚已是层层厚茧护体，脚趾和脚板边缘像到片一样锋利。在接下来的50多年里，白色脚茧化成皮屑一层层一点点自然脱落，一直到前几年才完全掉光，露出正常血色的皮肤。
部队换装和文化大教兵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不少部队都轮流入朝参战，我师的老师长温玉成，时任第四十军军长，该军是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的先锋部队。据说他曾要求调老部队入朝作战，由于当时我师未完成既定的土地改革保护任务，所以未能成行。此时任务已经完成，我团团长和政委也已经先行在朝鲜参战了几个月，熟悉战场情况后返回，跟随他们回来的还有几名朝鲜人民军军人。朝鲜军人在大会上控诉美军的战争罪行，激起了官兵们的愤慨之情。侦察连的战友开始学习朝鲜语和英语，整个部队五花八门的武器也开始换成统一制式的苏式武器。
部队全面换装苏式武器之后，手枪和冲锋枪使用的子弹都是一样的，步枪、轻机枪和重机枪使用的子弹都是一样的，真是太方便了！之前不仅每种枪械品牌众多，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枪械子弹都是不一样的，不仅训练起来非常麻烦，而且维修和后勤供应也大费周章。我们野战部队原来使用的步枪一般是日本造的三八大盖（地方部队则使用汉阳造的七九式步枪），原来使用的冲锋枪是美国汤姆冲锋枪，这时候都换成苏联的步骑枪;原来使用的机枪是捷克、加拿大等五花八门的“万国造”，现在都全部统一了。这对部队的武器装备的供应、维修、保养和军事训练等水平无疑都是极大地提升，大家都很兴奋，士气更旺盛了。
部队从思想上、装备上、战术上做好入朝参战的准备。后来，由于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部队也相应改变了计划，在驻地开展了为期半年多的文化大练兵。
当时，中共中央军委鉴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惨痛教训，意识到军人文化水平对于部队战斗力有紧密的相关性。军人文化程度高，对先进武器的掌握就比较容易。于是，全军开展文化大练兵。我从文盲起步，3个月记熟1500个字，再3个月学习造句，再3个月学习写文章，一年时间就速成高小毕业，两年时间速成中学毕业。全军一边训练（执行任务）一边学习，每人身背一块小黑板，文化教员在行军途中亦抓紧时间教战友认字。文化教员平均每天教将近20个字。行军途中，后面的人看前面的人身上背的黑板，边行军边抓紧时间认字，行军部队就是一个移动的教室。
移防湛江执行海防任务
不久，我师整体编入第五十五军，番号变更为二一九师，我所在团的番号也变更为六五六团，团长是张济国，团政委是卢延庆。
1953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我军移防至广东湛江地区执行海防任务，对峙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企图，动员口号是“守卫祖国的南大门”。此前我团在柳州的驻地是柳江沙塘，师部在柳州，军部在桂林。我团从柳州坐火车到黎塘，然后下车步行经过玉林、陆川、廉江、遂溪，到达湛江。团部设在湛江湖光乡湖光湖附近。
有一次，我团演练停止后，张团长和我们连的指战员坐在树阴下一起边休息边交流，由于天气很热，大家又刚刚运动完，因此都敞开衣领，比较随意。结果正好被苏联顾问远远看到，他快步一路蹦跑过来，脸涨得通红，手指着张团长，激动地大叫大嚷：“身为军官，居然军容不整，而且还和战士们混在一起，有违军纪，不称职，应该撤职！”陪同苏联顾问巡视部队的第一副军长欧致富连忙走过来，通过翻译了解了情况后，对苏联顾问的话大大地不以为然，他对着张团长树起了大拇指，然后转头对着苏联顾问不甘示弱地说：“你们苏军认为他不好，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却认为他大大地好！指挥员和战士打成一片，不仅不撤职，而且还要表彰！！！”——这就是中苏两国的部队文化差异。
有了固定营房，生活也安定了不少。看电影、打篮球成为军营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我印象比较深的电影是《翠岗红旗》。
1953年7月，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率军突袭福建和广东交界处的东山岛。虽然我军布防于湛江地区，但是东山岛战役一打响，我军就立即征调了全湛江的所有汽车，以备不急之需，做好时刻增援的准备。战时，快速调兵是关键。因此，1955年，建设黎湛铁路，从湘桂铁路线上的广西黎塘火车站至广东湛江，经广西贵港、兴业、玉林、陆川、文地、广东河唇、遂溪。
我刚入伍时在一营三连，然后到侦通连、三营八连、汽车连。由于苏联计划供应的汽车不到位，汽车连不久就解散了。上级安排我到军部政干队（培养政工干部）学习，回来后分配到二营六连。1954年任副班长，1955年任班长，同年入党，1956年任排长。1957年在中國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速成中学学习，1959年初毕业。在速成中学学习期间，我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悉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的消息。
和陈明仁一起吃的两顿饭
第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是大名鼎鼎的起义将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陈明仁军长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副军长欧致富则被授予少将军衔。陈明仁军长非常低调，由于他不是共产党员，不参加军党委会议，因此，欧副军长实际上负责第五十五军的军事业务领导工作。 1954年，我在位于湛江的军部政干队学习。时任第五十五军政委是王振乾，部队里都传闻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文化水平很高。他旁听过我们的课堂，还当场纠正了教员的错误，工作作风非常细致扎实，令我印象深刻。王政委性格温和，和陈军长相处融洽。在参加的几次大会上，陈军长在讲话前都会礼貌地将讲话稿递给王政委，王政委一般都会礼貌地看看、点点头后还回去。
1958年底，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速成中学毕业时，和陈明仁军长一起吃了个毕业饭。当时陈军长只带了军部组织科科长一人。
1961年，第五十五军共160多名参谋在军部集中学习1个多月，时称参谋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结业时大家商量凑钱吃大餐，特邀请陈明仁军长出席。军部礼堂摆了20多桌，每桌8个人。宴会中的陈军长犹如开会一般，紧扣风纪扣，正襟危坐，腰板笔直，目不斜视，职业军人风范威严。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水胜来军部视察时，陈军长在军部礼堂用口令指挥会场，几百号人起立坐下都是同一个声音，非常齐整。
陈军长席间只吃了几颗花生米，即停箸讲话，话非常简短：“同志们，你们是基层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今天吃得不错，每人花多少钱啊？”当得知是1元6角时，陈军长即大声说：“我请了！”
本来是全军的参谋（全是共产党员）真心实意地请军长（军部首长里唯一的民主人士）一个人（没有请其他军首长），这下倒好，变成了他一个人请160多个人！后来军部食堂负责人果然按照陈军长的指示，退回了每名参谋的份子钱。
这两次聚餐讲话，陈军长都没有准备讲话稿。
3%个鸡蛋和3斤餃子
在野外行军吃饭，一个连为一个伙食单位，野外行军途中炊事班做好饭菜，10分钟内必须吃完整装出发。有一次，炊事班向附近的老百姓买了6个鸡蛋，全连200多人喝了一锅难得的蛋花汤，每人尝了不到3%个蛋的蛋花，不错了。
当然，也有“奢侈”的时候。如果在军营，一般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是紧张的战训任务，星期六作为休整日，星期天放假。星期六上午，指战员们擦拭枪械，清洗被服，下午包饺子吃“大餐”。由于是南下的四野部队，北方战友们常说“好吃不过饺子！”由于都是正当年的壮小伙子，平时体力消耗又大，因此每个人当天晚餐的标准是3斤：1斤肉、1斤菜、1斤面。
刚到部队第一次吃饺子时，北方老兵说“他们南方人吃不惯的”，结果我吃的比他们都多，搞得他们面面相觑很茫然。
重庆步校进修
1960年，我在重庆步校学习。学制1年，学员全部为排、连、营级军官，分别来自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和西藏军区。这期的广州军区学员共160人。全校学员分为4个大队，每大队4个中队，每中队4个区队，每区队4个班。我们班共9人，我任班长。每个大队共用一个饭堂。我们大队有6个越南军人，他们学成回越南后基本都是团级干部。
由于军事形势严峻，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教员和学员的比例高达4：1，投入巨大。学员一入校，学校领导就声称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毕业，必须留校学习至合格为止。因此学员们学习紧迫性很强，热情很高，都非常刻苦。重庆步校原址设在风光秀丽的重庆林园。
当时形势紧张，毕业时，广州军区政治部专门派人来学校督办学员的毕业分配事宜，向校方表示必须将学员全部带回广州军区，一个都不能留下。
毕业后，师政治部分配我到第六五七团（即原来的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四三五团，后来的第五十五军一六四师四九二团）任二营营部参谋、团部参谋。此时，我团团部和一营驻扎钦州，二营驻扎防城，三营驻扎合浦。
军人作风伴一生
1963年3月，我结束了12年的野战部队生涯，转业到南宁市公安局消防大队。
在南宁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我先任战训股副股长。由于消防工作专业性强，根据组织安排，我于1963年9月到沈阳的中央警校学习消防专业1年，毕业后调任防火股副股长。当时已经成立了南宁市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市长任主任，公安局长任副主任，办公室设在防火股。
由于副大队长兼任股长，而且当时防火股的办公场所在康乐路25号，离消防大队队部驻地较远，因此，我实际上主持南宁市防火和安全生产日常工作。这对于转业时间不长的我而言，可谓责任重大，压力重大！当时的工作条件简陋，我的办公室兼做宿舍。每天上午，我和防火股的10多位同事骑着自行车，分头到各自管辖的行业检查防火工作，下午回办公室碰头开会，讨论发现的问题，商定处理意见。
正是此前在野战部队当兵、带兵、执行抓捕任务、在军校学习、做参谋的经历，给了我非常大的锻炼。特别是，部队要求参谋必须能文能武能管家。例如，参谋不仅需要制定日常军事训练计划和突发演习方案，而且要求一旦有连长牺牲，参谋必须立即下连队接手指挥岗位。平时则由参谋负责代表部队和地方党政部门、铁路部门等协调后勤保障工作。多年的培养和锻炼，让我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协调、沟通和应急处置经验，因此转业后能够不怕困难，敢挑重担，迅速适应地方工作，很快独当一面。
1964年至1965年，美国飞机大规模轰炸越南北部，严重危及中越边境地区的安全。鉴于战火有蔓延到我国边境的危险，为应对可能的美机空袭，广西决定在各地创建消防队，临近边界的凭祥、龙州、百色列为第一批待建地。广西公安厅将征调建队干部的任务交给南宁市。在组织征求意见时，秉承野战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作风，我毅然同意从条件优越的首府南宁拖家带门到当时偏僻落后的百色。
1965年12月，我率领10名刚刚完成训练的新兵，妻子抱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坐着烧煤的客车，清晨从南宁出发，沿着崎岖颠簸的山路，迎着一路的煤烟和灰尘，在临近傍晚时抵达山城百色，从此一家人将百色当作了第二家乡。
回想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前，为了生计，做过农民、小商贩和矿工;参军之后，在部队的培养下，我从一个没上过一天学、只会说客家话的文盲穷孩子，成长为野战部队团参谋、百色消防队创建人，可以说，是部队改变了我的人生，军人作风伴我一生。
我于1950年11月在家乡贺县参加解放军野战部队，1963年3月转业。每每忆及那12年的军旅生涯，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
解放军的征兵工作
野战部队每完成一县的土改任务后，就将治安移交给地方部队，将政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同时留下一部分官兵或转入地方部队或转业到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充实本地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安置征战多年的老、弱、病军人;然后带着在本地征募、适应岭南环境的新兵迅即开拔到下一个县，直至土改任务完成为止。
我于1933年出生于广西贺县（今贺州市八步区）。我的父亲1940年初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当地共产党地下组织“桂东青年联盟”和民兵组织的骨干，我哥哥是游击队员。1950年11月，我父亲响应农会号召，送我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兼平乐军分区下属的区中队。区中队履行类似野战部队新兵连的功能，班长们也都是来自一四五师四三三团的老兵，各项学习和训练都是按照野战部队的标准来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思想政治学习结束后，我和区中队其他新兵一起步行一天到达当时的贺县县城贺街，并入县大队。在贺街，继续进行两个月的思想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1951年3月，我正式编入一四五师四三三团。
考虑到民众长期饱经战乱不愿当兵，农民“安土重迁”，为了顺利完成征兵工作，野战部队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征兵策略，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思想宣传教育。先以“保田保家”的口号招募土改农民加入地方部队，目的是保护土改成果。过一段时间后，再将新兵集中到县城，离开本土本乡。
不久，美军封锁台湾海峡、出兵朝鲜，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着共和圈的安全，此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征兵动员口号。由于配套工作到位，新兵们一般都能较好地适应野战部队不断提升的要求。
我们村当时有8个征兵指标，整个区共100个指标。我应征的是第二批征兵。第一批专招女兵，主要为卫生兵。后来她们大都经组织介绍和军官结婚了，所以一四五师有不少军官是贺县的女婿。我有个堂姐就是第一批参军，先在四三三团当卫生员，后来嫁给了一名东北籍的军官。我团政委卢延庆的妻子也是贺县人。
当时农会和军人的地位很高。我参军前在贺县的一个私人老板开的锡矿工厂里打工，矿主没有给我结算工钱，只给了张欠条。一直到我参军，欠条仍未兑现。一位在外教书的族人回家偶然从我母亲处看到欠条，遂将欠条交给当地的农会。农会在当时可是农村最高的权力机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现役军人的政治地位极高，欠现役军人钱财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据说当地农会一将此事质问矿主，矿主就赶紧连夜卖猪还钱了。
当年行军就靠铁脚板
同村有一名读过书的青年应征到地方部队后，他母亲实在割舍不下，每天守在区中队驻地门口不停地哭，部队领导觉得影响不好，就让这位青年回家了。而6年后，我穿着授衔军官服首次回家探亲，头戴大盖帽，肩披章，腰束带，军容威严。这位儿时伙伴半路遇到，后悔不迭，拍腿大呼“你没有文化尚且成为军官，我有文化想必也是军官无疑。”我答：“不一定，你未必吃得了军营的苦。”
这是实情，当年野战部队条件艰苦，行军基本靠脚，装备基本靠背，每人标准负重60斤，在岭南崎岖山路连续行军几天那是常事。往往行走在荒郊野岭之处，疲困之极，指挥员一下令休息，大家背包不卸，路边随处一躺，倒头就能睡着。
1951年4月，我团从贺县移驻贵县（今贵港市）。贵县完成土改后，1951年11月，我团移驻玉林，营驻地在玉林福绵乡宝岭村。此时，部队开始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主要形式是忆苦思甜，即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目的是提高军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新式整军运动是由第一野战军政委习仲勋在解放战争时期总结应用，然后中央军委在全军推广实施的。那会我是四三三团一营三连的战士。
当时部队指战员行军靠徒步，重装备则主要靠骡马来拉，因此我们营的几十头骡马都是“有编制”的，后勤保障部门按照编制拨发饲料经费。我们野战部队1个营合计1000多人，其中设置1个营部、5个连;每个连合计200多人，其中设置1个连部、4个排（3个步兵排、1个炮兵排）。每个连部合计16人，包括4个连级干部（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4个通信员、4个文化教员、1个司号员、1个卫生员、1个理发员、1个军械员。每个排3个班，合计50多人。
我在侦察通讯连时，我连共有3个排1个班：一排是侦察排，二排是通讯排，三排是电话排，还有1个对空联络班。我当时在二排的总机班，二排的另外两个班是负责架线的。后来侦察通讯连改为特务连。
我们侦察员的化装水平和专业素养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们在军营里穿军服，但在军营外从来不穿军服，我们在军营外见面也互相装作不认识，说实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认不出他们。
1952年5月，我团接到命令，急行军3天从玉林赶赴柳州。途中无暇洗漱换衣，行进中的部队气味冲天，路遇的姑娘竞都忍受不了，纷纷掩鼻避行。
當时，内有残余敌对势力，外有朝鲜战争，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也趁机展开政治宣传攻势，传播了很多蛊惑人心的流言。部队及驻地附近也发现有国民党特务，还在夜里打冷枪。敌情比较严重，部队生活艰苦，导致有逃兵和避战现象。一名军官被查出是国民党特务;一名军官开枪自残，谎称被特务打伤。为了防止逃兵私下串联，部队不允许说家乡话，一律只能说普通话。班长让士兵两两结对，要求形影不离。曾有老乡邀我一起逃回家乡，我拒绝了，我坚决认为，共产党分给我们田地，不能忘恩！ 我入伍不久就生了一个怪病，腹部红肿鼓胀，久治不愈，连队于是将我送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师部医院。当时有一个从国民党部队俘获留用的军医，非常有经验，看诊后订购了苏联出产的一种药物，我服后不久就痊愈了！我在师部医院痊愈后，立即打好背包，步行回连队。离驻地还有一段路时，正好碰上连队在路旁演练，班长和排长见我独自一人徒步几十公里跋涉归队，相顾欣喜，迎上来热情地询问：医院不派车吗？为什么不搭乘正好同路而行的友邻部队的骡马车？后来他们对连长和指导员说，这个兵肯定不会做逃兵！由此对我信任有加。后来空军来陆军招兵，我各项体检指标优秀，但连长不舍得我离玄，我就留下来了。
由于从小没鞋穿，又经常和母亲不避严寒酷暑在山野劳作，稍大后为了生计光脚闯四方，久而久之，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即使光脚走在南方酷夏热气蒸腾的沙砾或者锋利的岩石路上也无知无觉。参军后有鞋穿了，但由于长期在野外急行军、奔跑冲锋，军鞋湿了干，干了又湿……双脚在鞋内反复“蒸桑拿”，受挤压，饱经磨练。到转业时，双脚已是层层厚茧护体，脚趾和脚板边缘像到片一样锋利。在接下来的50多年里，白色脚茧化成皮屑一层层一点点自然脱落，一直到前几年才完全掉光，露出正常血色的皮肤。
部队换装和文化大教兵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不少部队都轮流入朝参战，我师的老师长温玉成，时任第四十军军长，该军是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的先锋部队。据说他曾要求调老部队入朝作战，由于当时我师未完成既定的土地改革保护任务，所以未能成行。此时任务已经完成，我团团长和政委也已经先行在朝鲜参战了几个月，熟悉战场情况后返回，跟随他们回来的还有几名朝鲜人民军军人。朝鲜军人在大会上控诉美军的战争罪行，激起了官兵们的愤慨之情。侦察连的战友开始学习朝鲜语和英语，整个部队五花八门的武器也开始换成统一制式的苏式武器。
部队全面换装苏式武器之后，手枪和冲锋枪使用的子弹都是一样的，步枪、轻机枪和重机枪使用的子弹都是一样的，真是太方便了！之前不仅每种枪械品牌众多，不同品牌不同类型的枪械子弹都是不一样的，不仅训练起来非常麻烦，而且维修和后勤供应也大费周章。我们野战部队原来使用的步枪一般是日本造的三八大盖（地方部队则使用汉阳造的七九式步枪），原来使用的冲锋枪是美国汤姆冲锋枪，这时候都换成苏联的步骑枪;原来使用的机枪是捷克、加拿大等五花八门的“万国造”，现在都全部统一了。这对部队的武器装备的供应、维修、保养和军事训练等水平无疑都是极大地提升，大家都很兴奋，士气更旺盛了。
部队从思想上、装备上、战术上做好入朝参战的准备。后来，由于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部队也相应改变了计划，在驻地开展了为期半年多的文化大练兵。
当时，中共中央军委鉴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惨痛教训，意识到军人文化水平对于部队战斗力有紧密的相关性。军人文化程度高，对先进武器的掌握就比较容易。于是，全军开展文化大练兵。我从文盲起步，3个月记熟1500个字，再3个月学习造句，再3个月学习写文章，一年时间就速成高小毕业，两年时间速成中学毕业。全军一边训练（执行任务）一边学习，每人身背一块小黑板，文化教员在行军途中亦抓紧时间教战友认字。文化教员平均每天教将近20个字。行军途中，后面的人看前面的人身上背的黑板，边行军边抓紧时间认字，行军部队就是一个移动的教室。
移防湛江执行海防任务
不久，我师整体编入第五十五军，番号变更为二一九师，我所在团的番号也变更为六五六团，团长是张济国，团政委是卢延庆。
1953年2月，根据上级指示，我军移防至广东湛江地区执行海防任务，对峙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企图，动员口号是“守卫祖国的南大门”。此前我团在柳州的驻地是柳江沙塘，师部在柳州，军部在桂林。我团从柳州坐火车到黎塘，然后下车步行经过玉林、陆川、廉江、遂溪，到达湛江。团部设在湛江湖光乡湖光湖附近。
有一次，我团演练停止后，张团长和我们连的指战员坐在树阴下一起边休息边交流，由于天气很热，大家又刚刚运动完，因此都敞开衣领，比较随意。结果正好被苏联顾问远远看到，他快步一路蹦跑过来，脸涨得通红，手指着张团长，激动地大叫大嚷：“身为军官，居然军容不整，而且还和战士们混在一起，有违军纪，不称职，应该撤职！”陪同苏联顾问巡视部队的第一副军长欧致富连忙走过来，通过翻译了解了情况后，对苏联顾问的话大大地不以为然，他对着张团长树起了大拇指，然后转头对着苏联顾问不甘示弱地说：“你们苏军认为他不好，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却认为他大大地好！指挥员和战士打成一片，不仅不撤职，而且还要表彰！！！”——这就是中苏两国的部队文化差异。
有了固定营房，生活也安定了不少。看电影、打篮球成为军营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我印象比较深的电影是《翠岗红旗》。
1953年7月，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率军突袭福建和广东交界处的东山岛。虽然我军布防于湛江地区，但是东山岛战役一打响，我军就立即征调了全湛江的所有汽车，以备不急之需，做好时刻增援的准备。战时，快速调兵是关键。因此，1955年，建设黎湛铁路，从湘桂铁路线上的广西黎塘火车站至广东湛江，经广西贵港、兴业、玉林、陆川、文地、广东河唇、遂溪。
我刚入伍时在一营三连，然后到侦通连、三营八连、汽车连。由于苏联计划供应的汽车不到位，汽车连不久就解散了。上级安排我到军部政干队（培养政工干部）学习，回来后分配到二营六连。1954年任副班长，1955年任班长，同年入党，1956年任排长。1957年在中國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速成中学学习，1959年初毕业。在速成中学学习期间，我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悉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的消息。
和陈明仁一起吃的两顿饭
第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是大名鼎鼎的起义将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陈明仁军长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副军长欧致富则被授予少将军衔。陈明仁军长非常低调，由于他不是共产党员，不参加军党委会议，因此，欧副军长实际上负责第五十五军的军事业务领导工作。 1954年，我在位于湛江的军部政干队学习。时任第五十五军政委是王振乾，部队里都传闻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文化水平很高。他旁听过我们的课堂，还当场纠正了教员的错误，工作作风非常细致扎实，令我印象深刻。王政委性格温和，和陈军长相处融洽。在参加的几次大会上，陈军长在讲话前都会礼貌地将讲话稿递给王政委，王政委一般都会礼貌地看看、点点头后还回去。
1958年底，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速成中学毕业时，和陈明仁军长一起吃了个毕业饭。当时陈军长只带了军部组织科科长一人。
1961年，第五十五军共160多名参谋在军部集中学习1个多月，时称参谋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结业时大家商量凑钱吃大餐，特邀请陈明仁军长出席。军部礼堂摆了20多桌，每桌8个人。宴会中的陈军长犹如开会一般，紧扣风纪扣，正襟危坐，腰板笔直，目不斜视，职业军人风范威严。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水胜来军部视察时，陈军长在军部礼堂用口令指挥会场，几百号人起立坐下都是同一个声音，非常齐整。
陈军长席间只吃了几颗花生米，即停箸讲话，话非常简短：“同志们，你们是基层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今天吃得不错，每人花多少钱啊？”当得知是1元6角时，陈军长即大声说：“我请了！”
本来是全军的参谋（全是共产党员）真心实意地请军长（军部首长里唯一的民主人士）一个人（没有请其他军首长），这下倒好，变成了他一个人请160多个人！后来军部食堂负责人果然按照陈军长的指示，退回了每名参谋的份子钱。
这两次聚餐讲话，陈军长都没有准备讲话稿。
3%个鸡蛋和3斤餃子
在野外行军吃饭，一个连为一个伙食单位，野外行军途中炊事班做好饭菜，10分钟内必须吃完整装出发。有一次，炊事班向附近的老百姓买了6个鸡蛋，全连200多人喝了一锅难得的蛋花汤，每人尝了不到3%个蛋的蛋花，不错了。
当然，也有“奢侈”的时候。如果在军营，一般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是紧张的战训任务，星期六作为休整日，星期天放假。星期六上午，指战员们擦拭枪械，清洗被服，下午包饺子吃“大餐”。由于是南下的四野部队，北方战友们常说“好吃不过饺子！”由于都是正当年的壮小伙子，平时体力消耗又大，因此每个人当天晚餐的标准是3斤：1斤肉、1斤菜、1斤面。
刚到部队第一次吃饺子时，北方老兵说“他们南方人吃不惯的”，结果我吃的比他们都多，搞得他们面面相觑很茫然。
重庆步校进修
1960年，我在重庆步校学习。学制1年，学员全部为排、连、营级军官，分别来自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和西藏军区。这期的广州军区学员共160人。全校学员分为4个大队，每大队4个中队，每中队4个区队，每区队4个班。我们班共9人，我任班长。每个大队共用一个饭堂。我们大队有6个越南军人，他们学成回越南后基本都是团级干部。
由于军事形势严峻，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教员和学员的比例高达4：1，投入巨大。学员一入校，学校领导就声称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毕业，必须留校学习至合格为止。因此学员们学习紧迫性很强，热情很高，都非常刻苦。重庆步校原址设在风光秀丽的重庆林园。
当时形势紧张，毕业时，广州军区政治部专门派人来学校督办学员的毕业分配事宜，向校方表示必须将学员全部带回广州军区，一个都不能留下。
毕业后，师政治部分配我到第六五七团（即原来的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四三五团，后来的第五十五军一六四师四九二团）任二营营部参谋、团部参谋。此时，我团团部和一营驻扎钦州，二营驻扎防城，三营驻扎合浦。
军人作风伴一生
1963年3月，我结束了12年的野战部队生涯，转业到南宁市公安局消防大队。
在南宁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我先任战训股副股长。由于消防工作专业性强，根据组织安排，我于1963年9月到沈阳的中央警校学习消防专业1年，毕业后调任防火股副股长。当时已经成立了南宁市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市长任主任，公安局长任副主任，办公室设在防火股。
由于副大队长兼任股长，而且当时防火股的办公场所在康乐路25号，离消防大队队部驻地较远，因此，我实际上主持南宁市防火和安全生产日常工作。这对于转业时间不长的我而言，可谓责任重大，压力重大！当时的工作条件简陋，我的办公室兼做宿舍。每天上午，我和防火股的10多位同事骑着自行车，分头到各自管辖的行业检查防火工作，下午回办公室碰头开会，讨论发现的问题，商定处理意见。
正是此前在野战部队当兵、带兵、执行抓捕任务、在军校学习、做参谋的经历，给了我非常大的锻炼。特别是，部队要求参谋必须能文能武能管家。例如，参谋不仅需要制定日常军事训练计划和突发演习方案，而且要求一旦有连长牺牲，参谋必须立即下连队接手指挥岗位。平时则由参谋负责代表部队和地方党政部门、铁路部门等协调后勤保障工作。多年的培养和锻炼，让我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协调、沟通和应急处置经验，因此转业后能够不怕困难，敢挑重担，迅速适应地方工作，很快独当一面。
1964年至1965年，美国飞机大规模轰炸越南北部，严重危及中越边境地区的安全。鉴于战火有蔓延到我国边境的危险，为应对可能的美机空袭，广西决定在各地创建消防队，临近边界的凭祥、龙州、百色列为第一批待建地。广西公安厅将征调建队干部的任务交给南宁市。在组织征求意见时，秉承野战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作风，我毅然同意从条件优越的首府南宁拖家带门到当时偏僻落后的百色。
1965年12月，我率领10名刚刚完成训练的新兵，妻子抱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坐着烧煤的客车，清晨从南宁出发，沿着崎岖颠簸的山路，迎着一路的煤烟和灰尘，在临近傍晚时抵达山城百色，从此一家人将百色当作了第二家乡。
回想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前，为了生计，做过农民、小商贩和矿工;参军之后，在部队的培养下，我从一个没上过一天学、只会说客家话的文盲穷孩子，成长为野战部队团参谋、百色消防队创建人，可以说，是部队改变了我的人生，军人作风伴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