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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外，唐朝更加凸显的其实是“帝国”这一概念。在帝国的历史背景下，这两者之间存在不能忽视的互动关系——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从唐朝建立开始便相互影响、塑造，其互动关系明确彰显了唐帝国的扩张与衰退的历史脉络，是理解唐朝世界性帝国必不可少的元素。
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北方及西部地区的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意识实际上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国家交往中建构的，《禹贡》把中国划分为九州，在世界體系内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天子又位居中国文明的中心，在这个同心圆内与首都距离越近就越文明，反之则越为野蛮。“中国”意识在不断区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中产生，“通过内部的同质化，通过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识，形成国族的自我认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国’。”
但秦汉时代的对外扩张对这种“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二分法世界观提出了挑战，而唐代的中华帝国想象则在与高句丽、日本、新罗、突厥、吐蕃、回鹘、南诏等国的外交中不断建构、校验、修正。唐代中国以“晚古时期一个新兴的世界组织”著称。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向外部世界推广中国的外交规范并同时根据外部世界的反馈以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秩序的双向过程。亚历山大·温特指出，“内化的观念构建了身份和利益”，和外部世界的往来急速地扩大了中原居民的文化和地理视野，通过与作为参照物的“他者”在观念和行为层面的比较和互动，“我者”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将更趋明晰。
关于唐帝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中国”意识，与其内部世界的军事、行政、文化，以往的文献通常将两者分开论述，并且，唐朝的“中国”意识有时被认为是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播。然而若认为“中国”意识完全由唐帝国和外部世界的往来塑造，未免稍显片面，因为至少在唐帝国前期，“帝国”这个概念同时包含了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
公元642年朝廷在讨论如何处理被征服的高昌时，有这样一段话：“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制，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
在这段叙述中，唐代朝廷明确表达了关于真正的华夏领土与唐王朝征服领土之间的区别，高昌、西域作为夷狄而不属于华夏，但它们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的州县。而唐太宗及其后继者的包容性观点则认为，突厥人和其他民族最终都将融入中华帝国。中亚和北亚都可以属于华夏世界，属于中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二元帝国：“中国”超越了传统的中华帝国本土界限，将异族人纳入统治范围，并对其施行不同于汉族的统治。
这意味着唐朝对“中国”在地理和文化的意义上都进行了再定义，与异族人的关系既属于外交政策，也是内部世界的一部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界限并未模糊，但在《禹贡》时期的九州本土即为华夏的概念之外，出现了全新的世界观：帝国，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及其互动关系全都被囊括到帝国这一全新的世界观之下。
唐朝对于“中国”的认识之形成原因，在于唐帝国政权建立的特殊性——由李唐皇室及其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关陇贵族，不晚于公元6世纪开始便属于一个汉——鲜卑——突厥的贵族集团，与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在唐朝中后期，因边疆军事防御的需要设立了大量藩镇，控制藩镇的节度使与军队大部分由非汉族的成员构成，并对唐的统治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唐帝国的政权包含了复杂的民族构成，与西部和北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着血脉和文化纽带，而这种纽带又是唐朝前期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基础，其内政外交之间的关联与秦汉时期相比有更明显的区别。
关注唐帝国建立巩固的百年时期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对外交往是理解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前提。当李渊接受隋恭帝禅让开创唐朝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帝国的安全，由上面唐代朝廷关于“中国”的认识，将其分为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来讨论已并不妥当，因此将其分为军事制度和边疆行政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在636年唐朝正式推行府兵制，但从624年开始国内形势基本安全，李渊将大批军队解散而把剩下的士兵统合在一起。新的军事制度其实是对5～6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异族王朝的沿袭与重建，其中府兵包括600多个军府，每个军府统领800～1200名士兵，分布在距离长安或洛阳274公里范围之内。在府兵之外，还有都城北衙禁军，这支军队由世袭的精英家族子嗣和从胡人游牧部落招募的雇佣兵组成，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朝时期府兵的构成是非汉族和胡化的关中精英。此外，唐朝军队的核心力量是都城中央军，从本地精英家族选拔，以及由李渊最初军队的部下的后裔组成。
因此唐朝前期的军事力量包括了世袭的军事精英家族和异族雇佣军，并且作为军事精英家族存在的所谓关陇贵族，来自一个汉——鲜卑——突厥的贵族集团，在唐朝政权建立后他们放弃了原本的土地，在都城长安购置产业、世代定居。
在武后统治时期，吐蕃于670年入侵现在的新疆和四川地区，695年契丹和东突厥发动叛乱。在战争之后，武后在北方和东北方建立了永久性的藩镇，府兵不再适合战争需求，大规模的边军成为唐朝主要的军事力量。贵族家族开始逃避兵役，迫使军府从穷苦农户中招募士兵，由永久性服役的士兵与异族雇佣兵组成了边军。
军队完全职业化的现象在玄宗统治时期发生。安史之乱前，国家开始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任命专使，而统领藩镇的节度使正属于专使。747年，李林甫下令所有的节度使应由胡人职业军人担任。政策的后果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这些变化表明了一个贯穿唐朝前期军事的鲜明特征：依靠异族，将外部世界的军事力量引入内部世界。
异族是外部世界的民族，异族不属于华夏，这一系列观念仍然存在，但在唐朝最初的百年里，异族人和胡化的关陇贵族在其军事力量中占据极高比重，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意识的形成。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区分不再重要或不再那么重要，比唐朝的文化传播促使“中国”意识超越了传统的华夷之辩的，是帝国在建立之初便首先要巩固的帝国安全。 帝国外交政策与边疆行政制度交织在一起，并且边疆行政主要来自于超越内外之分的帝国外交，是唐的鲜明特征。唐帝国早期对内部世界的行政区划中，最重要的管理层级是州，州以下为县，为了防止叛乱而把每个行政区划设置得非常小，且行政长官直接向朝廷负责。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对都城充满向往，而世家大族聚集在都城更说明了贵族对在朝中任职的重视。大族中没有在都城任职的支脉被排除在族譜外，只能通过投靠东北部地区的节度使或在南方担任地方官或经商，找到新的晋升途径。
因此，相较于南方、东南、西南，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无疑集中于北方和西北。在探讨“中国”意识建构时关注日本、新罗、南诏、越南等南方、西南和东南的地区是必要的，但这些遥远的地区未能引起来自西北的李唐皇室的关注。贯穿“帝国”的一个关键是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展开的军事行动，扩充帝国的版图，而从唐帝国不断将征服的领土纳入地方行政范围内更能窥见其“中国”意识。
“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像卫星般环列着向往中国的各民族的君主国家，纷纷向中国朝贡。这是统一东亚的世界帝国，是具有特殊形态的世界帝国。”作为对唐朝帝国的特征，堀敏一的这段论述大致上是正确的，但唐帝国早期实际上将中亚乃至西亚也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中，而这部分地区是李唐皇室在军事和外交上最为关注的。
唐帝国早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便是征服突厥。由于李唐皇室和西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有着血缘和文化上的关联，其外交政策也是基于对游牧民族政治与军事结构的了解展开的。在唐太宗的外交政策下，突厥族的薛延陀部脱离突厥帝国，并于629年在唐朝军队的支持下摧毁了东突厥汗国。此后，唐太宗以“天可汗”的称号同时对突厥和大唐进行统治。他并未混淆华夏与夷狄，他认为中华道德政治体系并不适合突厥人，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于此，“中国”的意识在对外征服中拓展为一个超越内外分别的二元帝国的想象，即传统华夏的天子政体与对突厥的统治相结合，并为之后的对外部世界的军事行动与内部世界的帝国地方行政制度安排奠定基础。
从唐帝国的边疆变化可以明显看出继征服东突厥后，640年唐帝国的军队占领了高昌，设置高昌县，将帝国边境推到了中亚;648年击败西突厥，占领龟兹，并在之后激励了百余个都督府和州县，将疆界推进至波斯。这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深入西方的最远距离。而在早期百年里，突厥反复叛乱，中亚得而复失——在751年的一场败仗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夺取了中亚地区的统治权。西北和北方边疆上与异族的战争不断，促使帝国前期在政治上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于此。
太宗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一包含了外部世界的帝国理想落在内部世界的边疆行政上，便是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的字面意思为“松散的军区和辖区”，由唐帝国在被征服的异族地区设置州县，其刺史或都督由当地原来的部落统治者担任，世袭任职。这些地区相对自治，为唐朝提供军事援助，由唐朝在地方设置的行政机构都护府监领。直到八世纪早期，有六大都护府分布于唐帝国边境：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和安南，它们构成了唐帝国边疆行政区划的基础，其中远离李唐皇室血脉发源地的只有安南与安东都护府。
在西北和北方之外的地区，唐帝国收复了隋朝末年独立的越南大部分地区，于679年设置了安南都护府;唐太宗征服高句丽的努力在668年由武后完成，其邻国新罗则早早地成为李唐皇室的附庸。而在吐蕃方面，尽管它与唐战争不断，但自641年文成公主入蕃以来吐蕃也从属于唐宏伟帝国构想的一部分，和李唐皇室是“一家人”。729年弃隶缩赞赞普向唐玄宗上表：“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朝鲜、日本、南诏和越南汲取了唐帝国的政治与文化，积极地寻求认同以加入中华世界秩序，包括国子监观礼、汉化佛学传播、册封典礼等。由此不难发现，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是影响着唐帝国的外交与地方行政的主要因素，而对遥远的地区则主要诉诸文化传播。
唐帝国早期百年的“中国”意识在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和内部世界的边疆行政设置的互动中被建构，外部世界的夷狄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民族和政治传统也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它不属于华夏传统，但它属于“天可汗”领导的全新的唐帝国。通过羁縻府州，“中国”在地理上的版图被再定义，“中国”意识前所未有地拓展。
本文尝试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研究“中国”意识的建构及其他历史主题时，或许可以引入“学习”的维度。唐以前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大部分持抵制态度，所以双方的关系仅仅停留在劫掠和边疆互贸上。而唐太宗的帝国想象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同时包容进去，所以成为了“天可汗”，让唐比之专制明清更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从学习的维度来理解这样的历史变化，会发现在参考以往朝代经验和自身政权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学习——选择”的行为模式，便是从根本上导致“中国”在唐代被建构为一个帝国性质存在的原因。
作者单位：上海乡村笔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北方及西部地区的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意识实际上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国家交往中建构的，《禹贡》把中国划分为九州，在世界體系内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天子又位居中国文明的中心，在这个同心圆内与首都距离越近就越文明，反之则越为野蛮。“中国”意识在不断区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中产生，“通过内部的同质化，通过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识，形成国族的自我认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国’。”
但秦汉时代的对外扩张对这种“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二分法世界观提出了挑战，而唐代的中华帝国想象则在与高句丽、日本、新罗、突厥、吐蕃、回鹘、南诏等国的外交中不断建构、校验、修正。唐代中国以“晚古时期一个新兴的世界组织”著称。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向外部世界推广中国的外交规范并同时根据外部世界的反馈以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秩序的双向过程。亚历山大·温特指出，“内化的观念构建了身份和利益”，和外部世界的往来急速地扩大了中原居民的文化和地理视野，通过与作为参照物的“他者”在观念和行为层面的比较和互动，“我者”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将更趋明晰。
关于唐帝国在与外部世界交往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中国”意识，与其内部世界的军事、行政、文化，以往的文献通常将两者分开论述，并且，唐朝的“中国”意识有时被认为是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播。然而若认为“中国”意识完全由唐帝国和外部世界的往来塑造，未免稍显片面，因为至少在唐帝国前期，“帝国”这个概念同时包含了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
公元642年朝廷在讨论如何处理被征服的高昌时，有这样一段话：“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制，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
在这段叙述中，唐代朝廷明确表达了关于真正的华夏领土与唐王朝征服领土之间的区别，高昌、西域作为夷狄而不属于华夏，但它们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的州县。而唐太宗及其后继者的包容性观点则认为，突厥人和其他民族最终都将融入中华帝国。中亚和北亚都可以属于华夏世界，属于中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二元帝国：“中国”超越了传统的中华帝国本土界限，将异族人纳入统治范围，并对其施行不同于汉族的统治。
这意味着唐朝对“中国”在地理和文化的意义上都进行了再定义，与异族人的关系既属于外交政策，也是内部世界的一部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界限并未模糊，但在《禹贡》时期的九州本土即为华夏的概念之外，出现了全新的世界观：帝国，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及其互动关系全都被囊括到帝国这一全新的世界观之下。
唐朝对于“中国”的认识之形成原因，在于唐帝国政权建立的特殊性——由李唐皇室及其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关陇贵族，不晚于公元6世纪开始便属于一个汉——鲜卑——突厥的贵族集团，与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在唐朝中后期，因边疆军事防御的需要设立了大量藩镇，控制藩镇的节度使与军队大部分由非汉族的成员构成，并对唐的统治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唐帝国的政权包含了复杂的民族构成，与西部和北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着血脉和文化纽带，而这种纽带又是唐朝前期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基础，其内政外交之间的关联与秦汉时期相比有更明显的区别。
关注唐帝国建立巩固的百年时期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对外交往是理解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前提。当李渊接受隋恭帝禅让开创唐朝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帝国的安全，由上面唐代朝廷关于“中国”的认识，将其分为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来讨论已并不妥当，因此将其分为军事制度和边疆行政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在636年唐朝正式推行府兵制，但从624年开始国内形势基本安全，李渊将大批军队解散而把剩下的士兵统合在一起。新的军事制度其实是对5～6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异族王朝的沿袭与重建，其中府兵包括600多个军府，每个军府统领800～1200名士兵，分布在距离长安或洛阳274公里范围之内。在府兵之外，还有都城北衙禁军，这支军队由世袭的精英家族子嗣和从胡人游牧部落招募的雇佣兵组成，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朝时期府兵的构成是非汉族和胡化的关中精英。此外，唐朝军队的核心力量是都城中央军，从本地精英家族选拔，以及由李渊最初军队的部下的后裔组成。
因此唐朝前期的军事力量包括了世袭的军事精英家族和异族雇佣军，并且作为军事精英家族存在的所谓关陇贵族，来自一个汉——鲜卑——突厥的贵族集团，在唐朝政权建立后他们放弃了原本的土地，在都城长安购置产业、世代定居。
在武后统治时期，吐蕃于670年入侵现在的新疆和四川地区，695年契丹和东突厥发动叛乱。在战争之后，武后在北方和东北方建立了永久性的藩镇，府兵不再适合战争需求，大规模的边军成为唐朝主要的军事力量。贵族家族开始逃避兵役，迫使军府从穷苦农户中招募士兵，由永久性服役的士兵与异族雇佣兵组成了边军。
军队完全职业化的现象在玄宗统治时期发生。安史之乱前，国家开始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任命专使，而统领藩镇的节度使正属于专使。747年，李林甫下令所有的节度使应由胡人职业军人担任。政策的后果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这些变化表明了一个贯穿唐朝前期军事的鲜明特征：依靠异族，将外部世界的军事力量引入内部世界。
异族是外部世界的民族，异族不属于华夏，这一系列观念仍然存在，但在唐朝最初的百年里，异族人和胡化的关陇贵族在其军事力量中占据极高比重，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意识的形成。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区分不再重要或不再那么重要，比唐朝的文化传播促使“中国”意识超越了传统的华夷之辩的，是帝国在建立之初便首先要巩固的帝国安全。 帝国外交政策与边疆行政制度交织在一起，并且边疆行政主要来自于超越内外之分的帝国外交，是唐的鲜明特征。唐帝国早期对内部世界的行政区划中，最重要的管理层级是州，州以下为县，为了防止叛乱而把每个行政区划设置得非常小，且行政长官直接向朝廷负责。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对都城充满向往，而世家大族聚集在都城更说明了贵族对在朝中任职的重视。大族中没有在都城任职的支脉被排除在族譜外，只能通过投靠东北部地区的节度使或在南方担任地方官或经商，找到新的晋升途径。
因此，相较于南方、东南、西南，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无疑集中于北方和西北。在探讨“中国”意识建构时关注日本、新罗、南诏、越南等南方、西南和东南的地区是必要的，但这些遥远的地区未能引起来自西北的李唐皇室的关注。贯穿“帝国”的一个关键是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展开的军事行动，扩充帝国的版图，而从唐帝国不断将征服的领土纳入地方行政范围内更能窥见其“中国”意识。
“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像卫星般环列着向往中国的各民族的君主国家，纷纷向中国朝贡。这是统一东亚的世界帝国，是具有特殊形态的世界帝国。”作为对唐朝帝国的特征，堀敏一的这段论述大致上是正确的，但唐帝国早期实际上将中亚乃至西亚也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中，而这部分地区是李唐皇室在军事和外交上最为关注的。
唐帝国早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便是征服突厥。由于李唐皇室和西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有着血缘和文化上的关联，其外交政策也是基于对游牧民族政治与军事结构的了解展开的。在唐太宗的外交政策下，突厥族的薛延陀部脱离突厥帝国，并于629年在唐朝军队的支持下摧毁了东突厥汗国。此后，唐太宗以“天可汗”的称号同时对突厥和大唐进行统治。他并未混淆华夏与夷狄，他认为中华道德政治体系并不适合突厥人，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统治。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于此，“中国”的意识在对外征服中拓展为一个超越内外分别的二元帝国的想象，即传统华夏的天子政体与对突厥的统治相结合，并为之后的对外部世界的军事行动与内部世界的帝国地方行政制度安排奠定基础。
从唐帝国的边疆变化可以明显看出继征服东突厥后，640年唐帝国的军队占领了高昌，设置高昌县，将帝国边境推到了中亚;648年击败西突厥，占领龟兹，并在之后激励了百余个都督府和州县，将疆界推进至波斯。这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深入西方的最远距离。而在早期百年里，突厥反复叛乱，中亚得而复失——在751年的一场败仗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夺取了中亚地区的统治权。西北和北方边疆上与异族的战争不断，促使帝国前期在政治上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于此。
太宗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一包含了外部世界的帝国理想落在内部世界的边疆行政上，便是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的字面意思为“松散的军区和辖区”，由唐帝国在被征服的异族地区设置州县，其刺史或都督由当地原来的部落统治者担任，世袭任职。这些地区相对自治，为唐朝提供军事援助，由唐朝在地方设置的行政机构都护府监领。直到八世纪早期，有六大都护府分布于唐帝国边境：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和安南，它们构成了唐帝国边疆行政区划的基础，其中远离李唐皇室血脉发源地的只有安南与安东都护府。
在西北和北方之外的地区，唐帝国收复了隋朝末年独立的越南大部分地区，于679年设置了安南都护府;唐太宗征服高句丽的努力在668年由武后完成，其邻国新罗则早早地成为李唐皇室的附庸。而在吐蕃方面，尽管它与唐战争不断，但自641年文成公主入蕃以来吐蕃也从属于唐宏伟帝国构想的一部分，和李唐皇室是“一家人”。729年弃隶缩赞赞普向唐玄宗上表：“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朝鲜、日本、南诏和越南汲取了唐帝国的政治与文化，积极地寻求认同以加入中华世界秩序，包括国子监观礼、汉化佛学传播、册封典礼等。由此不难发现，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是影响着唐帝国的外交与地方行政的主要因素，而对遥远的地区则主要诉诸文化传播。
唐帝国早期百年的“中国”意识在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和内部世界的边疆行政设置的互动中被建构，外部世界的夷狄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民族和政治传统也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它不属于华夏传统，但它属于“天可汗”领导的全新的唐帝国。通过羁縻府州，“中国”在地理上的版图被再定义，“中国”意识前所未有地拓展。
本文尝试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研究“中国”意识的建构及其他历史主题时，或许可以引入“学习”的维度。唐以前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大部分持抵制态度，所以双方的关系仅仅停留在劫掠和边疆互贸上。而唐太宗的帝国想象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同时包容进去，所以成为了“天可汗”，让唐比之专制明清更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从学习的维度来理解这样的历史变化，会发现在参考以往朝代经验和自身政权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学习——选择”的行为模式，便是从根本上导致“中国”在唐代被建构为一个帝国性质存在的原因。
作者单位：上海乡村笔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