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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出版业兴旺发达。文化艺术出版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像鲁迅、丰子恺这样的文化艺术人士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出版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直到建国后，出版事业才再次得到重视，艺术出版也不例外。
年、连、宣一统江山
今天，当我们在谈起年画、连环画时总是会谈及它们可以卖个什么价钱，因为年画、连环画更多停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作为已经淡出“艺术圈”的艺术形式，它们只是流通于那些偏爱它们的藏家手中。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年画、连环画曾经是我国艺术出版领域最主要的出版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事业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3日～19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开，朱德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应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的于是“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变为现实，“通俗且易于传播”成为当时出版物应当遵循的准则。当时相当一部分国人还不识字，为了使政府的思想能够有效地传播，年画、连环画，以及宣传画是最为有效的途径，用大众能够接受的视觉艺术形式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工具。次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根据该会议提出的关于出版专业化的精神，决定成立人民美术出版社。11月出版社的筹备工作随即展开，美术印刷厂的筹建也同时进行。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成立是在1951年9月15日，但在此之前，筹建中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决定》、《1950年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的精神，已经组织艺术家们创作出版了一大批新年画和普及读物。同时，为了配合国家的时政宣传还出版了大量宣传画。这些出版工作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传播作用，由刘继卣绘的连环画《鸡毛信》、《东郭先生》等在连环画界影响很大。作为国营企业机构，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以通俗的美术出版物为主要的业务内容。
195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各项出版工作实行计划化，制定各项方针及选题计划，并按照出版总署的指示，明确了本社与地方美术出版机构的分工，其中上海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前身之一）就以出版连环画为主。截止至“文革”爆发，年画，尤其是连环画的出版工作一直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工作中的重点，为了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社里还成立了“年画工作委员会”、“连环画脚本研究会”。著名艺术理论家、批评家邵大箴先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60周年的展览活动上表示，“从195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它的书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读它的书，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当时出版物不多，但是人美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之下，不仅在普及艺术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连环画方面，功劳非常大，当时有几亿人读连环画的出版物。”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这些老先生心目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著名艺术家詹建俊先生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我的印象里是代表中国美术出版社的唯一的最高的出版单位。在我们这代人中，能够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作品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艺术家很难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创作才能，年画、连环画成了他们唯一的用武之地，一些美术出版机构成为了当时的美术创作基地，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例，当时社里人丁最兴旺的时候达到380人，其中连环画创作团队就有“一百单八将”，此外还有专门从事年画、宣传画创作的编辑，可以说汇集了上海美术界的精英。而这三种出版物也占去当时新华书店六七成的书架。时至今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仍旧可以靠着这些资源获取利润，这个比例甚至可以达到总利润的1/3，仅是老资源的开发就可以推出数百种连环画出版物。
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制定了12年的编辑出版规划，开始系统地出版国内外美术作品，诸如中国美术全集、民间美术选集、少数民族艺术选集、世界美术选集、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画论、“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及现代古典等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等都列入日程。在艺术出版领域，人民美术出版社一直走在最前列，如著名批评家殷双喜所言，“从年画、连环画到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物构成了新中国美术史的脉络，如果研究新中国美术史，离开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物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
随着“文革”的爆发，艺术出版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为数不多的出版物也都是为了满足特殊时期的特殊需求，直到改革开放，出版行业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八十年代的哲学腔
改革开放向“书荒”的年代做了告别，1978年3月，国家出版局召集各省市出版单位开会决议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并在“五一”当天分发至省会以上城市的新华书店以供销售，重点照顾北上广。为了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甚至动用了国家准备印刷《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纸。发售的前一晚就有读者开始排队等候，5月1日清晨各地的新华书店门前就已经人山人海，当时甚至出现了倒书的黄牛党，以前只能看样板戏、读毛选的读者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购买、阅读“红色经典”以外的读物了。仅上海地区，5月1日当天销售量达15.5万册，前5天，已经发行的29种中外文学名著销售40万册，总金额近50万。
此时，因“文革”而中断的美学研究迅速进入了鼎盛时期，迎来了新时期的美学热。1978年，一些报刊上开始重新发表美学类文章，1979年国内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美学》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创刊，每年一期，创刊号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泽厚撰文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内许多重要的美学研究著作纷纷出版，如李泽厚的《美学论集》（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美的历程》（1981年，文物出版社），朱光潜的《谈美书简》（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学拾穗集》（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1980年，商务印书馆）、《美和美的创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1979年，中华书局）、《“美”的探索》（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及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1982年，人民出版社）等。 在“文革”之前，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引进一直是哲学著作引进的重点，“文革”结束后这种倾向依然延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自然哲学》、《美学》等著作在艺术领域拥有大量读者。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推介工作开始向西方现代哲学倾斜，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上海三联书店的《20世纪人类思想家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西方著名学人丛书》几乎涵盖了20世纪西方哲学所有代表性著作。此时，国内学者也纷纷发表对西方理论著作评介的著作，可以说是国内艺术家了解西方哲学思想的捷径，如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评述》（1979年，人民出版社）、张世英的《论黑格尔精神哲学》（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薛华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金岳霖的《罗素哲学》（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舒炜光《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1982年，三联书店）、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改革开放后这些美学、哲学著作的出版所传播的思想成为85’美术新潮运动重要的思想来源，艺术家王广义曾表示那些翻译过来的著作对他影响很大，那会儿只要有新的著作出版，大家都会买来研读讨论，他说“当时的特定的哲学气氛导致了那时候的许多艺术作品都有很强的哲学意味。”批评家黄专曾如此评价哲学在当时的影响力，“80年代艺术界的所有思想陈述、论辩内容和语言形式都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甚至可以这样说，哲学腔在那时构成了某种话语权利：一个缺乏基本哲学素养和谙熟哲学词汇的人很难成为运动的中心人物。对大多数人而言，钻研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兴趣，不如说是一种实践本领的操练”。
教育社的崛起
90年代的开端应当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得新的社会面貌逐渐显现，经济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经济学逐渐取代哲学成为最受渴求的知识。众所周知在出版界出版率高、销量大、成本低、利润最高的是教辅类出版物，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最有钱的出版社是那些获准出版教辅材料的教育社，但也是最没有地位的一类出版社。1995年，全国的教育出版社齐聚扬州召开会议，当年就此次会议有一篇题为《腰缠万贯，郁闷下扬州》的报道，这里的郁闷直指那些“有钱无地位”的教育出版社们的境况。
现在一些老编辑回忆起当年的教育社，都用钱多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花来形容，趁着管理部门还没有上收大部分教辅出版物的利润，一些教育社生猛的出版了一大批“不太符合国情”的出版物——制作精美，填补出版空白的文化艺术类图书，如当时的河北、安徽、江苏、河南、辽宁等地的教育出版社，触碰了那些原本不该教育社涉及的领域。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一炮而红，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系列美学、文学丛书，在这些教育社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河北教育出版社。台湾出版人张思砚曾慨叹，在2002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物无论质还是量，均让台湾出版人大吃一惊，深觉“大陆赶上来了”的威胁。
1992年，王亚民通过竞争上岗，出任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一上任，王亚民便收到朋友们的祝贺，大意就是祝贺他竞得肥差，来到了出版界的“小康之家”，占据中小学教辅读物这块“圈地”，坐守山寨便可过上“好日子”。但此时的王亚民更多感受到的是危机，他曾在《甘为他人做嫁衣》一文中写下他在这种危机之下的思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版专业分工已有松动，并将不断扩大这种松动。市场经济操作规则一旦成熟，被它刺激起来的合法性竞争欲、效益欲，势必使出版全都盯上这块膏沃之地，教育社独占教材教辅市场之利的情况不会太久。此外，就算教育社一时在资金上有优势，但优势不等于‘胜势’，财力不等于‘实力’。”在他看来，出版社作为特殊的文化产业，竞争不仅仅是赚钱多少之争，更多的是文化担当之争，他坦言自己不愿做那类变格的官办“大书商”。我想这也是当时许多教育社有所动作的原因所在，也是那些出版人心中的坚持。
王亚民上任后调整了教育社的出版观念，推行从小教育观念到大教育观念的转变，所谓教育并非只是为绕中小学教育做文章，而应将其推至整个民族。在选题方面，他主张重点突出、有系统、有规模，形成本社特色。从而策划了一批独具影响力的出版物，如艺术领域的《中国漫画书系》（18卷）、《二十世纪书法经典》（22卷）、《世界名画家全集》（22卷）等。除此之外，还系统的出版了系列学术经典、文学经典套系，令整个出版界为之一振。
王亚民把他的出版思路归结为两个意识：版图意识和精品意识。所谓“版图意识”就是要成为名牌出版社应当有自己稳固的、其他社难以涉足，或者说即使涉足也难以抗衡的“版图”。“精品意识”是指图书从内容价值到视觉形式要完美结合，选题要做到构想独到，价值恒久，拥有全景式视域，同时在编校、装帧、印制都要做到精美高贵。如《中国漫画书系》是中国漫画自同年时代至今18位漫画大师的专集系列，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漫画的成就，同时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间相、世态相的折射和反应，不论是选题还是品质都深受好评。随着一系列出版物的问世，河北教育出版社一改往日在出版界“财大气短”的陪衬角色。
曾任辽宁出版社社长的俞晓群曾对王亚民说，“有专家说，要抓紧收集河北教育出版的那批好书，其中有些品种，大概在未来数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有出版的机会了”。令俞晓群难忘的是王亚民听到这番话时的表情，“凝重而欣慰”。现在看来，这位专家的预测是正确的，曾经的高度很难逾越。当然这与人事调动不无关系，曾有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的出版事业，编制内员工具有准公务员身份，是一种“官不官，商不商”的角色，而人事任命则由上级领导定夺，并没有具体章法，究竟适不适合其职位实数未知。在世纪之交，随着我国加入WTO，各省出版界整编组织出版集团，叠床架屋，因人设事，使得高层出版人事倾轧更加严重，亦成为新世纪出版业一直徘徊的主要原因。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升任集团领导后，教育社气势受挫，渐行渐落。
在这种大背景下，河北教育出版社依旧坚持。2010年4月，河北教育出版社改制成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社长杨才的带领下，艺术出版依旧延续高端路线，推出了《故宫博物院陶瓷藏品大系》、《故宫博物院藏器座集》、《世界古文明之旅丛书》、《艺术巨匠》等系列优秀出版物。杨才认为，在做好教育专业出版的同时，一定要在高端艺术类图书、学术研究类图书方向上做出特色。
年、连、宣一统江山
今天，当我们在谈起年画、连环画时总是会谈及它们可以卖个什么价钱，因为年画、连环画更多停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作为已经淡出“艺术圈”的艺术形式，它们只是流通于那些偏爱它们的藏家手中。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年画、连环画曾经是我国艺术出版领域最主要的出版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事业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3日～19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开，朱德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应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的于是“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变为现实，“通俗且易于传播”成为当时出版物应当遵循的准则。当时相当一部分国人还不识字，为了使政府的思想能够有效地传播，年画、连环画，以及宣传画是最为有效的途径，用大众能够接受的视觉艺术形式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工具。次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根据该会议提出的关于出版专业化的精神，决定成立人民美术出版社。11月出版社的筹备工作随即展开，美术印刷厂的筹建也同时进行。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成立是在1951年9月15日，但在此之前，筹建中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决定》、《1950年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的精神，已经组织艺术家们创作出版了一大批新年画和普及读物。同时，为了配合国家的时政宣传还出版了大量宣传画。这些出版工作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传播作用，由刘继卣绘的连环画《鸡毛信》、《东郭先生》等在连环画界影响很大。作为国营企业机构，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以通俗的美术出版物为主要的业务内容。
195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各项出版工作实行计划化，制定各项方针及选题计划，并按照出版总署的指示，明确了本社与地方美术出版机构的分工，其中上海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前身之一）就以出版连环画为主。截止至“文革”爆发，年画，尤其是连环画的出版工作一直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工作中的重点，为了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社里还成立了“年画工作委员会”、“连环画脚本研究会”。著名艺术理论家、批评家邵大箴先生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60周年的展览活动上表示，“从195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它的书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读它的书，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当时出版物不多，但是人美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之下，不仅在普及艺术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连环画方面，功劳非常大，当时有几亿人读连环画的出版物。”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这些老先生心目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著名艺术家詹建俊先生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我的印象里是代表中国美术出版社的唯一的最高的出版单位。在我们这代人中，能够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作品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艺术家很难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创作才能，年画、连环画成了他们唯一的用武之地，一些美术出版机构成为了当时的美术创作基地，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例，当时社里人丁最兴旺的时候达到380人，其中连环画创作团队就有“一百单八将”，此外还有专门从事年画、宣传画创作的编辑，可以说汇集了上海美术界的精英。而这三种出版物也占去当时新华书店六七成的书架。时至今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仍旧可以靠着这些资源获取利润，这个比例甚至可以达到总利润的1/3，仅是老资源的开发就可以推出数百种连环画出版物。
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制定了12年的编辑出版规划，开始系统地出版国内外美术作品，诸如中国美术全集、民间美术选集、少数民族艺术选集、世界美术选集、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画论、“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及现代古典等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等都列入日程。在艺术出版领域，人民美术出版社一直走在最前列，如著名批评家殷双喜所言，“从年画、连环画到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物构成了新中国美术史的脉络，如果研究新中国美术史，离开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物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
随着“文革”的爆发，艺术出版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为数不多的出版物也都是为了满足特殊时期的特殊需求，直到改革开放，出版行业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八十年代的哲学腔
改革开放向“书荒”的年代做了告别，1978年3月，国家出版局召集各省市出版单位开会决议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并在“五一”当天分发至省会以上城市的新华书店以供销售，重点照顾北上广。为了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甚至动用了国家准备印刷《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纸。发售的前一晚就有读者开始排队等候，5月1日清晨各地的新华书店门前就已经人山人海，当时甚至出现了倒书的黄牛党，以前只能看样板戏、读毛选的读者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购买、阅读“红色经典”以外的读物了。仅上海地区，5月1日当天销售量达15.5万册，前5天，已经发行的29种中外文学名著销售40万册，总金额近50万。
此时，因“文革”而中断的美学研究迅速进入了鼎盛时期，迎来了新时期的美学热。1978年，一些报刊上开始重新发表美学类文章，1979年国内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美学》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创刊，每年一期，创刊号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泽厚撰文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内许多重要的美学研究著作纷纷出版，如李泽厚的《美学论集》（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美的历程》（1981年，文物出版社），朱光潜的《谈美书简》（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学拾穗集》（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1980年，商务印书馆）、《美和美的创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1979年，中华书局）、《“美”的探索》（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及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1982年，人民出版社）等。 在“文革”之前，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引进一直是哲学著作引进的重点，“文革”结束后这种倾向依然延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自然哲学》、《美学》等著作在艺术领域拥有大量读者。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推介工作开始向西方现代哲学倾斜，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上海三联书店的《20世纪人类思想家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西方著名学人丛书》几乎涵盖了20世纪西方哲学所有代表性著作。此时，国内学者也纷纷发表对西方理论著作评介的著作，可以说是国内艺术家了解西方哲学思想的捷径，如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评述》（1979年，人民出版社）、张世英的《论黑格尔精神哲学》（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薛华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金岳霖的《罗素哲学》（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舒炜光《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1982年，三联书店）、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改革开放后这些美学、哲学著作的出版所传播的思想成为85’美术新潮运动重要的思想来源，艺术家王广义曾表示那些翻译过来的著作对他影响很大，那会儿只要有新的著作出版，大家都会买来研读讨论，他说“当时的特定的哲学气氛导致了那时候的许多艺术作品都有很强的哲学意味。”批评家黄专曾如此评价哲学在当时的影响力，“80年代艺术界的所有思想陈述、论辩内容和语言形式都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甚至可以这样说，哲学腔在那时构成了某种话语权利：一个缺乏基本哲学素养和谙熟哲学词汇的人很难成为运动的中心人物。对大多数人而言，钻研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兴趣，不如说是一种实践本领的操练”。
教育社的崛起
90年代的开端应当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得新的社会面貌逐渐显现，经济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经济学逐渐取代哲学成为最受渴求的知识。众所周知在出版界出版率高、销量大、成本低、利润最高的是教辅类出版物，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最有钱的出版社是那些获准出版教辅材料的教育社，但也是最没有地位的一类出版社。1995年，全国的教育出版社齐聚扬州召开会议，当年就此次会议有一篇题为《腰缠万贯，郁闷下扬州》的报道，这里的郁闷直指那些“有钱无地位”的教育出版社们的境况。
现在一些老编辑回忆起当年的教育社，都用钱多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花来形容，趁着管理部门还没有上收大部分教辅出版物的利润，一些教育社生猛的出版了一大批“不太符合国情”的出版物——制作精美，填补出版空白的文化艺术类图书，如当时的河北、安徽、江苏、河南、辽宁等地的教育出版社，触碰了那些原本不该教育社涉及的领域。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一炮而红，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系列美学、文学丛书，在这些教育社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河北教育出版社。台湾出版人张思砚曾慨叹，在2002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物无论质还是量，均让台湾出版人大吃一惊，深觉“大陆赶上来了”的威胁。
1992年，王亚民通过竞争上岗，出任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一上任，王亚民便收到朋友们的祝贺，大意就是祝贺他竞得肥差，来到了出版界的“小康之家”，占据中小学教辅读物这块“圈地”，坐守山寨便可过上“好日子”。但此时的王亚民更多感受到的是危机，他曾在《甘为他人做嫁衣》一文中写下他在这种危机之下的思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版专业分工已有松动，并将不断扩大这种松动。市场经济操作规则一旦成熟，被它刺激起来的合法性竞争欲、效益欲，势必使出版全都盯上这块膏沃之地，教育社独占教材教辅市场之利的情况不会太久。此外，就算教育社一时在资金上有优势，但优势不等于‘胜势’，财力不等于‘实力’。”在他看来，出版社作为特殊的文化产业，竞争不仅仅是赚钱多少之争，更多的是文化担当之争，他坦言自己不愿做那类变格的官办“大书商”。我想这也是当时许多教育社有所动作的原因所在，也是那些出版人心中的坚持。
王亚民上任后调整了教育社的出版观念，推行从小教育观念到大教育观念的转变，所谓教育并非只是为绕中小学教育做文章，而应将其推至整个民族。在选题方面，他主张重点突出、有系统、有规模，形成本社特色。从而策划了一批独具影响力的出版物，如艺术领域的《中国漫画书系》（18卷）、《二十世纪书法经典》（22卷）、《世界名画家全集》（22卷）等。除此之外，还系统的出版了系列学术经典、文学经典套系，令整个出版界为之一振。
王亚民把他的出版思路归结为两个意识：版图意识和精品意识。所谓“版图意识”就是要成为名牌出版社应当有自己稳固的、其他社难以涉足，或者说即使涉足也难以抗衡的“版图”。“精品意识”是指图书从内容价值到视觉形式要完美结合，选题要做到构想独到，价值恒久，拥有全景式视域，同时在编校、装帧、印制都要做到精美高贵。如《中国漫画书系》是中国漫画自同年时代至今18位漫画大师的专集系列，基本上反映了中国漫画的成就，同时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间相、世态相的折射和反应，不论是选题还是品质都深受好评。随着一系列出版物的问世，河北教育出版社一改往日在出版界“财大气短”的陪衬角色。
曾任辽宁出版社社长的俞晓群曾对王亚民说，“有专家说，要抓紧收集河北教育出版的那批好书，其中有些品种，大概在未来数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有出版的机会了”。令俞晓群难忘的是王亚民听到这番话时的表情，“凝重而欣慰”。现在看来，这位专家的预测是正确的，曾经的高度很难逾越。当然这与人事调动不无关系，曾有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的出版事业，编制内员工具有准公务员身份，是一种“官不官，商不商”的角色，而人事任命则由上级领导定夺，并没有具体章法，究竟适不适合其职位实数未知。在世纪之交，随着我国加入WTO，各省出版界整编组织出版集团，叠床架屋，因人设事，使得高层出版人事倾轧更加严重，亦成为新世纪出版业一直徘徊的主要原因。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升任集团领导后，教育社气势受挫，渐行渐落。
在这种大背景下，河北教育出版社依旧坚持。2010年4月，河北教育出版社改制成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社长杨才的带领下，艺术出版依旧延续高端路线，推出了《故宫博物院陶瓷藏品大系》、《故宫博物院藏器座集》、《世界古文明之旅丛书》、《艺术巨匠》等系列优秀出版物。杨才认为，在做好教育专业出版的同时，一定要在高端艺术类图书、学术研究类图书方向上做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