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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大使身上有着中国辩论场中难得的绅士风度。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我尊重他的表达方式，他一直坚持温和和理性的表达，而且他所表达的观点是经过独立思考和判断后的，并且作为体制内高官，不惧怕外界对他的质疑和攻击”。
一场新书发布会，却不得不临时加上一个追思会的环节。6月18日上午，在从上海到南京的高铁上，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做了这个决定。
“吴建民今晨在武汉车祸去世！”突然看到有人发的这条消息，周志兴一惊，但马上又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
但越来越多的消息显示，这条消息是真的。
（资料图片）吴建民
最终，下午3时许，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消息：6月18日凌晨4点17分，吴建民乘坐的鄂AA9S01号别克商务车，沿武昌区梨园地下通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南出口处时，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吴建民、朱晓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师）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更早之前，一直和吴建民联系的共识网同事已经向周志兴确认了吴建民不幸罹难的消息。
在高铁上，周志兴就开始布置起来，一开始他想着直接把新书发布会改成追思会，后来考虑到“要继承吴大使的遗志”，又调整为在新书发布会的基础上增加追思会的环节。
在5月底就定好的这场新书发布会，发布的书是《中国民间外交报告（2016）》。该书由共识网组织编纂，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和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任主编。
不过，在6月19日下午于招商局大厦举行的这场发布会，还是变成了一场对吴建民的追思会。走上台的十多位发言者，从称呼吴建民为“小吴”的年届八旬的资中筠、宋以敏，到称呼吴建民为“吴先生”“吴大使”的中青年学者，再到称呼吴建民为“吴院长”“吴老师”的20岁出头的学生，跨越了足足三代人的他们，发言的主题都放在对吴建民的追思上。
“偶然走上外交路，半个世纪甘与苦。回首往事感慨多，见证历史知是福。”吴建民曾用这样几句顺口溜来概括自己的外交生涯。
和那一代大学生多是“被选择”的命运一样，走上外交路，也不是吴建民自己的选择，他起初“还不大愿意”。
“我当时想考北大物理系，老师让我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早前的采访中，吴建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 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
1955年，吴建民高中毕业，当时由外交部主管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提前到他所就读的中学招生。老师认为吴建民适合搞外交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吴建民的文理科成绩很均衡，都很优秀;二是吴建民的形象不错。
吴建民当时并不很清楚外交是什么，只是从电影里看到过日本的翻译，不喜欢那种刻板的形象。
但吴建民的外交生涯恰恰就是从做翻译开始的。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后，他被分配到法语班。四年后，他以大多数课程都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外交部做起了翻译。
随后按照周总理培养好的翻译的指示，吴建民被抽调参加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青年翻译班，一年半后他又借调到团中央并被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工作。其间他做了很多次国际会议的翻译，表现不错。
1965年，吴建民开始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做翻译。“我给毛主席做过两次翻译，给周总理做的次数很多，另外还给陈毅、李先念做过翻译。当然更多的是给当时的外交部领导做翻译。”吴建民说。
第一次给毛泽东主席做翻译时，吴建民年仅26岁。当时他很紧张，然后老翻译就告诉他不论是讲中文还是讲法文嗓门都要大一点，做到“目中无人”。毛主席在看到吴建民时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吴建民回答说自己叫“吴建民”。毛主席当时就拿吴建民的“吴”字开起了玩笑：“吴国嘛，你这个国家早就亡了。”
翻译的身份，是吴建民面对的第一个争议。这个争议，不仅是针对吴建民，而是针对中国外交官整体，甚至有人将中国“外交部”称为“翻译部”。
但实际上，从新中国建国早期的“将军外交”，到后来一些翻译走上了驻外大使以及外交部领导的岗位，这其实是外交人员外语水平提升的一个过程。
给中央领导和外交部领导做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近距离向这些领导学习的过程。在《中国新闻周刊》多次采访吴建民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提起，周恩来总理是对他外交生涯影响最大的人。
因为周总理改发言稿非常细致，所以当时外交部上呈到总理的文件都非常小心。后来吴建民对于自己的属下和学生，也要求极高。
吴建民的博士生任远喆受到了比较严厉的一次批评就是因为一篇记录稿写得不严谨，里面出现一些错字。“如果这样，你是没什么前途的。”批评后，吴建民甩给了任远喆一句话，直接进了办公室里屋。
“我当时刚成为他的博士生，还没适应老师的风格，感觉压力特别大。后面慢慢适应就好了。”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任远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吴建民卸任外交学院院长后，因为他还带着博士生，会每一两个月来一趟学校。他会把自己所带过的总共5名博士生叫到一起，找一个办公室交流，让学生汇报一下读了什么书，思考了什么问题，并分享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任远喆介绍，吴建民在去公开场合出席活动发表讲话前，都会精心准备，甚至对着镜子练习，以掌握好时间和节奏。吴建民是学法语出身，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遇到有需要用英文演讲时，他会请英文翻译出身的夫人施燕华帮助把关。 吴建民和夫人施燕华是着名的“外交官伉俪”，吴建民曾常驻联合国、比利时、荷兰、法国，曾担任中国驻荷兰、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并获得由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而施燕华也曾常驻联合国、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并曾担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
上世纪60年代，吴建民和施燕华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时认识，当时吴建民是团支部书记，施燕华是团支部副书记。吴建民曾回忆道，“两个人在工作接触中慢慢产生了感觉，性情、志趣、爱好比较相投，就这样在一起了。”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近40年时间里，吴建民驻外时间超过30年。两次例外分别是： 1977年，他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卸任回国后，在干校劳动了一年。之后，外交部也没有给他分配新工作。在家里待了9个月后，他才被分配到外交学会。1983年，吴建民调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直到两年后再被派驻联合国。
吴建民驻外的漫长经历，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也感受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荣辱起伏。他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来形容外交官，认为外交官能直接更深切体验各自国家在世界中的角色。他始终认为，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因为除了和各国杰出人士打交道，还要每天都面对新问题，每天都得学习和思考。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2岁的吴建民成为常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吴建民就开始注重积累，尤其是对于口头表达方面。在联合国工作的10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外长在那里演讲，从那里能够看出谁讲话受欢迎，谁讲话大家不爱听，那对我很有帮助。”
吴建民后来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内敛，所谓“敏于行，讷于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等。如果人们评价某某人爱说，这往往不是好意。事实上，“能说”，是一个人交流能力强的体现，非常重要。
从外交部发言人，到中国驻荷兰、瑞士、法国大使，吴建民成为中国最愿意说也最善于说的外交官之一，也让他日渐成为知名度最高的外交官之一。
1996年至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此间，他连续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吴建民曾回忆道，“在多边外交中取胜的关键是要掌握票数，而人权委员会每一个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要人家投你的票，击败反华提案，需要一国一国地做工作。”
在1997年又一次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后，时任总理李鹏感慨之余，作诗《评人权会》：日内瓦湖浪花滚，万国宫内灯火明。南北辩论扣心弦，七战七捷报佳音。人权会议结束后不久，李鹏总理办公室给吴建民送去一个大信封。李鹏总理将上述诗作写在宣纸上，送给吴建民。
2015年，吴建民出版了《吴建民谈外交》一书，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龙永图在为其写的序中写了吴建民帮助中国加入世贸谈判代表团改变对媒体的态度一事。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总部在日内瓦，中国入世的多边谈判在那里进行。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龙永图每年都要去日内瓦多次，每次短则一个星期，长的达一个月。每次龙永图率团去日内瓦，都要安排当地大使担任副团长。
当时驻日内瓦的其他大使们都说，他们就是为谈判代表团做好“后勤部长”。吴建民则不满足当这个“后勤部长”，做了许多工作，几乎成为代表团的“政委”。
此外，吴建民还帮助代表团改变了对媒体的态度。由于吴建民之前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他特别重视和媒体的沟通。
一开始很长时间里，谈判代表团一般不见媒体，媒体来了，总是躲着。但是，美欧的谈判代表团则不同，他们每次谈判完，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主动见记者。结果到了第二天，各种电视、报纸等媒体都一边倒，说中国代表团如何在这些问题上不讲道理，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完全是因为中方等等。
吴建民当时就对龙永图说，一定要主动出击，和媒体打交道。后来，每次谈判后，中国代表团也举行记者招待会，有时候和美国、欧盟的记者招待会几乎同时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举行。“我们也阐述我们的立场，讲中国为什么有道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场。第二天的报道，虽不能说对我们的报道占了上风，但也至少是打个平手，各方面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龙永图介绍说。
在2003年卸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后，吴建民回国出任外交学院院长。这之后，一方面吴建民扮演着一个干实事的院长和严师角色;另一方面，吴建民开始不停地在国内外奔走，尤其是在2008年卸任外交学院院长正式退居二线后，“退而不休”的吴建民较之此前在公众平台的发声更为频繁，也更为直率。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名，同时也让他一次次陷入争议和舆论漩涡当中。
刚到外交学院没多久，吴建民就发现，外交学院老师的待遇，是同类大学老师的一半。
“我一看，这种状况留不住人，这样不行啊。”吴建民凭借着多年积累人脉，找到了一些企业家捐助学校，每人最少200万以上。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5年期间，他为外交学院拿到了几千万的赞助，而外交学院教职员工的工资大概涨了1.5倍。
为了让学生拓宽眼界，吴建民在到任院长后做的另一件事，是开设“外交学院论坛”。在2003年9月到12月的3个月时间里，陆续有前外长钱其琛、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以及达沃斯论坛创立者施瓦布等在外交学院开讲。在其任内的五年里，这一讲座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成为北京高校圈的一个知名品牌。但可惜在其离任后，讲座未能延续。
在其外交学院院长任内，吴建民还亲自授课，给本科生讲授“外交案例”和“交流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可以旁听。2006年成为吴建民博士的任远喆完整地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既感受到吴建民的博学和开阔视野，也领教了他的严厉。
在遇到有学生上课说话或注意力不集中时，吴建民的目光会扫过去，如果眼神示意不起作用，他会直接把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并进行批评，“有把学生批评得当场落泪的”。但到了课后，他往往又会和学生交流，并稍作安抚。 因为在推动学校建设上不遗余力，吴建民的这种比较强势的风格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非议。
但吴建民更大的争议在校园之外。
从大使任上退休之后，吴建民一直奔走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前沿，传播“和平外交”的理念。这让他被贴上了“鸽派”的标签，甚至遭到“汉奸”等谩骂;此外，由于他的活跃和敢言，并常在演讲中引用中外历史知识以古喻今，也在外交系统内和学术圈受到一些逻辑不够严谨或者“爱出风头”的质疑和非议。
2014年7月和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的电视辩论，以及几个月前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争论，成为近两年围绕着吴建民最受关注的两场争议。
在和罗援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节目中，罗援提出，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遏制与战争形势仍存在。吴建民再次指出，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并称“谁挑起战争谁倒大霉”。而在今年3月的一次外交学院的内部师生讲话中，吴建民谈到他不同意《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称对方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这场辩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最大的鸽派和最大的鹰派之间的辩论”。
随后，胡锡进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吴建民，称“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在备受争议的这些年里，吴建民经常面对尖锐问题，也时常在公开场合与意见不同方展开辩论，但对于“顾左右而言其他”或者人身攻击的言论，外界看不到他有任何回应。
谈及自己的忙碌和高曝光率，吴建民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现在是名学者，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和观察国际事务的视角是多数人不具备的，因此要多向老百姓介绍外交。现在是大辩论的时代，我讲话也是一家之言，但各种看法都还要通过实践来考验，包括我所讲的。”
5月18日出版的第517期《人民论坛》杂志，刊发了吴建民的署名文章《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有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另一股是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两大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文章强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
近期，吴建民在多个场合频频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声，警告其潜在危险。
对此，任远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吴建民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不能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只有兼济天下，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认为，很多人总以为吴建民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他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郑永年将吴建民看成是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启蒙者，大使深以为然。
“对社会的各种评议，是任何一个启蒙者应当承受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郑永年称。
在吴建民不幸遭遇车祸离世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微信上写下几句话：“吴建民大使是伟大的爱国者，有丰富外交阅历，在国际舞台有相当强的影响力，为培养年轻英才不遗余力，以77（岁）高龄奔走二轨外交，挚友突然远行令我不胜哀悼之至矣！”而龙永图则手书：“怀念吴建民：中国需要这样的大师。”
赵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自己曾就“鸽派”和“鹰派”之争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两人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鸽派”和“鹰派”的区别，只不过因为工作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只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派”，没有“鸽派”和“鹰派”。
赵启正和龙永图是近十年来与吴建民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最多的人。在传播交流学的场合，赵启正和吴建民时常一起出现，两人还多次联合出版关于交流学的书。而龙永图和吴建民一起出现的场合多是关于人才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方面以及经济创新领域。
“有一次，他曾专门约我到他办公室长谈，他说现在中国需要民间外交，特别需要将有经验的国际化人才组织起来推动二轨外交。我们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如何充分发挥前外交官、前商务参赞等专业人士的作用，交流如何致力于促进中国智库建立‘旋转门’机制。”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听到吴建民先生意外去世的消息， 86岁的知名学者资中筠女士“特别震动”，专程赶到了6月19日举行的《中国民间外交报告（2016）》新书发布会。资中筠在会上表示，吴建民强调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在某些情况下，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和英雄气概。”
“群众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众情绪为转移一样，对于国家之间有些利益的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了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资中筠说。
她还认为，吴建民作为职业外交官，有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确实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对外说话有时是要有口径的，但是有些人形成了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我觉得很难交流。吴建民是按常识和人情说话的。”
最近几年和吴建民有过几次接触的资中筠还看重吴建民的风度，“作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他代表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风度。因为有些外国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的外交官好像说的话不是对外国人说的，是心里想着怎么跟国内交代，所以说得越硬越好。要是软的话，一定要挨批，硬的话不会挨批，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外交官越来越没有风度。”
“吴建民大使身上有着中国辩论场中难得的绅士风度。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我尊重他的表达方式，他一直坚持温和和理性的表达，而且他所表达的观点是经过独立思考和判断后的，并且作为体制内官员，不惧怕外界对他的质疑和攻击。”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青委会会长刘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约是在一周前，刘科给吴建民发了条微信，邀请后者出席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青委会成立大会。虽然要赶6月17日晚上5点半的飞机，但一直重视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吴建民还是答应了老朋友刘科。
下午2点25分，吴建民到了会场。可能是因为要赶飞机，在公开场合多穿西装的吴建民，穿了件浅色的休闲夹克。
由于行程原因，在会议开始后，吴建民第一个发言。“他主要讲了三点：海外人才、高层人才和青年人才。”王辉耀说。
结束了这段四分多钟的发言后，吴建民向大伙儿告别，然后直奔首都机场。按计划，6月18日晚，在吴建民从武汉返回后，应朋友之邀，王辉耀和吴建民还将在晚宴上碰面。
但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这次活动，却成了吴建民出席的最后一个公开活动，作的最后一次演讲。
（李明子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场新书发布会，却不得不临时加上一个追思会的环节。6月18日上午，在从上海到南京的高铁上，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做了这个决定。
“吴建民今晨在武汉车祸去世！”突然看到有人发的这条消息，周志兴一惊，但马上又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
但越来越多的消息显示，这条消息是真的。
最终，下午3时许，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消息：6月18日凌晨4点17分，吴建民乘坐的鄂AA9S01号别克商务车，沿武昌区梨园地下通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南出口处时，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吴建民、朱晓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师）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更早之前，一直和吴建民联系的共识网同事已经向周志兴确认了吴建民不幸罹难的消息。
在高铁上，周志兴就开始布置起来，一开始他想着直接把新书发布会改成追思会，后来考虑到“要继承吴大使的遗志”，又调整为在新书发布会的基础上增加追思会的环节。
在5月底就定好的这场新书发布会，发布的书是《中国民间外交报告（2016）》。该书由共识网组织编纂，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和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任主编。
不过，在6月19日下午于招商局大厦举行的这场发布会，还是变成了一场对吴建民的追思会。走上台的十多位发言者，从称呼吴建民为“小吴”的年届八旬的资中筠、宋以敏，到称呼吴建民为“吴先生”“吴大使”的中青年学者，再到称呼吴建民为“吴院长”“吴老师”的20岁出头的学生，跨越了足足三代人的他们，发言的主题都放在对吴建民的追思上。
“被选择”当翻译
“偶然走上外交路，半个世纪甘与苦。回首往事感慨多，见证历史知是福。”吴建民曾用这样几句顺口溜来概括自己的外交生涯。
和那一代大学生多是“被选择”的命运一样，走上外交路，也不是吴建民自己的选择，他起初“还不大愿意”。
“我当时想考北大物理系，老师让我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早前的采访中，吴建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 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
1955年，吴建民高中毕业，当时由外交部主管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提前到他所就读的中学招生。老师认为吴建民适合搞外交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吴建民的文理科成绩很均衡，都很优秀;二是吴建民的形象不错。
吴建民当时并不很清楚外交是什么，只是从电影里看到过日本的翻译，不喜欢那种刻板的形象。
但吴建民的外交生涯恰恰就是从做翻译开始的。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后，他被分配到法语班。四年后，他以大多数课程都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外交部做起了翻译。
随后按照周总理培养好的翻译的指示，吴建民被抽调参加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青年翻译班，一年半后他又借调到团中央并被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工作。其间他做了很多次国际会议的翻译，表现不错。
1965年，吴建民开始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做翻译。“我给毛主席做过两次翻译，给周总理做的次数很多，另外还给陈毅、李先念做过翻译。当然更多的是给当时的外交部领导做翻译。”吴建民说。
第一次给毛泽东主席做翻译时，吴建民年仅26岁。当时他很紧张，然后老翻译就告诉他不论是讲中文还是讲法文嗓门都要大一点，做到“目中无人”。毛主席在看到吴建民时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吴建民回答说自己叫“吴建民”。毛主席当时就拿吴建民的“吴”字开起了玩笑：“吴国嘛，你这个国家早就亡了。”
翻译的身份，是吴建民面对的第一个争议。这个争议，不仅是针对吴建民，而是针对中国外交官整体，甚至有人将中国“外交部”称为“翻译部”。
但实际上，从新中国建国早期的“将军外交”，到后来一些翻译走上了驻外大使以及外交部领导的岗位，这其实是外交人员外语水平提升的一个过程。
给中央领导和外交部领导做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近距离向这些领导学习的过程。在《中国新闻周刊》多次采访吴建民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提起，周恩来总理是对他外交生涯影响最大的人。
因为周总理改发言稿非常细致，所以当时外交部上呈到总理的文件都非常小心。后来吴建民对于自己的属下和学生，也要求极高。
吴建民的博士生任远喆受到了比较严厉的一次批评就是因为一篇记录稿写得不严谨，里面出现一些错字。“如果这样，你是没什么前途的。”批评后，吴建民甩给了任远喆一句话，直接进了办公室里屋。
“我当时刚成为他的博士生，还没适应老师的风格，感觉压力特别大。后面慢慢适应就好了。”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任远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吴建民卸任外交学院院长后，因为他还带着博士生，会每一两个月来一趟学校。他会把自己所带过的总共5名博士生叫到一起，找一个办公室交流，让学生汇报一下读了什么书，思考了什么问题，并分享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任远喆介绍，吴建民在去公开场合出席活动发表讲话前，都会精心准备，甚至对着镜子练习，以掌握好时间和节奏。吴建民是学法语出身，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遇到有需要用英文演讲时，他会请英文翻译出身的夫人施燕华帮助把关。 吴建民和夫人施燕华是着名的“外交官伉俪”，吴建民曾常驻联合国、比利时、荷兰、法国，曾担任中国驻荷兰、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并获得由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而施燕华也曾常驻联合国、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并曾担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
上世纪60年代，吴建民和施燕华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时认识，当时吴建民是团支部书记，施燕华是团支部副书记。吴建民曾回忆道，“两个人在工作接触中慢慢产生了感觉，性情、志趣、爱好比较相投，就这样在一起了。”
能说的外交家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近40年时间里，吴建民驻外时间超过30年。两次例外分别是： 1977年，他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卸任回国后，在干校劳动了一年。之后，外交部也没有给他分配新工作。在家里待了9个月后，他才被分配到外交学会。1983年，吴建民调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直到两年后再被派驻联合国。
吴建民驻外的漫长经历，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也感受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荣辱起伏。他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来形容外交官，认为外交官能直接更深切体验各自国家在世界中的角色。他始终认为，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因为除了和各国杰出人士打交道，还要每天都面对新问题，每天都得学习和思考。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2岁的吴建民成为常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吴建民就开始注重积累，尤其是对于口头表达方面。在联合国工作的10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外长在那里演讲，从那里能够看出谁讲话受欢迎，谁讲话大家不爱听，那对我很有帮助。”
吴建民后来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内敛，所谓“敏于行，讷于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等。如果人们评价某某人爱说，这往往不是好意。事实上，“能说”，是一个人交流能力强的体现，非常重要。
从外交部发言人，到中国驻荷兰、瑞士、法国大使，吴建民成为中国最愿意说也最善于说的外交官之一，也让他日渐成为知名度最高的外交官之一。
1996年至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此间，他连续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吴建民曾回忆道，“在多边外交中取胜的关键是要掌握票数，而人权委员会每一个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要人家投你的票，击败反华提案，需要一国一国地做工作。”
在1997年又一次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后，时任总理李鹏感慨之余，作诗《评人权会》：日内瓦湖浪花滚，万国宫内灯火明。南北辩论扣心弦，七战七捷报佳音。人权会议结束后不久，李鹏总理办公室给吴建民送去一个大信封。李鹏总理将上述诗作写在宣纸上，送给吴建民。
2015年，吴建民出版了《吴建民谈外交》一书，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龙永图在为其写的序中写了吴建民帮助中国加入世贸谈判代表团改变对媒体的态度一事。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总部在日内瓦，中国入世的多边谈判在那里进行。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龙永图每年都要去日内瓦多次，每次短则一个星期，长的达一个月。每次龙永图率团去日内瓦，都要安排当地大使担任副团长。
当时驻日内瓦的其他大使们都说，他们就是为谈判代表团做好“后勤部长”。吴建民则不满足当这个“后勤部长”，做了许多工作，几乎成为代表团的“政委”。
此外，吴建民还帮助代表团改变了对媒体的态度。由于吴建民之前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他特别重视和媒体的沟通。
一开始很长时间里，谈判代表团一般不见媒体，媒体来了，总是躲着。但是，美欧的谈判代表团则不同，他们每次谈判完，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主动见记者。结果到了第二天，各种电视、报纸等媒体都一边倒，说中国代表团如何在这些问题上不讲道理，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完全是因为中方等等。
吴建民当时就对龙永图说，一定要主动出击，和媒体打交道。后来，每次谈判后，中国代表团也举行记者招待会，有时候和美国、欧盟的记者招待会几乎同时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举行。“我们也阐述我们的立场，讲中国为什么有道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场。第二天的报道，虽不能说对我们的报道占了上风，但也至少是打个平手，各方面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龙永图介绍说。
理性的辩者
在2003年卸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后，吴建民回国出任外交学院院长。这之后，一方面吴建民扮演着一个干实事的院长和严师角色;另一方面，吴建民开始不停地在国内外奔走，尤其是在2008年卸任外交学院院长正式退居二线后，“退而不休”的吴建民较之此前在公众平台的发声更为频繁，也更为直率。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名，同时也让他一次次陷入争议和舆论漩涡当中。
刚到外交学院没多久，吴建民就发现，外交学院老师的待遇，是同类大学老师的一半。
“我一看，这种状况留不住人，这样不行啊。”吴建民凭借着多年积累人脉，找到了一些企业家捐助学校，每人最少200万以上。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5年期间，他为外交学院拿到了几千万的赞助，而外交学院教职员工的工资大概涨了1.5倍。
为了让学生拓宽眼界，吴建民在到任院长后做的另一件事，是开设“外交学院论坛”。在2003年9月到12月的3个月时间里，陆续有前外长钱其琛、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以及达沃斯论坛创立者施瓦布等在外交学院开讲。在其任内的五年里，这一讲座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成为北京高校圈的一个知名品牌。但可惜在其离任后，讲座未能延续。
在其外交学院院长任内，吴建民还亲自授课，给本科生讲授“外交案例”和“交流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可以旁听。2006年成为吴建民博士的任远喆完整地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既感受到吴建民的博学和开阔视野，也领教了他的严厉。
在遇到有学生上课说话或注意力不集中时，吴建民的目光会扫过去，如果眼神示意不起作用，他会直接把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并进行批评，“有把学生批评得当场落泪的”。但到了课后，他往往又会和学生交流，并稍作安抚。 因为在推动学校建设上不遗余力，吴建民的这种比较强势的风格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非议。
但吴建民更大的争议在校园之外。
从大使任上退休之后，吴建民一直奔走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前沿，传播“和平外交”的理念。这让他被贴上了“鸽派”的标签，甚至遭到“汉奸”等谩骂;此外，由于他的活跃和敢言，并常在演讲中引用中外历史知识以古喻今，也在外交系统内和学术圈受到一些逻辑不够严谨或者“爱出风头”的质疑和非议。
2014年7月和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的电视辩论，以及几个月前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争论，成为近两年围绕着吴建民最受关注的两场争议。
在和罗援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节目中，罗援提出，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遏制与战争形势仍存在。吴建民再次指出，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并称“谁挑起战争谁倒大霉”。而在今年3月的一次外交学院的内部师生讲话中，吴建民谈到他不同意《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称对方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这场辩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最大的鸽派和最大的鹰派之间的辩论”。
随后，胡锡进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吴建民，称“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在备受争议的这些年里，吴建民经常面对尖锐问题，也时常在公开场合与意见不同方展开辩论，但对于“顾左右而言其他”或者人身攻击的言论，外界看不到他有任何回应。
谈及自己的忙碌和高曝光率，吴建民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现在是名学者，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和观察国际事务的视角是多数人不具备的，因此要多向老百姓介绍外交。现在是大辩论的时代，我讲话也是一家之言，但各种看法都还要通过实践来考验，包括我所讲的。”
5月18日出版的第517期《人民论坛》杂志，刊发了吴建民的署名文章《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有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另一股是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两大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文章强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
近期，吴建民在多个场合频频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声，警告其潜在危险。
对此，任远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吴建民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不能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只有兼济天下，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认为，很多人总以为吴建民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他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郑永年将吴建民看成是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启蒙者，大使深以为然。
“对社会的各种评议，是任何一个启蒙者应当承受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郑永年称。
在吴建民不幸遭遇车祸离世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微信上写下几句话：“吴建民大使是伟大的爱国者，有丰富外交阅历，在国际舞台有相当强的影响力，为培养年轻英才不遗余力，以77（岁）高龄奔走二轨外交，挚友突然远行令我不胜哀悼之至矣！”而龙永图则手书：“怀念吴建民：中国需要这样的大师。”
赵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自己曾就“鸽派”和“鹰派”之争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两人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鸽派”和“鹰派”的区别，只不过因为工作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只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派”，没有“鸽派”和“鹰派”。
赵启正和龙永图是近十年来与吴建民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最多的人。在传播交流学的场合，赵启正和吴建民时常一起出现，两人还多次联合出版关于交流学的书。而龙永图和吴建民一起出现的场合多是关于人才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方面以及经济创新领域。
“有一次，他曾专门约我到他办公室长谈，他说现在中国需要民间外交，特别需要将有经验的国际化人才组织起来推动二轨外交。我们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如何充分发挥前外交官、前商务参赞等专业人士的作用，交流如何致力于促进中国智库建立‘旋转门’机制。”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听到吴建民先生意外去世的消息， 86岁的知名学者资中筠女士“特别震动”，专程赶到了6月19日举行的《中国民间外交报告（2016）》新书发布会。资中筠在会上表示，吴建民强调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在某些情况下，主张和平比主张战争更需要勇气和英雄气概。”
“群众性的外交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一般都是特别激进的，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就像法院判案不能以群众情绪为转移一样，对于国家之间有些利益的冲突，是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民间一喊打，就对决策者施加了压力，有了压力，特别是外交官，很容易被民间骂成‘卖国’。而外交的作用就是化解冲突，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国家利益。”资中筠说。
她还认为，吴建民作为职业外交官，有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确实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对外说话有时是要有口径的，但是有些人形成了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我觉得很难交流。吴建民是按常识和人情说话的。”
最近几年和吴建民有过几次接触的资中筠还看重吴建民的风度，“作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他代表一定的文化修养和风度。因为有些外国人跟我说，我觉得你们的外交官好像说的话不是对外国人说的，是心里想着怎么跟国内交代，所以说得越硬越好。要是软的话，一定要挨批，硬的话不会挨批，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外交官越来越没有风度。”
“吴建民大使身上有着中国辩论场中难得的绅士风度。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但我尊重他的表达方式，他一直坚持温和和理性的表达，而且他所表达的观点是经过独立思考和判断后的，并且作为体制内官员，不惧怕外界对他的质疑和攻击。”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青委会会长刘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约是在一周前，刘科给吴建民发了条微信，邀请后者出席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青委会成立大会。虽然要赶6月17日晚上5点半的飞机，但一直重视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吴建民还是答应了老朋友刘科。
下午2点25分，吴建民到了会场。可能是因为要赶飞机，在公开场合多穿西装的吴建民，穿了件浅色的休闲夹克。
由于行程原因，在会议开始后，吴建民第一个发言。“他主要讲了三点：海外人才、高层人才和青年人才。”王辉耀说。
结束了这段四分多钟的发言后，吴建民向大伙儿告别，然后直奔首都机场。按计划，6月18日晚，在吴建民从武汉返回后，应朋友之邀，王辉耀和吴建民还将在晚宴上碰面。
但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这次活动，却成了吴建民出席的最后一个公开活动，作的最后一次演讲。
（李明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