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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主办，旨在促进青年社科人才成长，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的“上海年度（2010）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日前结束。经过7个学科专家组对获得提名的48位候选人的评审，最终评选出11位2010年度上海社科新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上海年度（2010）社科新人”评选揭晓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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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主办，旨在促进青年社科人才成长，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的“上海年度（2010）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日前结束。经过7个学科专家组对获得提名的48位候选人的评审，最终评选出11位2010年度上海社科新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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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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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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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标，参考我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借鉴国内外教育综合发展指数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我国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根据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和各地区教育综合发展指数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但东、中、西部地区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和特点，东部地区较高而西部地区较低；各省份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大部分省份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均衡性较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改善，能够促进教育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之中，日本政府利用公共租界的统治危机以及上海外国侨民谋求改变上海现状、企图把上海建成“自由王国”的动态，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与上海公共租界更是里应外合，大力推进上海“自由市”计划，并积极倡导召开“圆桌会议”，谋求上海成为“自由市”。然而，这一计划不仅遭到了上海各界民众以及国民政府的反对，同时也未得到关、英、法等国的支持。尽管“自由市”计划没有实现，但却影响深远。“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客观上转移
2011年7月16日，以“公共管理的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
作为一个德国人，格律恩撰写了一部法国18世纪专题思想史。而当时，不仅他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流派的著述俱在，而且用法语写作、梳理这段历史的书也已经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从哪里选择、甄别和引用权威史料的？他又如何叙述和分析这些思想呢？他的书能超越法国学者的史识和见解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第2卷详尽地对比了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与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之间的关联与差异，说明格律恩式的写作是一个“失败”的案例。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分析涉及“历史解释学”中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在跨时空、跨文化间的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起大量农地向非农部门转移。简单地对比农地非农化的数量与城镇化速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两者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切非农化的农地都是推进城镇化的必要成本。然而，土地城市化的质量说明，中国的农地非农化绝不仅仅是土地数量在两个部门之间此消彼长的问题。农村大量耕地被破坏，城市大量建设用地却也闲置，一面是破坏的累积，一面是闲置的累积，这其中存在着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因此，实现农地适度非农化需要制度创新。创新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有所突破。在土地指标平均分配的基础上，政府应允许指标有偿调剂
刘老师，您好!很多学者都知道您原来是搞哲学的，后来转向了社会学。您为什么要从哲学转向社会学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吧？
走过不平凡的2009年，我们迎来充满希望的2010年。过去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教育事业也取得巨大成就。伴随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迈进，我国教育新的阶段性特征越发凸显，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亟待分析与破解。教育研究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取得重要理论进展，并对教育实践产生重要影响。本报告依据有关报刊发表的文献，对2009年度我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述评。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
程恩富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方向——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认为“国际化”的中心思想是实现“以我（国）为主”的双向交流；“应用化”不仅包括理论为社会实践服务，而且包括其渗透到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中去；“数学化”要把数学分析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学派化”可以体现研究成果的特色，形成争鸣，有利于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和壮大。林岗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认为在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注重其应用性、中国化和具体化问题，不断研究和解决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所提
民国时期已出现“历史上之六大都会”、“中国五大名都”和中国“四都”等说法，从而开启了中国大古都认定之先河。1976年，中国“五大古都”的明确提出及“大古都”概念的使用，使大古都的认定从形成期转入繁盛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提出和认定了中国“六大古都”和“七大古都”，此外，“四大古都”、“三大古都”、“十大古都”也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90年代，大古都标准的讨论反映出大古都的认定迈入了成熟期。2004年，“八大古都”得以确认。这些大古都之说的发展呈现出主流与并存的局面，并具有各自的学术脉络。到目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