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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土耳其大选之后，议会制向总统制转型的“过渡期”宣告结束，政局进入大体稳定阶段，外界逐渐将更多注意力转向正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上。然而，从7月中旬开始，美土关系突然急转直下。美方因土政府拒不释放被拘押的美籍福音派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对土施加制裁。美方先是冻结土耳其司法、内政两部部长在美资产，随后宣布重新评估对土特惠免税待遇，总统特朗普还授权对土钢、铝制品加征双倍关税，并声称这“仅仅是开始”，暗示未来还将有大规模制裁。土总统埃尔多安针锋相对，强硬回击，宣布对美官员实施同等制裁、对美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并号召国民团结一致应对“经济战”。美土摩擦不断升级。土耳其里拉受此影响，跌至“历史新低点”，单日最大跌幅一度逼近20%。
外界高度关注土耳其内外局势发展，将其不确定性视为中东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土战略地位重要，既是隔离欧洲与中东乱局的屏障，又是未来解决叙利亚问题、推进地区和平进程的关键一方；另一方面，也因为土是中东第一大经济体，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里拉加速贬值已拖累南非兰特、墨西哥比索、印尼盾、印度卢比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及欧元出现不同幅度下挫，引发全球投资者恐慌。但从长期看，土耳其政经形势与外交政策均变中有稳；风险固然高企，但也不乏腾挪空间。
2018年大选是土耳其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其建立现代国家以来实施90余年的议会制正式变更为总统制，埃尔多安当选实权总统，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党派等大权，成为继“国父”凯末尔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这给土政治格局带来了两种看似矛盾却又相辅相成的影响。
一是政治极化现象加深，民众的政治诉求、经济利益、民族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固化，由此形成界线鲜明、流动性降低、妥协空间变小的相异阵营。伦敦政经学院的一份报告从2014年以来土历次选举的结果入手，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现实。首先，埃尔多安的个人支持者占选民总数的比例趋于固定，长期在52%左右波动，主要由宗教保守人士、民族主义者和本土化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构成；世俗主义者、阿列维派、城市精英和亲库尔德群体则集中在反埃尔多安的阵营中。虽然“挺埃阵营”占据优势，但双方从数量看可谓旗鼓相当，从立场看则是针锋相对。其次，土当前主要党派如正发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人民民主党等长期维持“多元而无共识”的局面，各方得票率的增减空间在变小，“摇摆的选民群体”正在消失，土政治版图碎片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未来，弥合党派分歧、防止社会分裂将是埃尔多安及正发党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前景不容乐观；对埃尔多安的批评与抗议之声也很难消弭，政治紧张气氛和政府高压管控恐长期存在。
二是埃尔多安权力地位空前巩固，土政局稳定性和政策延续性将得到进一步保障。首先，反对派力量大幅削弱。2016年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开始大规模清洗政府机构、军队、教育及司法系统中的居伦分子，很快便借反恐之名将清洗范围扩大到所有异见群体，超过16万人因此受到牵连。政府关停了多家报纸、电视台和民间协会；改组军队体制；监管社交媒体；取消议员司法豁免权；长期施行国家紧急状态，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等。反对党派实力原本就逊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又被逐渐剥夺了掌握公共权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途径，更难与埃尔多安抗衡。埃尔多安与正发党成为土民众“并非最优却无法替代”的选择。其次，制度性制衡已形同虚设。2017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从根本上取消了议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权、议员的口头质询权等，议会虽在名义上可强行通过被总统驳回的法案，但程序上所需票数更多、难度更大，尤其在总统所率政党掌握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议会对总统行政权几无制约能力。此外，选举政治令社会疲惫不堪，民心思定。土近年来大型选举接连不断，2014年总统直选，2015年6月和11月两场议会选举，2017年修宪公投，2018年议会和总统选举同日举行，不仅冲击了国家正常政治生活，也消耗了选民的热情和耐心。加之东南边境地带安全形势严峻，土军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部的反恐行动持续进行中，民众迫切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来解决内外问题。
综上，土耳其将在埃尔多安的统治下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政治团体对立与社会分裂局面无法改变，但埃尔多安与正发党的控局能力较强，贯彻其政治意愿与政策偏好的能力也较此前增加。未来土政局的不确定性有较大概率来自埃尔多安本人。
毋庸置疑，8月初的“里拉危機”集中暴露了土耳其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首先，土经济结构失调，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一方面，土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商品进口的需求大，进口物资不仅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原料，而且包括国内生产所需的大量中间产品，造成“出口亦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土出口以矿产、原材料、农产品、纺织品和低端工业品为主，产品附加值不高；相应的，生产率停滞不前，劳动力充足的优势未能有效发挥。据世界银行报告，高技术含量产品只占土制成品出口的2%左右，该比例自2002年以来未有显著提升。进口需求大，出口产品利润空间小、竞争力不足，导致土贸易常年逆差，经常账户赤字严重，预计2018年赤字规模将达54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7%左右，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中“垫底”。其次，“高负债”加“高通胀”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般来说，经常账户赤字高企并不必然导致经济的高风险，但高赤字叠加高负债和高通胀，则会成为孕育经济危机的温床。埃尔多安执政以来，长期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和刺激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土外储来源不足、国民储蓄率低的情况下，对外资的依赖与日俱增，近七年来重大项目融资更是绝大多数来自外部借款，导致国际热钱涌入，企业负债率畸高。2017年外债规模高达4667亿美元，占GDP比重超50%；外储规模甚至不能覆盖短期外债；外资深度渗透金融业，外国贷款占土银行业资产40%。同时，埃尔多安为维持经济繁荣表象、争取选票支持，继续采取不计代价的激进经济政策，干扰土央行决策，强势压低利率，导致土国内货币超发、通胀率急剧攀升，7月高达15.4%，8月冲至18%，为近15年来最高水平。而新一轮强势美元周期更使土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美联储连续加息致使国际资本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新兴市场国家融资成本上升，债务情况恶化，货币贬值压力激增。土耳其不能幸免，从“继金砖国家之后最具潜力的经济体”沦为标普公布的“脆弱五国”之首，外界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土经济波动。 不过，若就此认为土经济行将崩溃，也恐失之偏颇。土经济固然处于“悬崖边缘”，但身上还绑有若干安全绳索。一是经济体量和基础相对稳定。土位居地区各主要经济体之首，地理优越性无可比拟，连接欧洲、独联体国家、中东地区及亚洲，在吸引投资方面确有独特优势；国内劳动力资源充足，30岁以下人口比例近50%；城镇化水平高达73%左右，超过欧洲和中亚地区平均水平（60%），长期看内需市场前景良好。土与俄罗斯、伊朗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油气进口有保障，在能源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空间大、机会多。未来若能加大劳动力培训和产业创新力度、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则有望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困境。二是有欧盟的坚定支持。土耳其曾长期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致力于与欧洲实现“一体化”，双方经济联系密切。土外来投资、债务和银行资产大部分来自欧盟国家，若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和经济动荡，将直接冲击欧盟。此外，土还是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唯一屏障，为欧盟国家挡住了汹涌的难民大潮和部分恐怖主义威胁。若土局势动荡，则无异于使欧洲门户洞开。因此，即便欧盟近年来对土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但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考虑，恐无法坐视土“跌落悬崖”，关键时刻仍会出手干预，充当土经济稳定的保险阀。
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是其外交的首要不确定因素。土美这对传统盟友近年来龃龉不断，2016年土发生未遂政变后，双边关系恶化趋势明显加速。此次导致美国首次对北约盟友施加制裁、引爆土耳其里拉危机的“布伦森案”只是土美矛盾的冰山一角，目前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都难以调和。一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问题。美国视其为反恐盟友，土政府则将其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屡屡越境打击。二是居伦问题。土政府指控现居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居伦策划并操纵了未遂政变，多次要求美引渡均未能如愿。不仅如此，美还批评埃尔多安打击“居伦运动”的行动违背了人权和民主原则，土则怀疑美情报机构在政变中扮演了“不可告人的角色”。三是对伊朗制裁问题。土出于能源进口需要，不愿配合美对伊制裁政策；美方指责土未尽到盟友义务，威胁要对违反制裁条款的土银行、个人等采取惩罚措施。四是土欲购买俄式S-400防空导弹系统，附加技术转让条款。这引发美国及北约忧虑，一方面担心土成为俄打入北约内部的“楔子”，另一方面也惧怕俄通过与土合作获悉北约防卫体系的核心机密。这些矛盾导致美土战略互信不断降低，而特朗普与埃尔多安两位“政治强人”的行事风格，又进一步增加了土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但目前来看，土美关系的所有变数都有一条确定的底线，即持续紧张但不会最终破裂，“斗而不破”是当前也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双边关系的主要特点。究其原因，在于上述诸多矛盾都还有谈判空间，且关系破裂是双方“不可承受之重”。对于美国而言，土耳其仍是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之一，随着俄罗斯“回归”中东、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美对土战略需求也不断上升；与土决裂只会使俄罗斯坐收渔利，将土踢出北约防卫体系更无异于自毁长城。对于土耳其来说，美国是其第五大贸易伙伴，贸易流量对土经济与货币稳定至关重要；土国内军工产业尚处发展阶段，美仍是其自海外获得武器的主要来源；土需要北约的安全保护伞，以维持其在中东乱局中的優势地位。此外，埃尔多安意图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构建多元化外交格局，也必须平衡与各大国、各国际组织的关系。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土此前“主导与顺从”的同盟关系不复存在，双方需要在调整与磨合中探索新的关系模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土不会真正“背西向东”、远美亲俄，而是致力于在东西方之间、在美俄之间拓宽转圜空间，保持灵活身段，以求占据主动。
国际政治研究者对“稳定”有天然偏好，倾向于将“不确定”视为负面因素。具体到土耳其，如果将视野拉长、放远，则不难发现，其政经形势与外交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增加是其发展的必然。受中东地区乱局和温和伊斯兰政党上台执政等内外因素影响，2011年后土耳其逐渐走上“去西方化”的本土道路：在政治上逐步确立民主与威权相结合的体制，虽被西方诟病，但更符合中东的传统与现实；在经济上质疑西方模式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开出的“标准方案”，倡导“埃尔多安经济学”；在外交上追求政策与国家地位和身份吻合，独立性不断增强。这些改变越激烈，带来的不确定性就越多。未来这些不确定性究竟是会被缓慢吸收，还是会不断累积并酝酿成长久的动荡，最终还将取决于土耳其回归中东的变革之路能否走通。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外界高度关注土耳其内外局势发展，将其不确定性视为中东地缘政治与全球市场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土战略地位重要，既是隔离欧洲与中东乱局的屏障，又是未来解决叙利亚问题、推进地区和平进程的关键一方；另一方面，也因为土是中东第一大经济体，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里拉加速贬值已拖累南非兰特、墨西哥比索、印尼盾、印度卢比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及欧元出现不同幅度下挫，引发全球投资者恐慌。但从长期看，土耳其政经形势与外交政策均变中有稳；风险固然高企，但也不乏腾挪空间。
政治的“稳”与“变”
2018年大选是土耳其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其建立现代国家以来实施90余年的议会制正式变更为总统制，埃尔多安当选实权总统，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党派等大权，成为继“国父”凯末尔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这给土政治格局带来了两种看似矛盾却又相辅相成的影响。
一是政治极化现象加深，民众的政治诉求、经济利益、民族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固化，由此形成界线鲜明、流动性降低、妥协空间变小的相异阵营。伦敦政经学院的一份报告从2014年以来土历次选举的结果入手，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现实。首先，埃尔多安的个人支持者占选民总数的比例趋于固定，长期在52%左右波动，主要由宗教保守人士、民族主义者和本土化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构成；世俗主义者、阿列维派、城市精英和亲库尔德群体则集中在反埃尔多安的阵营中。虽然“挺埃阵营”占据优势，但双方从数量看可谓旗鼓相当，从立场看则是针锋相对。其次，土当前主要党派如正发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人民民主党等长期维持“多元而无共识”的局面，各方得票率的增减空间在变小，“摇摆的选民群体”正在消失，土政治版图碎片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未来，弥合党派分歧、防止社会分裂将是埃尔多安及正发党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前景不容乐观；对埃尔多安的批评与抗议之声也很难消弭，政治紧张气氛和政府高压管控恐长期存在。
二是埃尔多安权力地位空前巩固，土政局稳定性和政策延续性将得到进一步保障。首先，反对派力量大幅削弱。2016年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开始大规模清洗政府机构、军队、教育及司法系统中的居伦分子，很快便借反恐之名将清洗范围扩大到所有异见群体，超过16万人因此受到牵连。政府关停了多家报纸、电视台和民间协会；改组军队体制；监管社交媒体；取消议员司法豁免权；长期施行国家紧急状态，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等。反对党派实力原本就逊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又被逐渐剥夺了掌握公共权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途径，更难与埃尔多安抗衡。埃尔多安与正发党成为土民众“并非最优却无法替代”的选择。其次，制度性制衡已形同虚设。2017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从根本上取消了议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权、议员的口头质询权等，议会虽在名义上可强行通过被总统驳回的法案，但程序上所需票数更多、难度更大，尤其在总统所率政党掌握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议会对总统行政权几无制约能力。此外，选举政治令社会疲惫不堪，民心思定。土近年来大型选举接连不断，2014年总统直选，2015年6月和11月两场议会选举，2017年修宪公投，2018年议会和总统选举同日举行，不仅冲击了国家正常政治生活，也消耗了选民的热情和耐心。加之东南边境地带安全形势严峻，土军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部的反恐行动持续进行中，民众迫切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来解决内外问题。
综上，土耳其将在埃尔多安的统治下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政治团体对立与社会分裂局面无法改变，但埃尔多安与正发党的控局能力较强，贯彻其政治意愿与政策偏好的能力也较此前增加。未来土政局的不确定性有较大概率来自埃尔多安本人。
经济的“底气”与“风险”
毋庸置疑，8月初的“里拉危機”集中暴露了土耳其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首先，土经济结构失调，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一方面，土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商品进口的需求大，进口物资不仅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原料，而且包括国内生产所需的大量中间产品，造成“出口亦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土出口以矿产、原材料、农产品、纺织品和低端工业品为主，产品附加值不高；相应的，生产率停滞不前，劳动力充足的优势未能有效发挥。据世界银行报告，高技术含量产品只占土制成品出口的2%左右，该比例自2002年以来未有显著提升。进口需求大，出口产品利润空间小、竞争力不足，导致土贸易常年逆差，经常账户赤字严重，预计2018年赤字规模将达54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7%左右，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中“垫底”。其次，“高负债”加“高通胀”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般来说，经常账户赤字高企并不必然导致经济的高风险，但高赤字叠加高负债和高通胀，则会成为孕育经济危机的温床。埃尔多安执政以来，长期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和刺激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土外储来源不足、国民储蓄率低的情况下，对外资的依赖与日俱增，近七年来重大项目融资更是绝大多数来自外部借款，导致国际热钱涌入，企业负债率畸高。2017年外债规模高达4667亿美元，占GDP比重超50%；外储规模甚至不能覆盖短期外债；外资深度渗透金融业，外国贷款占土银行业资产40%。同时，埃尔多安为维持经济繁荣表象、争取选票支持，继续采取不计代价的激进经济政策，干扰土央行决策，强势压低利率，导致土国内货币超发、通胀率急剧攀升，7月高达15.4%，8月冲至18%，为近15年来最高水平。而新一轮强势美元周期更使土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美联储连续加息致使国际资本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新兴市场国家融资成本上升，债务情况恶化，货币贬值压力激增。土耳其不能幸免，从“继金砖国家之后最具潜力的经济体”沦为标普公布的“脆弱五国”之首，外界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土经济波动。 不过，若就此认为土经济行将崩溃，也恐失之偏颇。土经济固然处于“悬崖边缘”，但身上还绑有若干安全绳索。一是经济体量和基础相对稳定。土位居地区各主要经济体之首，地理优越性无可比拟，连接欧洲、独联体国家、中东地区及亚洲，在吸引投资方面确有独特优势；国内劳动力资源充足，30岁以下人口比例近50%；城镇化水平高达73%左右，超过欧洲和中亚地区平均水平（60%），长期看内需市场前景良好。土与俄罗斯、伊朗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油气进口有保障，在能源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空间大、机会多。未来若能加大劳动力培训和产业创新力度、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则有望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困境。二是有欧盟的坚定支持。土耳其曾长期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致力于与欧洲实现“一体化”，双方经济联系密切。土外来投资、债务和银行资产大部分来自欧盟国家，若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和经济动荡，将直接冲击欧盟。此外，土还是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唯一屏障，为欧盟国家挡住了汹涌的难民大潮和部分恐怖主义威胁。若土局势动荡，则无异于使欧洲门户洞开。因此，即便欧盟近年来对土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但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考虑，恐无法坐视土“跌落悬崖”，关键时刻仍会出手干预，充当土经济稳定的保险阀。
外交的“东”“西”转圜
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是其外交的首要不确定因素。土美这对传统盟友近年来龃龉不断，2016年土发生未遂政变后，双边关系恶化趋势明显加速。此次导致美国首次对北约盟友施加制裁、引爆土耳其里拉危机的“布伦森案”只是土美矛盾的冰山一角，目前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都难以调和。一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问题。美国视其为反恐盟友，土政府则将其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屡屡越境打击。二是居伦问题。土政府指控现居美国的伊斯兰教士居伦策划并操纵了未遂政变，多次要求美引渡均未能如愿。不仅如此，美还批评埃尔多安打击“居伦运动”的行动违背了人权和民主原则，土则怀疑美情报机构在政变中扮演了“不可告人的角色”。三是对伊朗制裁问题。土出于能源进口需要，不愿配合美对伊制裁政策；美方指责土未尽到盟友义务，威胁要对违反制裁条款的土银行、个人等采取惩罚措施。四是土欲购买俄式S-400防空导弹系统，附加技术转让条款。这引发美国及北约忧虑，一方面担心土成为俄打入北约内部的“楔子”，另一方面也惧怕俄通过与土合作获悉北约防卫体系的核心机密。这些矛盾导致美土战略互信不断降低，而特朗普与埃尔多安两位“政治强人”的行事风格，又进一步增加了土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但目前来看，土美关系的所有变数都有一条确定的底线，即持续紧张但不会最终破裂，“斗而不破”是当前也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双边关系的主要特点。究其原因，在于上述诸多矛盾都还有谈判空间，且关系破裂是双方“不可承受之重”。对于美国而言，土耳其仍是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之一，随着俄罗斯“回归”中东、美国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美对土战略需求也不断上升；与土决裂只会使俄罗斯坐收渔利，将土踢出北约防卫体系更无异于自毁长城。对于土耳其来说，美国是其第五大贸易伙伴，贸易流量对土经济与货币稳定至关重要；土国内军工产业尚处发展阶段，美仍是其自海外获得武器的主要来源；土需要北约的安全保护伞，以维持其在中东乱局中的優势地位。此外，埃尔多安意图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构建多元化外交格局，也必须平衡与各大国、各国际组织的关系。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土此前“主导与顺从”的同盟关系不复存在，双方需要在调整与磨合中探索新的关系模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土不会真正“背西向东”、远美亲俄，而是致力于在东西方之间、在美俄之间拓宽转圜空间，保持灵活身段，以求占据主动。
“不确定”是发展的必然
国际政治研究者对“稳定”有天然偏好，倾向于将“不确定”视为负面因素。具体到土耳其，如果将视野拉长、放远，则不难发现，其政经形势与外交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增加是其发展的必然。受中东地区乱局和温和伊斯兰政党上台执政等内外因素影响，2011年后土耳其逐渐走上“去西方化”的本土道路：在政治上逐步确立民主与威权相结合的体制，虽被西方诟病，但更符合中东的传统与现实；在经济上质疑西方模式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开出的“标准方案”，倡导“埃尔多安经济学”；在外交上追求政策与国家地位和身份吻合，独立性不断增强。这些改变越激烈，带来的不确定性就越多。未来这些不确定性究竟是会被缓慢吸收，还是会不断累积并酝酿成长久的动荡，最终还将取决于土耳其回归中东的变革之路能否走通。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