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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蒋方舟，这本书有出版的机会吗？”
在蒋方舟的《东京一年》豆瓣评分中，这条热评居于榜首。
从《打开天窗》被评为“2000年十大烂书之一”，到《圆桌派》的话题女嘉宾，围绕这位“天才作家”的议论从未停歇过。
近年来，蒋方舟频频出现于公众面前，勇敢表达着自我，但观众似乎并不认可。“长得丑”“爱抢话”“掉书袋”等成了观众赋予她的新标签，甚至给她冠之以“没有作品”的“文艺活动家”称号。
面对种种声音，蒋方舟并不曾因此而放弃自我，她有着一套自己的“处理系统”：年少时，她采用注意力转移法，将不开心的事、不美好的事忘却，去想美好的事物。如今，进入而立之年的她，有了更加成熟的处理机制，对于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她会“取其精华”，听取有价值的意见，从而反思自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用她的话说就是“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
1989年，蒋方舟出生于湖北襄樊，父亲是一名铁路乘警，母亲是铁路学校的教师。作为一名铁路子弟，如果没有那场“转折”，她可能会同其他大多数子弟一样，成为铁路线上的一份子。
“转折”发生在1996年，母亲“恐吓”她：“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此刻，在一旁的父亲也配合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手铐，假装地铐在了她的手上。小学生的蒋方舟在字典的帮助下，终于在八小时后完成了400多字的处女作《光荣传统》。
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23岁大学毕业后成为《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蒋方舟有着优越的履历，是家长口中常念叨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殊不知，“天才作家”身上所担负的，除了让人称羡的荣誉，还有常人所无法感受的孤独。
年少成名的蒋方舟，自小就成了被议论的对象，也是同学们口中的“独行侠”：总是一个人戴着耳机走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买东西。上高中时，学校为了方便她写作，给她安排了一个配有电脑的单人宿舍，自此，类似于宿管阿姨帮蒋方舟洗衣服、停电的时候是学校专门把电量输送给蒋方舟写作等等的流言便在同学们口中相传。
走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的蒋方舟是孤独的，读书带给她的“早熟”，使她在与同龄人交往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某种隔膜，“自从我开始写作，就无法与人轻松自如地交流了”，她无法融入他们的话题之中，在他们为某一笑话而哈哈大笑时，蒋方舟却笑不出来，但为了礼貌而不得不笑，这种情况曾让她觉得十分尴尬。她对于这种需要靠经营才能维持的友谊表示怀疑。
她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描述那时的自己：“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无人分享。喜事不能分享就像衣锦不能还乡，穿了华美的衣服却在黑而没有路灯的马路上一样难过。”
进入大学之后，这种与同龄人之间的疏离感也一直未曾离去。
但她从未因这种“被隔离感”而放弃自己，从未为迎合大家的喜好而放弃自我一贯的追求。大学期间，她几乎每周都会去学校附近的书店，挑选七到十本书，然后在一周内读完。
她很明确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不会为了迎合世人的眼光而放弃自我，而是一直朝着那个最好的自己奔去，朝着自己的梦想与追求而努力。
近几年，《奇葩说》《文字英雄》《中国成语大会》等一大波文化类综艺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蒋方舟将这一现象视为“文化人寻求公共表达的一个出口”。作为充满话题的青年作家，蒋方舟符合这些节目在嘉宾定位上的需求。
2015年，对蒋方舟来说，是忙碌的一年，是收获的一年，也是饱受争议的一年。
这一年，她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有大半年时间，我在密集地转场，那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自己在跑通告的感觉。”
而參加节目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自身经济上的压力。2014年，蒋方舟在北京买了房子，付完首付后，卡上只剩下了14块钱。此时，面对综艺节目抛来的“橄榄枝”，蒋方舟欣然接受了。毕竟“录一期马桶有了，录两期可以添置一件家具。”相比于写作，参加综艺无疑是个解决眼下经济问题最快速的方式。
出现在综艺节目中的蒋方舟，被网友们尖刻地点评着。在《圆桌派》中，她是充满话题的女嘉宾，关于她的批评与吐槽，在弹幕中占了大多数，网络上充斥着《看到28岁的蒋方舟，才惊觉徐静蕾的40岁有多美》《我们都想活成徐静蕾，最后都变成了蒋方舟》诸如此类的文章……
诸如此类的声音，未将蒋方舟打垮，没能使她退缩，她依旧勇敢地面对着这一切，勇敢地表达着自己。
她在《吐槽大会》上自曝自己的“讨好型人格”;在《圆桌派》中坦言自己的相亲史以及婚恋焦虑，称自己是“双性市场被挑选的对象”。
自她以“天才作家”的身份出现于公众视野时，便遭受了众多的“点评”。从《打开天窗》的“十大烂书之一”，到《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的“差评如潮”，再到《东京一年》的“如果不是蒋方舟，这本书有出版的机会吗？”的尖锐点评，蒋方舟的写作之路接受着各方的注目和质疑。
2015年，是蒋方舟陷入迷茫的一年。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这一年奔波于各个综艺之间的蒋方舟感觉自己迷失了方向，对于未来的走向，一度陷入迷茫。“没有作品”、伤仲永的评论，成为在她心头的一颗刺，使她感到深深的焦虑。
要不要继续走写作这条路？此刻的蒋方舟也并不确定。同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有的投向了影视圈，有的直接选择了放弃。依然挣扎在写作道路上的蒋方舟，在忙碌奔波于各大综艺节目的同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慌张。
正值困顿迷茫之际，她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于是，她“叛离”了眼前的一切，前往东京旅居一年。
蒋方舟称这段经历是一次救赎，使她“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在这段时光中，她会经常拿一台电脑，在离宿舍最近的咖啡馆，点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和一份意大利面，呆坐，看书。她会在东京热闹的街头“一个人没有意义地走来走去，沉浸在尴尬中”。
之后，她将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和感悟写在了《东京一年》中：“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补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一年后，回到北京，蒋方舟觉得未来变得豁然开朗。对于未来，她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开始尝试每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年挣够一定的数目后，不再接受过多商业活动的邀请，用看书、写作等方式来沉淀自己。
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她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未来：“以前我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扮演年轻人的角色，我希望自己在未来会是一个体面的中年人”。
如今，而立之年的蒋方舟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没有天赋”这件事，相比于之前的沮丧，现在的她反而认为“认清这件事还挺好的，很多人容易把热情误认为是自己的才华。”对此，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写作的决心，“我不可能因为这事存在风险，就不去做它。”
30岁，对蒋方舟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将坚定地走好写作这条路，并努力为之奔跑，成就更好的自己。
在蒋方舟的《东京一年》豆瓣评分中，这条热评居于榜首。
从《打开天窗》被评为“2000年十大烂书之一”，到《圆桌派》的话题女嘉宾，围绕这位“天才作家”的议论从未停歇过。
近年来，蒋方舟频频出现于公众面前，勇敢表达着自我，但观众似乎并不认可。“长得丑”“爱抢话”“掉书袋”等成了观众赋予她的新标签，甚至给她冠之以“没有作品”的“文艺活动家”称号。
面对种种声音，蒋方舟并不曾因此而放弃自我，她有着一套自己的“处理系统”：年少时，她采用注意力转移法，将不开心的事、不美好的事忘却，去想美好的事物。如今，进入而立之年的她，有了更加成熟的处理机制，对于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她会“取其精华”，听取有价值的意见，从而反思自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用她的话说就是“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
1989年，蒋方舟出生于湖北襄樊，父亲是一名铁路乘警，母亲是铁路学校的教师。作为一名铁路子弟，如果没有那场“转折”，她可能会同其他大多数子弟一样，成为铁路线上的一份子。
“转折”发生在1996年，母亲“恐吓”她：“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此刻，在一旁的父亲也配合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手铐，假装地铐在了她的手上。小学生的蒋方舟在字典的帮助下，终于在八小时后完成了400多字的处女作《光荣传统》。
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23岁大学毕业后成为《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蒋方舟有着优越的履历，是家长口中常念叨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殊不知，“天才作家”身上所担负的，除了让人称羡的荣誉，还有常人所无法感受的孤独。
年少成名的蒋方舟，自小就成了被议论的对象，也是同学们口中的“独行侠”：总是一个人戴着耳机走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买东西。上高中时，学校为了方便她写作，给她安排了一个配有电脑的单人宿舍，自此，类似于宿管阿姨帮蒋方舟洗衣服、停电的时候是学校专门把电量输送给蒋方舟写作等等的流言便在同学们口中相传。
走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的蒋方舟是孤独的，读书带给她的“早熟”，使她在与同龄人交往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某种隔膜，“自从我开始写作，就无法与人轻松自如地交流了”，她无法融入他们的话题之中，在他们为某一笑话而哈哈大笑时，蒋方舟却笑不出来，但为了礼貌而不得不笑，这种情况曾让她觉得十分尴尬。她对于这种需要靠经营才能维持的友谊表示怀疑。
她曾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描述那时的自己：“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无人分享。喜事不能分享就像衣锦不能还乡，穿了华美的衣服却在黑而没有路灯的马路上一样难过。”
进入大学之后，这种与同龄人之间的疏离感也一直未曾离去。
但她从未因这种“被隔离感”而放弃自己，从未为迎合大家的喜好而放弃自我一贯的追求。大学期间，她几乎每周都会去学校附近的书店，挑选七到十本书，然后在一周内读完。
她很明确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不会为了迎合世人的眼光而放弃自我，而是一直朝着那个最好的自己奔去，朝着自己的梦想与追求而努力。
近几年，《奇葩说》《文字英雄》《中国成语大会》等一大波文化类综艺节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蒋方舟将这一现象视为“文化人寻求公共表达的一个出口”。作为充满话题的青年作家，蒋方舟符合这些节目在嘉宾定位上的需求。
2015年，对蒋方舟来说，是忙碌的一年，是收获的一年，也是饱受争议的一年。
这一年，她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有大半年时间，我在密集地转场，那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自己在跑通告的感觉。”
而參加节目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自身经济上的压力。2014年，蒋方舟在北京买了房子，付完首付后，卡上只剩下了14块钱。此时，面对综艺节目抛来的“橄榄枝”，蒋方舟欣然接受了。毕竟“录一期马桶有了，录两期可以添置一件家具。”相比于写作，参加综艺无疑是个解决眼下经济问题最快速的方式。
出现在综艺节目中的蒋方舟，被网友们尖刻地点评着。在《圆桌派》中，她是充满话题的女嘉宾，关于她的批评与吐槽，在弹幕中占了大多数，网络上充斥着《看到28岁的蒋方舟，才惊觉徐静蕾的40岁有多美》《我们都想活成徐静蕾，最后都变成了蒋方舟》诸如此类的文章……
诸如此类的声音，未将蒋方舟打垮，没能使她退缩，她依旧勇敢地面对着这一切，勇敢地表达着自己。
她在《吐槽大会》上自曝自己的“讨好型人格”;在《圆桌派》中坦言自己的相亲史以及婚恋焦虑，称自己是“双性市场被挑选的对象”。
自她以“天才作家”的身份出现于公众视野时，便遭受了众多的“点评”。从《打开天窗》的“十大烂书之一”，到《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的“差评如潮”，再到《东京一年》的“如果不是蒋方舟，这本书有出版的机会吗？”的尖锐点评，蒋方舟的写作之路接受着各方的注目和质疑。
2015年，是蒋方舟陷入迷茫的一年。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这一年奔波于各个综艺之间的蒋方舟感觉自己迷失了方向，对于未来的走向，一度陷入迷茫。“没有作品”、伤仲永的评论，成为在她心头的一颗刺，使她感到深深的焦虑。
要不要继续走写作这条路？此刻的蒋方舟也并不确定。同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有的投向了影视圈，有的直接选择了放弃。依然挣扎在写作道路上的蒋方舟，在忙碌奔波于各大综艺节目的同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慌张。
正值困顿迷茫之际，她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于是，她“叛离”了眼前的一切，前往东京旅居一年。
蒋方舟称这段经历是一次救赎，使她“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在这段时光中，她会经常拿一台电脑，在离宿舍最近的咖啡馆，点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和一份意大利面，呆坐，看书。她会在东京热闹的街头“一个人没有意义地走来走去，沉浸在尴尬中”。
之后，她将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和感悟写在了《东京一年》中：“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补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一年后，回到北京，蒋方舟觉得未来变得豁然开朗。对于未来，她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开始尝试每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年挣够一定的数目后，不再接受过多商业活动的邀请，用看书、写作等方式来沉淀自己。
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她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未来：“以前我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扮演年轻人的角色，我希望自己在未来会是一个体面的中年人”。
如今，而立之年的蒋方舟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没有天赋”这件事，相比于之前的沮丧，现在的她反而认为“认清这件事还挺好的，很多人容易把热情误认为是自己的才华。”对此，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写作的决心，“我不可能因为这事存在风险，就不去做它。”
30岁，对蒋方舟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将坚定地走好写作这条路，并努力为之奔跑，成就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