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活动，胡蝶以21334票最高票数当选“影后”。胡蝶与阮玲玉同为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晚年移居加拿大。1978年的一天，年已七旬的胡蝶在加拿大温哥华濒海高层公寓25楼自己家里看电视，当时电视正在播放美国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这时，胡蝶在荧屏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尽管岁月在这张脸上留下了痕迹，但神采依旧。她就是好莱坞“电影艺术科学院”的发起人之一，第二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玛丽·皮克福特。皮克福特是美国默片时代的著名演员，美国进入有声片时代，她又以出演《柯奎特》一片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她丈夫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是美国著名的武侠明星，当年曾以《侠盗罗宾汉》《月宫宝盒》《侠盗查禄》等武侠片轰动上海。夫妇二人均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演员。1929年底，他们开始环游世界，考察世界各国的电影，及了解美国电影在世界各国的发行情况。他们所到第一站就是上海。当年上海《新闻报》《申报》等报纸在这对夫妇到达上海前，就作了详细报导。他们乘坐的豪华邮轮到达吴淞口码头时，已有5000多人等候在那里欢迎他们，其中既有他们的影迷，也有上海电影界人士。
　　张石川创办的上海明星公司当时已是一家大制片公司，见费尔班克对“明星”公司很感兴趣，张石川便热情地邀请他们夫妇到“明星”公司参观，后者欣然接受。欢迎费尔班克夫妇参观“明星”公司那天，100多位职工都出席了欢迎仪式，年方20的胡蝶亦在其中。留美学生、剧作家洪深担任翻译。欢迎会上，张石川与费尔班克分别介绍了中国和美国的电影业历史及发展情况。胡蝶记得，费尔班克的介绍使大家增加了不少见闻，了解到美国电影已进入有声片时代，这对于仍处于默片时代的中国电影界无疑是一种刺激和促进。胡蝶是费尔班克和皮克福特的影迷，如今见到偶像，除了合影，少不了还要当面请教。当胡蝶问皮克福特，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时，后者意味深长地告诉她，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必须不断地努力塑造角色，以及和同行们诚意合作。事隔50年，胡蝶依然清晰地记得皮克福特当年这句话。望着荧屏上自己昔日偶像老迈的身影，胡蝶不由想起了作家迈克·庐柯说过的一段话：“她虽然老了，但她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当摄影机的镜头移近她时，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她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她曾经历过幸福与快乐的时光。”那天胡蝶还找出她与皮克福特当年在上海的合影。看着照片，胡蝶思绪万千，并感慨道，“我想唯一可告慰的是，自那次见面以后的岁月里，我虽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但总算兢兢业业，努力向前，尽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了点工作。”
　　壹
　　胡蝶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不言而喻。她祖籍广东，当年父母来到上海，于1908年生下她，她与上海因此有了交集。父亲因工作经常在外，母亲慈爱却不骄纵女儿，胡蝶后来回忆道，在她步入影坛，小有成就时，母亲告诫她，“凡事不要争先，要退后一步，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胡蝶说，“后来在拍电影时，我总是服从导演的指导，主角也好，配角也好，我总是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演好分配给我的角色。”
　　胡蝶步入影坛有点偶然。1924年，一个名叫胡瑞华的16岁少女在报上看到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的中华电影学校首期招生广告，想去试试看，便报了名。报名前她想给自己取个艺名，先想到“胡琴”，一想胡琴要被人拉来拉去，就否决了。这时她想到了“蝴蝶”，蝴蝶可以飞来飞去，而且胡与蝴同音，就叫胡蝶，这名字不错。当时考生有一千余人，面试那天，为让自己显得成熟些，胡蝶特意梳了个横S头，左襟佩了一朵花，戴着长坠耳环，身穿长裙圆角短袄，打扮成少妇。考官由导演陈寿荫、剧作家洪深、小说史学家陆澹庵等人组成。面试考了几个自选动作，胡蝶以不同的步态揭示不同人物的内心，获得考官赞赏，她被录取了。中华电影学校学制半年，更像演员短训班，学员只需交少量学费。后来由于人事及经济方面的原因，办了一届即告结束。胡蝶从中学到了一些拍电影的基本技艺。胡蝶的银幕处女作是在无声影片《战功》中饰一位只有几个短镜头的配角，这给了她最初的银幕体验。胡蝶应友联电影公司之聘主演无声片《秋扇怨》，这是她正式从影的开始。如今这部古装悲剧片的详细剧情已经模糊，但第一次作为主演的那种紧张与兴奋，以及自己的认真和一丝不苟，一直影响着胡蝶。她的表演获得观众好评，这让她感到无比安慰。这期间胡蝶在感情上也发生了故事：在拍摄《秋扇怨》的过程中，胡蝶与该片年轻男演员、也是广东同乡的林雪怀擦出火花，两人堕入爱河，并订了婚。但不久胡蝶即意识到自己行事欠考虑。两人后因性格不合解除了婚约。此事在当时报刊上一度被炒作，让胡蝶很受伤。但她也由此认识到，演员一旦出了名，成为公众人物，其一举一动都受到众人瞩目，因此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万分注意。
　　拍好《秋扇怨》后，胡蝶被天一电影公司聘为基本演员。这不仅意味着她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还有机会在艺术实践方面得到更多磨炼，这是胡蝶更看重的。事实上她在“天一”短短两年间，出演了15部电影，不过多是古装片。1928年胡蝶从“天一”转入明星电影公司。这次改换门庭固然与公司的拍片理念和发展规模相关，待遇也是一方面原因。“明星”给她月薪两千元，实支一千元，另外一千等片子完成后给付，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那时胡蝶上有父亲母亲，下有弟弟妹妹，加之父亲患病，失去了工作，全家经济几乎全赖她这个长女支撑，她自己还得省俭开销。
　　胡蝶进入“明星”后拍的第一部片子，就是与阮玲玉合作主演的《白云塔》，这也是她和阮玲玉合作的唯一一部片子。拍该片使她俩建立起了友谊。在这部影片中，胡蝶饰正派女角，阮玲玉饰反派女角。胡蝶觉得阮玲玉在“明星”总不得志，比如她擅演正角悲剧，对这个反派女角并不喜欢，也不理解，而导演张石川偏要阮玲玉“脸上要有虚伪的假笑，心里要十分恶毒”，阮玲玉就是演不好。胡蝶觉得阮玲玉天性善良，这戏实在有点难为她。再加上个别演员不配合，反复拍摄，浪费了胶卷，又影响进度，急得导演张石川大骂，阮玲玉也连带被埋怨。阮玲玉感到委屈，却无从申辩，整日郁郁寡欢。之后正值“联华”公司招聘演员，阮玲玉去报名，并被录取。她最辉煌的演员生涯，正是在“明星”开始的。1935年2月，胡蝶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展览会，同时访欧。临行前，她去阮玲玉家向她暂别。阮玲玉和母亲、女儿小玉住在一起。知道胡蝶即将赴欧访问，阮玲玉很为她高兴，并感慨道，“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此机缘。”胡蝶发现，阮玲玉说这话时眼圈红了，连忙岔开话题，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两人聊了一下午，胡蝶告辞时，阮玲玉情绪已好转，并高高兴兴送她到门口，相约等她出访回来再聚。谁知胡蝶在出访期间，惊悉阮玲玉因个人情感遭遇且抵不住“人言可畏”而自杀的噩耗，为之伤感不已。 　　贰
　　胡蝶进入“明星”时，正是武侠片风靡之时，她出演的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甫一上映，立刻火起来，着实为“明星”大赚了一把。胡蝶也因演片中会飞行轻功的红姑一角而名声大噪。然而胡蝶更看重社会新闻类的影片，比如根据当时一则社会新闻改编的影片《血泪黄花》（又名《黄陆之爱》）。这则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某高级住宅的女主人黄慧如与人力车夫陆根荣因日久相处而生情，黄慧如兄长知晓后，大为不满，遂买通流氓毒打陆根荣致误伤人命，成为当时上海滩的轰动新闻。胡蝶在片中出演黄慧如。影片写实，加之社会舆论较同情黄陆二人，故影片卖座率很高，并获得好评。
　　之后胡蝶又在影片《歌女红牡丹》中出演主角。1930年，中国电影开始进入有声片时代。“明星”和百代唱片公司联合摄制《歌女红牡丹》。故事讲述京剧红伶红牡丹嫁给一个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丈夫，还遭到家暴。红牡丹逆来顺受，终因染病而倒嗓，声名一落千丈。这时丈夫不仅不体恤，反而变本加厉虐待她，甚至将女儿卖入娼门，后被一个追求红牡丹的富商赎出，母女终于团圆。红牡丹感恩，却仍原谅已入监的丈夫，甚至托人营救。该片于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在胡蝶看来，这部影片艺术水准和技术水准还不成熟。但由于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所以还是受到观众热情欢迎，并在上海及全国引起轰动，连续上映一个多月。而更重要的是，该片为中国电影从默片时代过渡到有声片闯开了一条路。此后各电影公司纷纷开始试制有声片，中国电影事业也一下子有了大跨越。
　　胡蝶主演的第二部有声片是由郑正秋编导的历史题材影片《自由之花》。该片描写袁世凯称帝后，蔡锷设法逃出京城到云南起义反袁的故事。胡蝶在片中饰小凤仙一角。影片开拍于1931年夏，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已显露，影片揭露袁世凯与日本相勾结，寓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胡蝶也说这是她从影以来较有现实意义的一部电影。该片需要去北平拍摄外景，胡蝶童年时代曾在北平读过两年多小学，得知此番可旧地重游，让她喜出望外。张石川带领外景队出发那天，胡蝶的父母及众多同事都到上海火车站来送行。火车到达天津，大家看到大批从东北撤下来的车队，以致火车无法前进，这才知道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沈阳已陷落。火车重新启动继续北上，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只是胡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因了沈阳失守，竟由此引发了一桩使她一度声誉大跌，让她困扰不已的公案。这起轩然大波是由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发表在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上题为《马君武感时近作》的两首诗掀起的。全诗如下：
　　哀沈阳二首
　　（仿李义山北齐体）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如今这桩公案虽早已了，但当年着实让胡蝶背上不堪的骂名。据说这是当年日本通讯社为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而造的谣。马君武出于义愤，一时未能将事情核实清楚，因此误信“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身为陆海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正驻节北平的张学良，全然不顾祖国山河破碎，竟搂着电影明星胡蝶跳舞尽欢，并作诗针砭。这就把胡蝶扯进了事端。前者被视为“不爱江山爱美人”，胡蝶则被认定是红颜祸水。不难想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此行为，岂能不遭国人痛斥。然而事实是，胡蝶一行是在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北平，在北平时因有三部影片同时开拍，时间极紧，难有空闲，大的应酬也必须集体行动。所以回到上海以后，“明星”公司专门在1931年11月21日的《申报》上，以胡蝶本人的名义刊登一则辟谣启事。导演张石川及演职员洪深、郑正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人，也在报纸上为胡蝶作证。事实上胡蝶此生别说和张学良跳舞，两人连面都没有照过。1964年6月，胡蝶曾赴台出席第11届亚洲电影展，当时有记者问她，要不要见张学良，如想见，他们可以联系安排。胡蝶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说罢她又苦笑着补充道，“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是又给骚人墨客以题目吗？”她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切自会水落石出，雨过天晴。
　　在北平“被见”张学良令胡蝶大为不快，回到上海后第二年，在“明星”公司安排下，见到正偕夫人周游世界的闻名世界的喜剧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却给了胡蝶一个惊喜。卓别林谈了自己的从艺经历和演艺经验，胡蝶听罢感到受益匪浅。那天胡蝶和卓别林夫妇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接下来等待胡蝶的一大喜事，就是前文曾提起的，1935年2月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展览会。当时我国遴选了《姊妹花》《渔光曲》《桃李劫》等8部影片，由制片、编剧、导演、摄影、翻译、演员代表共7人与会，唯一的演员代表就是举办方指名道姓邀请出席的胡蝶。这是时年27岁的胡蝶第一次出国，也是1922年中国自有电影以来，代表团第一次担负“文化交流”的使命走出国门。同船出访的还有受到苏联政府邀请去演出的梅兰芳及其剧团，胡蝶也因此与梅兰芳先生建立了友谊。此次影展会上我国参展影片《渔光曲》获得“荣誉奖”，这也是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参展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一行又访问了德、法、意、瑞士等欧洲各国，在考察这些国家电影情况的同时，推介中国电影，不仅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中国已进入有声影片时代，而且还拍出了荣获国际奖的好影片。
　　叁
　　应该了解一下胡蝶的感情世界了。林雪怀曾是胡蝶婚约上的“丈夫”，而她真正的丈夫是潘有声。胡蝶是在与阮玲玉、堂妹胡珊等人参加一次私人舞会时与在礼和洋行工作的潘有声相识的。不久胡珊带潘有声到胡蝶家玩，两人由互相钦慕而生情愫。胡蝶曾这样评价潘有声：“他是个干事业的人，做事情扎扎实实，待人诚恳，讲信用，肯动脑筋，肯钻研。”潘有声后来任德兴洋行总经理。因彼此都忙于事业，直到相恋六年后的1935年11月23日，两人才在上海九江路圣三一堂举行了中西合璧式婚礼。婚后两人互相尊重，彼此恩爱。胡蝶甚至一度打算“急流勇退”，只是被张石川等人一再挽留，才没息影，但她拍片已很少。之后他们移居香港，胡蝶拍片就更少了。 　　胡蝶在香港期间，先是发生“七七事变”，接着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中国进入全民抗战。胡蝶和中国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样，在港心系抗战，再无心拍片。她的这一心志，通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的危情下保住气节，不为日本帝国主义出演电影一事表达得可谓痛快淋漓。日军当时在被占香港派出一些“中国通”，对知名人士采取怀柔政策，想让后者配合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的“中国通”和久田幸助就多次找上胡蝶，要求胡蝶与日本电影公司合作，到日本拍摄影片《胡蝶游东京》，并声明是风景片，并不涉及政治。当时梅兰芳为抗日蓄须明志，一时传为佳话，胡蝶当然不能让自己成为侵略者的幌子。于是她推说自己有孕在身，不便拍片，等分娩后再说。这时她和丈夫已在作逃离香港的准备了。一天清晨，胡蝶一家在游击队帮助下，作走亲戚状，机智地躲过日军的监视，逃离了香港，一路历尽艰辛由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最后到达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全家才终于回到上海。有意思的是，战后在日本，胡蝶意外见到和久田幸助，后者告诉她，当年胡蝶全家逃离香港的当天中午，他发觉后连忙向日军总部报告，还因此受到上司指责。
　　抗战胜利后，上海局势仍在动荡，潘有声觉得他的事业在香港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所以不久他们一家重返香港。潘有声到港后即着手筹办兴华洋行。此时胡蝶虽也拍了几部影片，但协助丈夫经营已成为她的主要工作。众所周知，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直觊觎胡蝶的美貌，为了霸占胡蝶，曾想拆散她的家庭，只是因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命丧黄泉而未果。戴笠不知，胡蝶心中的男人是丈夫潘有声而不是他。胡蝶曾经这样说过：“有声是个爱护家庭的人，对我，对子女，克尽为夫、为父的职责”，“我和有声感情融洽，从未曾因为任何小事起过口角……”
　　不幸的是，潘有声在港期间查出患上肝癌，且是晚期，最后终告不治，逝于香港。此时胡蝶回首在抗战中逃亡的日子，在湘桂大撤退中的经历，曾觉得苦戏会演完的，会苦尽甘来的。现在面对丈夫的离世，她觉得真正“被命运之神逼到了人生的边缘，看不到曙光，只感到有声的逝去带走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一切生气”。可以佐证胡蝶这一心迹的，是她在移居加拿大后的1981年，偕儿媳回香港将潘有声骨灰移葬温哥华风景如画的科士兰公墓，同时在他的安葬处为自己购置了墓地。胡蝶愿意下辈子仍做他的妻子。
　　胡蝶总归是电影人，最后还是要从电影中得到救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胡蝶在根据现代作家徐訏小说改编、李翰祥导演的伦理教育影片《后门》中出演女主角。片中有一句台词“爱情是无法勉强的”，颇能道尽胡蝶的心声。该片196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禾奖，胡蝶荣获最佳女主角奖。不知她邂逅和久田之助是否在此期间。
　　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温哥华逝世，享年81岁。“蝴蝶（胡蝶）要走了。”这是她留在尘世的最后一句话，像电影话语，更像是她的大彻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