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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华裔女子的奋斗史：
大屠杀话语的西方叙事
“我经常会梦见被日本兵追击。”在写下《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后，张纯如这样对着镜头说。
这是个留着黑发，出生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华裔女子。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她的祖父在上海近郊太仓任县长，协助国民党军队打上海保卫战；外祖父母在南京生活。
因此，即便过去了数十年，这个出门说英文，进门讲汉语的移民家庭，永远少不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话题。
“饭桌上我们经常跟她讲过去的故事，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期间，她外公外婆差点失散的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没想到，餐桌上说的事，有朝一日会促使纯如写下畅销全世界的《南京暴行》。”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说。
于是，在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
在此时，大屠杀话语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活跃部分，但可惜的是，西方电影界的“大屠杀”几乎仅且仅指纳粹对犹太人的作为。在英语语境中，“Holocaust”一词来专指纳粹的屠犹行为，还没有任何一部英文著作来向世界说明日本人的这一恶行。
张纯如决定自己做这件事。她的好友叶鸿曾经在采访中问她，“中国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张纯如回答，“我看过，可是要用美国的方式来让美国人知道。”
张纯如开始奔波于各大图书馆，在耶鲁大学的资料馆中查找在华教会原始史料时，发现了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和珍贵史料《魏特琳日记》。1995年，她通过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著名专家吴天威教授，联系到了中国南京的学者们，在南京足足待了25天。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还给她提出了很多参考建议，开出了一长串的采访名单。“我一开始认为，这些地方一个女孩是不可能全部访到的。想不到，她真的一一去了那些地方，而且还找到了许多一手资料。”朱成山说。
两年后，《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全名为《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
在正标题中，相较于人们熟悉的“Holocaust”，“Rape”一词更加带有劫掠、浩劫、蹂躏的意思。而在此之前，在英语世界，人们更习惯于用“Massacre”来形容南京大屠杀，可这个词汇通常指的是“小规模的群体争斗所导致的死亡事件（甚至黑帮火并）”。
这本书甫一上市，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连张纯如也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
张纯如的文明追问
2004年的11月9日，张纯如的汽车出现在SantaClara县第17高速公路旁的一个水塘旁。
当时副警长Terrance Helm说，调查者的结论是，她向自己头部开了一枪。而在此之前的九月，张纯如就曾经意图自杀，只是并未成功。
美联社的报道中，这样解释张纯如的死亡原因，“她开始写第四本书——一本关于战俘的书的过程中，她生病了，然后被送往医院……在她出院后，她继续同忧郁症作斗争，在她写的一封信中，她请求人们记住生病以前的她，那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献身于事业的她……”
而她的母亲张盈盈，则认为是药品原因，“2004年8月，纯如南下采访后病倒，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这一药物在2004年FDA的检测中证明含有增强服用者自杀倾向的副作用。”
但无论如何，这位在27岁写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和NBA体育明星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一起被誉为当下美国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的女作家，在时隔九年后，选择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被安葬在美国加州洛斯阿托斯市的“天堂之门”墓园，碑上用中英文分别刻了她的名字：张纯如、Iris Chang。在名字的下方，镌刻着这样一段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和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三年后，大地电影及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投资一千万，邀请一家屡获奖项的制片公司——真相记录制片公司，开始拍摄张纯如的纪录片，准备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时在全球的电视网络和电影院播映。
这是一部既有张纯如的家庭录像片段、亲友口述、对幸存者的采访以及历史影像资料，甚至有演员情景再现等元素的纪录片，为的是表现出张纯如为公义的付出和坚持，竭力保存真相的勇气。
该片导演安妮·彼克将拍摄经历称作“这是一段我终身难忘并将影响我一生的经历。”她不讳言地说：“历史是没有国界的，南京大屠杀是反人道的罪行，应该让世界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希望用镜头保存和传播历史真相。”
事实也正是如此，遥远的时空感和文字的距离感，让西方观众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产生道德盲视，自欺欺人地认为不用承担任何道德责任。而这部包罗万象的纪录片，恰恰可以消弭西方主流社会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遥远距离，强迫西方主流社会近距离凝视南京大屠杀事件，从而拷问他们的道德良知。
就像张纯如曾经叩问过的一样，“我认为记住这些故事很重要，它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自以为有多文明，要让我们毫不犹豫地互相残杀是非常轻而易举的。最后，我只有一个问题，疯狂何时结束？”
一种真实的声音：遗愿10年与《南京》
张纯如的死讯公布后，张家父母异口同声地宣布了她的遗愿，“拍摄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要有世界级水准，类似《辛德勒名单》那样。”
而在时隔一个月后的圣诞节，影片出品人、美国在线副总裁的泰德·莱昂西斯和家人去往加勒比海岸度假。
“有一次我去书店买书，结果发现所有图书都是法文的。店主说他有45天的《纽约时报》，于是我买下这些报纸回去阅读。”泰德说。
而在这些过期报纸上，泰德看到了张纯如自杀身亡的讣告。“我发现她育有两个孩子，我也有两个孩子，所以我开始关注张纯如。后来我把报纸扔进了纸篓，那则讣告在最上边，每次进出我都能看到它。当度假结束时，我把这则讣告塞进了手提箱。”
泰德雇佣了16岁的儿子当实习生，把他派到华盛顿，去国会图书馆找一些张纯如和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还找到张纯如的母亲，告诉她自己想拍摄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然后找到当时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的导演比尔·古登泰格，把图书和一些视频资料交给他。在一年多之后，比尔同意做这个片子的导演。
2007年，《南京》上映，成为第一部以外国人的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尤其是短片中直接表现日军暴行的内容被评为“《南京》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片段之一”。 泰德坦言，“《南京》一片最好的事情是有许多人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人们有机会去谈论南京。”
自此，陆川的《南京！南京！》获得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并在2011年5月于美国公映；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请来了克里斯蒂安·贝尔，出现在第84届奥斯卡电影节上。
十年间，由华人王裕佳组织的“加拿大史维会”历经周折，首次成功把日本侵华这段历史“写”进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现在，世界史维会每年暑假都会选派美国和加拿大教师，组团去南京、哈尔滨、义乌、昆明等地分别考察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的历史，让这些中学、大学老师了解这段历史。”张盈盈说。
叶鸿在得知张纯如自杀的消息后曾说，“她来这个世上，就是来表达一种真实的声音。”事实上，南京大屠杀的确因张纯如的介入而更详细地为世界所知——她让全世界看到了南京大屠杀。
大屠杀话语的西方叙事
“我经常会梦见被日本兵追击。”在写下《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后，张纯如这样对着镜头说。
这是个留着黑发，出生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华裔女子。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她的祖父在上海近郊太仓任县长，协助国民党军队打上海保卫战；外祖父母在南京生活。
因此，即便过去了数十年，这个出门说英文，进门讲汉语的移民家庭，永远少不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话题。
“饭桌上我们经常跟她讲过去的故事，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期间，她外公外婆差点失散的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没想到，餐桌上说的事，有朝一日会促使纯如写下畅销全世界的《南京暴行》。”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说。
于是，在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
在此时，大屠杀话语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活跃部分，但可惜的是，西方电影界的“大屠杀”几乎仅且仅指纳粹对犹太人的作为。在英语语境中，“Holocaust”一词来专指纳粹的屠犹行为，还没有任何一部英文著作来向世界说明日本人的这一恶行。
张纯如决定自己做这件事。她的好友叶鸿曾经在采访中问她，“中国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张纯如回答，“我看过，可是要用美国的方式来让美国人知道。”
张纯如开始奔波于各大图书馆，在耶鲁大学的资料馆中查找在华教会原始史料时，发现了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和珍贵史料《魏特琳日记》。1995年，她通过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著名专家吴天威教授，联系到了中国南京的学者们，在南京足足待了25天。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还给她提出了很多参考建议，开出了一长串的采访名单。“我一开始认为，这些地方一个女孩是不可能全部访到的。想不到，她真的一一去了那些地方，而且还找到了许多一手资料。”朱成山说。
两年后，《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全名为《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
在正标题中，相较于人们熟悉的“Holocaust”，“Rape”一词更加带有劫掠、浩劫、蹂躏的意思。而在此之前，在英语世界，人们更习惯于用“Massacre”来形容南京大屠杀，可这个词汇通常指的是“小规模的群体争斗所导致的死亡事件（甚至黑帮火并）”。
这本书甫一上市，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连张纯如也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
张纯如的文明追问
2004年的11月9日，张纯如的汽车出现在SantaClara县第17高速公路旁的一个水塘旁。
当时副警长Terrance Helm说，调查者的结论是，她向自己头部开了一枪。而在此之前的九月，张纯如就曾经意图自杀，只是并未成功。
美联社的报道中，这样解释张纯如的死亡原因，“她开始写第四本书——一本关于战俘的书的过程中，她生病了，然后被送往医院……在她出院后，她继续同忧郁症作斗争，在她写的一封信中，她请求人们记住生病以前的她，那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献身于事业的她……”
而她的母亲张盈盈，则认为是药品原因，“2004年8月，纯如南下采访后病倒，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这一药物在2004年FDA的检测中证明含有增强服用者自杀倾向的副作用。”
但无论如何，这位在27岁写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和NBA体育明星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一起被誉为当下美国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的女作家，在时隔九年后，选择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被安葬在美国加州洛斯阿托斯市的“天堂之门”墓园，碑上用中英文分别刻了她的名字：张纯如、Iris Chang。在名字的下方，镌刻着这样一段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和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三年后，大地电影及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投资一千万，邀请一家屡获奖项的制片公司——真相记录制片公司，开始拍摄张纯如的纪录片，准备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时在全球的电视网络和电影院播映。
这是一部既有张纯如的家庭录像片段、亲友口述、对幸存者的采访以及历史影像资料，甚至有演员情景再现等元素的纪录片，为的是表现出张纯如为公义的付出和坚持，竭力保存真相的勇气。
该片导演安妮·彼克将拍摄经历称作“这是一段我终身难忘并将影响我一生的经历。”她不讳言地说：“历史是没有国界的，南京大屠杀是反人道的罪行，应该让世界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希望用镜头保存和传播历史真相。”
事实也正是如此，遥远的时空感和文字的距离感，让西方观众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产生道德盲视，自欺欺人地认为不用承担任何道德责任。而这部包罗万象的纪录片，恰恰可以消弭西方主流社会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遥远距离，强迫西方主流社会近距离凝视南京大屠杀事件，从而拷问他们的道德良知。
就像张纯如曾经叩问过的一样，“我认为记住这些故事很重要，它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自以为有多文明，要让我们毫不犹豫地互相残杀是非常轻而易举的。最后，我只有一个问题，疯狂何时结束？”
一种真实的声音：遗愿10年与《南京》
张纯如的死讯公布后，张家父母异口同声地宣布了她的遗愿，“拍摄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要有世界级水准，类似《辛德勒名单》那样。”
而在时隔一个月后的圣诞节，影片出品人、美国在线副总裁的泰德·莱昂西斯和家人去往加勒比海岸度假。
“有一次我去书店买书，结果发现所有图书都是法文的。店主说他有45天的《纽约时报》，于是我买下这些报纸回去阅读。”泰德说。
而在这些过期报纸上，泰德看到了张纯如自杀身亡的讣告。“我发现她育有两个孩子，我也有两个孩子，所以我开始关注张纯如。后来我把报纸扔进了纸篓，那则讣告在最上边，每次进出我都能看到它。当度假结束时，我把这则讣告塞进了手提箱。”
泰德雇佣了16岁的儿子当实习生，把他派到华盛顿，去国会图书馆找一些张纯如和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还找到张纯如的母亲，告诉她自己想拍摄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然后找到当时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的导演比尔·古登泰格，把图书和一些视频资料交给他。在一年多之后，比尔同意做这个片子的导演。
2007年，《南京》上映，成为第一部以外国人的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尤其是短片中直接表现日军暴行的内容被评为“《南京》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片段之一”。 泰德坦言，“《南京》一片最好的事情是有许多人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人们有机会去谈论南京。”
自此，陆川的《南京！南京！》获得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并在2011年5月于美国公映；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请来了克里斯蒂安·贝尔，出现在第84届奥斯卡电影节上。
十年间，由华人王裕佳组织的“加拿大史维会”历经周折，首次成功把日本侵华这段历史“写”进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现在，世界史维会每年暑假都会选派美国和加拿大教师，组团去南京、哈尔滨、义乌、昆明等地分别考察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的历史，让这些中学、大学老师了解这段历史。”张盈盈说。
叶鸿在得知张纯如自杀的消息后曾说，“她来这个世上，就是来表达一种真实的声音。”事实上，南京大屠杀的确因张纯如的介入而更详细地为世界所知——她让全世界看到了南京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