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即将进入尾声之际，国际媒体关注的东北亚热点，除了随时可能成为热点的朝核动向，就属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压日韩提高“保护费”。不过，真正对东北亚地区具有长期性、格局性影响的，是中日韩之间的互动。11月底，中日韩自贸区第16轮谈判在韩国举行。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提速是大概率事件。
　　12月下旬，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在中国成都举行。自2008年12月首次举行以来，这个已经机制化的会议，曾多次因双边关系的恶化而中断。但这次并没有，尽管日韩关系恶化到建交以来的历史低点。虽然至今僵局未解，但日韩均明确表态，双边矛盾不应影响三边合作。这很可能意味着，中日韩三边互动的逻辑在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即“三边”框架的动力在增强，至少已经到了不会因双边矛盾而轻易被“忽视”的程度。这是否意味着东北亞格局之变？

新动向

　　今年11月底的第16轮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很可能成为加速谈判的推进剂。这是RCEP谈判即将结束后的首次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从这两个自贸区谈判进程可以看出，RCEP谈判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事实上呈相互刺激或促进作用。2013年3月26日，首轮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个多月后的5月9日，首轮RCEP谈判在文莱举行。自贸协议必须反映成员国的经济结构现实，至少在生效之初，RCEP条款还无法做到完全发挥中日韩经济融合的潜力。
　　从这意义上说，RCEP的进展客观上给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增添了一份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即来源于中日韩经济发展的自我需求，也来源于东亚经济融合的客观需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4日在泰国出席第22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在肯定RCEP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时强调，“我们愿在此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朝着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迈进”。
　　经贸联系是中日韩互动的关键纽带。相比来说，外交关系则时不时扮演“不确定”的角色。如果以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确定年度领导人会议安排算起，今年12月下旬的成都会议应该是第12次而不是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4次被取消，都是因为双边外交关系生变。先是因为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来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又有中韩之间萨德反导系统矛盾。成都会议没有因日韩关系严重恶化而流产，或许是一个风向标，即中日韩三边互动将具有更大的“抗风险”能力。
　　“抗风险”能力的增强，重要原因之一是中日关系的改善。11月25日，安倍与在日本参加G20外长会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会晤时表示，希望中日双方努力，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年春对日本的国事访问，成为契合日中新时代且有意义的访问。近年来安倍对华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基于现实、着眼长远。在战略不确定性的时代，日本需要一个相对“确定”的日中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国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已是两国高层的共识。
　　与日本相比，韩国对华外交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明显。这不只是因为韩中经贸融合度更高（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生效，这也是目前三国间唯一一对自贸协定），也不只是因为在朝核问题上两国间的默契与配合。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韩国整个外部战略环境都在凸显中国对其的重要性。对于韩国来说，韩日矛盾、韩朝僵局，以及特朗普政府动摇美韩同盟的威胁，事实上使中国成了韩国周边战略环境唯一的稳定因素。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国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已是两国高层的共识。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本打算推动习近平主席年内访韩，但由于多种因素所限未能如愿，目前正在争取明年春实现访问。不难想象，韩国积极运作这事，与已经确定的明年春习近平访日不无关系。12月初，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将访华，作为安倍的亲信，他此访的主要任务就是沟通习近平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事宜。从外交日程来看，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中日韩将掀起一波高层互访的高潮。而这些高层访问，很可能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有“定调”的色彩。

新逻辑

　　为什么说可能带有“定调”色彩？因为中日韩互动的逻辑在悄然发生变化。中日韩三边对话的开启，以及领导人会晤的机制化，直接原因都是金融危机。1997年，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提议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参与东盟峰会，形成了东盟10 3框架。那一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肆虐。2008年，首次独立于东盟10 3框架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那一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蔓延。
　　十年之后，世界已经走出金融危机，却迎来了格局之变。这一点在东北亚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在经贸还是安全层面。从1997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东盟框架下会晤，到2008年正式建立三边会晤机制，期间经历了十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时断时续。从时间节点上看，中日韩三边合作从起步到机制化，都带有危机应对特征。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合作方向的犹豫不定，因为一旦危机缓解，合作动力也会减弱。
　　2018年5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7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该会议中断两年后首次举行。那次会议后的联合宣言写道，“我们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认识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坚守承诺，继续致力于经济自由化，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改善营商环境。”那时，中美贸易战已经阴云密布。联合宣言的表态意味着，中日韩三国都意识到了东北亚经贸秩序格局之变的可能性。 　　为何要“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因为这样的经济体系，是包括中日韩在内的整个东亚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不可或缺的前提。而且，维持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东亚政治精英的集体共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与这种共识格格不入。更为关键的是，美国的这些政策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是短期行为，而是带有强烈的秩序重塑意图。对于中日韩来说，这不能不说是格局之变。
　　据外媒报道，12月下旬在成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将会发布《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文件。这意味着，中日韩合作不再只是危机应对，在重心上将更多地转向向前看。而从双边层面看，这种转向已经发生。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时，安倍政府却在推动日中经济合作。根据相关数据，2010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总额，仅为美国同行的一半，但在2017年两者的数额已旗鼓相当。中韩自贸区升级谈判，也在持续推进。
　　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美中经济“脱钩”的同时，日韩推进“融合”的做法，无疑是对格局之变的主动回应。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后藤志保子在《重塑特朗普时代的美日贸易关系》的文章中称，美国把中国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的做法，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相悖。她认为，在中国已经成为区域经济重心的背景下，包括日本在内的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担心美中贸易战伤害其自身的经济增长。“对美国贸易政策不仅影响中国而是整个亚太地区的担忧，毫无疑问是北京与东京改善关系的关键因素。”
　　在安全领域，中日韩互动的逻辑也到了变化的节点时刻。特朗普强压日韩大幅提高美国驻军费用分担比例，某种程度上说在动摇两国的“国之根本”。“保护费”提升的幅度越高，日本越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连军队都无法完全自主指挥的韩国，“附庸”色彩只会更浓。在朝核问题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只是想把朝核威胁“冻结”在不危及美国本土的水平上。这样一来，对于日韩来说，朝核问题的解决不得不“回到”东北亚。

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美中经济“脱钩”的同时，日韩推进“融合”的做法，无疑是对格局之变的主动回应。

新格局？

　　政治可能瞬息万变，但地缘政治却带有结构性的“不变”特征。“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一篇论述东北亚将成长为世界“力量中心”之一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政治是关于现状的东西，“每一个微小变化都导致其他政治力量改变其短期策略”，但地缘政治“指涉的是一些结构性制约因素，这些因素控制着世界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为求取长期性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互动”。
　　中日韩的互动中，沃勒斯坦所说的“政治”依然在起作用，因为“各个政治力量对每一个事件都作出即时反应”。但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考虑正在凸显。这次的日韩矛盾因历史争议而起，这种情况在中日韩三国的双边关系中不是第一次。如果日韩让历史恩怨“压倒一切”，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机制也很难把它们吸引到三边对话桌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日韩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将带有更多地缘政治考量。
　　当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相匹配时，可能就孕育着格局之变。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 3框架下单独举行三边会晤，自那时起三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开始提速。20年来，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额从1300亿美元增加到7200亿美元。2018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为20.2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比23.5%，已经超过欧盟的21.8%，逼近美国的23.9%。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分裂，或许正是沃勒斯坦所说的东北亚“力量中心”之源。
　　不难想象，对于美国来说，中日韩三国经济的融合是可能动摇其经济霸权而需要应对的挑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对这个挑战的应对不得不说成效不彰。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与“美国优先”政策，客观上成了中日韩继续走向融合的外部动力。中日韩互动的未来走向，12月下旬在成都召开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明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对日本、韩国的访问，将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