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五、十六日，叶圣陶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短篇小说《脆弱的心》，其中的“许博士”乃以胡适为原型，这是众所周知的。胡适对叶圣陶的这篇小说赞扬有加，觉得“颇有意思”，直到二十多年后，仍念念不忘。但一九二八年四月，面对另一篇刊登在《京报》附送的《饮虹周刊》上以包括自己在内的“活人”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燃犀》，胡适却是另一番态度，他不仅写信表示异议，且下结论说：“本来这种用活人作材料的小说家是很不易做的，做得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p），做得不好便成了造谣言的乱谈了。”（胡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此信相关部分又刊《饮虹周刊》第七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
　　胡适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因为“主人公”或小说中的“活人”尚在世，每个人对人生轨迹的回忆和校准往往有着相当的排他性，所以不要说是小说里的虚构、夸张，就是据实而作，也未必符合“活人”对自己成长经历的记忆和想象。“gossip”在英文里，既有闲话、小道消息之意，也有流言蜚语的含义。胡适是在假设“做得好”时使用这个词的，也就是说，即便写作者“做得好”，其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也不过是“流言蜚语”，无法登堂入室。而这个假设与另一个“做得不好”的假设放在一起，等于是全盘否定了“用活人作材料的小说”。
　　但如果结合上述对《脆弱的心》的评价看，胡适更多是有针对性地善意提醒，针对的对象就是《燃犀》的作者、青年诗人卢前（署名：园丁）。“燃犀”一词在古代指明察事物、洞察奸邪，民国时代许多纪实作品均喜使用此词，词义亦转换成了纪实或记实。卢前的小说取名“燃犀”，在胡适看来，就等同于纪实或记实。小说里主要人物宋识时、来河清、凌近兰，也被胡适侦测出其原型是自己、蔡元培（鹤庼、孑民）和林纾（琴南）。既是纪实，又有现实中“活人”在，自然不能离事实太远，这是胡适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指出几点谬误的初衷。
　　不过，事实与艺术之间，并非需要完全对应，而写同时代及“活人”的小说亦有先例，卢前就举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曾朴的《孽海花》，并且说，“根本上小说决不是完全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主观的选择就不可避免，故他“觉得这一樁桩都是‘真材料’，所以才试作此书（按：指《燃犀》）的”（园丁：《关于〈燃犀〉答胡适之先生》，《饮虹周刊》第七期）。
　　所谓事实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事实，如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天然关系（如父子、母女等）;另一种或可称为主观事实，即交往中的谈话、表情、动作等，它们往往存在于他人的记忆、印象之中，而他人的好恶、心情也影响到选择、记录和结果。这些事实，就经常带有主观色彩，很可能让原本的事实变成一场罗生门。
　　胡适在纠《燃犀》之谬时，关注的多是物理事实。如“我结婚时，先母尚未死”;“当陈独秀先生做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元培）先生长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和“他（按：指林琴南）给蔡孑民先生的长信，并不是辞职的信”均是如此。唯一不属于物理事实的是“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均见胡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但胡适也非亲眼所见，故卢前在回应时，要强调“林琴南先生拾女红鞋的事，的确是事实”。因为“王晓湘老先生（名苏，林氏弟子），固亲口对我说过。我还另外听见林老先生的亲戚也说过”（《关于〈燃犀〉答胡适之先生》）。
　　实际上，在“主观事实”下，各人的选择往往是关键，它又与各自的素养、倾向、对现实的感受形成的所谓“先见”有极大的关系。胡适不赞同卢前（园丁）设置这个细节，“事实”与否是在其次的，他还是出于自身的现代道德意识，所以他说：“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胡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卢前“实际上拾女鞋不能说诬蔑他的人格”（《关于〈燃犀〉答胡适之先生》）的自辩，表面看是未曾意识到这个情节所产生的道德效应，但根本上说，还是他与胡适在先见上的差异使然。
　　“主观事实”下不同选择的实际呈现最容易发生在观点分歧或意见差异时，有关《燃犀》的忠告和回应就是一个证明。胡适不满《燃犀》的一个原因是，作者不仅编造情节，拿自己开涮，且兼及前辈、同侪和后辈，这也是支持他的忠告和指谬的道德上的理由。现在看，小说《燃犀》的艺术价值着实一般，整个小说都是事大于人，而其“事”又大多由不经筛选的小道消息组成，加之态度戏谑，口气轻佻，半文半白的文字亦缺少美感，缺乏“赤裸裸的写一个人”（见胡适：《传记文学》）的尝试和努力，确实让一向爱惜羽毛，且一向重视历史证据，对传记创作有固定见解的胡适难以平静地接受。
　　但被描述的“活人”有所期待，小说的作者也有自己的创作动机、诉求。如果说，前者有“原型正义”的话，后者也有着“作者正义”，而小说也有其“小说正义”。
　　胡适全盘否定“用活人作材料的小说”的价值，就影响了“作者正义”和“小说正义”的声张，也让小说作者难以接受。卢前回复说：“因为不是作个人的传记，所以有些想象的，不全是事实。”而“文人可以说是怪人，《燃犀》所烛的是这般文学界的怪人，非妖怪之怪也”。从动机上说，“全篇以幽默为中心，丝毫无攻讦的意味”。至于胡适，“诚然，何识时或许就是先生，所写违背事实的地方，当然有的，因为我原来有些想象在里面的缘故”（《关于〈燃犀〉答胡适之先生》）。不过，卢前并不以胡适的提醒和忠告为意，反而以为，此事经过彼此一个回合的往返，已经得到了胡适的“谅解”，故而未落入“文人相轻”陋习的窠臼。而如此“幽默”的描写，亦是为了避免染上当时“文人标榜”的风气（编者：《我们的态度与〈饮虹〉之过去及未来》，《饮虹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
　　正是秉乎此意，《燃犀》在刊登胡适来信后，又在第八、第九期上继续连载。但刊登《我们的态度与（饮虹）之过去及未来》的第十期，似也是《饮虹周刊》的终刊号，当期并未连载《燃犀》，在一段附注中有“本期因稿件拥挤，《燃犀》暂停一次，下期再继续”的简要说明。不过，在《我们的态度与（饮虹）之过去及未来》中，编者又称，要另办《暴风雨日刊》（作为《国民晚报》的副刊），《燃犀》从第四章起将移至该刊。但查现有材料，尚未见第十期以后的《饮虹周刊》，这份差不多是卢前一人支撑的同人刊物很可能不再继续;而新创的《暴风雨日刊》至今未能查及。